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國時期，文化出版市場涌現出大量國恥書籍，數量不下189冊‍‌‍‍‌‍‌‍‍‍‌‍‍‌‍‍‍‌‍‍‌‍‍‍‌‍‍‍‍‌‍‌‍‌‍‌‍‍‌‍‍‍‍‍‍‍‍‍‌‍‍‌‍‍‌‍‌‍‌‍。 作為應對民族危機的直接產物，這些書籍以喚醒國人“知恥明辱”“雪恥教戰”為宗旨，內容豐富，題材多樣，編排新穎‍‌‍‍‌‍‌‍‍‍‌‍‍‌‍‍‍‌‍‍‌‍‍‍‌‍‍‍‍‌‍‌‍‌‍‌‍‍‌‍‍‍‍‍‍‍‍‍‌‍‍‌‍‍‌‍‌‍‌‍。 編者既包括黨政軍機關、社會團體，又有愛國志士，具有身份多元、職業多重的特點。 然而，囿于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出版傳播效果實難準確評說。

　　【關鍵詞】清末民國　國恥書籍　出版旨趣　編輯特點　群體分析

　　晚清以降，民族主義話語中的多元思潮競爭讓古已有之的國恥名詞重新進入公共輿論空間，在頻繁使用后更是成為婦孺皆知的社會性話語。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背景下，國恥書籍被大量出版。 作為近代中國宣傳動員的重要載體以及研究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重要資料，這些書籍理應加以系統搜集整理，同時給予客觀公正的評析。 近年來，關于國恥紀念、國恥話語、國恥記憶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多，不過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國恥書籍卻未引起學界重視。 ①鑒于此，文章擬對清末民國時期國恥書籍的編輯旨趣、出版概況、編輯特點、社會傳播進行簡要梳理。 ②

　　需說明的是，為讓討論主題更集中深入，本文考察的國恥書籍指以“國恥”“國難”為名的各類作品，而以國恥為情感底色的外交史、條約史、慘案史、中外關系史、列強侵華史和以“國恥”“國難”相近字詞命名的書籍則不在本文考察范圍。 換言之，本文所論國恥書籍是狹義層面而非廣義層面的整理與探討。 ①

　　一、編輯旨趣

　　1895年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后，西方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全國。 面對民族奇恥大辱，晚清士大夫、文人精英編輯出版了大量亡國書籍，試圖通過悲情屈辱的歷史來激發國人救亡圖存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其中以康有為的《波蘭分滅記》、梁啟超的《波蘭滅亡記》最為有名。 此背景下，反映民族苦難的國恥書籍開始出現。 據筆者資料所及，晚清最早以國恥二字命名的書籍應屬吳江、沈文濬在1909年合作編寫的《國恥小史》，作者希望國人能銘記民族恥辱，進而以實際行動徹底洗雪“數十年來之國恥”。 [1]

　　民國初年，民族危機依然嚴重。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全國風起云涌的反日運動對國恥書籍出版也形成了有力推動。 這些書籍既號召國人銘記國恥，又呼吁民眾明確救國雪恥之責。 如《亡國鑒附國恥錄》一書即希望國人“經此巨創后幡然變計”，“國家與人民相維以公，乃徐謀對外之策”。 [2]鑒于國恥情感過于沉重悲傷，恨亡等人又編寫了《五月九號國恥史》來“喚醒國民振作精神”。 [3]

　　知恥社《國恥》一書以“增進吾儕之愛國熱度”、國民應知“救國之責”為宗旨，呼吁“自省有依賴之劣根性”。 [4]1925年，馮廷俊在《國恥編》的序言中強調要讓國人“皆有充分之國恥觀念”，作者還引用《中庸》中的名句“知恥近乎勇”來概括編輯旨趣，希望能“喚醒世人之大夢”“啟人愛國之熱心”。 [5]1926年，賈伸的《國恥紀念》《九七國恥紀念》以“增進國民歷史常識，引起國人對紀念日之注意”為目的。 [6](汪序1)馮秋農的《國恥寫真記》則“純為宣傳國恥，使國人對于國恥咸有相當之了解”。 [7]《新編國恥小史》要讀者知曉“列強壓迫中國的經過與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 [8]梁心《國恥史要》一書是要凝聚人心、“興奮國人”，“盡屏其渙散現象而變成愛國心理”。 [9]

　　除注重精神喚醒外，國恥書籍還號召國人以實際行動洗雪國恥。 1920年的《繪圖國恥演義》即以激勵婦孺“發奮自雄”“洗滌國恥”為目的，希望讀者“曉然于國家受辱”后而生發“愛國雪恥之意念”。 [10]梁心在《國恥騷辭集》的《序言》中寫道：“失敗不足恥，失敗不能報復者，斯為恥。 茍國人共體斯意，則列強不足平也矣。 ”[11]1927年，馬志正的《國恥之回顧》呼吁“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7]目標更加聚焦。 蔣恭晟的《國恥史》要讓國人在明恥之后“謀挽救之方法”。 [12]1928年出版的《中國國恥史略》則號召“奮起以圖”“雪此奇恥”。 [13]1930年，賈逸君希望借《中國國恥地理》“以為國人之興奮劑，而共謀挽救之策”。 [14]1933年，面向小學生的《國恥紀念史》在開篇、結尾都呼吁“復仇雪恥”， 強調一定不要“非單想”，“還要準備將來實行”。 [15](4,76)

　　1936年，《中國國恥史研究概要》確定了更為具體的目標，即“非達到收回失地，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實行關稅自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解除列強在華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司法等壓迫和束縛，決不甘休”。 [16](103-104)《國難文選》既要解除青年思想“煩悶”，又努力“滿足其求知欲”。 [17]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恥書籍要求國人以行動洗恥。 周方楠的《一二八國恥痛史》在《凡例》中指出，要“增進民眾公民常識，發揚民族抗戰精神，以期成為健全公民”，“敘述國恥痛史”就是要讓讀者“能推求反抗強暴的實際方法”。 [18]1945年抗戰勝利后，王蘧常的《國恥詩話》希望“借鼓舞鏗鏘之節，申臥薪嘗膽之心”。 [19]

　　概言之，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是國恥書籍得以不斷出版的根本動因，國恥書籍被視為喚醒民眾、激勵教戰的精神利器，既敘述了民族屈辱、控訴了列強侵略，又喚醒國人知恥近勇，以實際行動投入雪恥教戰的洪流之中，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情感與挽救民族于危難之間的現實關懷被充分表達。

　　二、出版概況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清末民國時期編輯出版以“國恥”為名的書籍76冊(見下頁表1)，再將通俗讀物編刊社1936年10月至11月出版的8冊國恥類叢書計入，前后共編輯出版84冊。 具體而言，晚清1冊，即《國恥小史》。 1915年，在反對“二十一條”浪潮推動下，1915—1918年共出版10冊，僅1915年就有7冊; 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數量持續增加，截至1927年共有16冊出版; 1928年5月3日，日軍炮轟濟南城，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 深受刺激的蔣介石向時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強調，教科書精神首先必須是“國恥”。 [20]

　　盡管這是對教科書編寫提出的要求，不過對國恥書籍出版形成了有力推動。 1928年7月，大學院頒訂《訓政時期施政大綱》，要求中等學校一般讀物第一年起必須“編制國恥書籍圖畫”。 [21]此背景下，仁人志士、出版機構、黨政軍機關、社會團體紛紛加入編輯出版行列，出版數量因此激增，1928—1930年共出版14冊，僅1928年就有8冊之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不到半年就占領了東北三省，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此時國難一詞取代國恥成為公共話語，這一變化暴露出民族危機“日趨于尖化”，[22]以國難為名的書籍隨之大量出現‍‌‍‍‌‍‌‍‍‍‌‍‍‌‍‍‍‌‍‍‌‍‍‍‌‍‍‍‍‌‍‌‍‌‍‌‍‍‌‍‍‍‍‍‍‍‍‍‌‍‍‌‍‍‌‍‌‍‌‍。 從表2可見，1929年至1948年共94冊出版，再將河北定縣平教會編輯的10冊國難叢書和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共赴國難》一書計入，[23]前后共105冊出版，其中抗戰時期99冊，戰后5冊。

　　具體而言，1931年7冊，1932—1933年是出版高峰期，共37冊，僅1932年就有24冊，1934—1936年13冊，1932—1936年出版數量占總數的50%。 而1932—1936年以國恥為名的書籍、叢書共22冊，國難書籍數量是國恥書籍的近兩倍。 “七七事變”后，國恥書籍僅4冊，而國難書籍則在不斷增加，當年即有11冊出版，1938年5冊，1939年9冊，1940—1941年6冊。 抗戰勝利后，數量大幅減少，1946—1948年僅有5冊出版，原因自是“大恥已灑”，且中國已“上躋強國之林”，“國恥云云，殆非國人所樂聞”。 [19]

　　總之，清末民國時期出版的國恥書籍不下189冊，而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9年“巴黎和會”失敗、1925年“五卅慘案”、1928年“五三慘案”、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七七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是書籍出版的直接動因和重要時間節點。

　　三、編輯出版特點

　　清末民國時期出版的國恥書籍，既面向社會公眾，又針對在校學生，大多圍繞割地賠款、喪權失利及其嚴重危害展開，同時帶有濃郁的民族自我反省特點。 有的書籍還謳歌了中華民族的抗爭精神，從不同方面貢獻救國雪恥方略。 雖旨趣相同，但因歷史環境、編輯立場、市場定位不同，它們在體例、編排、語言方面又各具特色，出版地域分布也極不平衡，作者則身份多元、職業多重。

　　1. 編輯體例多樣

　　為適應不同群體的閱讀習慣，進而在出版市場上占據有利地位，不同出版主體編輯了體例多樣的國恥書籍。 晚清時期，《國恥小史》一書由26篇論文組成，[24]這些論文梳理了戰爭經過、不平等條約、藩屬喪失與租借地等內容，不僅對時局進行了一定反思，還對清政府進行了溫和批評。 [25]不過正如《教育雜志》所言，“惜其書不類歷史，每篇之中敘事極略，遺漏甚多，讀者不無遺憾”。 [24]

　　民國時期，隨著出版界對西方編輯出版思想的吸收與接納，其呈現國恥知識的方式日益多樣。 如《國恥騷辭集》一書就向社會懸獎征求“詩、鐘、聯三藝”(即詩詞、詩鐘和粵聯)，然后“分聘宿學擔任評選”，“費數百金”方“得成一集”。 [11]王蘧常的《國恥詩話》將相關詩詞附于國恥事件之后，通過詩話語言來痛訴民族屈辱。 [19]蔣恭晟的《國恥史》按照紀事本末體敘述，對不平等條約梳理“特詳”。 [12]

　　黃孝先《中國國恥史略》一書圍繞列強壓迫、疆土日蹙、主權喪失和國恥事件展開，對五卅慘案、萬縣慘案、漢口慘案、南京慘案著墨甚多。 [13]梁心的《國恥史要》應屬紀事本末體的代表作品，作者系統梳理了鴉片戰爭以后八十多年的國恥歷史，書后制有《國恥紀念日表》《國恥大事年表》，同時還附有15種表格。 [9]

　　為保證論述的準確性與可靠性，該書還參考了大量中外書籍，其中中文120余種，外文34種。 因質量較高，生活書店、泰東書局進行了積極推介。 [26]《國難文選》“搜集五年來刊載于各報紙雜志的救國論文”以便“留心國事的人”參考。 [17]《中國國恥史研究概要》則制作了大量圖表來渲染民族屈辱，每節之后還通過設問引導讀者進行深入思考。 [16](12-13)還有一些書籍按照編年體方式進行書寫，不過在內容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同質化傾向，甚至存在互相抄襲的現象。

　　眾所周知，日本給近代中國造成的災難最為深重，因此反映日本侵華歷史的專題著作持續增加。 如知恥社《國恥》一書即對“二十一條”、輿論反應、政府態度、日本論調、世界輿論部分敘述尤為詳細，同時繪有《臥薪嘗膽圖》《一發千鈞圖》《國恥紀念大會圖》，更附令人觸目驚心的國恥血書，上寫“五月九日永記勿忘”“共雪國恥”“望人人儲金救國”等警句，《救國應儲圖》還從儲金、儲藝、儲力、軍械、儲本與軍實等方面提供救國雪恥策略，書末附國貨調查表。 [4]

　　《五月九號國恥史》“只就海上報刊所已見者編輯成書”，專題性更強，分別按“說明”“概言”“統論”“自責”“善后”“索隱”“始末”“全案”“懸案”等主題進行梳理。 [3]公民救國團的《國恥痛史》上卷詳述中日關系原委與日本侵華歷程，下卷則摘錄大量報刊文章，號召加強軍民教育，善用外交手段，同時倡導尚武精神。 [27]抗戰時期，反映日本侵華史的書籍在內容方面更加翔實，搜集整理的文獻資料也更為豐富。

　　如金一之《國難》一書就記述了20世紀以來日本侵華歷程，對濟南慘案、萬寶山慘案與東北罪行更是進行了重點敘述。 上海律師公會的《國難特刊》圍繞“一二八淞滬抗戰”展開。 [28]《九一八后國難痛史》敘述“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在東北的殖民統治以及在各地的挑釁行為，同時刊載了條約、電文與宣言。 [29]張梓生的《國難的二年》則介紹了“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土地、人口與經濟損失，后附國難兩周年大事月表與喪權辱國文件。 [30]彭拓的《國難與青年》包括日本大陸政策演進史、日軍侵略東北步驟、進犯淞滬熱河、中日問題研究、遠東危機、列強軍備、青年覺悟要點和歷史上實干者等內容。 [31]

　　除此之外，常燕生還編譯出版了《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一書，試圖以德國國難史、民族復興史來激勵國人奮發圖強。 不僅如此，歷代國難詩文、愛國著作也被時人重新編輯出版。 如許文奇就選編了南宋陸游的愛國詩文，出版《放翁國難詩選》，內容“以發抒國難憤激敵寇為限”。 [32]“國難叢書”則將辛棄疾的《南渡錄》重新刊印，希望國人以實際行動救國雪恥。 總之，體例多樣是國恥書籍的最大特點，從表1、表2可以看出，不僅包括小志、小史、痛史與回顧，還有詩詞、小說、圖畫、紀念冊及演說、短劇等。

　　2. 出版地域分布不平衡

　　從書籍出版地來看，上海是國恥書籍的絕對出版中心。 作為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地區，上海聚集了大批知識分子，產生了大量文化出版機構，這是近60冊國恥書籍在上海得以編輯出版的重要原因。 作為政治或經濟中心的北京、南京、杭州也是國恥書籍編纂重要地; 河北定縣平教會更是聚集了一批留學歸國的愛國知識分子，他們將平民教育作為救國雪恥、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為此出版了對普通民眾進行啟蒙動員的系列叢書。 濟南因是“五三慘案”的發生地而成為國恥書籍一大出版地。

　　抗戰時期，上海出版業遭受重創，出版中心隨之轉移到南寧、長沙、重慶、成都等地，武漢、福州、天津、廣州、桂林以及其他省市縣也有一些作品出現，出版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點十分明顯。

　　3. 編排設計富有創意

　　從排版方式來看，多數書籍采用豎式排版，充分考慮了讀者的閱讀習慣。 與此同時，編輯還在裝幀設計上嘗試突破，試圖以獨特新穎的編排來呈現民族屈辱，進而吸引讀者購買。 以圖書封面為例，《國難教育面面觀》呈現的是一名中國人正手捧國難書籍認真閱讀，另一位則望著國難書籍燃燒火焰所形成的人形拳頭，寓意閱讀國難書籍能凝聚人心、洗雪國恥，充分展現了國難教育的價值意義; 而《國恥紀念史》的封面則是一位中國軍人身騎戰馬、手持軍刀奮勇殺敵的場面，極富戰斗精神。

　　內容方面，一些書籍更是新意迭出。 如《國恥紀念象棋新局》將清道光以來的重大國恥事件排成“莫忘國恥”字形，設計30個殘局來激勵國人。 每局字形“系以小史，附以題詠，所為長言之，不足則詠嘆之”，“一切趣事盡活現于紙上”，希望普通民眾能在娛樂之時增強“愛國之心志”。 [33]吳公雄的《繪圖國恥演義》以栩栩如生的圖畫和形象生動的文字來共同呈現失地恥痛‍‌‍‍‌‍‌‍‍‍‌‍‍‌‍‍‍‌‍‍‌‍‍‍‌‍‍‍‍‌‍‌‍‌‍‌‍‍‌‍‍‍‍‍‍‍‍‍‌‍‍‌‍‍‌‍‌‍‌‍。

　　《國恥短劇》則設計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交涉時的人物對白，激烈的劇情沖突塑造了列強蠻橫霸道的丑陋嘴臉，政府官員的軟弱無能、廣大民眾的抗爭精神也被生動展現。 [34]《中國國恥地理》一書不僅詳究問題由來，還繪制了大量地圖，圖文并茂、生動直觀是其最大特點。 [14]

　　《中國國恥地理圖說》也以大量地圖“詳其演成今日局勢之一切經過”，同時搜集“界務戰爭、租借割讓之實況及有關重要之要塞山川卡倫戰場界牌等”，讓研究者“閱之如置身當時，親歷其境，毫無隔閡及掛漏之弊”。 [35]地圖的顯示度、影響力自然比單純的文字敘述效果更好，更有助于動員激勵功能的實現。 總之，無論封面編排，還是內容處理，別出心裁的設計有助于吸引消費者購買閱讀，進而傳播國恥觀念、激發雪恥激情。

　　4.　內容學術性、通俗性并存

　　晚清《國恥小史》一書因定位于士大夫階層和傳統知識分子，因此內容設計的精英化傾向十分明顯。 [24]民國之后，大量以研究為職志的學者加入國恥書籍編輯隊伍，他們從嚴肅的學術研究立場出發，試圖通過嚴謹的史實梳理來呈現民族屈辱，因此十分重視史料的準確性。 如黃孝先、曹增美的《新編國恥小史》即依據外交史料編輯而成，不僅對不平等條約進行了學術梳理，還對戰爭、領土、屬地、租界等內容進行了詳細敘述。 [36]總之，大部分國恥書籍與作者研究興趣密切相關，多是由長期從事歷史、政治、外交領域研究的學者編寫而成，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學術性。

　　隨著白話文不斷普及和社會動員的現實需要，新式知識分子開始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來普及國恥知識。 如中華書局的《國恥小史》即是通俗教育叢書的一種，淺顯易懂、可讀性強為其最大特點。 [37]馮國強的《國恥演說》由演講口語編寫而成，同時刊載了五篇關于山東青島問題的講演詞。 [38]沈亮棨的《國恥演說》附圖多幅，制有《我國近三年內借外債一覽表》《國恥一覽表》《我國邊界重地一覽表》，歷次國恥一目了然。

　　馮廷俊的《國恥編》“添附圖表”以便讀者“易于了解”。 賈伸的《國恥紀念》《九七國恥紀念》“文字力求淺顯，取材力求確實，尤注意讀者興味之喚起”。 作者甚至直接將其定位為“通俗演講資料”和中等學校歷史科的“補充讀物”。 [6](1-2)有的書籍還創作了“諷刺插書”與“警勸歌曲”。 [39]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的《國恥問答》則以通俗的問答體來呈現歷次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希望借此實現激勵動員。

　　“九一八事變”后，動員廣大民眾抗日雪恥成為編輯出版界的共同心聲，在此背景下出版的國恥書籍通俗性、可讀性更強。 如呂思勉的《國恥小史》即以口語文體敘述歷次國恥。 《國恥紀念史》則將自己定位為“小學校社會科補充讀物”，文字通俗易懂。 [15](1)《中國國恥紀念問答》“用縱的編列法作成”，設100問，將歷年國恥依據“國歷月日次第設問”，然后分別說明原委。 [40]“七七事變”后，《一二八國恥痛史》的文句“力求簡單通俗”，甚至還能用作評書材料。 [18]《國恥史講話》撰寫遵從“文字要生動通俗”原則。 [41]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民眾讀物《國恥史略》也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控訴列強侵略，同時號召民眾用“抱定抗戰到底的決心”來徹底洗雪國恥，[42]展現了政府堅決抗日的態度和盡快實現民眾動員的急切心理。

　　5. 作者職業多重、身份多元

　　作者除黨政軍機關、社會團體外，還包括黨政軍人士、教師群體、報界與書局從業者以及擁有海外留學或考察經歷的人員，他們以編輯出版國恥書籍為媒介，以喚醒民眾救國雪恥為己任，具有職業多重、身份多元的特點。 作者可大致分為以下四類。

　　(1)黨政軍人員。 作者包括軍界、政界與學界名流，如馮玉祥、馬占山、閻錫山即是統領一方的軍政大員，在全國具有較強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 馬相伯、蔡元培則是學界名流，蔡氏還有官方身份。 不僅如此，一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如時任四川旺蒼設治局局長的周方楠、擔任漢口市民眾教育館館長的錢文華; 省市級及中央一級的官員，如廣西省政府諮議李焰生、時任上海特別市黨部執委會常委的吳開先，以及在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擔任干事的陳子彰。 政治人物特別是政治名人的參與，自然有助于提升書籍知名度，吸引更多顧客購買閱讀。

　　(2)擁有海外留學或考察經歷者。 李劍虹、徐佛蘇、吳貫因、曾琦、胡秋原、徐卓呆、徐青甫、馬相伯或留學日本，或赴日考察，杜定友留學菲律賓; 賀麟則先后在美國、德國求學，海外留學、精通外語以及強烈的家國情懷是其撰寫《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的優勢與動力。 總之，他們深受“歐風美雨”浸染，為國恥書籍編輯出版注入了活力，既能在國際視野下辯證看待民族屈辱，又為讀者提供了洗雪國恥的域外方略。

　　(3)大學、中學以及小學教師。 呂思勉、王蘧常、趙玉森、徐佛蘇、吳貫因、常燕生、郭汝成、賈逸君和杜定友曾擔任中小學教師，吳貫因、張之江、馬相伯還曾任大學校長，呂思勉、賈逸君、郭汝成更是以歷史研究為職志的專家，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與深厚的寫作功底， 在國恥歷史研究方面表現出較強的專業性。

　　(4)報界與書局從業者。 曾在報界或正在報界工作的人員如郁幕俠、郭侶桐、徐善宏、徐佛蘇、呂舜祥、吳貫因、曾琦、胡秋原、常燕生、周開慶、張梓生、張復生、柳湜、謝俠遜和徐善宏，有書局任職經歷者如呂思勉、吳公雄、呂舜祥、吳貫因，他們擁有豐富的報刊編輯經驗，深諳編輯出版之道，知曉讀者興趣之所在，如鴛鴦蝴蝶派作家吳公雄即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創作了民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演義作品，使文字與讀者之間的隔閡被打破。

　　事實上，書籍作者的職業、身份界限十分模糊，一些人職業多重、身份多元。 如徐佛蘇既留學日本，又有報界工作經歷，創辦了《國民公報》，還曾在當局任職，更有大學教師身份。 再如呂思勉，曾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后又在小學、中學、大學任教，長期致力于歷史教育與研究工作。 無論如何，他們雖身份多元、職業多重，但大都學識淵博、目光遠大，懷有救國雪恥的強烈責任感與使命感。

　　綜上所述，國恥書籍體例多樣，不僅包括小說、新劇、歌曲、詩詞、鼓詞、彈詞、吟詠、故事、讀本、紀實、大綱、記錄、言論集、專刊、匯編、叢抄、叢書、叢刊，還包括時局報告、意見建議、不滿批評，既有學術研究，又有通俗作品，編排設計富有新意。 隨著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反映日本侵華歷史的著作持續增加，內容更加翔實，情感更為濃烈，不過較少提供救國雪恥方略，內容趨同化特征也十分明顯。

　　四、出版傳播

　　為最大限度地喚醒國人救國雪恥，社會團體、軍政機關通過各種方式吸引讀者購買閱讀，不斷擴大書籍傳播的廣度與浸染的深度。 除政策法令推動和重視圖文并茂、語言通俗易懂外，有的還進行贈送。 如海軍司令部定期刊物《革命的海軍》即在“五九”紀念日編印特刊，向私人、團體函索者免費寄贈。 [43]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贈送《五九國恥紀念冊》。 [44]有的團體還委托中華書局精印《國恥匯志》進行贈送，廣告詞寫道：“每人以一本為限，不取分文。 ”[45]不僅如此，還有商家借助政治名人的號召力來傳播國恥觀念、實現自身利益，而政黨派系為構建自身合法性與權威性，也讓政治名人參與其中，這一點在國民黨軍政要員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如馮秋農《國恥寫真記》一書因政論筆調十分符合社會動員的現實需求而得到國民黨賞識。 當局高層為之撰寫“鑒定國恥寫真記”，同時還題有“不忘國恥”“知恥”“誓雪國恥”“國何以有恥，明乎此則國恥可灑矣”“臥薪嘗膽”“喚醒國魂”“觸目驚心”“多難興邦”“毋忘國恥”“知恥近勇”“國民共恥”等警醒激勵之句。 [7]軍政要人題字推薦，一方面說明國民黨對該書的價值有著充分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有借此展現政黨洗雪國恥決心的用意，希望構建自身積極救國雪恥的正面形象。 與此同時，一些軍政機關還向所屬、學校推介內容質量較高的著作。

　　如上海市黨部宣傳部制定的《反日設計教育大綱》即要求各級學校在課堂講授時必須參考《國恥小史》一書。 [46]革命軍新聞社總部則對《國恥痛史》青睞有加，積極向各省市中小學推介。 [47]吉林省還在訓令中指出，此書“或作課讀教授，或作范本參考”，“際此訓政考試，外患交侵之時，凡吾青年學子，尤不可不人手一冊”，男女各校均應“一致采購”，[48]云南省教育廳也進行了推介。 [49]時任廣東教育廳廳長金會澄則將梁心的《國恥史要》推薦給廣東省立小學教員和函授補習學院的全體學員。 [9]

　　為吸引更多顧客購買閱讀，很多出版機構還通過特價、打折等方式大力推銷。 不過據表5可知，這些圖書的定價明顯過高。 1933年，《國恥痛史》的定價是一角; 9月，《國恥演講集》一書宣布開學之際特價一月、打八折，購十冊以上打七折，不過定價卻是二角半。 [50]正如時人所言，當時“好學之士”購買力薄弱“居大多數”。 [9]顧頡剛對定縣平教會書價定得過高的評論可能更具代表性：“他們定價不是八分就是一角，真正的民眾也沒有這么高的購買力。 ”[51]1944年，因“書價高昂，購買力日弱”，桂林書店內“看書人多”“買書人少”的情形“更為普遍”。 [52]

　　國恥書籍傳播的廣度、浸染的深度因此不宜過度夸大。 1938年，昆明教育界人士甚至以嘲諷的口吻表示：“過去的一年一年，我們都高唱著‘雪恥救國’‘洗雪國恥’的口號，但在事實上還沒有表現。 ”[53]那么究竟有多少人購買這些書籍、產生了什么感受、采取了何種行動，囿于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實難準確把握。 不過從商家不遺余力宣傳、政府持續推介以及一些書籍被反復重印來看，購買人群、學校、社團應該為數不少，因此也不能輕視其在思想啟蒙、社會動員過程中的作用。

　　總而言之，清末民國時期出版的國恥書籍圍繞失地喪權、慘案事變、不平等條約等內容展開，西方列強特別是日本的侵略野心、殘暴行徑被揭露，“讀之使人悲痛奮發”，[6]有助于增強學校學生、社會大眾“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為徹底洗雪百年恥辱、贏得抗戰勝利提供了動力支撐。 事實上，這些國恥書籍不僅是了解當時民族主義教育的珍貴史料，還能為理解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主義提供重要線索，因此值得學界重視并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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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殷汝驪. 亡國鑒附國恥錄[M]. 上海：泰東書局，1915：序1.

　　[3] 恨亡，等. 五月九號國恥史[M]. 上海：國文書局，1915：目錄1-2，發凡1.

　　[4] 知恥社. 國恥[M]. 上海：知恥社，1915：讀者之種類須知1，凡例1.

　　[5] 馮廷俊. 國恥編[M]. 財政部印刷局，1925：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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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馮秋農. 國恥寫真記[M]. 上海：泰東書局，1928：編輯余話.

　　[8] 勿忘國恥[N]. 申報，1928-05-09(005).

　　[9] 梁心. 國恥史要[M]. 上海：日新輿地學社，1933：序.

　　[10] 沈亮棨. 繪圖國恥演義[M]. 上海：國民教育實進會，1920：序.

　　[11] 梁心. 國恥騷辭集[M]. 佛山：慎和印務局，1926：序.

　　[12] 蔣恭晟. 國恥史[M].上海：中華書局，1927：例言.

　　[13] 黃孝先. 中國國恥史略[M]. 上海：新時代教育社，1928：目次，43.

　　[14] 賈逸君. 中國國恥地理[M]. 北平：文化學社，1930.

　　作者：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