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人民文學》發表的一篇文學論文，創刊于1949年，由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文學期刊,以發表中短篇小說為主，兼及長篇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隨筆、兒童文學等。是國內較有影響的文學刊物之一。《人民文學》是中國一流純文學月刊，你可以這么認為——它基本上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是同類刊物的權威。

　　[摘要]喜劇的美學品質在于:喜劇與悲劇是異體同源的藝術體裁，它們的精神是人類生命的內省意識，喜劇的“笑”與悲劇的“淚”相反相成，互相融會，喜劇的笑隱含著偉大的悲劇精神。喜劇產生于社會的民主意識，這種意識是人類生命追求平等、自由和愛的精神，放棄這一點，就等于放棄了喜劇的靈魂。

　　[關鍵詞]喜劇文學;美學品質;悲劇精神

　　亞里士多德說:“喜劇是對于比較壞的人的摹仿，然而，‘壞’不是指一切惡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種是滑稽。”[1]55于是，喜劇的特征是笑，喜劇藝術的特征是滑稽、幽默、詼諧、諷刺……，這是歷來研究喜劇的主要話題。但是，縱觀喜劇藝術的發展，喜劇的笑中卻始終蘊涵著悲劇的成份。阿里斯托芬的笑是一種憤恨揶揄的笑;塞萬提斯的笑是悲愴而充滿激情的笑;拉伯雷的笑中具有一種偉大的挑戰精神;莎士比亞的笑隱藏著反抗專制，弘揚人性的人文精神;莫里哀的笑是戰勝人間“惡習”的銳利武器;博馬舍的笑是憤怒爆發之前的笑;果戈里的笑是“含淚的笑”;契可夫的笑是笑不出來的笑;尤金·尤奈斯庫、塞繆爾·貝克特、弗蘭克林·阿爾比的笑則是淚花飛濺的笑。總之，越是細心體會喜劇的笑，就越發感覺到喜劇中蘊涵著人類的悲劇精神，同樣，悲劇的生命意識也蘊藏在喜劇藝術中。

　　一

　　希臘悲劇起源于酒神祭祀儀式中的“酒神頌”，喜劇則起源于葡萄豐收時節酒神慶典儀式的活動，二者都與酒神結下不解之緣。在俄林波斯神話里，酒神是一個遭受殘酷迫害卻仍然狂歡作樂的神，他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并且引起人類的共鳴，就是因為他的醉生夢死恰好和人類天真好奇、頑強生存卻又不能左右命運的境遇相和諧。現在人們已無法追溯酒神最古老的身影，但直到古希臘民主政治的鼎盛時期，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酒神的祭祀慶典依然盛行。活動中，酒神的生命剛好完成一個死而復活的循環，古希臘人正是在這循環中反復體驗著酒神生命的痛苦和死亡的美麗，體驗著酒神醉生夢死的歡樂與瘋狂。

　　正如尼采所說:“這一民族如此敏感，欲望如此熱烈，本質如此特別地能受苦。這種民族如果不在諸神當中發現他們自己的生存是被更高的光輝所籠罩，他們將有什么別的辦法生存得下去呢?產生藝術的這同一沖動，作為生存的補充和極致，而引誘人類得以延續生存，這種沖動也促成俄林波斯世界的產生。”[2]359-360所以，作為生存的補充和極致，源于人類生命的內省意識，希臘人創造神話、史詩，同時也創造悲劇和喜劇。

　　生命的存在始終面對毀滅，毀滅威脅著生存，同時又創造新生，于是，有了人生的悲劇和喜劇。正是在這種生存還是毀滅，悲喜交加的體驗中，為了減輕生存的痛苦，鼓蕩起生存的勇氣，堅定地尋求生命的意義，人類才創造了悲劇和喜劇。悲劇使人尋找并贊美人生的偉大與崇高;喜劇則使人迎接生存的歡樂與迷醉，探索生命意義及其存在的方式，二者的差異僅僅是藝術的形態，二者的精神則是高度同一，即:直面慘淡人生，將生命之真誠奉獻給生命。悲劇把人的目光引向抗爭、流血、死亡，將悲壯的犧牲獻祭給永遠處于前赴后繼的人們面前，讓人們勇敢地迎接死神的挑戰，以無所畏懼的犧牲去求得生存與發展。

　　喜劇則把人的目光引向生命道路的迷津，將生命存在方式展示給人們，使人們拋棄罪惡，回避虛無，求得人類的進步，在死亡中慶賀復活，就像阿里斯托芬所說，“死人所受的懲罰是罰我再活一輩子。”[3]盡管在藝術世界里，悲劇摹仿的對象與喜劇摹仿的對象存在明顯的差異，然而，悲劇與喜劇的主體精神卻是同一的，因為二者都顯現主體趨向完美，趨向幸福的內在需要。

　　喜劇也是高尚、嚴肅的藝術，它需要的詩人絕不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輕浮的詩人，而是高貴、正直、認真對待生活的人類的優秀兒女。古往今來，有多少優秀詩人獻身于喜劇藝壇，導演了一幕幕著名的喜劇，并且，用他們的生命演出了一幕幕人生悲劇。“喜劇之父”不僅率直地宣布“使人類墮落的詩人應當處死。”[4]而且，因為抨擊非正義的行為還受到統治者嚴厲地制裁。古羅馬詩人朱文納爾戳痛了社會的膿瘡，便遭遇終身流放埃及的判決。“神的喜劇”的詩人但丁，終身為意大利民族復興奮斗，最終在異鄉拉文納悲慘死去。以諷刺教會、呼喚人性復歸為宗旨的詩人卜伽丘，活著時遭受教會的迫害，死后還被挖墳暴尸。拉伯雷在《巨人傳》里贊美知識，贊美真理，贊美愛情，不僅他本人被驅逐國外，《巨人傳》的出版商也被活活燒死。塞萬提斯一生主持正義，卻與他創造的人物堂·吉訶德有著幾乎相同的命運。

　　莫里哀為了《偽君子》的公演，三上陳情表，同皇族、教會的斗爭長達八年之久。莫里哀熱愛喜劇勝于生命，在演出《無病呻吟》時累得吐血而死。不言而喻，喜劇同樣需要生命的真誠，藝術家只有真誠奉獻，直面人生，才能維護喜劇的價值和尊嚴。

　　二

　　悲劇面對殘暴與災難，超越死亡，充分展示精神的偉大與崇高;喜劇面對丑惡，超越生活，充分顯示人類對于卑鄙、丑陋、渺小的批判精神，二者都是在為人類的生存尋找一條從有限到無限、從自然到自由、從現實到理想的精神之路。但是，喜劇的笑與悲劇的淚終究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悲劇通過主體內在需要的宣泄完成藝術的顯現，喜劇則通過主體內在需要的滿足完成藝術的顯現。人的生命根植在自然與社會中，就必須接受自然法則和社會契約。在悲劇和喜劇的藝術世界里，由于藝術與人生存在著距離，人們便可以在藝術的創造、接受中獲得盡情地宣泄和滿足。面對喜劇舞臺，人們可以愉悅地笑，盡情地笑，無聲地笑……喜劇的笑不同于現實的笑，它與現實的丑陋、低俗、惡意等引發的笑完全相反，它是人的精神超越現實之后的歡欣，是人們追求自由與光明，拋棄丑惡與黑暗的表達，也是人的生命缺憾得到補償后的滿足和快慰。

　　喜劇的笑還是一種混合著快感與痛感、高尚與寬容、蘊含著悲劇意味的笑。尼采談論悲劇時說:“從酒神的笑聲里產生了俄林波斯諸神，從它的眼淚里產生了人。”[2]361事實的確如此，《伊利亞特》是描繪希臘人的偉大悲劇，可是悲劇的后面卻是一群極富喜劇性的導演人間悲劇的諸神。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鵓鴣國”里，自由的鳥兒、頑皮的猴子使得人們為自由、幸福遠離人間而悲哀。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瘋狂癡癲，令人笑得發癡，可是，他的內心卻流露著倍受摧殘，理想化為泡影的悲哀。莎士比亞嘲笑夏洛克的自私、殘忍和冷酷，又流露出對這個猶太人倍受歧視的同情。莫里哀筆下達爾杜弗極富喜劇性的表演里，人們可以看到，誠實蒙上了雙眼，憤怒扭曲成莽撞，美麗遭受褻瀆，真理忍受愚蠢的漫罵與鞭撻。果戈里《死魂靈》里的五個地主可恨、可笑，然而，他們的表演卻構成了一曲俄國舊式地主衰敗的挽歌。契可夫筆下的“小人物”，完全處于作者幽默、詼諧筆調的包裹之中，但正是這種喜劇性，加強渲染了這些小人物的命運悲劇，讓人欲哭無淚。甚至有的極富喜劇性的作品，如:莎士比亞的《馴悍記》、莫里哀的《偽君子》、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姻》、契可夫的《套中人》、魯迅的《肥皂》、《阿Q正傳》等等，給·60·予人們的情感不僅僅只是單純的笑，那些笑中其實已經蘊含著一觸即發的憤怒。所以，美國喜劇大師哈里·朗東說，讓喜劇是悲劇的愚態，最有趣的喜劇瞬間充滿了悲劇意味。

　　喜劇的笑通常是形式因素引起的，但是，這些形式引起的笑并不都是喜劇的笑，只有笑聲里蘊含著人類生命的喜悅和普遍的美感時，它才是喜劇的笑。如果把事物的可笑性和藝術的喜劇性混為一談，僅僅是利用形式因素把人們從現實生活拽出來，讓大家忘情地笑，無生命意義地笑，笑完了再扔回去，這無疑是在玩弄人的生命，讓人永久置身于渾渾噩噩之中，使其無力自拔。當然，人的生命需要笑，但笑的歡快離開了與人的生命存在不可分離的現實、離開了生命特有的意義，便會變得一派虛無。也就說，文學的喜劇性不僅來自人與現實世界個別的偶然的碰撞，而且來自人的生命意識與現實性必然的碰撞，這種藝術力量不僅屬于主體的感性世界，而且屬于主體理性的、非理性的、無理性的世界，它應該具有感性世界之上更廣泛、更深刻的生命存在意義的蘊涵，因此，人類的悲劇意識往往在喜劇形式中得以顯現。20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喜劇文學中，悲劇意味與喜劇形態總是糾結在一起，把“上帝死了”以后人類的生存境遇表現得淋漓盡致。像卡夫卡的《城堡》、奧尼爾的《毛猿》、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薩特的《禁閉》、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庫的《禿頭歌女》、馮尼古特的《五號屠場》、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等，既讓人們笑得出來，又讓人們在笑聲中感到悲哀、震驚、恐懼，而回味不已。

　　20世紀以來，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加速著人類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人們越來越強的個體生命意識與嚴密的社會組織之間的對立更加尖銳，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使得人類面臨的迷宮一樣的生存陷阱也越來越多。在如此窘迫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壓力下，人類越發處在悲喜交加的困惑中，更需要喜劇的勸慰和激勵。但是，當代人的喜劇并不是無限拓展的尋找快樂和刺激的機體運動，它不能在獨立擔負起自身命運時突然墜入虛無，毀滅自己。也就是說，當代喜劇依然擔負著自身的藝術使命，仍舊要呈現有限生存對于無限境界的追求，呈現人類以超然態度迎接現實的挑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