本篇文章是由《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發表的一篇政治論文，擬刊載文章的范圍:青少年問題研究、團的工作規律研究、青運史研究、思想道德文化建設與青年、鄧小平理論、成人教育改革、職業技術教育研究、大學生研究、經濟問題研究、區域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黨風與廉政、管理科學研究、文史哲研究、倫理學、心理學、法學、社會學研究、熱點問題透視等方面的學術論文和研究報告。

　　[摘要] 民族主義是晚清以來各種思潮的底色，女性主義概莫能外，故兩者能在“興女學”上形成某種或某些契合，構成互構關系，但由于存在假設主體、存在基礎和政治訴求諸多差異，賢妻良母主義成為兩者發生碰撞的關節點。

　　[關鍵詞] 女性主義;民族國家;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作為晚清以來各種思潮的底色和主導力量，與晚清傳入的在西方方興未艾但仍居邊緣的女性主義不期而遇將呈現怎樣的圖景?戴錦華認為:“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并置似乎十分邏輯又不無荒誕”。之所以荒誕，在于兩者在理論表述系統中形同水火。從女性主義立場來看，民族主義尤其是其典型形態“國家民族主義”，無疑是父權結構的集中體現，是社會壓抑與暴力之源。而從民族主義立場上看，女性主義或是一種女人的無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種極端危險、極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實踐層面上兩者卻又彼此介入、相互滲透，“女性主義作為婦女運動的一種策略，在實際行動中提供介入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婦女實際處境不僅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語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國家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2]實踐層面上的這種奇特的勾連使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常常糾纏在一起，形成既互構、又碰撞的關系。然而，學界對兩者的關系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于兩者的內在張力關注尤少，本文選取女子教育作為切入點，以期對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作出進一步的思考，探究對本文主題展開新的更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話語互構

　　受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時代主題的召喚，一切現代化運動都不能離開民族主義的保駕護航，否則將難以長久，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亦不例外，它與百年現代化歷史相始終，因此，中國女性主義的歷史與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息息相關，既互為前提，又相互依賴。

　　(一)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互構的動因

　　其一，民族國家話語建構的需要。自晚清戊戌維新運動以來，民族危亡如影隨形，無時不壓迫著時人特別是男性知識精英的神經，引發其對民族未來的憂慮和思索。雖然女性是民族國家的“她者”，但民族國家在建構“自我”的時候，卻需要倚仗這個“她者”。男性知識精英由對民族國家的關注而把焦點集中到女性身上，女性被認為是富國強兵的負擔，屬于被“喚醒”的普通民眾之一部分，由此她們成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隱喻”和前瞻性設想的一部分。“我中國之所以養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實四千年來沉沉黑獄之女界之結果也……喚起國魂，請自女界始!”[3]亞特進一步論證：“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始。”[4]這里的“國民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母親，而是一個“隱喻”，女性在此成為民族國家建構自身的能動機制。

　　為了論證女性與國家的關系，先進知識男性一方面將中國的軟弱歸結于中國的“種氣”不強，進而歸因于女性身體的軟弱(“小腳”)，不纏足運動由此發端。另一方面，如梁啟超在《論女學》中把中國經濟實力弱歸結為“二萬萬女子為食利者”，“國何以強?民富斯國強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現實卻是“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5]在這里，梁啟超不惜通過全盤否定婦女在歷史上的貢獻(事實上婦女一直參與生產)來強調女學的重要性。無獨有偶，馬君武翻譯的彌勒·泰勒《女權說》中竟出現“家庭者，國之脊骨也，在家庭間如是，在一國中亦何獨不是”、“女人遂能與國相直接而有國民之責任焉”等“符合國情”的語句。顯然，馬君武是出于民族國家的訴求而把個人觀點滲透其中。正如王政所言：“女性在當時是被作為一種象征符號被有話語權的男性言說，女子既被說成是國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現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婦女問題(婦女是‘問題’)，是為了尋找一條救國的途徑，婦女是載體/手段，強國是目標。”[6]

　　其二，精英男性主體身份建構的需要。20世紀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強的傾軋，中國人的“被殖民”心理開始泛濫，使得精英男性對自身身份和民族認同產生焦慮，由此把女權表現為現代男性和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標志。康有為在“婦女之苦總論”中列舉了女子遭遇的八種“不得”權利(即八種性別壓迫)，正是它們造成女子低下的社會地位，因此主張“天賦人權”，“女子亦人也”，侵犯女子的權利即是侵犯“天權”，甚至提出廢除家庭的激烈主張，[7]但是他“解放”婦女的思想是要成就世界大同的目的，所以并未意識到喚醒女子的自覺，可見其婦女觀是以男人為本體，出自男性主體身份建構的需要。金一毫不掩飾對西方平等自由的向往：“夢想歐洲白色子，當此時日，口卷煙，手榔杖，肩隨細君，挈帶稚子，昂頭掉臂于倫敦、巴黎、華盛頓之大道間，何等快樂，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間接法知之。”[8]“肩隨細君”流露出他渴望找到一個紅顏知己享受真正的愛情，以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時，通過標榜男女平等，向歐洲白人看齊，以示自己的現代男性身份。

　　難怪何震尖銳地質問：“何近歲以來，為男子者，轉提倡女子解放之說，主張男女平等之制?”她總結出三大原因：一是由于“中國男子崇拜強權……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纏足，使之入學，授以普通知識，則中外人士，必將稱為文明”，因此男子是“因求名而解女子者也”;二是通過解放女子減輕自身養家的壓力，“生值此時，悟室家之累己”，“乃提倡女子獨立，以女子依賴于男為大戒”;三是為了女子能勝任治家教子之職，“中國男子以家自私，以后嗣為重，而治家教子之勞，又非一己所能堪，乃欲以治家教子之事，責之女子”。[9]簡言之，解放女子就是為男系家族培養優秀的后代。對這個年代的精英男性來說，推崇女權既表達了處于種族等級結構劣勢的漢族男性對平權理念的追求，也是處于動員女子加盟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還是建構現代男性主體的一個要素，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區分的標志，并為自己作為一個解放者的身份做鋪墊。

　　其三，知識女性主體身份建構的需要。在民族國家內部，對女性的定位一直處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婦女成為“新女性”，另一方面又充滿了對于“新女性”之不純凈的焦慮：“她”既要與西方女性不同，又要與傳統女性不同。這顯示了婦女與國家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深層矛盾。面對這一困境，當時的知識女性清醒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是其存在的前提條件，女性主義一旦被抽去了民族主義的內核，它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合法性便受到威脅，女子解放將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她們在思想上達成一種共識：只能通過對民族國家盡責任來實現男女平權，通過建構責任話語來建構女性的主體身份。“從前女界雖權利失盡，然義務亦失盡”，“吾輩欲與之爭，須先爭盡我輩之義務，則權利自平矣”。[10]她們自覺地把盡義務、參與社會，作為爭女權的條件之一。

　　20世紀初成長起的一批勇于擔當社會責任的知識女性群體就是例證。陳擷芬創辦《女報》;呂碧城擔任天津《大公報》編輯并創辦女子教育會;何震在東京成立女子復權會并創辦《天義》雜志;張竹君在廣州創辦多所醫院和女校，被譽為“女界梁啟超”;更有早年留學海外、回國后開辦醫院救死扶傷的康愛德、石美蘭……據張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團體》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1901—1911年涌現的女子團體達40多個。有些團體直接以“爭取女權，振興女學”為宗旨，如1903年薛錦勤創立的中國女維新會，1904年胡彬夏創建于東京的共愛會，1905年秋瑾創立于東京的雄辯學會，1906年煉石(燕斌)等創立于東京的中國留日女學會等。此外，她們還對“如何盡義務”進行理性思考。燕斌主張通過增進學問來盡義務和提倡女權，“你如在社會上盡一分義務，自然就有一分權利，盡十分義務，就有十分權利。這是絲毫也僥幸不得，所有本提倡女權，是要指望大家先從真實學問下手。”[11]木蘭同鄉在演講中主張以女子教育為切入點來建設國家：“專靠男子總是做不出什么事業的，還得要我們姐妹們把國家支持起來……政治問題，真是千條萬緒，總得尋個頭腦。第一以女子教育下手。”[12]懺碧闡述了自由與學問、權利的關系，“自由的資格只有求學問了……有了自由的資格，就可以享得自由的權利，就可稱謂自尊自貴。我們女界中既然能夠自尊自貴，他們男界要想侵犯我們的自由，也無從侵犯了。”[13]

　　(二)互構的標識：“興女學”成為國家話語

　　上文已論及，精英男性在設計現代化藍圖時已將女性納入其中，然而“廢纏足”僅僅解放了女性的肢體，要解放女子的精神，使其成為相夫教子的“國民母”還有賴教育。最早提出女子教育的是早期維新派陳虬、宋恕、鄭觀應等。陳虬提出，中國應“設女學以拔其材，分等錄用”，他認為占中國人口半數的婦女不讀書、不參加勞動，這無異于“無故自棄其半于無用，欲求爭雄于泰西，其可得乎”?[14]1891年宋恕對中外女子教育狀況作比較后，指出：“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之九，少亦九十之二。黃種之民，識字者日本最多……印度識字者今亦得百分之四”，而中國“計今識字者，男約百分之一，女約四萬得一，去印度尚遠，況日本與白種乎?”明確主張效仿日本，分設學校，對6-13歲兒童不論男女實行學校教育;女生學有所成者給予“博士號”;女教師難求時可“暫許延男師”[15]。1892年鄭觀應在宋恕設想基礎上提出實施方案:“廣籌經費，增設女塾，參仿西法，譯以華文，仍將中國諸經列傳訓誡女子之書，別類分門，因材施教，而女紅、紡織、書數各事繼之”[16]，他的女學觀體現了一種新舊兼容、中西并包的原則。

　　“興女學”雖被作為強國之策而提出，但此時大多限于坐而論道。甲午戰敗使朝野震動，救亡圖存成為當務之急，在救亡吶喊中，女學不興被認為是國家積弱的根源。梁啟超的言論把這種觀點體現得最為充分：“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后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本原也”，因此指出天下急務甚多，“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其理由有三：一是只有將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才能“富國富民”;二是讓婦女接受教育既有利于家庭和睦也有利于社會進步;三是把西方“男子之半，其導源亦出于婦人”作為女學重要的佐證。在此，他把學習西方女學與批判現實、改革政治融為一體，將倡興女學與敘述國事、描繪危局融為一爐，得出“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17]的結論。金一提出的“女子教育之八種方法”無一例外服務于民族國家，“教成體質強壯，誕育健兒之人”、“教成德行純粹，模范國民之人”兩方法將婦女穩置于家國機制當中，“教成堅貞節烈，提倡革命之人”[18]進一步把婦女解放的訴求歸于革命旗幟下，以將女國民奉獻革命為最高鵠的。柳亞子亦認為“欲光復中國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學，而女權不昌，則種種壓制、種種束縛，必不能達其求學之目的”[19]，也把女權與女學相提并論，但落腳點仍在女學。總之，這些精英男性通過撰寫檄文，抨擊傳統，倡言女學，使“興女學”作為一個符號深入人心，并逐漸被建構成國家話語。

　　與此同時，先進知識女性借助西方“天賦人權”、“男女平權”等理念，紛紛在自辦的報刊上撰文，為“興女學”思潮推波助瀾。康同薇指出：“遍立小學校于鄉，使舉國之女，粗知禮義，略通書禮……特立大學校于會城(省城)，務平其權”，且認為這符合“孔子之道”[20];薛紹徽的見解更引人注目，她以孔子“其教人也，兼男女而言之”為依據，指出女教“幾幾乎微”的可悲局面是封建禮教造成的，推說周官舊政被封建統治者所篡改。[21]康、薛兩人一方面借用“天賦人權”觀為興女學張本，另方面又非要使之符合孔子之道和古代禮儀，反映了維新派婦女女學思想的矛盾和不成熟。林宗素把女學作為倡導民權與女權的先決條件，在《女界鐘》序言中說：“處二十世紀權利競爭之世界，茍不先歸重于學問，而徒倡言民權，女權無當也”,“使之由學問競爭進而為權利競爭。先具其資格而后奮起奪得之，乃能保護享受于永久。”[22]燕斌在日本創辦的《中國新女界雜志》，因經費不足只辦了5期，但涉及女學的文章就有10余篇。比如佛群從歷朝歷代的女學與國家的盛衰關系來說明興女學的重要性;[23]燕斌提出“斯教育一女子，即國家真得一女國民，由此類推，教育之范圍日以廣，社會之魔害日以消，國民之精神即日以發達”[24];清如反面論證女子不受教育的不良后果，“今夫一女不學則一家之母無教，一家之母無教則一家之學失教，積人成家，積家成國……”[25]。她們從不同角度闡述女學的重要性，并借助民族主義話語來為女學和女權鳴鑼開道，某種程度可以說，她們參與精英男性的共謀來使“興女學”成為國家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