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在經歷了不斷的挫折和失敗后，將目光轉向蘇俄，并在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開始了“聯俄”“師俄”歷程。但孫中山的“以俄為師”并非“全盤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帶有明顯的選擇性傾向。他始終以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需要為標準，在積極效法蘇共組織模式、學習借鑒蘇俄建軍經驗的同時，對蘇俄國家現代化的終極制度目標及其指導思想都持抵拒態度，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社會改革而不必經過階級斗爭實現各階級人民均享幸福的大同世界。

　　關鍵詞：孫中山;蘇俄經驗;認同;拒絕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史博采》理論版將在傳承原有的“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辦刊宗旨上，突出黨史黨建研究和理論研究的專業性、實踐性和學術性;全文刊發黨的重要文獻、黨史黨建理論優秀研究成果、基層黨建先進經驗;面向全國各級黨政、宣傳、組織、人事、紀檢監察和理論研究部門;面向全國各類大中專院校、各級黨校理論教學、黨史黨建研究部門和各種所有制企業負責同志。

　　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在不斷的挫折與失敗中，探索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道路，尋求救國救民的正確途徑。當他對獲得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徹底失望并孤立無援時，蘇俄的善意使他將目光轉向東方。可是，盡管其三民主義與蘇俄模式有諸多相通之處，但兩者在本質上的差別又使矛盾無法調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終極目標，而蘇俄革命后確立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盡管當時蘇俄采取了新經濟政策，但其國家現代化的終極理想是以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實現共產主義。這就使孫中山“以俄為師”的目標只是在革命的技術層面，包括蘇共組織模式、蘇俄黨軍制度等，而對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始終持明確的拒絕態度。

　　雖然孫中山也強調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贊揚蘇俄主張正義的價值取向和蘇維埃制度本身的優越性，但他從未想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來代替三民主義，其晚年“由西向東”的轉向也并未改變其思想的核心內容，使“以俄為師”表現出明顯的選擇性特征。當前對孫中山“以俄為師”的研究和探討主要側重于蘇俄、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關系及對孫中山的影響，①關于孫中山對蘇俄現代化道路與方案的認識和看法，只是有所涉及，并未對其進行專門研究。本文擬以孫中山晚年對蘇俄現代化道路與方案的態度為視角，從孫中山對蘇俄治黨建軍模式、新經濟政策、國家現代化的終極制度目標與意識形態四個方面的認識和看法出發，進一步分析他對蘇俄道路的選擇性認同傾向，并探討這一傾向的根源所在。

　　一、強烈向往蘇共組織模式及蘇俄黨軍制度

　　孫中山選擇“以俄為師”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實現其終極理想的革命階段汲取蘇俄的成功經驗與方法，在對蘇共與國民黨革命的比較中，孫中山認識到蘇俄革命成功的關鍵因素就在于蘇共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及在其領導下的堅強黨軍。于是，孫中山將學習蘇俄革命經驗的主要方面放在了蘇共組織模式和蘇俄黨軍制度上。首先，強烈向往蘇共的組織模式。孫中山肯定俄國革命黨在推翻俄帝國主義后而進行的政治、經濟革命是“徹底的成功”，并且多次強調，俄國革命6年成功，就在于“其方法良好”。①因此，他特別注意學習蘇共黨組織的建設經驗及黨員管理工作，十分關注其組織建設模式，對蘇共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十分贊賞。一方面，孫中山認為蘇共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是革命成功的關鍵所在。

　　他指出，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打消了政黨內部的無政府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主張革命政黨本身的自由，而不是革命黨員個人的自由，且黨員都贊成這一主張，“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這樣，俄國革命黨就“能夠全體一致，自由行動”，革命所產生的“效力便極大”，“成功便極快”。②相比較而言，國民黨“黨中缺乏組織”，③黨員“各自為政”，既未能繼承“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形成“活潑于自由中的新思想”。④在革命過程中，黨員也是憑個人去奮斗，隨時隨地自由行動，這種情況就使得國民黨黨員有自由、有能力，而全黨無自由、無能力，造成國民黨奮斗12年仍失敗。在分析對比的基礎上，孫中山強調，國民黨此前未進行有組織、有紀律的奮斗，是“因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⑤但是，有了俄國的方法后，國民黨的奮斗就要效法俄國，以學得其成功。另一方面，孫中山看到，蘇俄共產黨的這種組織模式，使其對領袖的依賴程度降低，從而避免了領袖去世后的革命失敗。孫中山認為，蘇俄政府在列寧去世后仍然屹立不動，是因為蘇共黨員能夠犧牲個人的意志和自由，以成全“黨的意志”“黨的自由”，所以其政黨本身的力量會異常強大，政黨基礎也異常堅固，不會因為領袖的去世而發生絲毫影響。⑥

　　他確信列寧的去世對蘇俄“大局無大關系”，蘇俄共產黨也“決不虞失敗”，⑦而國民黨改組正是要按照蘇俄的這種方法進行，讓全黨黨員共同奮斗，使國民黨不因為“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⑧基于此，孫中山便把“以俄為師”的主要精力放在學習蘇俄共產黨的組織管理模式上，并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力推改組國民黨。可以說，孫中山是在與蘇俄共產黨的比較中看到了國民黨本身存在的問題及蘇共組織模式的優越性，從而堅定了改組國民黨的決心。其次，積極借鑒蘇俄黨軍制度。在與共產國際代表的接觸中，結合自身多年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孫中山認識到擁有革命黨領導的軍隊的重要性，并指出民國成立后“日見退步”的一個原因就是“基礎未固”，而這一基礎就“在于軍隊”。他強調大凡建設新國家，革命軍萬不可少。⑨

　　這樣，孫中山“以俄為師”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吸納蘇俄以黨建軍思想，學習其黨軍制度，并著手按照蘇俄模式建立在國民黨領導下以三民主義為指導的革命軍隊。孫中山認為，蘇俄革命能在較短時期內大功告成，是“因軍隊全屬黨人故也”，俄國革命雖以黨員做先鋒，但革命成功后馬上組織革命軍，也正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后援”，所以，就是遇到好多大障礙，俄國革命黨還是“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終將內亂外患在“三數年間”次第戡定，⑩若沒有這樣龐大的黨軍，蘇俄勢力必定沒有“今日之盛”。輥輯訛而中國當革命時，“在各省舍身奮斗的黨員也是不少”，但在革命后沒有組織軍隊來繼續“革命黨的志愿”，所以雖然革命有部分成功，“至于說到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

　　對此，孫中山總結說：國民黨所領導的革命，只有革命黨而沒有革命軍隊的奮斗，這導致民國為官僚、軍閥所把持，國民革命不能取得完全成功，因此，“沒有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輥輰訛基于此，孫中山十分推崇蘇俄黨軍制度與軍隊培養、建設方法，1922年與達林會談時，他就對紅軍的政治教育工作很感興趣，1923年，當鮑羅廷向孫中山講述紅軍情況時，更“使他注意到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孫中山表示：“我們的軍隊中缺少這個，我們必須把所有這一切建立起來”，①并于同年派遣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主要考察的就是蘇聯的軍隊建設經驗，同時請求蘇聯“派人到華南，仿照紅軍編練中國軍隊”。②

　　此外，在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上他也直言，國民黨開辦陸軍軍官學校的目的就是要仿效俄國來培養軍官、建設軍隊，以成為國民黨的堅強后盾。不難看出，孫中山如此強烈地急于學習蘇俄黨軍制度與建軍經驗，正是基于他從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中認識到革命黨掌握自己所領導的革命軍隊的重要意義。

　　二、充分肯定蘇俄新經濟政策

　　孫中山從20世紀初就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流派，對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也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在吸收其部分思想的基礎上，結合對歐美社會實際的觀察，他并不贊同當時的蘇俄及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因而認為蘇俄實施新經濟政策，一定程度上允許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與發展，有其歷史必然性。他認為，新經濟政策在性質上已不同于共產主義，而與他一直以來所倡導的實業計劃及要在中國實行的《建國方略》如出一轍、異曲同工，充分肯定新經濟政策實施的合理性和正確性。

　　三、選擇性贊同蘇俄政治現代化的目標理想

　　孫中山國家現代化理想的政治目標是在三民主義指導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蘇俄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則是實現社會主義，進而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在政治現代化目標上的這種差異使孫中山在“以俄為師”的過程中并非全盤接受，而是有選擇地吸收那些他認為對中國革命和國民黨建設有益的內容，為實現三民主義理想而服務，同時拒絕與其政治現代化理想相沖突的方面，尤其是蘇俄政治制度模式。

　　四、否定抵拒蘇俄意識形態

　　孫中山晚年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十分推崇，并談到他的三民主義是演繹中華漢民族三千年來的治國平天下理想而成，而非照搬列寧思想。所以，盡管孫中山一再宣稱其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這只是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于蘇俄所實行的模式。因此，他不僅在制度層面上拒絕蘇俄模式，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明確表示“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②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持抵拒態度，反對將其引用于中國，更不贊同將其作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