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漢文文學早已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這主要表現在漢文小說在東亞地區的廣泛流行，這些地區包括：韓國、越南和日本等三個國家。研究漢文小說在東亞國家的發展史有利于加強這些國家和我國的文化交流。在2015文學期刊征文中我們找到了此篇優秀范文。

　　【內容提要】近年來，歷史上以漢字為載體的東亞國家的漢文文學作品開始受到國際和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在東亞漢文文學中，漢文小說是極其重要的一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優秀項目《域外漢文小說整理與研究》梳理了韓國、越南和日本三個國家漢文小說的歷史演進軌跡，以及目前國內外的有關研究現狀，從而為韓國、越南和日本文學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和資料。

　　關鍵詞：東亞,漢文小說研究,新觀點

　　越南漢文小說

　　第一個時期：陳朝——漢文小說的出現。陳朝時，越南漢文小說目前所知僅有《粵甸幽靈集》一種，也是現存最早的漢文小說。此書記錄了中國和安南古代歷史人物的事跡，大多轉抄自中國古代史著，較真實可信。后來，越南作家不斷增補篇目，并對人物事跡進行想象虛構和編造，不僅產生了眾多版本，還對《嶺南摭怪》等小說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二個時期：后黎朝的漢文小說。后黎朝的360多年間，政治格局較為復雜，既有穩定、繁榮發展的時期，也有南北對峙和紛爭的階段。這一時期，中越文化交流頻繁。越南學習中國的歷史、天文、歷法、建筑等，還派人入清學習儒學，購《大藏經》和《律論》千余部置寺院。很多中國小說也傳入越南。在此影響下，漢文小說取得了極大的發展，筆記、神怪、傳奇和歷史演義都深受作家的鐘愛，出現了近30種作品。尤其是《公余捷記》、《嶺南摭怪列傳》和《傳奇漫錄》，思想、藝術成就突出，基本代表了越南漢文小說的最高水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出現了10多種據《公余捷記》選錄、增補而成的小說集，10多種續補、增編的《嶺南摭怪列傳》，《傳奇漫錄》則掀起傳奇創作的風氣。

　　第三個時期：阮朝前期的漢文小說。阮朝建國后，中越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90多年間，出現了歷史演義、傳奇、筆記、志怪約30部漢文小說。其中歷史演義和傳奇小說，都是作者原創，成就較高。余者，有許多書的故事內容基本相同，還出現了不少小說選本。小說編者互相抄襲、選錄，表明漢文小說原創力的減弱。

　　第四個時期：法屬殖民地時期的漢文小說。短短的62年間，出現了約20部漢文小說，呈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原創作品少，只有《皇越龍興志》等寥寥數部，其他多為輯錄前人之作，甚至選錄、篡改中國的小說以成書;二是隨著法國殖民統治的加強，及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興起與高漲，人們將越南歷史上的名人英雄等輯錄成書，藉以宣傳民族意識和尊嚴，激發越南人民的反抗斗志，如《南國偉人傳》、《南國佳事》等，甚至創作英雄傳奇小說以宣傳革命思想，如潘佩珠的《后陳逸史》。盡管多是舊作重輯重刊，卻賦予了強烈的時代性，這也是越南漢文小說的最后一抹微光。

　　韓國漢文小說

　　有致力于現當代文學的學者提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十分受益于文學理論的譯介。90年代初，解構主義一登陸，中國學界就產生了極大興趣。但是由于各種條件所限，可以說至今為止，現當代文學研究界，還無人可以妄言自己充分理解了解構主義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當然這種情況的產生，也有解構主義自身的原因。

　　具體地看，解構主義與當今的中國現實有很多錯位，包括生存語境不同，問題意識不同等等。今天學界普遍浮躁，沒有心境扎實、深入地就一個理論問題展開持久而深入的討論，這與當初耶魯學派十余年間堅持不懈地研究解構思想相去甚遠。

　　實際上，德里達內心生活很嚴肅，有著強烈的道德感。他曾經感慨：全世界懂解構的人不超過30個。這句話中含有被誤解的委屈。因為在后來的研究過程中，解構理論演變成藐視一切權威的宣言，被各家后現代學者爭相引用，攻擊傳統，別立新聲。這個過程中，解構思想本身的深度被削平，概念化口號化的情況很常見，難免被人誤解和歪曲。

　　與會專家由此提出：國人應該具有主體意識的全能性。胡塞爾現象學認為人應該有能力去預知到事物的整體——在解構主義進入中國之后，國內學界對西方思潮有了更多了解，通過對耶魯學派解構主義批評思想的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應該從這個側面的研究生發開，達成一種對解構主義這一20世紀影響深遠的文學思潮的整體認識。

　　“新羅高麗時期的漢文小說”。新羅時代有著名作家崔致遠及其小說集《新羅殊異傳》，重點是《竹筒美女》等志怪小說及傳奇體作品《雙女墳記》，并且韓國成熟小說的開端應該是《新羅殊異傳》，而非某些學者認為的《金鰲新話》。高麗時期出現的《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雖然通常被認為是歷史類著作，但其中的一些作品，如《類利王傳記》、《溫達傳》、《都彌傳》不妨稱為“準小說”;此外，高麗時期涌現的假傳體小說，其文本形式也來源于中國，但在韓國特別發達，林椿、李奎報等人的作品有很高的成就。

　　“李朝前朝的漢文小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金時習的傳奇體小說集《金鰲新話》，這部深受明初瞿佑《剪燈新話》影響的作品，早已被稱為中國文學在異域流傳與影響的范例。申光漢的《企齋記異》雖然藝術成就不及《金螯新話》，但該書創作于1520年至1553年間，距前者僅有半個世紀，因此成為《金鰲新話》與17世紀傳奇體小說繁榮之間的一道橋梁。這段時期涌現了一批筆記體笑話集，如徐居正的《太平閑話滑稽集》、姜希孟的《村談解頤》及宋世琳的《御眠集》。

　　“李朝中期的漢文小說”。這個時期，韓國人民是在壬辰倭亂與丙子胡亂的煎熬和戰后的陰影中度過的，戰爭給大家帶來了物質和心靈的創傷，也激起了廣泛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文學有了很大的發展。戰爭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人們的悲歡離合，都成為小說創作的素材;此外，大量中國小說作品的東傳，也刺激了人們的創作靈感。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漢文小說逐步走向興盛，傳奇體小說大量涌現，如《周生傳》、《云英傳》、《英英傳》、《崔陟傳》、《金華寺夢游錄》、《達川夢游錄》，等等，絕大部分與兩亂有關，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中長篇小說也開始出現，涌現出金萬重、趙圣期等許多重要作家，他們的作品《九云夢》、《謝氏南征記》以及《倡善感義錄》，對后世的小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朝后期的漢文小說”。這段時期的小說創作極為活躍，短篇小說方面，出現了李鈺、樸趾源等大家，特別是樸趾源的作品，短小精悍，在思想上已達到了韓國小說的最高峰。傳記體小說雖然有所衰落，但《芝峰傳》、《鐘玉傳》、《烏有蘭傳》諸篇，對人物心理及人性的刻畫都有不俗的成就。中長篇小說的創作達到了鼎盛時期，出現了《帷幄龜鑒》、《六美堂記》、《玉麟記》、《玉樓春》等一系列作品，在藝術上達到了韓國漢文小說的最高水平。這段時期的中長篇小說，不少是受到中國小說與李朝中期漢文小說的雙重影響，在某些結構形式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如以主人公天上——地界——天上的循環模式來展開故事情節的仙人謫降類小說就非常普遍。

　　日本漢文小說

　　“筆記體漢文小說”。在對“筆記體小說”的概念做了界定與規范下，把《大東世語》、《譯準開口新語》、《大東閨語》、《啜茗談柄》等十四部作品分為軼事、諧談、艷情花柳與異聞四類題材，并分別論證。該文體創作時代主要分布在江戶中期至明治中期，其中江戶后期與明治前期比較集中。

　　“傳奇體日本漢文小說”。按照題材特征，將《浦島子傳》、《阿姑麻傳》、《含餳紀事》、《枕藏史》、《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夜窗鬼談》等十二部(篇)作品分為民間傳說、世情、民間故事、艷情、雜俎與鬼怪六類。就整體而言，傳奇體日本漢文小說在文體上雖然有受中國同類小說影響的痕跡，但文體的外在與內在要素存在一些變異，顯示出日本本土敘事傳統的影響與日本文人在模仿創作過程中對文體所作的改造。中日傳奇體小說在題材類型具備一定的相通性，但后者在具體故事素材層面上有著鮮明的本土色彩，反映了跨文化語境中日本漢文小說與生俱來的雙重屬性。

　　“話本體日本漢文小說”。把《和漢奇談》、《本朝小說》、《春臠拆甲》和《春風帖》四部(篇)分為世情和艷情兩類。話本體日本漢文小說所受同類中國小說的影響，在題材方面要比在文體方面更為明顯，而且，中國話本體小說在題材上對日本和文小說的影響要比對漢文小說的影響更深刻、更鮮明。話本體漢文小說描寫市民生活的世情、艷情題材既源自江戶時代的町人現實生活，又與假名草子、讀本等和文小說一道，受到了東傳中國話本體小說題材類型的深刻影響;在文體上，它們和中國話本小說的文體形式差別較大，體現出日本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模仿與改造相結合的痕跡。可以說，它們在題材、文體以及主題等方面與東傳中國艷情小說、本土特定時代的文藝語境聯系都很緊密，日本漢文小說與生俱來的雙重屬性在它們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

　　“章回體日本漢文小說”。把《太平記演義》、《海外異傳》、《西征快心編》、《新橋八景佳話》、《警醒鐵鞭》、《譯準綺語》六部作品分為歷史演義、才子佳人、神魔與英雄俠義四類。中國章回體小說在江戶時代大量傳入日本，而以歷史演義、才子佳人和英雄俠義題材最盛，它們是章回體漢文小說產生的誘因。章回體日本漢文小說受東傳同類中國小說直接影響的痕跡最為鮮明，不僅題材具有相通性，而且文體變異也不大，總體上形成一種以中國章回體小說之“瓶”裝日本本土題材之“酒”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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