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一個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及其復雜的朝代。到了北宋后期，這種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發展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宋朝以辭賦著稱，北宋后期的辭賦特征也體現出了但是復雜的局勢，于此同時也有一些比較另類題材的辭賦。本文是小編在2015文學征文活動中收集到的優秀稿件。

　　【內容提要】

　　北宋后期，文人的濟世熱情消退，遺世之情轉篤，辭賦成為文人們深入探索人生問題的重要載體。當時的辭賦在平淡之中孕涵著深沉的憂患意識。但有的辭賦創作呈現出歌功頌德、潤色鴻業的趨向，山川賦、都邑賦呈復興之勢。由于讀書窮理和通經明古、經世致用觀念的影響，北宋后期賦還凝聚了集大成而求變的創作意識。

　　【關鍵詞】 北宋后期 辭賦 特征

　　宋代文人在文學上具有極強的變革意識。在辭賦創作領域，宋初文人崇尚學殖深醇，盡量在辭賦中顯示自己的學術修養和文華風采，而且，他們努力克制個人情感的抒發，追求情理相諧的美韻，各種學術思想的滲透更加重了宋初賦的這些特點。宋賦一開始就向著平和典雅的方向發展，與音情頓挫的唐賦分庭抗禮。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運動給文學以深刻的影響，此時的辭賦創作與學術思潮更為密切地結合，以學術對政治的干預為契機，辭賦參與政治的功能得到加強，甚而至于出現了用辭賦寫成的政論文、說理文。當時的辭賦家不再克制自己的情緒，憂世不治的情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伴隨著熙寧變法引發的激烈黨爭，北宋文人的濟世熱情逐漸消退，遺世之情轉篤。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因呂惠卿等人的排擠而罷相，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譏評時政獲罪，興起文字獄，至此，黨爭漸變為黨同伐異的意氣之爭和你死我活的利益之爭。政壇的這種轉變深深影響著文人的心態，迫使文人更深入地思考情感與理性、個人與社會、入世與超脫等人生問題，重視學養和情理相諧的傳統又成了賦壇的主調。逮靖康元年(1126)，金人渡河，二帝入北，北宋滅亡，文學思想隨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本文所指的北宋后期即從元豐年間至宣和年間，共五十年左右。由于受當時政壇的動向、文人的心態、學術發展、科舉改革以及辭賦自身規律等的影響，北宋后期的辭賦表現出相當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 辭賦成為文人們深入探索人生問題的重要載體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是惡劣黨爭的歷史。正如范純仁所言:“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 (《宋史》本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眾多的文人卷入了這場相互攻訐、迫害的爭斗中，身不由己，欲罷不能。他們希望徹悟人生，超越宦海風波和心為形役的苦惱，在心靈的世界中尋覓真正的自我。辭賦有表現人生憂患的傳統，從《離騷》的求索人生價值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賦》、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張衡的《應間》、蔡邕的《釋誨》等的思索人生出處去就，辭賦成為負載文人探索人生問題的重要載體。北宋中期，劉敞、劉攽、文同、王安石等即憑借這種述志賦來深入思索人生問題，沿著這一線索，北宋后期，思索人生便成為辭賦創作的主調，因為在政治斗爭中失落的人格、人生意義要通過文學創作、辭賦創作來尋找，來探索。

　　北宋文人具有憂患天下的精神，在北宋后期，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紛爭，許多文人在仕與隱的問題上表現出了困惑和彷徨。入世情懷和黨同伐異的政治風氣使他們不可能完全超然世外，崇尚氣節的道德良知又使他們不愿與時浮沉，隨波逐流，因此，表現出處去就的矛盾與困惑的辭賦便多了起來，這不同于以往表現有志難伸的抒憤之作，而是在隱與仕的人生道路上的臨路遲回、歧路興嘆。像黃庭堅的《休亭賦》、趙鼎臣的《學古堂賦》、程俱的《懷居賦》、李綱的《三黜賦》等均在感嘆對仕宦的厭倦和不甘歸隱的無奈。如趙鼎臣在《學古堂賦》中寫道:“雖世忽晦顯，道常污隆。有禮樂以治性，有仁義以飭躬。行既往以無敝，播方來而靡窮。固可騖精思于物表，挹芳馨于殼中矣。在官彬彬，拊循吏民;退休愉愉，討論詩書。朝而出，以古為律;夕而居，與古為徒。得于內者，充我之不足;發于外者，推吾之有余。” (《竹隱畸士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段文字似乎在表現為官而超脫名利、以古為師的態度，其實質是向往一種亦官亦隱，既志在黎庶，又遠離機阱的生活，是在以理性的思索來化解人生的無奈。

　　在北宋后期的辭賦中，有許多表現出世之志的作品，這是文人們為化解宦�？鄲灦�作的心理安慰。騷體在北宋中期興起以來，便漸漸脫離屈騷的入世精神，向遠離世情的旨趣發展。北宋后期的騷體仍然接緒這一方向，以表現出塵之趣為主。晁補之是當時的騷體大家，他的絕大多數作品是在宣揚這種思想，李廌的《擬楚辭》、《嘆美人詞》，米芾的《楚辭》等，就是抒發高世之情的作品。因此，邵博指出:“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仿佛，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無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 (《邵氏聞見后錄》卷一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指的就是當時騷體逐漸遠離抒憤傳統，向情韻 然的方向發展的傾向。

　　北宋文人具有極強的人格獨立意識。既然生存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他們便在心靈的世界中去尋覓，在超然的精神狀態下，在審美觀照中，獲得心靈的解脫和人格的完美。北宋后期辭賦在表現獨立人格方面相當突出。文人們喜歡描繪具有高潔品格的形象來寄托人格理想，宋初以來，描寫松、竹、梅、菊等以寄寓高潔人格的詠物賦漸增，到后期，更是出現了一個高潮。如寫竹的，有黃庭堅的《對青竹賦》、《苦筍》，李復的《竹聲賦》，鄭剛中的《感雪竹賦》，慕容彥逢的《巖竹賦》等;寫梅的，有唐庚的《惜梅》，李綱、張嵲、李處權的《梅花賦》，謝逸的《雪后折梅賦》，蘇籀的《戲作梅花》等。蘇軾《于潛僧綠筠軒》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描寫竹的賦，大抵寄托高雅傲岸的人生境界，李復的《竹聲賦》對竹的形象的描繪另辟蹊徑，專寫竹聲，是這類賦中的妙品，賦中寫道:“高秋氣肅，夜色如水，喧逐眾歸，靜與孤至。不知何聲，紛然滿耳，疑有天人，來過虛庭。瓊旒寶絡，玉佩珠旌，風散湘瑟，霜感緱笙。飄流蘇于檐宇，緲金奏于煙云，前導既往，后陪載作，乍低徊而掩抑，俄飄起于青冥。” (《潏水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篇賦發揮了辭賦體物的優長，將竹聲虛幻做仙人的儀仗隊伍在明凈的夜色中飄然而來，充分展示出竹聲之高雅、悠遠，作者之胸懷，通過純美的境界展示出來。北宋寫梅的賦多受唐代宋璟《梅花賦》的影響，以表現梅花的風姿綽約、孤芳自賞見長。唐庚的《惜梅賦》將梅之高潔與處境之庸俗荒僻對比來寫，言淺語深，高出流輩。賦曰: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時，蔭一畝其疏疏，香數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朧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胥吏之紛拏，后囚系之嚶咿。雖物性之自適，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薦嘉實于商鼎，效微勞于魏師;又不得托孤根于竹間，遂野性于水涯。恨驛使之未逢，驚羌笛之頻吹�？诛h零之易及，雖清絕而安施。 (《眉山詩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篇賦作于政和年間，其時唐庚謫官惠州，他以梅自況，在孤高中又孕涵著平和淡逸、緣性自適的情懷，很好地展示了崇尚雋雅人格的胸襟。

　　追求高雅雋逸的心靈境界，忘卻世俗名利，這是北宋文人，尤其是后期的文人共同的追求，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愈是達不到，便愈在生活中、文學中尋求，表現這種人生的真情趣、真樂趣，努力使生活藝術化。北宋文人喜歡徜徉于園林臺榭間，俯仰于書齋靜室中，在虛靈的境界中體悟人生的奧義。他們喜歡用“記”類散文來抒寫這種人生情趣，而且，這類題材也逐漸向辭賦浸透。北宋中期，只有宋庠的《幽窗賦》、范仲淹的《秋香亭賦》等少數描寫園林臺榭的作品，北宋后期，這類賦激增，寫園林亭臺的，有黃庭堅的《休亭賦》、《放目亭賦》，米芾的《登黃鶴臺下臨金山賦》，晁補之的《北渚亭賦》、《披榛亭賦》、《遐觀樓辭》、《漫浪閣辭》，唐庚的《平臺賦》，程俱的《臨芳觀賦》，秦觀的《黃樓賦》，蘇轍的《登真興寺樓賦》等;寫書齋靜室的，有秦觀的《寄老庵賦》，黃庭堅的《是是堂賦》、《坐進庵賦》，慕容彥逢的《雙南軒賦》，趙鼎臣的《寄傲齋賦》，劉一止的《三友齋賦》，李復的《久翠堂辭》，宗澤的《撫松堂賦》，鄭剛中的《山齋賦》等。“記”類散文的題材用辭賦來表現，這反映出賦在表現文人閑雅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

　　作為閑雅生活情趣的點綴，藝術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北宋后期表現書法、繪畫的賦也不少。與此聯系，飲酒、啜茗、游覽等表現怡情雅趣的賦也多了起來。單就游覽賦來說，描寫游歷湖泊泉流的，有蘇軾的《天慶觀乳泉賦》，有張耒的《游東湖賦》，李綱的《后乳泉賦》，王安中的《竹林泉賦》，蘇籀的《湯泉賦》;描寫游觀山岳丘壑的，有張耒的《柯山賦》，李廌的《武當山賦》，李綱的《武夷山賦》，趙鼎臣的《堯山賦》，張嵲的《續囚山賦》，孔武仲的《廟山賦》、《田家坡賦》等。超逸絕塵的品格和與造物者游的胸次是北宋后期文人普遍的追求，許多人用賦來表現優游于藝術之境的陶然，在園林臺榭、書齋靜室、泉流丘壑的晏處游遨中，將感悟到的高世之情用辭賦來縱筆揮灑，這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二 辭賦中孕涵著深沉的憂患意識

　　在慶歷以來的變法運動中，北宋文人表現出濃厚的參政熱情。熙寧、元豐以來，文人們心系天下的激情消退了，全身遠禍、因循墨守之風漸染士林。李清臣指出:“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惟固己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競，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 ① 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文人們入世熱情消退的原因所在。但文人們的濟世熱情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不得不向內收斂，變得更為深沉了。既欲參政，又思禍端，憂樂天下的意識無法在現實政治中伸張，只能在隨性逍遙的人生態度和遠離塵囂的純美境界中得到消解。

　　在辭賦創作中，北宋后期文人深沉的憂患意識時有流露。在黨爭中，文人們時常以辭賦來表露政見，攻擊對方。蘇軾的《后杞菊賦》就是為譏刺新法削減官俸而作。黃庭堅作于元祐八年的《江西道院賦》暢論簡靜牧民之道，非毀新法擾民。這種以文學來譏刺政治的作法其實是憂患意識的流露。正如蘇軾在《與滕達道二十四首》中所說:“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取，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 (《東坡全集》卷七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此語道出了憂世之情無法排遣的無奈。對于同黨，文人們往往相互標榜，譽之過甚。蘇軾在元祐六年回朝，拜中書舍人后，李廌作《金鑾賦》頌美其事。元祐四年，蘇軾為翰林學士，李廌又作《金鑾后賦》，對二蘇褒揚過譽，對新法貶斥頗多。這類賦，同樣是參政意識的曲折反映。

　　由于懼怕文禍及身，更多的賦家往往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政微文譏刺，而是窮究治亂之源，通古今之變，借古諷今，因此，這個時期吊古之作較多。如張耒有《吳故城賦》、唐庚有《平臺賦》、李綱有《迷樓賦》、趙鼎臣有《堯山賦》、劉跂有《防宣宮賦》、孔武仲有《吊隋煬帝賦》、張舜民有《長城賦》等等，這些賦大抵托古以寄寓對現實政治的憂思。張舜民的《長城賦》是元祐九年(1094)出使遼國時作，他在《投進〈使遼錄〉、〈長城賦〉札子》中就說“并《長城賦》一篇，涉獵古今，兼之諷戒”，“亦所以見臣子區區原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之意” (《畫墁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希望借賦來勸誡哲宗憂勤國事，修葺武備。張舜民繼承唐太宗《臨層臺賦》、徐彥伯《登長城賦》對長城的評價，認為它在軍事上的價值不大，賦曰:“及乎周、隋，至于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屢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解。瓶盡罍恥，兔亡蹄在。城若有知，應為感慨。” (《畫墁集》卷五) 指出:只有國家強盛才可能長治久安，消極依靠長城的拱衛是不可靠的。賦中不無憂慮地說“震盈豐大，求之古先，莫與京對”，暗示宋王朝正走向衰敗，因此，他說:“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希望統治者能以《易》之《萃》、《既濟》的卦旨行事，增強軍力，這才是和平的保證，化行天下以求平安是不切實際的。

　　北宋末期辭賦憂患天下的情懷表現得更其深沉，鮮有直陳心跡者。而宗澤的《撫松堂賦遺王居士》剖白心跡，直述衷腸，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對于婆娑的大樹，宋人一般喜闡發莊子逍遙游之義，發無用為用的感嘆，宗澤此賦則生發出援時進取之義，賦曰:“嵩少之麓，萬松郁然，偃高蓋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卻揮斤于睥睨，款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遠桔槔而智圓。” (《宗忠簡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賦是贈給一位姓王的居士的，賦中藏氣幽處的大松是隱居修身的居士的象征。賦接下來寫道:“寓修身于種藝，戒除惡于蔓延，期百尺于歲寒，扶大廈于將顛。”在此，類似于《莊子·逍遙游》中大椿形象的大松樹已巧妙置換為以冀時用、進德修業的賢者形象。賦曰:“且溉且壅，濯我喬木。或攢膏而為酒，或飛煙而取墨;或采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為扇箑，或折枝以當麈玉。”這是松樹的小用，賢士若此，只能算是盛世的幫閑，宗澤對賢士冀有大用，賦曰:“我觀此物，碨落節目，擅巨棟于廟堂，備行艫于海瀆，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于芒粟。”他希望賢士擔負起力振衰世的重擔。在文字的背后，深藏著宗澤吐哺求賢、海納百川的氣度和對王朝命運、世道人心的深切憂慮。宗澤還有一篇《古楠賦》闡發退居待時的思想，和常見的遷客騷人之思有別，蘊含著一股積極進取的激情和心系天下的慷慨深情。

　　許多文士在黨爭中飽嘗顛沛流離之苦。熙寧、元豐年間，新黨用事，舊黨人物紛紛外放。元祐更化，舊黨得勢，被貶抑者紛紛回朝，新黨人物漸次被逐，舊黨還興起莫須有的“車蓋亭”之獄;紹圣述圣，新黨得勢，惡意報復，深貶元祐黨人，并禁元祐之學;崇寧年間，舊黨再次被逐。加之舊黨中又有蜀、洛、朔黨之爭，亦形同水火，互相迫害。北宋后期的黨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黨同伐異的意氣之爭中耗盡了生命激情，憂勤國事的進取之心轉向深沉。他們用賦或抒發宦海沉浮的感慨，或排遣窮居野處的苦悶，始終伴隨著憂世不治的無奈。張耒的《鄒操》、《渡江》，程俱的《后松江》、《獻占》，黃庭堅的《悲秋》、《木之彬彬》等蘊含著深沉的憂患天下的情懷�；兆诮ㄖ芯竾�以后，國勢漸漸不可收拾，悲涼之霧愈加濃厚，文人深沉的憂患意識轉化為身如浮萍、心似懸旌的飄泊感。在詠秋的賦作中，歐陽修的《秋聲賦》、葉清臣的《松江秋泛賦》、蘇軾的《秋陽賦》多表現得淡泊高曠而略顯衰颯，但北宋末期的這類作品則悲愴無已，如李綱的《秋風辭》、晁補之的《江頭秋風辭》、毛滂的《擬秋興賦》、鄭剛中的《秋雨》、邢居實的《秋風三疊》、蘇籀的《秋辭》等都盡力渲染秋的肅殺和無力回天的無奈。征行賦在北宋末期也多了起來，這類賦濫觴于楚辭的《涉江》、《遠游》，漢代班彪的《西征》、崔篆的《遂初》等表現流離飄泊、志不得行的苦悶，確立了這類賦的基調。北宋末期的征行賦表現出的漂泊感是對這一基調的繼承，同時折射出處身衰世、心無皈依的苦悶。這類賦主要有張耒、唐庚、邢居實的同題作品《南征賦》，李剛的《江上愁心賦》、《續遠游》，程俱的《廣游》等。

　　三 辭賦創作呈現出歌功頌德、潤色鴻業的趨向

　　徽宗庸劣，無理國之大志而夢想嘗太平天子的滋味，政局大壞。在這種情形下，潤色鴻業的辭賦呈現復興的勢頭，這些賦曲折地反映出文人們全身遠害、心灰意冷的心態。

　　早在元豐、元祐年間，就有文人為取媚當道、宣揚政見而創作頌德之作。周邦彥在元豐六年(1083)進獻《汴都賦》為神宗大唱贊歌，元祐間，張商英作《嘉禾篇》為司馬光頌德。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的頌美賦數量很少，而且空洞無物，為文造情，藝術水平不高。據晁補之云:元豐間，關景暉曾奏《汴都賦》，“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凈，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 (《雞肋集》卷三四《汴都賦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關景暉后來貧困不能久居京師，抱其賦而泣，可見神宗對這類賦不太感興趣。

　　面對元祐以后王朝的衰敗氣象，特別是徽宗以后的亡國之兆，文人們起而粉飾衰世，作一些有氣無力的心理安慰。他們或宣揚王朝風物之美、物產之盛，或贊美禮樂之隆興、國力軍力之強大，很有些強撐門面的意味。而直接頌美徽宗的賦幾乎沒有，尤其是對他大興土木、廣搜奇石花木的舉動更無人稱頌。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頌美山川風物的賦，通過贊美山川以表現大宋的氣度，以暫時忘卻眼前一蹶不振的現實。這類賦較好的有李廌的《武當山賦》、李綱的《武夷山賦》、張嵲的《續囚山賦》、樓異的《嵩山三十六峰賦》等。李廌的《武當山賦》作于建中靖國六年(1101)，這篇三千余言的賦充滿熱情地描繪了武當山的氣勢、山間風光、不凡的物產、鳥獸等等，展示了武當山在天地間的地位，并指出，大宋七葉而至徽宗，武當山煥發出卓然不群的靈淑之氣，賦曰:“今遘盛時，以圣繼圣，七葉重熙，西越流沙，東漸嵒夷，北撫幽都，南控雕題。際天所燾，率郡縣之。惟南鄉之故民，其苗裔之所遺，陶冶道化，舊俗丕移。昔尚豪夸，侈靡以嬉，今服禮訓，惟儉惟儀;昔喜任俠，使氣敢為，今鄉義方，謹畏自持……” (《濟南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種久違的諛美的文字出現在李廌的賦中頗可玩味，李廌非讒慝之臣，他的這段話不大可能是諛主，這篇賦應該是對紹圣以來日薄西山的國勢的曲意回護，也許作者不想面對這樣的現實:一番鬧哄哄的政治紛爭的結果，是王朝沒落了。在賦中結尾，作者贊美與武當山有關涉的古賢，尤其對諸葛亮頗多推崇，李廌在聊以自寬中又希望有能人出山以振衰世。樓異的《嵩山三十六峰賦》是當時享有令譽的作品，賦作突出嵩山仙境般的美，其創作心態與李廌賦是一致的，也是為了自慰遣憂而巧構幻境。

　　不惟山川賦，北宋末期都邑賦也呈復興之勢。在周邦彥、關景暉創作《汴都賦》之后，李長民寫了《廣汴賦》。這篇近七千字的賦全面描述了汴都宮衙、宮廟建筑的分布圖景，突出汴都在政治、儀式上的城市職能，和真宗時楊侃創作的《皇畿賦》表現世俗情調不同，李長民的賦承周邦彥賦，盡量濾去汴都的人間氣息，著力渲染其禮儀性，展示汴都在天地間獨一無二的崇高地位，借此以表現宋王朝奉天承運的主題。這是為忘卻處身衰世的不快而著力構建的幻境。王觀的《揚州賦》、趙鼎臣的《鄴都賦》也是這時期重要的城邑賦，都著重追溯歷史，鋪陳風物人情之美，以體現宋王朝深厚的底蘊和承圣繼天的正統地位。王仲�钡摹赌隙假x》則在敘述了北宋南都商丘的歷史、物產之后，詳細描述了真宗感夢受禪那場鬧劇。李長民的《廣汴賦》中也以無比神往之情記述了這件事。那場在當時和稍后廣為文人詬病的荒唐事卻成了北宋末期文人的美好記憶。他們以緬懷前朝掌故的景仰之情在追思真宗時的太平氣象，流露出“哀以思”的亡國情緒。這種懷舊的心緒和巧構幻境的山川描寫一樣，是亡國氣氛在文人心靈中的折射。

　　氣勢恢宏的典禮可以體現出王朝的聲勢，也可以使文人對現實的衰敗產生些許空幻的寄托與愿望。元符年間，劉跂作的《元符南郊大禮賦》即反映了文人們的這種心理。從宋初以來，文人們對鋪張揚厲的漢代頌美大賦頗多微詞，而傾向于學習魏晉辭賦的征實傳統。北宋中期辭賦中頌聲消沉，典禮賦多是簡單記述典禮程序。北宋末期的典禮賦轉而學習漢大賦的虛聲頌美。劉跂在《進元符南郊大禮賦表》中說:“如《三都》、《二京》，客卿烏有之比者，竊嘗謂詞人文士之作，雖取徑不純，去此道時遠，至于變化飛動，神開筆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極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還，賈生、相如、向、褒、雄、固最號高手，能使往漢光華至今，數子力也。自時厥后，茍作之徒，敝毫殫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會真，而其時君，至有持一時赫赫盛烈，甘心低徊，委之斯人之手，磨滅就盡，豈不痛哉。” (《龍云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原文有缺字，據《全宋文》補) 這樣的議論在宋代相當少見，它充分肯定了漢大賦潤色鴻業、傳上國聲威氣勢的功能。自揚雄中年悔作大賦，斥為童子篆刻，于世無補，他的這種論調影響甚遠。班固援《詩》以曲意回護，以為辭賦乃古詩之流，義歸于諷諫。揚雄、班固雖對漢大賦褒貶不一，但立足點是儒家的詩教說，都沒有充分注意到漢大賦揚上國聲威的功能。但在北宋末期，劉跂的肯定頌美國勢的論調卻得到了回應。據羅良弼《跋龍云先生集后》云:“元符改元，(劉)進《南郊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為相如、子云復出，即除秘書省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麗傳誦其文。” (《龍云集》卷末) 可見，劉跂的觀點不是孤立的，而是當時的一種風氣�？磥恚�隨著國家的衰敗，人們對頌美賦的功能卻愈加重視了。但是，北宋末期的氣象無法和大漢氣度同日而語，賦家們認可漢大賦的鋪張揚厲，學習它的宣上德，只能是粉飾慚德。劉跂的《元符南郊大禮賦》充滿熱情地追述太祖蕩滌海內的功業和列宗的功績，描繪當代的盛世景象多羅列漕泉涌地、祥瑞沓至等套語，顯得虛張聲勢，不得要領�？梢哉f，沒有強大的王朝作依托，沒有自豪開闊的胸懷，潤色鴻業的頌聲是唱不成腔調的。

　　四 辭賦創作表現出強烈的集大成意識

　　重學識修養和胸襟學力是宋初以來形成的文學傳統。讀書窮理和通經明古、經世致用在宋人看來是統一的。北宋后期，經世致用的思潮逐漸消歇，讀書窮理漸變為文人們擺脫現實煩惱的重要途徑，集大成而求變的創作意識深深影響著辭賦創作。

　　學識深厚是北宋文人的基本素質。蘇軾和他周圍的文人對此猶為看重。他曾向人推薦秦觀說:“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于左右。獨其行文修飭，才敏過人。有志于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 (《東坡全集》卷七五《與王荊公二首》其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他還對蘇過說:“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 (《曲洧舊聞》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黃庭堅也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 (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種重學問的傾向在文學創作中多表現為強烈的集大成意識。早在詩文革新時期，宋人就表現出薈萃眾美，自成一家的傾向，在貫通古人的基礎上力求超越之。北宋后期，以蘇、黃為代表的文人其學識和才氣遠高于他們的前輩，集大成的意識表現得更為強烈。秦觀在《韓愈論》中將文分為論理之文、論事之文、敘事之文、托詞之文、成體之文。而“成體之文”乃指韓愈創立的、融液眾美的“古文”，他指出:“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于愈之文，猶杜子美之于詩，實積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他不光要求眾體之融匯，更主張各種風格之融通，他說:“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干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法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 (《淮海集》卷二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具體到辭賦，要想在文體和風格上集大成，就要經過繼承前人和自成一家兩個階段。蘇軾曾評價鮮于侁的騷體《九誦》說:“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于樂，變亂之極，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于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嘎釜灶，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寞，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 (《東坡全集》卷九三《書鮮于子駿楚詞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其追摹古人、繼絕學之將墜的用心由此可見一斑。黃庭堅也說:“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云為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一) 北宋后期的賦家在繼承與超越前人方面的成果卓然，由于他們的努力，宋賦平淡而韻遠的風格得以張顯。

　　北宋后期的許多賦家追模古人，在賦的體式上繼承前代辭賦。如“七”，就有晁補之的《七述》、趙鼎臣的《七進篇》等，華鎮的《感春賦》也是“七”。晁補之的《七述》寫杭州的山川之勝，宮殿之美，麗人之絕俗，飲食之精美、奢華，商業之發達，鹽茶等物產之豐富，江潮之壯觀，最后歸之于西湖之美和杭州作為棲隱之所的價值，借鋪排七事，以贊美蘇軾之高雅。趙鼎臣的《七進篇》先寫自己悒郁不安，兒孫以七事進之:美酒忘憂、芍藥遣懷、飲食娛樂、品茗傲世、博弈消遣，最后歸之于琴書寄懷。此賦在體制上均依傳統樣式。毛滂的《擬秋興賦》有意學習潘岳的凄苦。邢居實、張耒、唐庚的《南征賦》其悲涼的風格與班彪《西征》相類。還應注意的是，自蘇軾模仿了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后，竟有二十多人追和。屈原的《招魂》也有不少人擬作。可以說，騷體、大賦、“七”、小賦、賦體雜文等在當時都有人創作，而且，騷體的創作比北宋中期更為興盛。

　　繼承和創新是集大成意識辯證的兩個方面，文人們摹擬前人為貫匯眾家、眾體奠定了基礎;在窮極變化中又遵循著辭賦體制的基本原則，在似有似無的法度中馳騁著他們的才思，展示著他們以學運文的能力�？偟膩砜�，這個時期的辭賦在繼承古人的同時，哲理化、議論化的傾向更為明顯，而且在語言方面努力繼承辭賦長于鋪排和音韻諧靡的特征的同時更注重語言的流暢自然和傳神寫照。并且，辭賦與其他文體的雜糅、混融以及對其他藝術形式的借鑒更為深入廣泛。北宋后期辭賦的哲理和議論傾向于通過一定的形象來表現，傾向于依照傳統賦體的法度。像李復的《久翠堂賦》、晁補之的《冰玉堂辭》等通過設詞問答展開描寫，或于其中孕涵哲理或于篇末展開議論，深化前文的鋪張描寫。李復的賦中描寫久翠堂曰:“偉先生兮，冠切云之崔嵬而佩淋漓之干將。決居于詹尹兮，爰經緯于陰陽。敞修門于前馗兮，容結駟之煌煌。屬高興于后圃兮，以久翠而名堂。”又曰:“客久潛于石壁而業其白兮，何心藏于密而未能轉乎物也。嘉蔭錯其交紛，清吹激越乎九成。舒張奮迅兮，蒼虬振鱗鬣于碧海。森植亭峙兮，翠羽羅幢節于仙庭。搴春英兮粉黃，脫秋實兮琳圓，湛露兮的歷，女蘿兮連綿。” (《潏水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賦中堂之靜與心之閑相互映襯，將陶淵明“庭戶無塵雜，虛室有余用”的哲思演繹得十分傳神、深刻。

　　北宋后期的文人有意識地混融賦與非賦的界線，在似與非似之間表現自己的功力。秦觀的《寄老庵賦》是一篇游記，但音節之美和鋪張描寫的騁詞特色又具有賦的特點。蘇軾的《白雪堂記》、《放鶴亭記》、《游桓山記》等均綴以騷體;他的《觀妙堂記》、《思堂記》、《眾妙堂記》等以對話行文，言語謬悠，富于音韻之美，長于鋪張騁詞，頗具賦體文的特點。李綱的《日者賦》是賦體的駁論文，黃庭堅的《江西道院賦》是賦體的政論文，等等。當時，辭賦還向其藝術門類浸透。論畫的有蘇轍的《墨竹賦》，黃庭堅的《蘇李畫枯木道士賦》、《劉明仲墨竹賦》，惠洪的《墨梅賦》，陳與義的《覺心畫山水賦》等;論書法的有黃庭堅的《東坡居士墨戲賦》等;關于茶藝的有黃庭堅的《煎茶賦》;關于品酒的有蘇軾的《洞庭春色賦》、《酒子賦》、《酒隱賦》，張耒的《卯飲賦》、《酒夕賦》等;描寫文人案頭雅趣的有惠洪的《龍尾硯賦》，蘇籀的《雪堂硯賦》、《米元暉山研賦》等。

　　北宋后期文人在豐富的學識的基礎上努力貫通古今，融匯眾家眾體，將歷史與現實、個人與社會、文學與非文學、賦與非賦結合起來，在似有似無的法度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學識功力，由技入道，將宋賦的特點展示得極其明晰。

　　注 釋

　　①《宋文鑒》卷一〇四李清臣《明責篇》，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447、14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