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把唯物史觀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系統性地運用于黨的全部活動中，并在認真總結正反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是貫穿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理論成果的靈魂‍‌‍‍‌‍‌‍‍‍‌‍‍‌‍‍‍‌‍‍‌‍‍‍‌‍‍‍‍‌‍‌‍‌‍‌‍‍‌‍‍‍‍‍‍‍‍‍‌‍‍‌‍‍‌‍‌‍‌‍。 其發展演進歷程大致可從四個維度進行分析：內容體系層面，由認識論意義上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延展為以人民主體思想為內核的體系結構; 戰略地位層面，由黨的根本政治、組織路線提升為黨的生命線和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 時代內核層面，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演進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 實踐方式層面，由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轉變為群眾路線的制度化、法制化發展。 準確把握群眾路線思想演進的內在理路，對于新時代我們深刻領悟和堅決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群眾路線; 生命線; 全面從嚴治黨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關于“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1]的重要論述，更是體現了黨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的堅定性和科學性。 當前，群眾路線貫徹的總體情況是好的，但部分黨員干部無論是在群眾路線的理論認知上，還是在群眾路線的實際貫徹中，都還存在不深刻和不到位的情況。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近100周年之際，從群眾路線的內容體系、戰略地位、時代內核、實踐方式四個維度，還原其發展演進的歷史圖景，有助于我們明確黨的群眾路線在不同時空場域中的思想實況及其演變過程，為新形勢下豐富黨的群眾路線思想、提高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效提供有益參考。

　　一、群眾路線內容體系的歷史演進

　　以人民主體思想為內核的群眾路線，首先是從方法論層面提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基本表述，明確人民是認識的主體。 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入推進，黨先后將“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與“將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加入基本表述的前端和后尾，延展了群眾路線的內容體系，旨在從廣度上強調人民是價值、認識、實踐、評判等四主體的統一體，規定了群眾路線研究、教育和踐行的基本范疇。

　　1.基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群眾路線基本內涵把握。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創造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經典表述。 黨在成立之初就意識到：“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 ”[2] 192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執委會決議案中又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 ”[3]

　　1927 年前，黨對如何做大“群眾黨”進行了諸多積極的嘗試和探索，但由于其對“群眾”的認識有限，僅將城市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視為組織和引導的對象，因而并未完全領悟到“群眾黨”的真諦。 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以調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詳細闡述了相信農民、依靠農民、發動農民、組織農民的群眾觀點和工作方法。 1928年6月，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談到：“黨的中心工作，是爭取群眾。 八七會議之前我們是背向著群眾的，八七會議之后才轉到群眾一方面來。 現在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要深入到群眾之中去。 ”[4]

　　在黨的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中，更是明確將“爭取群眾”作為“現時的總路線”。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中，首先出現了“群眾路線”的提法。 中共中央在充分肯定紅四軍前期工作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調查、宣傳、組織、肅反、籌款和武裝工農等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干”[5]36，“在最短促時間中也要注意這一工作方式的運用”[5]39 。 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詳細論述到：“凡屬正確的領導，必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6]他把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實踐”的認識論公式，中國化為“群眾—領導—群眾”的群眾路線科學方法，成為了群眾路線基本內涵的經典表述。

　　2.群眾立場、群眾觀點納入群眾路線內容體系范疇。 黨對群眾路線的認識是伴隨其成長逐步演進和升華的。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這是他在民主之路外，探尋的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另一條新路——黨的自我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黨就著手進行整黨整風運動。 這次自我革命，及時清除了黨內部分黨員干部的自滿情緒和腐敗問題，純潔和發展了黨的組織，密切了黨群關系，有效鞏固了新生政權; 也使黨更進一步認識到唯有不忘初心、永葆本色，黨才能擺脫歷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應對新的挑戰、完成新的任務。 中共八大上，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第一次將立足于群眾立場基礎上的群眾觀點納入群眾路線的范疇，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實踐方法合在一起叫作“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7]。

　　這之后不久，劉少奇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這幾年來，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的作風有新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 看來，在我們黨內，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眾路線。 ”[8]什么是群眾路線呢? 劉少奇將群眾路線概括為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科學方法兩個基本點。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更加凸顯出了群眾路線科學方法與群眾立場、群眾觀點有機統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將群眾立場、群眾觀點納入群眾路線這一范疇的用法作了充分肯定，并在高度凝練群眾立場、群眾觀點的基礎上明確指出，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9] 。 這一論斷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一致性，在群眾路線內容體系中，實現了價值主體和認識主體的統一。 彰顯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為廣大人民謀利益與緊緊依靠人民實現崇高理想的一致性，始終堅持站穩群眾立場與尊重認識發展規律的一致性。

　　3.內蘊人民主體思想的群眾路線內容體系逐漸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命題提出以來，黨對群眾路線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內容體系上，主要表現是將“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這一論斷加入群眾路線的內涵表述中，內蘊人民主體思想的群眾路線內容體系逐漸完善。

　　這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就其主要成因來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帶來的各種風險和考驗，加之剛過去不久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都使得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更加明確：群眾路線不僅要以群眾立場、群眾觀點為前提，以群眾路線科學方法為核心，其更為重要的是要將這些觀念形態、方法形態轉化為制度形態和政策形態，從而形成黨的正確領導和群眾的自覺行動。 黨首次將其加入群眾路線內涵表述的是在1982年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中，群眾路線被界定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10]

　　十三大繼續沿用了這一表述。 這兩次黨章關于群眾路線的內涵表述中雖然沒有直接出現群眾路線實踐方法，但黨的正確主張如何形成，顯然與其尤為注重的群眾路線實踐方法是分不開的。 1992 年十四大通過的黨章，融合了上述關于群眾路線的不同表述，明確規定群眾路線的理論內容是由“五個半句”構成的完整體系，這為我們掌握和貫徹群眾路線提供了權威依據。 此后的十四大到十九大黨代會都對黨章作了部分修訂，但對群眾路線的這一表述一直沿用、未作改動。 延展后的群眾路線縱向銜接、橫向聯動，強調要在“群眾—領導—群眾”雙主體循環往復的承接與耦合中，實現價值、認識、實踐、評判四主體的統一。 “實現人民主體地位是群眾路線的內在要求”[11]，人民主體思想作為唯物史觀的精髓，打破了歷史上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英雄史觀，強調黨要在與人民群眾良性互動中實現和諧共生，夯實黨長期執政的主體根基。

　　二、群眾路線戰略地位的形成演變

　　群眾路線戰略地位的演變主要呈現出三條脈絡：在范圍定位層面，群眾路線由政治、組織路線中的根本路線延展為黨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 在功能定位層面，群眾路線由我們黨攻堅克敵的銳利武器演變為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法寶; 在樣態定位層面，群眾路線由同生死、共存亡的生命線具化為攜手共創美好生活的幸福線‍‌‍‍‌‍‌‍‍‍‌‍‍‌‍‍‍‌‍‍‌‍‍‍‌‍‍‍‍‌‍‌‍‌‍‌‍‍‌‍‍‍‍‍‍‍‍‍‌‍‍‌‍‍‌‍‌‍‌‍。 群眾路線戰略地位的分層與演變，要求廣大黨員干部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要增強掌握和貫徹群眾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1.由政治、組織路線中的根本路線上升為黨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 依靠和組織群眾來進行斗爭，在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等的著述以及黨的一大和二大文件中就有所闡述，但把群眾路線上升到黨的政治、組織路線甚至是黨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線的高度，則是在黨不斷深化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以及自身逐漸走向成熟的基礎上確立的。 中共六大基于第一次國內革命經驗教訓的系統總結，在《政治決議案》中指出爭取群眾是黨的總路線，李立三、周恩來和陳毅在這一論斷的基礎上正式提出“群眾路線”這一稱謂，這是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關節點。

　　而后毛澤東、劉少奇等在部分文件中不同程度使用了這一概念，同時還提出了一些具有奠基性意義的觀點。 但處于幼年時期的黨，還未能完完全全地在政治、組織路線中將群眾路線融入其中，因此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的同時也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黨在深刻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了正確的爭取和發動群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展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 ”[12]

　　同時還指出，我們黨及所領導的各種事業，都是人民群眾的事業，并且無一項不需要經過人民群眾去完成。 1947年發表的《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結論》一文中，在更加明確地指出，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不僅一切政策的制定要走群眾路線，而且政策的修改和執行、口號的提出和轉變也都必須走群眾路線。 由此可見，群眾路線首先在黨的政治和組織路線中成為根本原則，并逐漸向著黨的一切工作延伸，上升為黨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

　　2.由攻堅克敵的銳利武器演變為永葆青春力、戰斗力的重要法寶。 群眾路線功能是隨著黨所處的時空場域和歷史任務的變化而不斷演變的。 從黨成立到新中國誕生的28年里，群眾路線圍繞著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通過武裝斗爭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核心任務，主要發揮著沖破險阻和克敵制勝的功能，是黨攻堅克敵的銳利武器。

　　正如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指出的，無論是國民黨通過堡壘政策鑄造的“烏龜殼”，還是封建皇帝擁有的堅固的城池宮殿，它們都不是堅不可摧的，只有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才是真正的銅墻鐵壁。 從實質上看，“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13]。 正是黨在極其艱苦、異常殘酷的戰爭環境里，充分尊重和相信群眾，緊緊依靠和組織群眾，切切實實地為群眾謀利益，黨才能不斷贏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最終沖破千難萬險，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黨全面執政以來，如何在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下長期保持青春活力和堅強戰斗力是其不得不面對的關鍵課題，與之相適應，群眾路線永葆青春力和戰斗力的功能不斷得以強化和凸顯。 鄧小平曾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談到，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同志們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黨全面執政的7年里脫離群眾的危險和錯誤，相比過去而言是有增無減的。 要有效防止執政黨長期執政后先進性和純潔性的褪去，堅持和發展群眾路線是不二之選。 群眾路線在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所實際發揮的凝心聚力、化解矛盾等功能，是黨保持恒久青春力和戰斗力的具體展現。 新時代，習近平關于群眾路線是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的論述，既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更加明確了當前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的實踐指向。

　　3 由同生死、共存亡的生命線具化為攜手共創美好生活的幸福線。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由于敵強我弱以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常常處在腹背受敵、命懸一線的窘境。 動力與壓力之下，黨創造和運用群眾路線既具有“主動要”的自覺性，同時也包含著一些“不得不”的意味在其中。

　　毛澤東作為群眾路線理論的重要奠基者，曾用魚水關系來喻黨群關系，并多次告誡全黨：離開水，魚活不了，黨離開群眾，亦如此。 黨與群眾在同生死、共存亡的革命實踐中斬關奪隘、出奇制勝，實現了“站起來”的歷史性轉變。 全面執政后，黨面臨的最大危險仍是脫離群眾，黨與群眾的關系問題依舊攸關生死，正如習近平所言，心系群眾如魚得水，背離群眾似樹斷根。 2013年，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的重要論斷。

　　隨后，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他對群眾路線的戰略地位作了更為全面的總結，并多次強調要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之中。 在即將迎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之際，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加迫切，黨實現這一目標的實力更加雄厚、信心更加堅定，在恪守群眾路線這一生命線的基礎上，不斷致力于將其具化為領導群眾共創美好生活的幸福線。 政風黨風的持續向好、改革攻堅的活力煥發、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等等一系列與群眾美好生活息息相關的大事的辦實辦好，都是群眾路線具化為幸福線的生動體現。

　　三、群眾路線時代內核的發展演化

　　群眾路線形成、鞏固和發展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維護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長期實踐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及發展階段，因面臨著不同的時代任務和主客觀條件，群眾路線的具體內涵、側重點也不盡相同。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以人民標準為衡量尺度” “做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群眾路線在不同時代的具體表達，這為貫徹群眾路線明確了中心任務。

　　1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群眾路線集中表現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群眾路線時代內涵的生動闡釋。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規定了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 新中國人民群眾的地位與舊中國及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群眾的地位天壤之別，正如毛澤東所言：“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14]

　　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英勇奮斗，取得了爭取自身主體地位斗爭的偉大勝利，結束了長期以來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對多數人實行民主、對少數人實行專政。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思想充分貫徹到奪取國家政權、鞏固新生政權、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打開外交新局面等多方面，是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早期建設的鮮明主題。

　　2.以人民標準為衡量尺度。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將群眾路線與改革開放實際相結合，承繼、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思想。 “以人民標準為衡量尺度”是這一時期群眾路線的時代內涵，給“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搭起了生命繩索，也在偉大探索中越發強勁。 1983年，鄧小平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就提到了“兩個是否有助于標準”，他指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生活，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 ”[15]

　　人民的富裕生活、國家的興旺發達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心中處于最高的地位，這還充分體現在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和判斷中國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三個是否有利于標準”中。 他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相結合，高度關注人民群眾的利益。 人民群眾的利益具體且實在，既有物質利益，又有精神利益，統一于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之中，這是判斷、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和價值尺度。

　　3.做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接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征程中，始終牢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訴求，將群眾路線進一步落實、發展，“做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這一時期群眾路線的本質概括‍‌‍‍‌‍‌‍‍‍‌‍‍‌‍‍‍‌‍‍‌‍‍‍‌‍‍‍‍‌‍‌‍‌‍‌‍‍‌‍‍‍‍‍‍‍‍‍‌‍‍‌‍‍‌‍‌‍‌‍。 世紀之交, 改革開放的強勁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環境的不斷變化，給我們黨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錯綜復雜的挑戰和問題。

　　同時，由于部分黨員干部“滋長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個人主義和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有的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16]，黨自身建設面臨著諸多新課題。 2000年，江澤民立足于建黨近80年的歷史經驗，以如何應對新形勢新任務為出發點，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反復強調貫徹“三個代表”最根本的是要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心，將其實現、維護和發展好。 他將生產力的發展、文化的繁榮落腳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對黨始終做人民利益忠實代表赤誠之心的彰顯。 這不僅有助于鞭策領導干部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也有利于激發廣大人民群眾踐行群眾路線的主體責任，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推進。

　　4.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十六大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緊扣新世紀新階段發展主題，提出科學發展觀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對群眾路線的體現，最突出的特點是把‘以人為本’和發展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17]“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是這一時期群眾路線的生動表達，回答了為誰發展、靠誰發展、發展成果歸誰所有的問題。 胡錦濤曾強調：“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 ”[18]

　　這一論斷十分清晰地揭示了群眾路線的黨性原則，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立場上，要在信號捕捉時，把傾聽群眾呼聲放在第一位; 在戰略決策中，把群眾需要放在第一位; 在具體工作上，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考核標準里，把群眾滿意放在第一位。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崇高價值取向與正確實現途徑的統一，離開以人為本談科學發展，毫無意義; 離開科學發展談以人為本，只會是抱雪向火，最終會因背離客觀發展規律而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以人為本與科學發展相輔相成，是群眾路線所內蘊的價值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又一集中體現。

　　5.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際的深入考量，高度重視對群眾路線的繼承和發展，明確提出和具體闡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群眾路線的新內涵。

　　其作為治國理政新思想新戰略的核心價值理念，對指導中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建設，促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中，蘊含了以人民地位、利益、作用、滿意為中心的四個向度，以人民地位為中心是基本前提，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立場，才能筑牢貫徹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是價值內核，內在規定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進的鮮明主線，明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展開的著力點; 以人民作用為中心是支撐力量，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只有緊緊依靠和充分發掘人民群眾的智慧與力量，才能為人民群眾利益的實現提供強大支撐; 以人民滿意為中心是最終目的，是以人民主體地位、人民切身利益、人民歷史作用為中心的必然邏輯與實踐結果。 “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賦予了群眾路線內涵嶄新的時代特色，彰顯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獨特意涵，是人民主體地位、利益、作用、反饋的高度統一。

　　四、群眾路線實踐形式的發展變革

　　群眾路線實踐形式的發展變革是洞悉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歷史演進的重要一維。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內外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群眾路線實踐形式歷經了由群眾運動的主旋律轉變為群眾運動的式微揚棄，再到群眾路線制度化、法制化延展的演進軌跡。 縱深把握群眾路線實踐形式的歷史變遷，對于我們當前高度聚焦、與時俱進地提高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效具有重要意義。

　　1.群眾運動的主旋律。 群眾路線具體有哪些形式，鄧小平1961年在接見青年團工作會議代表時對其進行了明確的劃分，既包括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形式，也包括經常的、細致的、深入的聯系群眾的形式。 群眾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的主要形式，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工人、農民、婦女運動等,并最終從根本上變革了舊中國的面貌。 群眾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強化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運動情結，對群眾運動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

　　隨著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契合黨鞏固新生政權的功能需求，再加上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執政資源嚴重匱乏的緣故，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里，我們黨又慣性地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各領域各方面的問題。 但群眾運動的弊端在黨鞏固新生政權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已逐漸顯露，而后再繼續把群眾運動作為貫徹群眾路線的主旋律，其歷史局限性就全面顯現出來。

　　2.群眾運動的式微揚棄。 關于把群眾運動作為群眾路線最主要或唯一形式的弊端，黨的部分領導人早有察覺。 鄧小平1961年在接見參加全國省、市、自治區婦聯主任會議全體同志時就談到，群眾運動只是群眾路線的一種形式，以群眾運動覆蓋群眾路線是形式主義的做派，實則背離了群眾的意志，脫離了群眾。

　　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中指出了貫徹群眾路線的三種錯誤：把群眾運動當作是群眾路線的唯一方式; 把熱鬧卻空洞的大會、大報告視為群眾路線; 醉心于看似轟烈、實則脫離群眾的所謂“群眾運動”，誰如果不同意這種“群眾運動”，就被認為是否認群眾的干勁，潑群眾的冷水，泄群眾的氣。

　　撥亂反正后，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明確指出：“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而不是用透徹說理、從容討論的辦法，去解決群眾性的思想教育問題，而不是用扎扎實實、穩步前進的辦法，去解決現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問題，從來都是不成功的。 ”[19]運用法律、制度、經濟、教育等多種手段的中醫式舒緩治療，來替代斗爭加運動式的外科直切手術，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總結和反思貫徹群眾路線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新形勢新任務新條件作出的科學抉擇。

　　3.群眾路線制度化、法制化的延展。 突擊式、自由化的群眾運動日趨式微的同時，群眾路線的制度化、法制化變得尤為重要。 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群眾路線的制度建設是其順利貫徹的根本保證，黨的群眾路線之所以曾一度堅持和貫徹得不好，根本原因是群眾路線制度遭到了嚴重破壞，同時也與制度不完善、執行力差有重大關聯。 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和組織建設中的運用。

　　改革開放以后，黨從理論和實踐上不斷發展民主集中制，不僅進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內涵，將其規定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從動靜雙重維度闡釋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使之成為實現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抵制家長制和極端自由化的重要方式; 鞏固和提升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地位，使民主集中制從原則到制度，成為我們黨最大的制度優勢。 正如習近平所言：“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它正確規范了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反映、體現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利益與愿望，保證黨的路線政策方針正確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的制度。

　　因此，這是我們黨最大的制度優勢。 ”[20]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日臻完善表明群眾路線已深刻融入到黨的生活和組織建設中，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則是黨在國家政權組織中貫徹群眾路線的最好實現形式。 選舉是釋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優越性的基礎環節。 改革開放伊始，我國新修訂的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法擴大了選舉范圍，還將選民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增加了民意代表的真實性。 另外，城鄉以同比例進行選舉也在新世紀前十年里得以實現。

　　這一系列舉措使群眾路線的廣泛性、實在性和平等性在國家政權組織形式中得以充分彰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群眾路線制度化建設推進的重要抓手。 而制度化建設的關鍵是法制化，改革開放從理論與實踐上重啟了群眾路線法制化的進程。 1978年底，鄧小平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四維齊張，激活、奠定了群眾路線法制化演進的生長點和著力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具化了貫徹群眾路線的法規法紀，并在其后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了全盤的戰略部署，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對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群眾路線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具有深遠影響。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思想的發展演進有著鮮明的內在邏輯：群眾路線的內容體系是涉獵這一論題的基礎理論，其由基本的群眾路線實踐方法逐漸豐富為以人民主體思想為內核的完整體系，從廣度上規定了理解和貫徹群眾路線的基本范疇; 群眾路線的戰略地位是其能否得到重視和切實貫徹的重要決定因素，黨在帶領人民走向偉大復興的實踐中，不斷提升群眾路線的戰略地位，從高度上強化了掌握和貫徹群眾路線的實踐自覺; 群眾路線的時代內核是黨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對群眾路線精髓進行的創造性闡釋，從厚度上凸顯了黨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的中心任務; 群眾路線的實踐形式是黨在不同歷史時期貫徹群眾路線的具體表現方式，從精度上為貫徹群眾路線提供了根本指南。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政干部論壇(月刊)創刊于1986年，由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省行政學院主辦。始終堅持以“廣開黨政工作思路 博采干部探索精華”為辦刊宗旨，密切關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

　　中國共產黨從廣、高、厚、精四個維度來推進群眾路線的理論發展，對于新時代科學把握和堅決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具有重要啟示：首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做到價值、認識、實踐、評判等四主體的統一，不可分割; 其次，加強踐行群眾路線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積極推動群眾路線理論形態向實踐形態的轉化; 最后，精準聚焦群眾路線的時代主題，使其在法制的框架內落地落實‍‌‍‍‌‍‌‍‍‍‌‍‍‌‍‍‍‌‍‍‌‍‍‍‌‍‍‍‍‌‍‌‍‌‍‌‍‍‌‍‍‍‍‍‍‍‍‍‌‍‍‌‍‍‌‍‌‍‌‍。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

　　[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62.

　　[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522.

　　[4]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94.

　　作者：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