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安排了一個“惡人式”的結局，這樣的結局在約翰遜看來缺乏“道德公正性”，但《李爾王》在推動道德教化、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卻有著非凡能力。這是在藝術自律前提下實現的一種藝術倫理，是審美正義性的訴求，故其結局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從“道德公正性”和“審美正義性”的角度分析《李爾王》的經典性及結局的不可更改性說明了“道德正義性”與“審美正義性”之間不存在必須一致的統一性，審美正義性可以使作品中所隱含的或缺席的道德被讀者的共情能力喚醒，從而實現道德的教化。

　　關鍵詞：《李爾王》;莎士比亞;道德公正性;審美正義性

　　18世紀是新古典主義盛行的時代，這個時代強調“文以載道”，傾向于將“理性”和“道德”作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尺度。文學批評家蒲柏(Pope)、約翰·德萊頓(JohnDryden)、塞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在理性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學作品應該體現“道德公正性”。因此，作為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四大悲劇之一的《李爾王》，其結局受到眾多批評。以約翰遜為主的評論家們認為《李爾王》的結局缺乏道德性，即正義之人沒有得到獎勵。

　　雖然“道德公正性”的評判標準為當時的文學批評帶來了新的活力，但都未曾撼動《李爾王》的結局。這表明“道德公正性”作為文學作品的批判標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道德公正性的缺乏并不意味著道德的喪失，反而強調了道德的存在。《李爾王》的結局正體現了道德和審美的完美結合，因此可以經受時間的考驗。筆者認為，對于《李爾王》結局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莎士比亞悲劇的經典性所在，理解其結局中所體現的“審美正義性”，同時有利于思考文學作品與道德的關系。因此，筆者從“道德公正性”和“審美正義性”的關系入手，通過研究《李爾王》結局的不可更改性，揭示社會道德與文學審美的關系以及文學應當如何表達道德訴求。

　　一、道德與審美：《李爾王》結局的雙版本

　　名劇《李爾王》中描述了李爾王年老昏聵，根據女兒們愛意將權利和國土分割。長女高納李爾和次女里根都用甜言蜜語哄騙老人，獲得了國土;小女兒考狄利婭講了老實話，說“我愛你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1]，卻被遠嫁法國。長女和次女獲得國土后便怠慢老人，小女兒前來討伐，卻遭俘虜而死，而李爾王最終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卻命喪于風雨交加之夜。

　　這是一部閱讀體驗并不愉快的戲劇：冷漠功利的人心、殘忍血腥的爭斗、風雨肆虐的荒野以及情理難容的命運。這些閱讀體驗直擊讀者的心靈并留下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悵惘及對考狄利婭無限的惋惜。由于文藝復興時期強調個性解放、追求現世幸福、反對神的權威，人對金錢、美貌、權利的追求也得到了認可。18世紀新古典主義盛行，人們開始意識到由此引發的一系列道德問題，文學作品便成為了傳播道德和倫理的工具。《李爾王》這部作品隨即成了眾矢之的。首先，其內容具有反倫理性，子女不孝且虛偽無情;其次，其結局具有反道德性，正義之人并沒有得到嘉獎，反而死在風雨交加之夜。

　　因此，蘭姆(CharlesLamb)、臺特(NabumTate)等評論家將《李爾王》的結局改為幸福的結尾[2]219：考狄利婭因其善良、正直得到獎賞和父愛，而李爾王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對錯誤進行了糾正[2]219。這樣的修改版本霸占舞臺150多年，直到1831年才恢復原劇結尾。

　　在浪漫主義盛行的19世紀，作家和批評家們關注“想象力”，他們普遍認為《李爾王》的結局具有創造性，并據此駁斥了新古典主義批評家們修改結局的觀點。因此，《李爾王》的結局又恢復到了“惡人式”的結尾。時至今日，《李爾王》的結局依然是原本充滿血腥與不公的結局，并作為經典對當今有著啟示意義。筆者認為這不僅體現了莎士比亞創造經典作品的能力，同時也反映了新古典主義“道德公正性”的評判標準使文學范圍狹隘化。

　　文學作品應反映道德，但是道德只是文學作品的部分內容。施勒格爾(FriedrichSchlegel)認為，“一篇作品的道德不在于對象或者被敘述者的關系，而在于處理的精神”[3]。也就是說，如果作品對人物的處理是充滿人性的，那么這篇作品就是道德的，無關于寫作的素材和作家本人。

　　二、道德公正性：道德的“缺席”與“在場”

　　雙版本的結局是對《李爾王》結局中的藝術審美與道德訴求的考量，“道德公正性”的缺失與否成為考量的標準。在筆者看來，《李爾王》的結局確實缺乏“道德公正性”，它沒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皆大歡喜的結局，但“道德公正性”的缺失并不代表道德的缺失，莎士比亞用其悲劇藝術揭示藝術倫理，使結局喚醒了讀者內心深處的人性，依舊可以達到道德啟示和教化的作用。

　　(一)“反倫理”性：《李爾王》結局中道德的“缺席”

　　“道德公正性”最早起源于賴默(ThomasRymer)提出的“詩的正義”，隨后，英國新古典主義作家德萊頓(JohnDryden)結合賀拉斯(Quin�瞭usHoratiusFlaccus)的“寓教于樂”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悲劇凈化理論提出了“詩的公正說”，“如果我們希望這個人得到憐憫，那么就絕對有必要使他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我們不能惋惜壞人，而是憎恨壞人;我們樂于看他的罪行得到懲 罰，理想的因果報應在他身上得到體現”[4]105。在 他看來，文學作品中的好人與壞人、善與惡是兩條涇渭分明的道路，故事創作的結尾應當是好人有好報，壞人也必遭報應。

　　“詩的正義”亦影響了諸多文學創作者和評論家。英國詩人蒲柏在《論批評》中談到，無論是從事寫作還是從事文學批評工作，首先要依據一定的標準，而這個標準就是自然：正確無誤的自然，永遠神圣燦爛，一種明晰的，不變的和普遍的光輝，以生命、力量和美灌注一切[4]109。這里的自然既包括了自然界，也包括了對生活中崇高的美和道德的追求。由此可見，蒲柏也將“道德”和“正義”作為創作和評價的重點。

　　英國作家和評論家約翰遜在《〈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中進一步發展了“詩的正義”，他以“道德公正性”為評價標準對莎士比亞作品進行了批評。約翰遜指出，莎士比亞作品最大的缺陷是“犧牲美德，遷就權宜”[5]351，作者只關注給讀者一時的閱讀快感，而不注重給讀者以教化。除此以外，約翰遜認為，“他沒有給善惡以公平合理的分布，也不隨時使好人不贊成壞人;他使他的人和物無動于衷地經歷了是和非，最后讓他們自生自滅，再不過問，使他們的榜樣憑著偶然性去影響讀者”[6]47。

　　雖然約翰遜支持文學創作的自然性，支持作家去模仿自然，認為自然是藝術最好的素材，但他告誡作家，“必須分清自然中哪些部分適于模仿：表現生活總需格外小心，生活往往由于激情而變色，由于邪惡而變形”[4]120。約翰遜強調模仿自然，并不意味著模仿全部，而是要有所刪減，去除不符合社會道德的內容。因此，他認為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可以被寫入作品，必須按照道德標準加以選擇和改造[4]109。顯然，《李爾王》并沒有達到約翰遜對于文學的要求。

　　首先，在《李爾王》中，作者選用的素材是約翰遜極力反對的：一群虛偽狡詐、冷酷無情且虐待老人的子女最終手握大權，這是反倫理的典型案例;其次，莎士比亞在處理題材時，正如約翰遜所言，“沒有給善惡合理的分布和結局，任由人和物經歷各種是非”[5]279：甜言蜜語的姐姐們獲得了國土和權利，赤誠之心的妹妹卻遠嫁他國，最終被俘虜而身亡。約翰遜相信戲劇在結束之前應當想方設法地證明“詩的正義”，使惡得到懲罰，使善得到鼓勵[6]47。

　　因此，品德高尚的英雄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為正義事業而犧牲，這樣的戲劇很難起到教化作用。相較于其他悲劇中英雄人物的最終死亡，《李爾王》是最不遵守“道德公正性”的。在《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殺身成仁，他的犧牲帶有一種“應得”之感;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犧牲伴隨著復仇的完成，也具有“應得”之感;典型的悲劇《麥克白》和《奧賽羅》更是在重重罪惡中選擇了死亡或者是被迫死亡，這是合理的善與惡的分布，讓讀者的心靈得到凈化。

　　然而在《李爾王》中，李爾王在垂暮之年被女兒拒之門外，置身暴雨之中悲號怒吼，不再相信人間正義、法律公平。雖然李爾王的悲劇是咎由自取，但他已知錯，而作者卻并沒有“善莫大焉”，還是讓李爾王受到了最終的懲罰。如今，反觀《李爾王》結局中的道德不公正性，也并非對讀者沒有道德凈化和啟迪作用，讀者還是從中感受到了道德震撼的力量。

　　(二)藝術倫理性：《李爾王》結局中道德的“在場”解構主義

　　代表人物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認為，在傳統的二元對立中，“在場”與“缺席”其實是相對的[7]。“道德公正性”的缺失恰恰是對道德的一種強調。筆者認為，恰是這樣“缺乏公正”的結局強化了道德的意義，并維護了《李爾王》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這部劇在當時的最大爭議在于結局沒有體現“道德公正性”，因此不利于道德教化。然而作為一幕道德悲劇，這樣的結局可以警醒受眾完善自身道德認知，因而帶有積極的道德因素。

　　首先，《李爾王》以自然環境暗喻時代，揭示了文藝復興時期價值觀的弊端，即社會道德淪喪、人倫喪失。通過揭露黑暗與邪惡來觸動受眾的反省。其次，劇中悲劇人物考狄利婭雖然出場不多，并受到了不公待遇，但她帶有積極的道德要素，“她心腸溫柔就扎根在她拒絕要求的那種相同魅力上，她的愛不講價值，也沒有條件，也不需要饋贈”[8]309。這是人類最真摯的情感，也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很顯然，《李爾王》體現了這樣的道德訴求。這也成為幾百年來《李爾王》結局不可更改的重要因素。

　　第二，情節設計中的“意外性”或是區別于傳統的“不合理性”突出了道德的在場。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和倫理學家布拉德雷(BradleyFran�瞔isHerbert)在分析莎士比亞悲劇的實質時指出，莎士比亞悲劇中的“意外事件”是促成其悲劇優于喜劇的一個原因。布拉德雷認為：“悲劇的世界是一個行動的世界，而行動就是指把思想變為現實。”[6]40思想是指頭腦中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即使可以對這一系列事件進行估計，但無法決定其最終行動。思想帶來的行動可以是與思想一致的，也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動作的各種后果不會局限于公正的東西;正義和美德的觀念在一切情況下都是不忠實于我們的想象力和經驗的[6]45。

　　所以“道德公正性”極容易將悲劇類型變得單一化，使其結局始終遵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單一循環。而《李爾王》正是一部打破結局單一循環的作品，它揭示的是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合理的“意外性”。這種“意外性”不是偏離于生活的天馬行空，而是基于莎士比亞對于生活的觀察，是符合人類道德結局中正常的邏輯結果。考狄利婭與其他人、自然與命運都作了最兇狠的斗爭，未略過一切殘酷和可能的不幸。她觸及到的正是人類最為真實的生活[8]312。

　　這樣，受眾強烈感受到考狄利婭的人格品質才是現實所需，因為愛的積極價值通過最殘酷的環境被明確和肯定了下來。此外，正如布拉德雷所分析，惡在戰勝善的同時，一方面毀滅了別人，另一方面也毀滅了自己，由此造成一種悲劇的痛苦。悲劇的痛苦和死亡發生沖突———一種道德力量的沖突，而這種道德力量是接近于我們在人物身上發現的值得贊揚和尊敬的一切東西[6]48。

　　因此，即使考狄利婭最終死亡，善與惡在較量的過程中，惡在不斷地摧毀著自己，而善在惡的襯托下越來越受到讀者的關注，讀者也會在道德沖突中認識到考狄利婭身上的積極價值。因此，從《李爾王》帶來的實際道德效應來看，其結局雖缺少道德公正性，但道德的力量并未缺失。這樣的結局也是這部作品在藝術自律前提下對于藝術倫理道德的合理體現，是對藝術審美正義性的訴求。這種“正義”既涵蓋藝術審美，同時也強調社會道德。正是基于“道德公正性”的缺失與“審美正義性”的結合，《李爾王》的結局呈現出杰出的道德自省效果，并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三、審美正義性：《李爾王》結局的不可更改性

　　在《李爾王》中，“道德公正性”的評判標準并沒有成為其結局變更的主要推動力，其原因不僅是上文分析的“道德公正性”的局限性，更在于其結局本身包含了“審美正義性”，符合文學作品的基本訴求。

　　四、結語

　　經典悲劇《李爾王》雖然在一段時期的評論家眼中缺乏“道德公正性”，但它卻能憑借“審美正義性”歷久彌堅，這說明在藝術作品中審美與道德并行不悖。一部優秀的作品既可以體現藝術的審美，也可以促進人性的覺醒，彰顯道德的訴求。這種以“審美”來界定的“正義訴求”要求藝術家因審美而疾書，守住人類文明最起碼的以“人性”為核心的人類學底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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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厘清作品中審美與道德以及倫理間的關系，有助于更好地解讀和評判作品。此外，審美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并非偏安于文學一隅，其涵蓋了人類生存的諸多問題。在“后責任時代”和“后道德時代”，人們身處由數字和理性所主導的時代，以人為本的道德觀和倫理觀逐漸瓦解，兼濟天下式的審美體驗也開始搖搖欲墜。因此，厘清健康審美與古道熱腸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審美正義性”便為處理這種關系提供了模板和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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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德里達.立場意蘊：與亨利隆塞的會談[M]//黃頌杰.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841.

　　作者：李向云，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