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腐敗嚴重影響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當前高校腐敗研究蓬勃興起，但還存在一些充滿爭議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央全面反腐和高校“雙一流”建設啟動的背景下，對這一主題進行回顧、評價與展望具有重要意義‍‌‍‍‌‍‌‍‍‍‌‍‍‌‍‍‍‌‍‍‌‍‍‍‌‍‍‍‍‌‍‌‍‌‍‌‍‍‌‍‍‍‍‍‍‍‍‍‌‍‍‌‍‍‌‍‌‍‌‍。借助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對CNKI數據庫1994～2018年間收錄的關于高校腐敗主題的1163篇期刊論文進行計量分析，繪制出高校腐敗研究的知識圖譜‍‌‍‍‌‍‌‍‍‍‌‍‍‌‍‍‍‌‍‍‌‍‍‍‌‍‍‍‍‌‍‌‍‌‍‌‍‍‌‍‍‍‍‍‍‍‍‍‌‍‍‌‍‍‌‍‌‍‌‍。知識圖譜顯示，高校行政腐敗研究、高校學術腐敗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對策研究成為該主題的研究熱點‍‌‍‍‌‍‌‍‍‍‌‍‍‌‍‍‍‌‍‍‌‍‍‍‌‍‍‍‍‌‍‌‍‌‍‌‍‍‌‍‍‍‍‍‍‍‍‍‌‍‍‌‍‍‌‍‌‍‌‍。展望高校腐敗問題的研究走向，進一步深化高校腐敗研究需要采取深化學理研究、加強制度與機制研究、關注實證研究、開展比較研究等對策。

　　關鍵詞：高校腐敗;知識圖譜;研究熱點;趨勢

　　2017年，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29所中管高校接受中央專項巡視。從公布的巡視結果來看，上述高校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既有作風建設方面的問題，也在選人用人、科研經費使用、新校區基建、附屬醫院等內部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存在腐敗風險。這反映出國家層面對高校腐敗風險的重視與警覺。高校腐敗問題同樣引起學術界的重點關注，相關研究論文和著作不斷呈現。

　　在當前中央全面從嚴治黨與高校“雙一流”建設正式啟動的時代背景下，為深入厘清高校腐敗問題的理論內涵，深化研究層次，迫切需要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體結構、學術脈絡、研究熱點等方面開展系統梳理，進而為高校腐敗治理實踐提供可能的借鑒。

　　一、數據獲取與研究方法

　　鑒于“腐敗”問題的復雜與多義，及保證數據檢索的準確與周全，本文以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收錄的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確定檢索方式為“主題=高校腐敗”。檢索發現，CNKI中大量收錄高校腐敗期刊論文的最早年份為1994年，因此將檢索時間設定為從199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初步檢索到期刊論文1274篇，進一步篩選并剔除講話、書評、報道等文獻，實際獲得有效文獻為1163篇。

　　運用CNKI指數功能與Excel軟件對年度發文、學科構成、來源刊物、核心作者等進行統計，并運用美國德雷賽爾大學陳超美副教授開發的CiteSpace軟件繪制關鍵詞知識圖譜[1]359。綜合以上數據進行歷時性分析，判斷和識讀研究熱點與未來趨勢。

　　二、數據分析與研究結果

　　(一)發文量與年代分析

　　觀察1994～2018年高校腐敗研究的發文情況，可以發現自1994年至2018年，高校腐敗的研究成果上升趨勢明顯，呈現出三個時期的階段性變化特征。其中，在1994～2000年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時期，年發文數量為10篇以內，可以判定這一研究主題還沒有形成;在2001～2010年高等教育規模擴張時期，年發文量逐漸增加;2011～2018年，高等教育進入質量提升時期，發文量迅速上升，并在2015年達到最高值116篇，盡管2017、2018年發文數量下降明顯，但筆者認為這是由于CNKI收錄期刊數據調整所造成的。論文數量激增折射出高等教育輝煌發展與亂象隱現的現實。

　　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反腐敗工作高度重視。2005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教育部黨組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提出《關于在教育系統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中加強聯系配合的意見》。2008年，中央紀委、教育部、監察部共同印發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反腐倡廉建設的意見》，對加強高校反腐倡廉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十八大以來，中央全面反腐，推動高校反腐敗的工作實踐與理論研究跨入新階段，研究論文數量激增，研究廣度與深度都不斷拓展。

　　(二)來源期刊分析

　　公開發表高校腐敗研究論文的期刊較為多元，發文量較高的期刊(本文統計發文量為6篇及以上的期刊)達到25種，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是《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法制與社會》等思政類重點期刊，第二類是《江蘇高教》《中國高等教育》《教育與職業》等教育類核心期刊，第三類為《經濟研究導刊》《財會通訊》《產業與科技研究》等財經類專業期刊。

　　這25種期刊共刊發論文231篇，占本研究采集論文總量的19.9%。特別是《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法制與社會》等期刊，發表該主題論文較多，成為這一研究的主要陣地。

　　(三)學科狀況分析

　　根據中國知網統計，本研究中論文所涉及學科領域較廣。其中，論文主題歸屬于高等教育學科的文獻最多，占總數的52.4%;歸屬于中國共產黨與行政管理學科的文獻也比較多。這說明本研究具有鮮明的黨建與公共政策導向，但其理論基礎相對薄弱。

　　(四)研究機構分析

　　數據顯示，本主題的研究機構數量龐大。發文量在5篇以上的高校有39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共19所，其余為普通高校;39所高校共發文252篇，占發文總量的21.7%(見表3)。普通高校中，發文最多的是廣東海洋大學，為13篇，也是本主題涉及機構中發文最多的;這些高校的研究人員多為紀檢監察工作者，發表了較多實踐性成果。

　　在“雙一流”建設學科高校層面，福州大學發文最多，為10篇;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浙江大學等分別次之。這些高校具有綜合學科優勢，大多建有廉政中心或廉政智庫，吸引一定規模的專業教師加入研究，對高校腐敗研究起到了理論深化與引領作用。

　　教育部也自2010年起設立教育廉政理論研究專項任務，引導開展教育系統反腐倡廉研究，取得了一批理論成果。特別是2015年10月，國務院發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提出要“完善體現高校特點、符合學校實際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一主題也吸引了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國家審計署等相關主管部門與“雙一流”建設高校廣泛的注意力。

　　(五)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代表了某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水平。統計發現高校腐敗研究的作者群體較為龐大，共計1748人，但發文量差別明顯。發表論文數量最多的是成都理工大學劉永豐，共發文5篇。劉永豐、余俊麗、范松仁、尹曉敏、陳通、崇椿等位居發文量前列的24人可以視為本研究的核心作者。這些作者主要是高校紀檢監察與財務部門的管理者，以及政治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等領域的學者。

　　從總體上看，本主題核心作者群初步形成，但規模尚需擴大，長期開展研究并有高質量論文持續產出的關鍵研究者也還不多。從個體來看，劉永豐對高校內部監督不到位現象進行了系統分析，從組織與機制建設方面提出了對策;范松仁探討了高校亞腐敗現象與學術不端現象的經濟社會根源，提出從教化、管理、防控等方面開展長效機制建設。

　　[2]尹曉敏從信息公開角度展開分析，認為高校腐敗風險的根源在于辦學自主權缺乏有效監督。[3]20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腐敗問題也引起國內反腐敗問題研究專家的關注，如莊德水、何增科、杜治洲、李輝等學者分別對高校“三重一大”制度的生成邏輯、高校腐敗實證調查、高校懲防體系建設等方面進行了重點研究，進一步開闊和豐富了高校腐敗的研究視域與研究方法。

　　(六)理論基礎探測

　　理論基礎是在某一研究領域具有普遍性作用的理論與原理，可以通過研究論文的共被引文獻情況進行辨識。利用CNKI的指數分析功能，可以發現高校腐敗研究共被引頻次最高的參考文獻，具體如表5所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被引頻次最高的這13篇文獻中，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鄧小平文選》等綱領性文獻2部，它們與《論法的精神》《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權力社會學》《腐敗與反腐敗》等一起，為教育領域權力研究與高校腐敗研究提供了一般原理和宏觀思路。《高等教育系統》《現代大學論》《高等教育學》等著作重點闡釋了高校、政府與市場存在的結構性沖突與利益協調機制，以及高校權力組織與結構問題，成為研究者構建政府、市場、高校之間調適框架的理論來源。專著《學術責任》與論文《學術管理、學術權力等概念釋義》界定了學術權力、學術自由、學術責任、學術道德等相關概念，為研究者探討大學學術權力的概念、特征、運行等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撐。

　　三、高校腐敗的研究熱點

　　文獻計量學認為，研究熱點是在某一時間段內，有內在聯系的、數量相對較多的一組論文所探討的科學問題或專題[1]377。關鍵詞是作者對文章整體內容的集中反應，其出現頻次的高低可以作為判別某一領域研究熱點的重要依據;關鍵詞在可視化后由不同的節點(圓圈)呈現，節點(圓圈)的大小代表了關鍵詞出現的頻次：節點(圓圈)越大代表關鍵詞出現的頻次越高，反之則越小。

　　將前述確定的1163篇論文導入CiteSpace軟件，參數設置為“時間跨度為1年，TopNperslice為50”，而后進行可視化分析并繪制知識圖譜。可以發現，1994～2018年間，高校腐敗研究共有關鍵詞節點244個、關鍵詞節點連線445條，出現頻次較高(本文統計及可視化顯示為10次及以上)的關鍵詞有38個。

　　它們所代表的關鍵詞依次為：高校腐敗、學術腐敗、腐敗、反腐倡廉、對策，另有領導干部、內部控制、學術道德等突出節點，這些節點代表了比較集中的研究內容。而從表6統計的高頻關鍵詞來看(表中序號為作者標示，頻次由CiteSpace軟件統計)，也有很強的內在關聯性。

　　根據關鍵詞的內涵，可以將其歸并為四類。第一類為高校腐敗、領導干部、消極腐敗現象、原因等10個與高校行政類腐敗相關的關鍵詞，出現頻次總計359次;第二類為學術腐敗、學術道德、學術不端、學術權力等7個與學術腐敗相關的關鍵詞，出現頻次總計194次;第三類為反腐倡廉、對策、制度建設、內部控制等18個與腐敗治理相關的關鍵詞，出現頻次總計452次;第四類為高等學校、高等教育、高等院校3個關鍵詞，屬于本研究主題的范圍限定用語，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可以最終將高校腐敗研究熱點問題劃分為三類：高校行政腐敗研究、高校學術腐敗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對策研究。

　　(一)高校行政腐敗研究

　　通過閱讀關鍵詞為“高校腐敗”的主要文獻可以發現，這些論文研究的主要是高校黨政權力濫用所引發的行政腐敗內涵、機理等問題。研究者一般將發生在高校的腐敗問題劃分為經濟類腐敗、行業類腐敗和學術類腐敗三類，[4]并將經濟類腐敗與行業類腐敗并作高校行政腐敗進行研究，由于學術研究具有特殊性，因此將學術類腐敗進行單獨研究。高校行政腐敗是這一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者主要基于以下三個理論視角展開分析。

　　道德論是高校行政腐敗研究的基礎視角。在20世紀90年代，研究者多從道德論視角予以論述，認為腐敗是一種消極現象，是高校領導和管理干部個人理想喪失、道德敗壞的結果。隨著實踐與研究的演化，這種道德論已經不能解釋高校腐敗問題的多發。

　　功能論是高校行政腐敗研究的主流視角。高校經由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逐步獲得普通行政管理權與辦學自主權，但由于當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仍處于轉軌期，高校運作沒有完全實現現代化，國家法律制度和權力制約措施沒有及時跟進，高校內部權力監督與制約機制欠缺，從而會引發高校黨政權力的非公共性運作，導致高校領導干部職務犯罪。[5]

　　這樣就可將高校行政腐敗定義為高等學校的公職人員運用手中的公共權力為個人或團體謀取私利的行為及現象[6]。基于這樣的理論背景，經濟學尋租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委托代理理論、風險控制理論被大量運用到研究中來，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委托代理合約不完備、瀆職誘因大、腐敗查處概率低等因素被界定為腐敗發生的最為直接的誘因，[7]進而也證明了功能論的強大解釋力。

　　嵌入論是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其理論前提是新經濟社會學。這種觀點著重考察腐敗滋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將“腐敗”定義為“國家公職人員以社會資本為基礎、以腐敗網絡為載體、以嵌入為方式的公共權力的異化行為”[8]。我國高等教育也是嵌入在特定社會結構之中的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從文化角度講，高等教育主管部門與高校之間、高校內部管理層級之間權力距離明顯，管理者上下級之間相互依賴指數高，個人在決策時可能就會優先考慮小群體利益，從而造成腐敗關系網的滋生。

　　就社會關系而言，高等教育主管部門與高校之間、高校黨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間缺乏應有的普遍信任，而高校內部因社會差序格局、學科歸屬、師生門第等造成的特殊信任程度高，這樣更容易形成隱性的腐敗網絡。這個理論框架能夠更為深刻地詮釋高校“關系”與“潛規則”盛行的根本原因。一些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個框架，如近年來高校發生的腐敗案例呈現出窩案串案多發的鮮明趨勢[9]，社會關系網絡對于高校基建干部腐敗具有重要影響[10]，等。這一點，在2017年中管高校巡視通報中也得到相關驗證。

　　(二)高校學術腐敗研究

　　在高校腐敗知識圖譜中，學術腐敗是中心度最高的關鍵詞，說明學術腐敗最受學者的關注，與之相連接的有學術失范、評估、學術自由、大學精神、行政化與去行政化、科研經費等關鍵詞。高校教師是我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核心力量，其學術水平與學術道德歷來受社會的推崇。然而，自21世紀以來，“計劃經濟”的管理慣性、“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與“學術資本主義”的現實誘導都對高校學術權力行使與學術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高校課題申請、論文發表、成果評獎、職稱評定過程中的腐敗行為和現象不斷發生，學術腐敗逐漸從社會與學界關注的邊緣走向視域中心。

　　學術腐敗概念漸成“譜系”。在國內學界，早期的學術腐敗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是指學術界一切與學術有關的不良行為的統稱;高校學術腐敗也不僅指師生的論文抄襲、剽竊、造假等現象，同時包括權學交易、錢學交易、學閥等問題。[11]而隨著實踐與研究的發展，政府主管部門與學術界逐漸對學術腐敗及相關問題作了明確區分，將學術腐敗定義為與學術權力不恰當使用相關的不良現象;而把那些不是由權力的濫用引發的不正當行為，列入學風不正和學術道德滑坡范疇，不再算為學術腐敗，稱之為學術不端行為。[12]

　　盡管如此，仍有學者堅持在廣義上使用學術腐敗的概念。近年來，學術共同體內部成員的學術不端行為頻繁發生，引發整個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危機，由此又生發出“學術失范”的概念。[13]可以看出，學術不良、學風不正、學術不端、學術失范、學術腐敗已構成完整的概念譜系，折射出這一問題的錯綜復雜。

　　學術腐敗成因趨于制度化。早期研究認為學術腐敗是由于高校知識分子個體道德滑坡與行動局限造成的，近年來的研究則越來越明確地指向制度化原因。首先，是現有非理性學術評價與學術激勵的制度化。在高校內部，存在著學術管理制度體系不完善的問題，包括高校現行的學術定額制度，以及學術評價中存在的重量輕質、過度推崇量化、同行評議的人情化等問題。在國家層面，則存在著正式約束制度與非正式約束制度不到位的問題。特別是當前政府對高校科研與學術的“項目式”管理方式，規訓了高校與教師群體的行動邏輯，嚴重干擾了學術自由，[14]使學術腐敗在某種程度已成為慣習。[15]其次，是高校權力組織結構與實際運行存在的制度性困境。

　　在高校的權力譜系中，行政權力處于絕對的強勢地位，行政化傾向嚴重，學術權力沒有得到實質性彰顯。作為現代大學制度的理想載體——大學章程沒有落到實處，各校大學章程中普遍存在著學術權力運行保障不到位的問題;[16]而從學術權力的現實載體——高校學術委員會制度來看，依然存在著學術權力虛弱、委員產生機制不規范等問題。[17]

　　這樣的權力結構下，行政權力一方面表現出對學術事務的強烈干預，另一方面又會與學術權力形成逐利同盟和利益交換機制，導致學術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權力尋租。再者，是學術權力監督制度供給不足。教授群體、學術組織、學校和社會四個層面對學術權力的制度約束明顯不到位，[18]這為高校學術權力不當運行留下空間，對學術腐敗起到助推作用。[19]

　　(三)高校反腐倡廉對策研究

　　在可視化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反腐倡廉”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與其直接相連接的還有監督、紀檢監察、反腐敗、預防腐敗、對策、廉政建設、治理、制度建設等節點。這些關鍵詞共同指向高校反腐倡廉對策問題。近年來，反腐倡廉對策研究逐漸從研究邊緣進入視域中心，成為本主題研究的核心議題。學者們主要從三條路徑切入對策研究，研究重點也從事后懲處轉向全程防控‍‌‍‍‌‍‌‍‍‍‌‍‍‌‍‍‍‌‍‍‌‍‍‍‌‍‍‍‍‌‍‌‍‌‍‌‍‍‌‍‍‍‍‍‍‍‍‍‌‍‍‌‍‍‌‍‌‍‌‍。

　　黨的建設路徑。這是黨和國家反腐敗理論與實踐的根本，也是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的保證。具體而言，廉政文化建設是黨風廉政建設的基礎，需要從組織、制度、氛圍、載體、理論等方面推進。懲防體系建設是全程防控的根本舉措，主要應從教育、懲治和預防三個方面進行構建，具體包括創新廉政教育方式、改革紀檢監察體制、建立教代會常任制等。[20]

　　特別是在當前的時代條件下，懲治腐敗成為高校消除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進而構建不敢腐的懲戒機制的關鍵環節。紀檢監察制度改革是目標，高校紀檢監察機構應適應形勢發展要求，實行以上級垂直領導為主、學校黨委協助領導為輔的領導體制。[21]2012年以來，學界對高校巡視工作的理論、配套制度建設與工作方式方法等內容的研究也逐漸顯現。

　　制度反腐路徑。近30年來高校反腐敗的實踐體現出從“專項式”向“制度化”過渡的明顯特征。除豐富和完善一般意義上的反腐敗制度外，學者們更多是從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角度開展研究。《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這就意味著要通過改革與制度設計，有效破除“行政化”的桎梏，實現高校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民主權力科學架構，各守其界，規范有序運行。

　　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現代大學制度的導向作用，以法治化的手段推進高校腐敗預防機制建設，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22]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還意味著要以專門財經制度與信息技術約束權力運行，從而完善高校內部風險防控機制。關于以制度方式防治學術腐敗，學界目前達成的共識是讓學術回歸學術，不僅需要對知識分子個體進行教育與規范，更需要改革學術評價制度，構建學術監督機制，加大懲治力度。

　　治理的路徑。核心是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探討將高校教代會、學代會、董事會等組織的監督與制約權利轉化為實質性運作的權力，從而實現多元主體共同治理高校腐敗的可能，其根本方向是走向高校善治。[23]治理的首要舉措是根據高校人才豐富、學術為本的治理結構特征與要求，完善學術權力配置學術性公共資源的渠道和機制，實現專家參與。

　　其次，應最大限度地增強辦學運行的透明度，充分發揮普通師生、社會公眾、社會新聞媒體等多元主體的監督作用。[3]23-24最后，應建立高校社會問責制，通過社會問責來加強政府對高校問責。[24]這也是突破高校腐敗治理消極路徑依賴的重中之重。[25]盡管高校作為利益相關者組織的事實越來越受到國家和社會的認可，但治理所蘊含的善治、社會參與、民主管理、問責制、回應性等核心理念能否在高校反腐倡廉實踐中得到具體體現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四、深化高校腐敗問題研究的對策建議

　　隨著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及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的推進，高校反腐敗的實踐越來越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注。從現實層面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與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必然會為高校反腐倡廉的制度與機制建設注入新的驅動力。而從已有研究來看，還存在著“腐敗”概念的泛化問題，高校反腐敗的歷史脈絡梳理還比較模糊，定量研究缺乏數據支持，對策研究中的形式主義困境有待突破。因此，未來高校腐敗研究需要進行深入思考與整體推進。

　　(一)深化學理研究

　　高校腐敗與反腐敗研究是理論性與實踐性都非常強的主題，融合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如政治學的權力學說為高校腐敗研究打下了理論基石，經濟學的成本-收益理論有助于進一步闡釋高校行政人員與學術人員的評價與激勵，生態學的環境研究可以從全域視角為學術腐敗研究提供支持，法學的權利理論為多元主體參與反腐敗提供了理論依據。

　　但已有研究基本上屬于理論概念的簡單引用，需要對關鍵學理問題進行深化研究，進一步明晰“高校權力”“高校腐敗”“學術腐敗”等核心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理清高校腐敗研究的理論源泉與治理實踐的歷史脈絡，達成理論研究與實踐的一致共識。

　　(二)加強制度與機制研究

　　當前，國家制度化反腐敗在以政治建黨與制度治黨雙輪驅動的引領與示范下呈現出由量至質的深刻變革，既包括具體規章制度層面的“扎緊”“織密”，又體現為以國家監察制度改革為代表的反腐敗頂層制度設計的實質性突破。高校腐敗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集中于反腐敗制度的宏觀論述與思考，尤其是集中于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給與外部引進，對于高校自身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制度文化與取向審視不足，對于高校內部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需求著墨不多，對于具體治理機制關注更少。

　　因此，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開展與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相匹配的制度研究，同時更加注重具體的治理機制設計，使制度的生命力在執行中得以有效體現。只有國家層面反腐敗制度的強制性變遷與高校內部誘致性變遷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良性的制度變革。

　　(三)關注實證研究

　　腐敗作為一個“黑箱”式的問題，需要大量測量、感知、評估等方面的實證研究。目前來看，本主題實證性研究總量不多，并且深度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僅有何增科、曾明、袁杰等學者開展了部分定量研究，其余絕大部分是從文本到文本的定性研究，概念、內容、結論的重復程度高，缺乏數據支持。

　　從宏觀層面來看，透明國際提出的清廉指數、世界銀行提出的腐敗控制指數已在政府部門得到廣泛應用，過勇等人也提出了本土化的腐敗測量框架，這些都為高校腐敗實證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未來研究可以在相關理論指導下，圍繞高校腐敗的核心議題，通過調研、實證，收集一定的樣本數據，借助社會科學的定量工具與方法開展建模與運算，從而保證研究的可信度。

　　(四)開展比較研究

　　在市場化、國際化與質量導向等趨勢的影響下，高校腐敗與反腐敗問題越來越引起國際教育學者與教育組織的關注。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預防和治理高校腐敗的過程中形成了有效經驗，如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IIEP)提出的基于倫理維度的高校腐敗治理模型、香港高校內部管治系統設計、日本國立高校法人化后引入社會力量對以校長為代表的行政權力系統的監督機制設計，都為國內高校提供了研究借鑒。

　　同時，在推進高校腐敗治理的過程中，高校的學術導向決定了我們還應關注高校與其它公共部門及社會組織之間的差異性與適用性問題。另外，考慮到我國整體高等教育結構，還應充分研究不同類型高校的組織結構特點，形成不同的治理方案，從而提升研究的針對性。近年來，學界對民辦高校腐敗問題的關注印證了這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