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具有現實化與個性化取向明顯、“偏離”與“吸納”相映、個人利益需要與道德規范遵循兼顧兩難等特點，存在德知與德行不一致矛盾凸顯、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取舍偏頗、道德價值取向趨于與利益倒掛等問題。社會大環境紛繁復雜、多元文化滲透沖擊、網絡空間虛擬無序、高校道德價值觀教育成效不佳等是導致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高校加強大學生道德價值觀教育，應構建“三全育人”格局，抓好課堂育人主渠道，秉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發揮道德榜樣引領作用，構建“互聯網+德育”新模式。

　　關鍵詞：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歷史方位“三個意味著”和“五個特征”的科學結論，高度概括了新時代的新特點，也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地位、現實境域和未來意蘊[1]。新時代對大學生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提出了新要求，也為大學生的道德價值觀發展提供了新環境。大學生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生力軍和中流砥柱。據教育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833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2]。

　　這表明，我國高等教育即將進入普及化階段，與此同時，也對人才培養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應著力回答好“培養什么人”這一教育的首要問題。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把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檢驗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斷提高學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和文化素養[3]。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再次強調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并要求將其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各環節[4]。

　　那么，新時代高校該如何引領大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幫助大學生成為心有大愛、身具大德、胸含大情懷的人呢?這是當前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具有歷史階級性，并受經濟基礎的制約。馬克思(KarlHeinrichMarx)認為，道德是社會歷史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具有一定階級性，他站在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立場上對道德意識、道德價值和道德準則等進行了闡釋[5]。

　　道德哲學對“道德”“道德價值理論”“道德教育”加以澄清，認為道德不僅指特定行為的操作，還反映了人們的某種價值標準和價值水平[6]4。涂爾干(EmileDurkheim)在《道德教育》一書中明確提出應將道德作為一個事實去研究，并認為個體社會化、道德發展的實質是遵從社會秩序和規范[6]60。

　　西方不同時期諸多學者的研究形成了許多道德教育理論流派和模式，有力地推動了德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6]107。國內學者李伯黍等對相關理論進行綜合分析，認為道德發展是人的德性從道德經驗上的“是”向道德理念上的“應當”過渡的發展過程[7]。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價值觀。

　　李紅認為，道德需要和道德動機是構成道德價值觀的基礎，是個體進行道德價值判斷的基本尺度，并從道德價值觀的四個結構層次解構其內涵[8]。陳欣銀將道德價值的內容與形式統一于道德價值觀結構，認為兩者是個體進行道德判斷、推理、決策和行為的基礎[9]。

　　劉濟良認為，道德價值觀是人們對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價值進行判斷時所依據的內在標準和尺度，它所強調的是價值判斷的道德意義[10]。參考以上諸多研究者的觀點，本研究認為道德價值觀是個體經由一系列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觀念而形成的價值體系，并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進行評判和選擇，進而付諸實踐所表現出的一種道德價值取向。道德價值觀是個體在處理各種關系時所持有的價值尺度，集中反映了個體的道德理念，并為個體價值觀的發展奠定基礎。

　　本研究通過對已有文獻進行梳理發現，隨著學界對道德價值觀的關注逐漸增加，相關研究也隨之增多，但現有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在研究視野方面，已有研究多基于傳統文化、新媒體、社會轉型等對道德價值觀進行研究，而立足新時代對其進行探討的研究相對較少。二是在研究對象方面，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當代青少年群體，但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道德價值觀存在一定差異，專門將新時代大學生作為研究主體的文獻還相對較少。

　　三是在研究內容方面，已有研究多從道德價值目標、道德價值判斷、道德價值選擇等方面探討道德價值觀的現實表征、影響因素及教育對策等，而從整體上分析道德價值觀發展特點及現狀的研究比較少見。四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盡管針對道德價值觀現狀進行調查分析的研究呈增長趨勢，但整體上仍是以理論思辨為主，用大樣本量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的研究相對較少。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結合相關理論進行探討，明晰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的基本特點、主要問題及成因，提出加強和改進大學生道德價值觀教育的對策，以期為新時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觀提供指導，為高校更好地開展道德價值觀教育提供參考。

　　一、研究思路與研究過程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以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現狀為研究主題，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的9個省份作為樣本來源地區，對在校大學生實施問卷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進而結合問卷調查結果加以分析。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了解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現狀，歸納其主要特點;二是探析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三是提出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教育的對策。

　　(二)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的編制包括主題分析、問題初選、專家咨詢、預調查、修改定稿等步驟。本研究在大量參考和借鑒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問卷進行設計，并通過對道德價值觀進行解構、分析，提出問卷設計的初步構想，在訪談了48名大學生及19位高校教師后，基于內容分析結果對問卷題目進行印證或增刪，形成問卷初稿;繼而聘請專家學者從問卷結構的合理性、題項的適切性、題意的完整性等方面進行論證，課題組對相關性不強、邏輯不清晰、表述不規范的題項進行修改;然后運用設計出的問卷初稿對58名在校大學生實施預調查，根據預測結果反映的共性問題以及征求到的意見和建議，多次對問卷進行修繕，形成最終問卷。

　　調查問卷共計30道封閉式條目和1道開放式條目，主要涵蓋：性別、所在地區、學校類別等8道人口統計學特征條目①;關于道德認知、道德判斷、道德選擇等10道道德價值觀發展現狀的調查條目;以及個人情況、學校教育、社會大環境等12道有關道德價值觀發展的影響因素的調查條目。

　　本研究采用SPSS24.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對調查問卷進行信效度分析，結果顯示，問卷的克龍巴赫α系數(Cronbach′sAlpha)為0.781，KMO(Kaiser-Meyer-Olkin)抽樣適當性檢驗值為0.875，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Bart-lettTestofSpericity)的Sig值為0.000，即相關系數在0.001水平顯著，這表明該調查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調查對象

　　本研究于2017年5月至6月期間開展調查，隨機抽取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遼寧、江蘇、廣東、湖北、湖南、江西、陜西、廣西、貴州9個省份，以在校大學生為調查對象實施問卷調查，共調查了119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79所，高職高專40所。本次調查以紙質問卷的形式開展，共發放問卷10084份，回收有效問卷8024份，有效回收率為79.6%。本次調查的樣本學校兼顧重點和一般本專科院校、公辦和民辦等不同類型高校，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的特點

　　不同時期大學生的道德價值觀有著不同的變化和特點。我們只有認清新時代大學生在道德認知、道德判斷、道德選擇等方面呈現出的特點，才能準確把握和深入分析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現狀。

　　(一)現實化取向和個性化取向日漸凸顯

　　大學生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諸如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的文化滋養中，道德認識水平得以不斷提升。與此同時，大學生道德價值觀在發展變化過程中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本研究對“擁有巨額財富是成為人生贏家的重要標準的看法”的調查結果顯示，持認可態度的大學生占35.1%，表示“不確定”的大學生占25.7%，表示“不贊同”的大學生占35.2%，表示“非常不贊同”的大學生占4.0%。魯潔認為，由于物質財富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成了為物質、為對象物、為自然本能等所支配的人，以致于只是用“物質的批判”取代“思想的批判”;用“物質的超越”去取代“精神的超越”[11]。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利益關系，大學生在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上更加現實。另外，大學生正處于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期，人生的“拔節孕穗期”，其思想觀念、內心訴求、價值觀念等仍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加之教育日益注重對學生的個性化培養，青少年在道德價值觀實踐中個性化逐漸凸顯，個性化表達已成為青少年展示自我和彰顯個性的方式[12]。

　　(二)道德“偏離”與道德“吸納”交疊相映

　　“偏離”和“吸納”的理論出發點是注重青年與社會發展相互促進的基礎作用，同時也不忽視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和諧性乃至沖突[13]。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在發展變化的向度上并不平衡，是一個“偏離”與“吸納”交疊相映的過程。

　　一方面，道德“偏離”現象明顯。本研究對“‘位卑未敢忘憂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看法”的調查結果顯示，持“無所謂”(占20.5%)、“不贊同”(占5.9%)態度的大學生占不小比例。從部分大學生對責任和貢獻的態度可以窺見，其道德價值觀念尚存在偏差，未能真正形成積極正向的道德價值觀，還需對其加強道德價值觀教育。

　　另一方面，道德“吸納”力量彰顯。本研究在“選擇大學專業的主要考慮因素”調查中，占比最高的前三項分別為“興趣愛好”(33.9%)、“好就業”(18.5%)和“社會需求”(18.4%)。大學生對專業的選擇也是其道德價值觀的具體體現，大學生在個人發展上將社會需求納入考量，將自我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需求結合起來，愿意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認同。

　　(三)個人利益需求與道德規范遵循

　　兼顧兩難道德具有利他性，也有自利性。利益關系是理解道德價值觀本質特征的邏輯起點。自利性與利他性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內在特征，兩者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統一的[14]。本研究對“最重要的人生價值目標”的多選題調查結果顯示，占比排在前四項的分別為“家庭幸福”(占62.1%)、“誠信友善”(占60.2%)、“實現個人價值”(占51.7%)、“愛國敬業”(占49.2%)。

　　這反映出新時代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普遍認同。本研究對“有人通過打擦邊球、鉆政策制度的空子等方法來達到個人目的的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有50.2%的大學生表現出為達到個人目的可能會選擇這樣做的意愿，還有7.8%的大學生選擇肯定這樣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競爭壓力和利益驅動，大學生受功利主義思想干擾，在道德價值觀的具體踐行中陷入既希望實現自身利益的關切和目標，又想嚴格遵守道德價值規范的兩難境況。

　　三、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高校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道德教育穩步推進。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主流積極向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和實踐認同不斷增強。同時，我們也需要冷觀與靜思，正視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為加強和改進高校道德價值觀教育明確大方向、找準切入點。

　　(一)德知與德行不一致的矛盾凸顯

　　習近平同志寄語青少年：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15]。“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大學生應堅持知行合一。在道德認知方面，我國歷來重視大學生思想道德建設，思想政治理論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等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都十分注重向大學生傳遞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大學生對于基本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具有一定認知，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的理解和認識也在逐漸增強。

　　但本研究對“有人通過打擦邊球、鉆政策制度的空子等方法來達到個人目的的態度”的調查結果顯示，選擇“鄙視這種行為，我堅決不這樣做”的大學生占42.0%，選擇“屬投機取巧行為，萬不得已時也會這樣做”的大學生占33.7%，選擇“不算違規違紀，我可能會這樣做”的大學生占16.5%，選擇“此乃聰明之舉，我肯定會這樣做”的大學生占7.8%。

　　綜合看來，仍有58%的大學生會為了達到目的而“走捷徑”。這表明，新時代大學生還未能將正確的道德認知、自覺的道德養成同積極的道德實踐相統一，在道德價值觀上呈現出對社會主流道德價值觀念較為認同，但面對與自身利益關聯性較強的事時，又難以堅持公允立場的矛盾狀況。高校道德價值觀教育距離真正實現智與德、知與能“并排走”還有一定距離。

　　(二)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取舍有偏頗

　　柯爾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結構-發展”理論認為，道德是個體在與社會道德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逐漸發展或建構起來的[16]。當前各類群體生存發展競爭壓力的加劇，干擾了個人道德價值的編碼位序，客觀上促使個體更注重個人目標的實現。本研究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取舍的態度”的調查結果表明，“損人不利己”和“損人利己”的被選率竟分別為10.3%和7.1%，僅有6.0%的大學生選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這說明僅有一小部分學生在集體利益面前不過于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還有一定比例的學生會不惜損害集體利益而換取個人利益的滿足;甚至還有部分學生并非為了得到個人利益但卻選擇損害集體利益。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個體積極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但物質發展和精神追求步調的不一致也帶來了一些現實問題。

　　如2017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管理類專業學位聯考中就有30余名考生參與考試作弊[17]。個人主義道德推崇對己對物使用價值的追求，以利益為紐帶的生活秩序促使人傾向于個人利益的競爭[18]。盡管大學生主觀上希望實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但在具體踐行中表現出道德名與實的偏頗，我們必須客觀正視。

　　(三)道德價值取向趨于與利益倒掛

　　道德價值取向內在調控著個體對利益關系的處理和趨利行為的選擇。本研究對“未來選擇工作時主要考慮因素”多選題的調查結果中，占比最高的前四項依次是“薪資福利”(占70.6%)、“興趣愛好”(占60.3%)、“穩定程度”(占46.3%)、“升職空間”(占37.9%)。大學生對物質財富較為注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趨利的價值取向，對激烈的社會競爭和現實的利益關系的認識使其并不掩飾對金錢物質的追求。

　　近幾年，高考狀元大多報考商學院或經管學院，進而想盡快富起來并成為“社會成功人士”，而少有“研究高深學問”的志向和志趣[19]。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大學生關心薪資待遇和發展前景無可厚非，但同時也折射出部分大學生十分注重對個人利益的權衡與考量，價值取向趨于與利益倒掛。道德并不否認利益，但我們應當在承認道德自利的同時，闡明現實利益訴求的基本限度，有針對性地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取向。

　　四、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大環境紛繁復雜，誤導大學生道德價值判斷與抉擇

　　恩格斯(FriedrichEngels)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20]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45.2%的大學生認為社會環境是影響道德價值觀形成的主要途徑。一方面，市場經濟具有一定趨利性，它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利益的杠桿作用，個體價值觀的發展也會受其影響。大學生在社會化過程中，面對道德價值觀“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更加無所適從。

　　某些所謂的“成功學”更是極力鼓吹功利主義，叫嚷“人生為己”，兜售“及時行樂”，片面強調個人利益，負向催化大學生的道德判斷與選擇。在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態勢下，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擠壓價值理性的空間，推崇功利和利益，追求效益最大化，干擾大學生形成正確的道德價值觀。

　　另一方面，當利益導向與價值導向相悖時，市場講求優勝劣汰的強競爭性與道德價值觀對個人的約束和規范的矛盾凸顯，這必然影響大學生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追求，使其道德立場搖擺不定。另外，社會中存在的高官受賄、明星偷稅、網絡詐騙等負面事件，也強烈沖擊著大學生的道德價值觀。部分大學生在理想信念與成功成名的博弈中立場不夠堅定，面對種種誘惑時容易放松警惕、失去理智，在道德價值判斷和選擇上感到困惑與迷茫，甚至無所適從。

　　五、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大學生道德價值觀教育的對策

　　(一)構建“三全育人”格局，落實立德樹人任務

　　高校應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秉承以人為本、德育為先的理念，構筑全員、全過程、全方位育人的新格局，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道德價值觀。首先，高校應協同教師、家長、社會等多方力量，幫助大學生在交往與合作、利益與責任的分擔中，不斷加強其與社會的共契、相融與統整，使其成為有大愛大德大情懷的人。

　　其次，高校要將道德價值觀教育貫穿于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整個過程，推進第一課堂、第二課堂和第三課堂的有效融合，深入挖掘教學活動中的育人元素，構建集課堂講授、實踐教學、專題研究、多平臺支撐的“一體兩翼多平臺”道德教育模式，幫助大學生解決道德價值觀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問題，切實引導大學生實現對正確道德價值觀的理論認同、情感升華和行為外化。

　　再次，高校應將道德價值觀教育覆蓋到全方位，繼續加強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教育，并開設相應學科的道德教育課程，如加強醫學專業學生的醫德教育、師范生的師德教育等。另外，高校還應完善教學體系、課程體系、管理體系等，向大學生講清楚“如何看”“如何選”“如何做”“如何擔”，推動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入腦、入心、入行。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的發展不僅關乎自身的成長成才，更關乎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主義事業后繼有人這一重大問題。

　　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強調：“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人才培養的辯證法揭示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這也是辦學必須要遵循的規律[3]。高校應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深刻認識道德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新時代呼喚新德育，我們應清醒認識大學生道德價值觀發展的特點和主要問題，不斷增強道德價值觀教育的時代性、針對性和實效性，從“三全育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榜樣教育及“互聯網+德育”等方面創新大學生道德價值觀教育的路徑與方法，努力把新時代大學生培養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做出應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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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工師評職期刊：《理論探討》自創刊以來，堅持正確的學術方向，努力做到思想性與學術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以較高的學術品位和前沿性、探索性深受學術界的關注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所發文章的轉摘率在全國黨校系統期刊排序中名列前茅。獲獎情況：1992、1996、2000、2004年連續四屆被評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