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勞動年齡人口大規模流動，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學界關心的問題。已有研究證明相對于留守兒童，流動兒童身心發展較為健康。包括子女性別、年齡、流動人口自身職業、收入等在內的多種因素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機會，但鮮見關于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影響作用的探討。本文利用2014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目前只生育了一個子女且子女年齡在3-14歲的流動婦女為研究對象，分析生育年齡對其子女隨遷機會的影響作用。

　　結果發現：在控制了社會人口學變量、流動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環境等變量后，生育年齡仍可正向預測其子女的隨遷機會，越晚生育子女隨遷機會越大;與生育年齡相關的社會經濟狀況可提高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但無法替代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預測作用，晚育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的促進作用可能同時得益于年齡增長所帶來的心智成熟;流動人口的生育年齡、子女年齡與實際年齡之間存在密切關聯，但流動人口的生育年齡比實際年齡更為單純，對子女的隨遷可能性有更大預測作用，該結論可推廣至其他有關流動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動人口的生育年齡而非實際年齡作為自變量將有助于區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對流動人口子女相關因變量的影響作用。

　　【關鍵詞】流動人口;生育年齡;子女隨遷;流動兒童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1.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流動人口群體日益龐大，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已達2.47億。[1]在勞動年齡流動人口增加的同時，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規模也相應擴大。流動人口的子女有一部分被父母帶在身邊，成為流動兒童;而另一部分則被留在農村老家，成為留守兒童。根據2010年六普數據，全國0-17歲的留守兒童據估算約有6973萬人，[2]流動兒童約為3581萬。[3]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身心發展問題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在成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不利的環境中，父母是孩子獲得支持的主要來源，與父母的分離會對其健康和發展產生巨大的威脅，其越軌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更大。[4]

　　有研究者發現由于缺少父母的關懷和監督，留守兒童很容易產生消極情緒;性格容易產生缺陷;進而也更易染上不良習慣，如吸煙、喝酒、打架等。[5]留守兒童所能利用的心理支持匱乏，增加了孤獨感和抑郁的可能性。[6]留守這一現象不僅不利于留守兒童自身的成長，其父母也會受到思念子女和親子關系疏遠的困擾。[7]可見，留守經歷對于孩子和父母的影響是弊大于利。另一方面，研究者發現隨父母進入城市生活的流動兒童由于受到制度制約、社會環境轉變等不利因素的影響，也會出現諸如入學難、社會融入困難、學習表現不佳等多種問題，[8-10]但已有對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比較研究表明，相對于留守，隨遷可能為流動人口子女發展帶來較好的結果。

　　兒童健康成長的需求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大的需求是和父母在一起。[11]相比于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可以與父母長時間生活在一起，所得到的益處遠大于流動所面臨的各種困難。[12-14]另一方面，有研究從子女隨遷對流動人口本身的影響進行討論，認為相對于無子女或隨帶子女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將子女留守于農村的外出務工者心理壓力可能更大，精神緊張程度可能更高。[15]綜上所述，流動人口子女若能夠隨父母流動會得到更好的生存環境，對其成長更為有利，這是學者基本公認的事實。因此，探討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的因素對于提升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2.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的影響因素

　　目前國內有關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因素的研究已十分豐富，由于各學者選取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數據來源等方面不盡相同，所得出的結果并不完全一致。已探究的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的因素可分為以下四類：父母自身因素、子女自身因素、社會環境因素、政策因素。對父母自身因素的探究主要集中于收入水平、年齡及受教育程度。一般認為父母收入水平與流動兒童隨遷機會呈正相關，[16-19]父母年齡越大，其未成年子女隨遷機會也就越高，這與年齡增長所帶來的財富積累有密不可分的關系。[15][18]父母受教育程度則是一個略有爭議的因素，部分學者傾向于父母教育程度與子女隨遷機會具有正向關系。

　　而呂利丹發現只有當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上時，更高的教育程度才會對子女隨遷起到促進作用。[2]子女年齡越小就越容易被父母帶到城市讀書。[2][15][19]而隨遷機會是否有性別差異，基于不同數據所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梁宏對珠三角流動人口的分析得出子女隨遷機會在性別上并無差異，[15]而陶然、呂利丹則發現兒子獲得的隨遷機會要比女兒大。[2][19]就外部條件來看，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包括教育成本)、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居住條件、福利政策以及兒童就學的難易程度等都是影響流動兒童隨遷機會的因素。[2][15][17-19]

　　3.流動人口的生育年齡

　　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流動人口的生育模式正處于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過程之中。靳小怡等人的調查表明流動婦女的生育意愿已經開始有向城市居民轉變的趨勢，具體表現在其理想平均婚齡明顯高于實際平均婚齡，而結婚年齡的增大勢必會使得生育年齡也有所推遲。[20]通過比較深圳市流動人口在流動前后的生育行為，伍海霞的研究表明流動后的婦女會推遲初育年齡。[21]通過研究回遷的流動婦女，鄭真真認為流動的經歷會通過影響農村婦女的結婚年齡從而推后其生育年齡。

　　[22]尹勤和鄭穎穎基于2014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計算出女性流動人口初育年齡為23.9歲，2014年初育的女性平均年齡為26.9歲。[23]將生育年齡作為因變量生育意愿的一部分，探討其影響因素的研究目前國內已較為充分。從人口變量來看，年齡、性別、收入、家庭、學歷以及戶籍屬性等都是影響生育年齡的因素。[24-26]除了公認的經濟因素，人口的遷移流動本身也被認為是可通過影響生育年齡從而降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人口流動能夠提高婦女的交往層次、增大生育孩子的成本、被城市文化影響而增強生育自主性以及接受國家生育政策更嚴格的指導。[27-28]胡旭彬和王玲杰將影響流動人口初育年齡的因素歸納為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個人背景、流動經歷、就業特征和婚育狀況，社會因素則包括配偶背景、雙方家庭特征、國家政策以及社會環境等。[29]生育年齡推遲現象雖然受到了關注和討論，但是關于它所帶來的后果，特別是對子女影響的研究在國內相對缺乏。

　　4.生育年齡的個體意義

　　生育年齡對母親及子女日后發展都有重要影響。誠然，高齡生育(母親生育時為35周歲及以上)對母親和子女都可能存在一定的消極作用，高齡生育是孩子出生體重過低、神經發育障礙、外化性行為(Externalisingbehavior，如攻擊、違紀)增多及社會功能不良等眾多問題的風險因素，[30-32]同時也是發生各種妊娠并發癥及圍產期母子死亡的風險因素。[33-34]但是，大量研究同時也證明過早的生育對母子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35]由于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照料技能和社會支持，早育給孩子和母親都帶來巨大挑戰，青少年母親照料的家庭成員比其他成熟媽媽照料的家庭面臨更多諸如酒精濫用和藥物濫用等健康行為問題。[36]

　　隨著發達國家生育年齡的持續推后，近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關心晚育(Advancedmaternalage)對子女發展的影響。Sutcliffe等人基于英國的千年隊列研究(MillenniumCohortStudy)和“穩健起步研究”國家評估(theNationalEvaluationofSureStartStudy)兩個調查中2001-2007年隊列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控制了個人和家庭特征后，孩子由于意外傷害需要醫療照顧或者住院的頻率隨著母親生育年齡的上升而下降;3-4歲兒童語言發展能力隨生育年齡上升而提高;高齡生育母親的孩子出現情緒困難的情況較少。[37]在美國，母親在30歲以上生育的孩子，得到按規免疫(Fullimmunization)的機會明顯高于30歲以下生育的孩子。[38]

　　母親生育年齡對子女認知能力也有影響且這種影響隨時間推移變得越發積極。[37]大量研究事實證明相對晚育者在子女出生前已具備較豐富的社會經濟資源，可為子女提供相對安全穩定的生活。[39-40]同時，當女性心理趨于成熟時，在充分考慮職業發展、經濟條件及父母角色等各因素后，生育成為一件安排得當的人生計劃，因此晚育母親的生活滿意度高于非晚育母親，[41]進而母親在子女照料上會愿意承擔更多的責任，在照料過程中有更多的情感投入;[42]而且隨著年齡增長，生活環境的挑戰下降，所帶來的精神壓力也隨之降低，因此高齡生育的母親因為子女沖突而發生暴怒的現象也少于年輕母親。[43]母親對養育過程態度及體驗的轉變都對子女發展有著積極作用。

　　5.問題的提出

　　對于流動人口家庭來說，是否會帶孩子外出是一個重要的家庭決策，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關，也與本身心理上是否成熟有關，流動人口的年齡與這兩個因素息息相關。已有研究證明流動人口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有積極作用，但是流動人口實際年齡可以分解為子女年齡和生育年齡，包含了自身和子女兩方面的信息。相對于實際年齡，我們認為生育年齡是一個更純粹和易于討論的變量，但目前鮮有關于流動人口生育年齡對其子女隨遷機會影響作用的專門討論。

　　本文嘗試回答兩個問題，其一，生育年齡是否與子女隨遷機會有關?其二，生育年齡對促進子女隨遷機會提升的機制是什么?基于對流動人口生育年齡的文獻綜述，我們認為流動人口生育年齡的影響因素與普通人群基本相似。生育年齡不僅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同時對個體及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具有影響作用。[44]晚育的母親和家庭所體現出來的特征，不僅是晚育的原因，同時更是一個結果，較晚生育可以有助于提升社會經濟地位及養育能力(Parentingcapacity)。[39][45]

　　命運分化理論(DivergingDestinies)認為母親的生育年齡與其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直接影響后代的資源獲取，子女的發展將出現明顯的馬太效應;相對推遲生育可被視為母親資源的增加，處于弱勢的群體如果一定程度上推遲生育年齡，將有助于減少家庭及后代的不利處境。[46]因此不難推斷，相對晚育的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更高，收入更好，在城市中生活狀況更為穩定，因此可為子女在城市生活提供更優質的生活資源�；�于人口流動的推拉理論，[47]在不考慮流動地特征的基礎上，子女在城市中可能獲得的生活條件成為子女隨遷的重要拉力。

　　社會經濟地位越好的流動人口，其對子女隨遷產生的拉力越大，子女隨遷機會也隨之上升。年齡增長還帶來了個體的心智成熟，艾里克森人格發展八階段理論認為個體人格的畢生發展可以分為八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都將面臨不同的發展任務和危機，在每一個階段中對危機的處理將有助于人格的完善和進一步發展。[48]在成年早期，個體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親密關系，而到成年中期將發展任務將轉為后代的繁衍與養育。

　　也就是說，個體對子女養育責任的意識會隨著年齡上升再發生變化。[39]相對于進入職場工作穩定期的個體，進入職場早期的個人會更專注職位提升和收入提高，因此對子女養育行為的投入較少;較晚生育的個體對子女養育有更好的規劃，更有可能將子女養育作為重要的人生任務，對父母角色的責任和意義有更深刻的認識，[42]因此晚生育的流動人口可能有更強的主觀意愿將子女帶在身邊。

　　基于上述分析，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做出如下假設：假設1：流動人口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有促進作用，生育年齡越大，子女隨遷機會越大;假設2a：流動人口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促進僅由與生育年齡相關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升實現，在控制社會經濟變量后，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沒有顯著作用;假設2b：流動人口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促進不單純由社會經濟狀況的提升帶來，個體的心理成熟等變化對子女隨遷機會存在影響作用，在控制社會經濟變量后，生育年齡依然可以預測子女的隨遷機會。

　　二、方法與數據

　　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國家衛計委2014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①。該調查于2014年5月進行，調查對象為個人，總體為“調查前一個月來本地居住、非本區(縣、市)戶口且年齡在15-59周歲的流入人口”，調查采用分層多階段抽樣方法，設計上對全國和各省都具有代表性，調查總樣本量為200937人。

　　2.樣本選擇

　　由于出生次序對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機會產生影響且子女出生次序與父母生育年齡之間的關系也較為復雜，為了更清晰地呈現生育年齡與子女隨遷的關系，本研究將問題做簡單化處理，僅對目前只育有一孩且子女年齡在0-14周歲的流動婦女進行分析，從而排除出生次序的影響作用。

　　初步數據分析發現目前子女為0-2歲的流動婦女生育年齡顯著高于其他年齡段，在子女年齡0-2歲組中，子女年齡與生育年齡之間呈顯著負相關，而在3-14歲組中，相關不顯著①。李丁和郭志剛基于對動態監測數據分析認為監測樣本可能過多地收集了近期生育的案例。[49]也就是說近年生育的樣本在抽樣過程中可能是存在偏差的，因此本文暫不考慮0-2歲子女。故本研究分析對象為：目前只生育一孩且子女年齡在3-14周歲的流動婦女，有效樣本為21364人。

　　3.變量選擇

　　自變量包括四個方面。子女特征為子女年齡和性別。母親特征為生育年齡、基本特征(年齡、戶口性質和受教育水平)、流動特征(流動范圍、到本地居住時長)、社會經濟特征(職業)。家庭特征為住房類型和家庭月收入。城市特征以2013年同類型城市②流動兒童入讀公立學校比例作為該城市對流動兒童的接納程度。因變量為子女目前居住地，本地為隨遷，戶籍地或其他地方為未隨遷。

　　4.數據分析

　　采用SPSS23.0進行數據分析。以Χ2檢驗、t檢驗和方差分析進行組間差異比較，以Logistic回歸探討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預測作用。

　　三、結果

　　1.不同特征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情況流動人口3-14歲子女中，67.6%目前與母親居住在同一城市，屬于隨遷狀態;32.4%未隨遷，其中31.7%居住在戶籍地，0.6%居住在其他地方。不同特征流動人口的子女及不同特征的兒童隨遷比例存在差異，所得結果與以往研究相似。

　　兒童的性別和年齡對隨遷比例有影響。女孩隨遷比例高于男孩，分別為68.5%和67.1%。孩子年齡越大，隨遷比例越低，從幼兒園階段(3-5歲)的69.4%下降為初中階段(12-14歲)的62.1%。不同特征流動婦女的子女隨遷比例存在差異。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動人口，其子女隨遷比例高，但受教育水平與子女隨遷例之間并非線性關系，未上學至高中層次的流動人口的子女隨遷比例基本接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流動人口的子女隨遷比例明顯上升。

　　非農業戶口流動婦女的子女隨遷比例顯著高于農業戶口。流動特征也影響著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比例。隨著流動范圍的縮小，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明顯上升，從跨省流動的62.9%上升至市內跨縣的80.1%。本地居住時間越長，子女隨遷比例越高，居住不滿一年的流動婦女其子女隨遷比例僅為52.2%，而居住十年以上的隨遷比例達80.7%。

　　母親的職業狀態與子女隨遷機會的關系比較復雜。接受調查前一個月未從事有收入工作的流動婦女其子女隨遷的比例最高，為85.3%;經商人員的隨遷比例也較高，為76.6%;從事生產運輸業相關工作的流動婦女其子女隨遷比例最低，僅為50.7%。從職業類型看，母親從事的職業越靈活，子女隨遷可能性越高。家庭收入較高和住房穩定的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機會較高。目前居住在(企業/雇主提供)免費住房的流動婦女其子女隨遷比例最低，只有30.2%;在流入地擁有自有住房(自購房和自建房)的流動婦女其子女隨遷比例高達93.6%。

　　不同城市流動兒童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存在差異，從40.0%到95.2%不等，體現了該城市對流動兒童的接納程度。流動兒童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與城市的政策有關，而不同城市的產業發展及流動人口構成也存在差異，因此在不考慮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流動兒童在城市中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與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明顯的規律性，只體現在入讀公立學校比例最高的城市中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最高。

　　2.流動婦女初育年齡

　　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為目前只育有一孩的流動婦女，因此所分析的婦女生育年齡實質上就是初育年齡。流動婦女的初育年齡與個體的人口學特征及流動特征有一定關聯。非農業戶口流動婦女初育年齡高于農業戶口。受教育水平與生育年齡呈U型曲線關系，受教育水平為初中的流動婦女初育年齡最低，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初育年齡最高。本地居住時間越長，平均初育年齡越大，體現了城市生活對流動人口生育觀念和行為的影響。目前住房為自有住房的流動婦女的初育年齡明顯高于其他組。家庭月收入高于10000元的流動婦女初育年齡也較高。

　　3.母親實際年齡、生育年齡與子女隨遷機會關系

　　流動婦女的實際年齡、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都有影響，實際年齡和生育年齡越大，子女隨遷機會越高，同時實際年齡與生育年齡之間高相關。生育年齡與子女隨遷機會的線性關系更為明晰，生育年齡與子女隨遷比例的線性回歸的斜率更大。分年齡組分析不同隊列流動婦女生育年齡與子女隨遷機會的關系，在不同隊列中均呈現生育年齡越大，子女隨遷比例越高的規律。

　　4.流動婦女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影響

　　以子女是否隨遷作為因變量，以子女特征、母親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作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上述自變量依次進入回歸方程，形成5個Logistic回歸模型。模型1中，在控制子女性別和子女年齡后生育年齡可顯著預測子女隨遷機會，生育年齡每增長一歲子女隨遷的可能性上升0.09倍。在依次控制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的變量后，模型2到模型5生育年齡的系數有所下降，但依然顯著。在控制了本研究所設計的所有控制變量后，生育年齡的系數為1.055，R2為17.7%，說明所選用的控制變量有實質意義，但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影響相當穩定，不會因為相關變量的引入而失去預測作用。

　　由于實際年齡與生育年齡高度相關，且實際年齡=生育年齡+子女年齡，故用實際年齡替代生育年齡放入模型中，所得結果幾乎完全一致(結果未呈現，可提供)。但由于本研究中使用的子女年齡、生育年齡及實際年齡均用的周歲，故其中某一變量不可能完全由另兩個變量構造而成，三個變量仍可同時進入模型，成為模型6。模型6并非是一個科學的模型，僅用于討論生育年齡和實際年齡同時進入模型時作用的相對大小。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預測作用顯著，而實際年齡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說明生育年齡比實際年齡可以更有效地預測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機會。

　　四、討論

　　1.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關注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機會，無論是簡單的差異檢驗還是Logistic回歸分析，所發現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方向與前人研究沒有明顯差異。[2][15][17-19]值得特別分析的是母親的受教育程度、母親職業狀態和城市特征三個變量。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與子女隨遷機會的關系比較模糊，結果的差異與各研究所采取的樣本，及對母親和父親變量的處理方法有關。本研究采用對全國具有代表性的數據，單純討論母親特征，結果與呂利丹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得出的結果更為接近。[2]

　　母親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提高子女隨遷的機會，在只接受過義務教育的樣本中，受教育程度與子女隨遷比例之間并非線性相關，只有在高中及以上的樣本中，受教育程度與子女隨遷比例之間的關系才較為清晰。從母親的職業狀況看，并非職業地位高、就業狀態穩定的流動婦女的子女隨遷機會更高，而是目前未就業的流動婦女更有可能把子女帶在身邊，結果與前人研究基本一致。[18-19]職業狀態與子女隨遷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因為子女隨遷，母親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而放棄就業。

　　另一方面，目前就業的母親中，工作越靈活的，越有可能把子女帶到城市，表現為經商者的子女隨遷比例高于商業服務業和專業技術辦事員，再高于生產運輸等相關人員。該結果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流動人口在城市中養育子女所遇到的困難，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托幼服務和學齡兒童課后照顧等供應不足，流動人口家庭必須有一名成員(通常是妻子)選擇相對靈活的職業，才有可能完成子女照料的任務。本文把前一年流動兒童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作為城市特征納入模型，該變量體現了某城市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

　　由于本研究的重點是討論生育年齡對子女隨遷機會的影響，城市特征僅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因此未選用多層模型對城市特征的作用進行專門討論�，F有結果看來，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后，流動兒童在城市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機會有正向預測作用�？梢�，城市為流動人口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越全面，對流動人口的接納度越高，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越大。[15]

　　2.流動人口初育年齡特征

　　流動人口初育年齡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發現不同特征流動人口之間初育年齡的差異與通常預期的并不完全一致。如不少研究者認為教育對生育存在阻礙作用，[50]但是本研究卻發現了受教育水平與初育年齡的“U”形曲線關系，未上學和只上過小學的母親初育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被訪者初育年齡最小。受教育水平低的流動人口初育年齡較大，我們嘗試做出兩種可能解釋：一是該人群為了滿足對后代養育的條件，不得不(或主動)推后生育時間，即受教育水平對生育年齡的選擇;二是對于受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流動人口，只有達到一定的社會經濟水平的，才更可能在生育后繼續流動，而晚育者更可能滿足社會經濟水平要求，即受教育水平對已育婦女流動行為的選擇。

　　同時，未上學者和小學比例僅占0.8%和8.0%，不排除該結果是由樣本過小帶來的數據波動，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初育年齡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流動人口的初育年齡并非本文研究重點，從描述統計看來，初育年齡除了與戶籍和流動時長之間的關系基本符合預期外，與其他變量的關系雖然沒有顛覆性的發現，但人群之間的差異也并未呈現特別明顯的模式。這可能說明生育是一個相對自主的個人選擇，在受到人群特征及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影響的同時，依然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性。

　　【參考文獻】

　　[1]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6.

　　[2]呂利丹，王宗萍，段成榮.流動人口家庭化過程中子女隨遷的阻礙因素分析——以重慶市為例[J].人口與經濟，2013，(5)：33-40.

　　[3]段成榮，呂利丹，王宗萍，郭靜.我國流動兒童生存和發展：問題與對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J].南方人口，2013，(4)：44-55.

　　[4]DerluynIandBroekaertE.DifferentPerspectivesonEmotionalandBehaviouralProblemsinUnaccompaniedRefugeeChildrenandAdolescents[J].EthnicityandHealth，2007，12(2)：141-162.

　　[5]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現狀的調查[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132-135.

　　[6]范興華，方曉義，劉勤學，劉楊.流動兒童、留守兒童與一般兒童社會適應比較[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33-40.

　　[7]王艷波，吳新林.農村“留守孩”現象個案調查報告[J].青年探索雜志，2003，(4)：7-11.

　　相關刊物推薦：青年探索堅持學術理論研究和探索青年社會實際問題的辦刊宗旨和風格，成為觀察青年、研究青年、反映青年的一扇窗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