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常生活是一個充斥著有意識的行動、斗爭、沖突和變遷的實踐領域，微觀權力無孔不入地滲透與操控著現實世界‍‌‍‍‌‍‌‍‍‍‌‍‍‌‍‍‍‌‍‍‌‍‍‍‌‍‍‍‍‌‍‌‍‌‍‌‍‍‌‍‍‍‍‍‍‍‍‍‌‍‍‌‍‍‌‍‌‍‌‍。 閱讀實踐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基礎面向，代表著弱勢者在相對有限的環境里的智慧和創造‍‌‍‍‌‍‌‍‍‍‌‍‍‌‍‍‍‌‍‍‌‍‍‍‌‍‍‍‍‌‍‌‍‌‍‌‍‍‌‍‍‍‍‍‍‍‍‍‌‍‍‌‍‍‌‍‌‍‌‍。 大眾讀者不是消極地被動接受信息的無名角色，而是通過迂回、巧妙的戰術從事創造的匿名生產者，他們通過改變文本中暗含的權力結構，產生新的知識和秩序，以此抵抗著書寫系統在空間中的擴張，期望實現重建閱讀領地的理想。

　　【關鍵詞】日常生活　閱讀實踐　抵制理論　大眾文化

　　現代社會符號權力的滲透無處不在、無孔不入。 正如布爾迪厄所說，“符號權力是建構現實的權力，是朝向建構認知秩序的權力”。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言說、寫作、閱讀和思考的話語，存在著一種微觀權力的壓迫和抑制，這是一種溫和、普遍而隱蔽的力量，它們通過記錄、儲存、標準化的手段組織起一個結構化的體系，身處其中的人們對此毫無意識。 因此，德·塞爾托將現代社會的文字操作和書寫實踐看作一種“現代神話”行為，這一行為有著不同往昔的野心，即想要將個體變成機器的操作者，將科學理性變成一種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秩序和進步的修辭，最終用文字體系生產社會、重建歷史。

　　在一個從書寫中汲取力量的社會中，知識與權力生產出源源不斷的新話語，作為知識主體的人卻在知識的生產和創作的角色中消隱，主體消隱的同時亦伴隨著真理的消解，人成為社會機器運轉流程中的熟練工人。 書寫制造標準、語言并建立歷史，相形之下，閱讀的力量顯得格外微弱。 然而，德·塞爾托重新發掘了日常生活的潛力，賦予閱讀新的意義和可能性，將閱讀看作通過改變文本中暗含的權力結構產生新知識和秩序的重要實踐形式，認為閱讀具有抵抗和重構社會的可能性。 狹義上的閱讀實踐主要關注的是對于書寫文本的閱讀，但在更一般的意義上，也指稱對于一切文本如影像、音樂、空間、城市、商品等的使用與消費。

　　本文的主要觀點發端于日常生活里實際文本閱讀中偏離的匿名創造，探討的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日常生活實踐呈現出什么樣的形式和特征? 閱讀實踐在日常生活占據何種地位，蘊含著什么樣的實踐邏輯? 大眾讀者采用什么類型的戰術和斗爭方式? 在操作層面上，閱讀實踐如何實現重建新領地的理想? 本文期冀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探究，為日常生活維度下閱讀實踐的研究貢獻力量。

　　一、“避讓但不逃離”：日常生活的實踐藝術

　　1. 日常生活的研究轉向

　　傳統哲學理論通常將日常生活排斥為非哲學、非理性的存在，它被視為平庸瑣碎、周而復始的生計，直到一些哲學家開始將日常生活作為一個特殊的實踐領域進行批判性思考，對日常生活的偏見和忽視的狀態才發生轉變。 德國現象學家胡塞爾晚年在其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提出“日常生活世界”的概念，借此批判近代自然科學對于人們所處世界的抽象化以及對于社會結構性問題的過于關注，強調應當關注人們生活的世界，在瑣碎的日常中發掘意義。 “人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只能對這個世界提出他們實踐和理論的問題; 在人們的理論中所涉及的只能是這個無限開放的、永遠存在未知物的世界。 ”在這之后，現象學家海德格爾，以及列斐伏爾、哈貝馬斯、盧卡奇、德·塞爾托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家也相繼對日常生活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從不同的視角展開了深入闡釋，將理論的著力點置于日常生活經驗層面上進行批判，并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日常生活中的異化現象，以及蘊含于其中的社會革命的可能性，以實現人類更加完善的生存狀態。 因此，日常生活這一重要領域得以從晦暗遮蔽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個嚴肅的學術論域出現在20世紀的哲學舞臺中，并成為現代學術思潮發展進程中不可忽略的關鍵部分。

　　受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發展的影響，學術界廣泛出現了日常生活的研究轉向，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也成為其他領域進入及研究日常生活的重要思想基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學科的范式革命。 社會學領域中，阿爾弗雷德·舒茨的代表作《社會世界的現象學》《生活世界的結構》構建了一種日常生活的現象學，認為社會世界的概念化和程序化不應當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應依據常識的范疇和普通人的日常建構來解釋。 他的學生彼得·伯格和托馬斯·盧克曼深受其影響，二人合著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便主張讓知識回歸至日常生活情境中被表述，“與思想相比，常識性的知識才是知識社會學的焦點，正是這種知識構造出了所有社會賴以維系的意義之網”。 [1]歷史學研究也逐漸拋棄了宏大敘事范式和以整體觀、進化觀為導向的實證主義模式，日常生活史、自下而上的歷史、新文化史、微觀史學、口述歷史等研究的進展，有效地推動了人們對歷史生活中日常層面的認識和深化。 以日常生活史為例，這一研究范式可被視為繼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史革命后，歷史學領域出現的又一重要研究轉向，其“眼光向下”的路徑與新文化史研究不謀而合、遙相呼應，共同推動了史學新潮流的發展。

　　2. “沉默地抵抗”：德·塞爾托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

　　從理論研究的路徑上看，日常生活理論大致可分為批判和抵抗兩種。 西方早期對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多持悲觀批判態度，基本上呈現以異化、批判為核心的日常生活理論，即將日常生活視為資本主義條件下全面異化的領域，如法國學者列斐伏爾著有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他認為“現代性與日常生活共同構建了一個深層的結構，其中日常生活這一層面正在工業文明與統治制度的碾壓下不斷異化”，[2]這樣的異化現象不僅存在于抽象的社會結構和制度中，而且完全滲透進了日常生活。 因此要想批判這樣的異化，就必須回歸日常生活的維度。

　　20世紀70年代后，另一種日常生活理論的研究路徑即抵抗的模式逐漸興起，并替代了批判模式成為主流，尤其是一些英國文化學者關于青年亞文化、女性研究、媒介研究的成果，進一步闡明了日常生活不僅是被宰制性的權力滲透，而且是同時包含著積極的抵抗力量的場域。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便是被福柯譽為“我們這一代最有才氣、最有才華的人”的社會學家德·塞爾托。

　　德·塞爾托進一步發展了日常生活實踐理論，他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采取消費者生產的戰術操作觀點，闡述大眾沉默抵抗的生活詩學。 在他看來，所謂日常生活實踐，即大眾在日常生活中，依據具體環境、具體規訓機制而進行的具體運作，它既具有場所性特征，又具有主體性特征，人們在這一錯綜復雜的地帶中小心翼翼地尋求各種勢力的平衡。 日常生活雖處于絕對權力的壓制之下，但它卻沒有被這種權力擠壓成索然乏味的單面體，而是成為一場持續的、變動的、圍繞權力對比的實踐運作，德·塞爾托的研究即是“針對那些通常認為被既定規則壓制和引導的使用者的運作方式”。 日常生活中的大眾盡管沉默卻并非一味順從，他們貌似服從于既定規則，實際又在規則的縫隙中尋求個人的生存空間，這種使用者的運作方式勾勒出日常生活實踐中“沉默地抵抗”的真實狀態。 德·塞爾托賦予這樣的實踐狀態以抵制之名，這種抵制并非暴烈的革命或正面的斗爭，無意顛覆支配性的權力和秩序，只是弱者潛伏在宰制力量之下，運用一些巧妙的戰術和計謀取得局部的自由和勝利，是一種“既不避開其勢力范圍，卻又得以逃避其規訓”的實踐藝術，[3]處在其中的實踐主體獲得了一種短暫的避讓但不逃離的自由。 如德·塞爾托所說：“微抵制建立了微自由，調動了隱藏在普通人身上的意想不到的資源，匿名人群中權力控制的真正界限就從這里發生了遷移。 ”[4](10)

　　二、閱讀實踐的真相：關于異質性、他者性與自治性

　　閱讀實踐隸屬日常生活實踐，是其諸多特征的集中展現，閱讀這一命題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體現于在一個充斥著各式文本的社會里，幾乎所有的日常行為都繞不開廣義的閱讀，無論是大眾娛樂產品的消費、隨處可見的商業告示，還是招牌、說明書、使用手冊等應用性文字。 弗朗索瓦·傅勒曾說，“現代化，現代性，就是書寫”，文字的廣泛應用使現代社會呈現出區別于以往傳統社會的另一種生態——經濟、政治、科學、改革、法律等的力量越來越書面化，越來越依賴于限定空間內的文字操作。 公眾被捕獲并聚攏于媒介網羅之中，電視、書籍、報刊等文化商品的生產與消費成為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閱讀雖然只是消費的一個方面，但卻是其最重要的基礎面。 在一個充斥著各式文本的社會中，生產—消費的關系可以用書寫—閱讀這一二項式代替，在此邏輯之下，德·塞爾托建立起了他的實踐文化學。

　　1. 異質性：源于內部的抵抗

　　書寫的實踐邏輯孕育了抵制的形式，德·塞爾托曾論述過西班牙殖民者對印第安人進行文化政治殖民的問題，殖民在表面上看似成功，印第安人接受了西班牙人的征服和同化，順從于西班牙人制定的法律、禮儀等。 然而在實際過程中，印第安人卻無法達到西班牙人期望的結果——印第安人雖無力改變或抵抗殖民者的文化，卻通過他們自己使用文化的方式實現了對西班牙文化的顛覆。 印第安人在無意中實現的顛覆，恰恰發生于殖民體系的內部，他們并不需要逃離就避開了這個統治秩序。 換句話說，對殖民文化的解構始終內生于殖民體系，沒有西班牙人的殖民，就沒有印第安人對殖民文化的創造性使用。

　　這一隱喻暗示了閱讀實踐的發生事實上就是讀者借助無所不在的異質性，在支配性秩序提供的文本中施展具有創造力的隱藏的個人化的生產。 書寫總是發生在一個限定的空間場所中，語言碎片或素材以明確化的方法建構，產生的文本內含秩序及書寫者征服和同化的意愿。 閱讀實踐無法統一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讓這樣的努力化為泡影，此時閱讀不再被全面的力量壓制，而是開放給了其本身內含的異質性。 讀者也許自愿順從地接受了強加給他們的規范、語言或秩序，不是改變這一局勢，而是在文本提供的秩序之上，在其控制的空間之中，將這些規范或法則在另一個層面運行。 這種挪用的手段取得了極佳的效果，讀者利用機遇并迅速把握住瞬息的可能性，他們“將近似的要素組合起來以便將一閃而過的其他事物插入到某個地點的語言之中，并使接收者受到強烈的震撼”。 [4](98)這是一場智謀的游戲，是閱讀對書寫發起的挑戰。

　　2. 他者性：借助使用的藝術

　　在西方學術語境中，“他者”內含了異端、陌生、混亂、非理性的意味，并被置于與現代性的二元對立關系中。 相較于書寫，閱讀是位置和關系網絡中的“他者”，這種與現代文化相適應的架構，通過將野蠻、過去、瘋癲、第三世界等轉化為“他者”，將負面的含義加諸“他者”身上，從而獲得排他性的認同和優越感，明確自身對于“他者”的優勢立場‍‌‍‍‌‍‌‍‍‍‌‍‍‌‍‍‍‌‍‍‌‍‍‍‌‍‍‍‍‌‍‌‍‌‍‌‍‍‌‍‍‍‍‍‍‍‍‍‌‍‍‌‍‍‌‍‌‍‌‍。 現代社會中，“他者”的存在不具有合法性，因而總是需要被納入一個新的秩序中，統一規范，深刻改造。 對于“他者”而言，如何突破和消解這樣的二元對立，就成為其最重要的生存命題。

　　對于想要征服和同化他們的文本而言，閱讀是入侵他人領域的角色，是不折不扣的弱者。 文本是隸屬于書寫者的創造，閱讀只能依附于書寫實踐，因此讀者只能將書寫的空間作為自己閱讀實踐的場所。 在一個微觀權力完全滲透與操控的日常生活中，閱讀是處于弱勢和下方的“他者”，因此其實踐的方式帶有隱秘的特征。 如何突破層層力量的重圍，是對閱讀實踐展開以及生存的考驗，同時也得以激發出某種在他者空間轉化宰制的能力。 面對被書寫反復強化的建構，閱讀實踐不以創造某一文本來表達和實現自己，而是借助一種使用的藝術，使用被書寫所強行賦予的東西、使用書寫劃定的空間實施自己的“生產”。 這種隱藏在微觀權力控制之下的他者性實踐及文化，正是日常生活創造性的來源所在。

　　3. 自治性：轉化宰制的實踐

　　將日常生活視為被消費所殖民的領域的主張，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著述中尤為突出。 阿多諾就認為，日常生活中的消費者被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文化商品所控制，“文化工業的地位越鞏固，就會越統而化之地應付、生產和控制消費者的需求，甚至會將娛樂全部剝奪掉：這樣一種文化進程勢不可擋”。 德·塞爾托一反法蘭克福學派的這種精英主義傾向，將研究視角探入大眾日常生活中的細微之處，從中發掘那種整體化的成體系的挑戰性力量。 他否認那種認為大眾總是依據被強加給他們的文化產品而塑造的觀點：“人們猜想，‘吸收’必然意味著與我們吸收之物‘變得相似’，而不是令所吸收之物與我們自身相似，使之成為屬于我們的事物，擁有它或者適應它。 ”對于德·塞爾托而言，書寫永遠無法假定一個尚未開始的閱讀實踐，面對力量的差異，這群在微觀權力之網中流浪的匿名大眾轉化了這一力量，對于企圖控制自身的技巧，他們仍有著創造性和自主權。

　　透過書寫的概念，德·塞爾托表達了知識與權力聯結并成為社會主導型的實踐形式，他將書寫理解為一種“現代性的神話”，認為書寫作為現代啟蒙的產物建構起一個異化的日常生活文本，它擁有一種不言自明的合理合法性，不再是呈現歷史和文化的載體，而是定義歷史和文化本身。 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書寫組織著現在的一切。 書寫系統將紙張空間變成了自己生產體系的領地，它假設了一群籍籍無名、消極地被動接受信息、沒有歷史性角色的讀者的存在。 這種對主體意識和多樣性的忽視，不斷擠壓著閱讀的空間。 人們所熟悉的日常生活領域，便是被書寫形塑和規訓的領域，當人們考察更為微觀的書籍生產與傳播時，可以發現其中涉及的權力運作的微小程序細節，如組織知識的形式分類的標準語言的規范等，無不在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進行著不被察覺的規訓，權力網絡的功效就隱藏在時空形式的細節之中。 然而，閱讀所具有的某種含混性和自治性，從內部阻擋了書寫系統意欲統一讀者思想的企圖，盡管這種自治性是無所不能的。 讀者表面上順從和接受了文本，但對于文本的解讀往往做出不同于書寫者期望的結果。 他們并非通過摒棄或創造新的文本來實現對其的顛覆，而是通過使用文本的獨特方式，同時伴隨著自身無法逃脫的社會框架的約束，維持著差異的力量。

　　三、讀者的戰術：“積極地創造”VS“沉默地抵抗”

　　1. 顛覆性力量：一種誤解和想象

　　約翰·費斯克在《理解大眾文化》一書中將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文化冠以“大眾文化”之名，[5](298)并借用德·塞爾托的理論，將其代表的文化理論稱作文化研究的第三種走向，認為這種走向將日常生活文化看作權力斗爭的場所，強調大眾的戰術以及大眾如何憑借這些戰術規避、對抗占據絕對優勢的宰制性力量。

　　大眾與主流意識形態周旋，使其運作得如此費力，因而宰制者感覺到收編是一種持久的必要，必須不斷維系和滲透自身的價值觀念。 同德·塞爾托一樣，費斯克也關注大眾在接受統治者對日常居住空間實施控制之后，如何在夾縫中植入自身的生活方式。 在傳播德·塞爾托的思想方面，費斯克是一個重要人物，但他在一定程度上誤解了德·塞爾托的理論。

　　費斯克是當代文化研究中積極受眾論的擁護者，然而在關于日常生活的主體性這一點上，他與德·塞爾托背道而馳，違背了塞爾托讓日常生活中的他者性顯現的本意。 費斯克對于大眾的創造性和反抗的積極性，以及對日常生活所蘊含的潛力的判斷顯然充滿樂觀主義精神，他認為大眾并非屈從的主體，他們不僅具有反抗的能力，并且可以利用各種資源進行創造性生產。

　　費斯克過于自由的觀點是對大眾力量的一種不加批判的誤解和想象。 德·塞爾托認為，日常生活抵制的發生源于實踐內部的異質性和他者性，而非大眾自發的、有意識進行的革命式暴力抵抗。 換句話說，閱讀實踐中讀者的偏離源于文本所具有的多義性和解碼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噪音”。 因此，德·塞爾托對日常生活實踐的研究更側重實踐的行為模式及運作圖式，而非過分強調主體的自由和能動作用，他提醒人們，不要妄圖談論難以捉摸的主體性，而應該透過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揭示無名大眾的行動策略。

　　2. 有限地抵制：迂回戰術和權宜之計

　　費斯克看到了大眾的抵制，但卻夸大了這種抵制作用。 如約翰·斯道雷所說：“費斯克這種新修正主義是文化研究發展的最新階段：其主題是快樂、授權、抵抗和大眾鑒別，他代表著一種‘從更具批判力的立場的退卻’的階段。 ”[5](298)另一位大眾文化研究學者鮑德里亞對大眾的抵制則持有一種謹慎和質疑的態度，強調了大眾被動式地抵制——沉默。 鮑德里亞理論體系的核心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費，他將消費看作“一個系統，它維護著符號秩序和組織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種道德(一種理想價值體系)，也是一種溝通體系，一種交換結構”。

　　[6]消費作為一種符合某種秩序和系統結構的實踐，必定遵循著某種既定規則，擁有的自由是有限的。 在一個由符號及符號消費構成的現代社會中，意識形態滲入的不僅是符號的組織和內容，還有符號編碼的技術層面。 最終鮑德里亞認為在編碼層次上是無法實現革命的，符號層面的抵制也許每天都在發生，但這樣的抵制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無法促成有組織、有意識的反抗。

　　鮑德里亞對于商品社會的本質把握得十分深刻，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生產決定消費的論斷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盡管鮑德里亞的觀點建基于后現代社會中的消費文化景觀，然而他的思想對于探討書寫—閱讀的關系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把閱讀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生產體系的必然結構來思考，這一點正如消費對于商品生產結構而言，閱讀與書寫是一對辯證關系的存在：沒有閱讀，就沒有書寫的生產與創造，閱讀成為社會文化生產源源不斷的動力。 然而，這一轉變亦伴隨著消費的對象從功能性的物轉向附著在物之上的非功能性的符號。

　　現代社會于是成為一個符號的消費社會，人們所追求和依賴的是編織在物品之中的符號意義網。 消費符號的過程意味著需要既定的符號系統進行解碼，正如閱讀文本需要對語言進行解碼，在解讀過程中大眾的思維慣性和解碼方式顯然無法逃脫社會環境的規訓和引導，大眾的能動性、創造性也受到限制，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鮑德里亞認為大眾的抵制是被動的、沉默的。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鮑德里亞列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如教師在課堂上講課，部分學生公然說話，甚至追逐打鬧，這就是一種主動的抵抗; 然而大部分學生還是坐在座位上，也許他們表面上是在安靜地聽講，但實際上可能在開小差，完全沒有聽講課內容，這反而是更普遍的現象，即一種意義的拒斥和抵制，是大眾的沉默抵抗策略。 德·塞爾托的立場與鮑德里亞相似，他同樣強調抵制的有限性。 他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弱者如何在力量懸殊的場域中，通過巧妙的戰術維系自身的生存空間。 他把這樣的戰術比作軍事領域中的游擊戰，在分散的小規模武裝軍隊遇到裝備精良、實力強悍的大部隊時，往往并不采取正面進攻的方式對抗，而是有針對性地采取“短平快”的戰術，伺機而動。 軍事戰場中不乏這樣以少勝多的案例，這是弱者的生存藝術，也是大眾對于宰制性力量的抵抗智慧。

　　閱讀有限的生產職能源于其無法利用自身的資源，它不以自身而矚目，只能借助他人的語言言說‍‌‍‍‌‍‌‍‍‍‌‍‍‌‍‍‍‌‍‍‌‍‍‍‌‍‍‍‍‌‍‌‍‌‍‌‍‍‌‍‍‍‍‍‍‍‍‍‌‍‍‌‍‍‌‍‌‍‌‍。 正如讀者的顯現不在于文本的創作，而在于文本的使用。 讀者總是以一種靜默的、散布的、隱匿的方式存在，也許是字里行間即興的想法，無意漂流而過的意義，他們通過迂回、巧妙、謀略的戰術從事自己短暫無言的“生產”。 這樣的“生產”幾乎遍布日常生活的角落，德·塞爾托將這樣的戰術稱為“假發”實踐，如進行“假發活動”的工人竊取工作的空余時間，使用機器為自己生產一些免費產品，或是婦女在辦公時間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偷偷為自己織毛衣，管理者對此通常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種計策的得逞是對統治秩序的小戲弄，但并未脫離既有秩序，而是使日常生活保持了一種動態的平衡。

　　四、重建閱讀領地：被偏好的意義和解讀

　　大眾抵制的力量盡管有限，但對于最弱勢者的智慧和創造性的信任是極有必要的，沒有歸依、沒有地位，被強者的策略剝奪了一切的弱者仍在抵抗，這一潛在的力量給予日常生活以更多維度和可能。 讀者通過閱讀彰顯其自身，而不是被動地、消極地接受書寫的文本及其所蘊含著的規訓力量。 據此，可沿閱讀實踐的微觀層面進入，從文本閱讀的語境、文本使用和實現方式以及文本使用者幾個方面，剖析讀者在閱讀實踐中實施的抵制戰術。

　　1. 閱讀語境：闡釋空間的延伸

　　文本從不孤立地向人們顯現，它總是存在于歷史之中，因此對文本的闡釋是不斷變化的。 文本進入讀者視野中即意味著它與作者的脫離，與其被創造時的語境和場景相脫離。 脫離后的文本流通至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因其所處的物質的、社會的、制度的、意識形態的語境，以及記錄的媒介、語言習慣、參照的社會框架的改變而發生改變，在一輪又一輪的流傳過程中不斷獲得新的解釋。

　　文本闡釋空間的界限不具有相對穩定性，主要由讀者的個人經驗、閱讀能力、文化背景以及文本存在和流傳的過程等因素主導。 這正是托尼·本尼特所說的“閱讀型構”，代指讀者與文本互動時所依托的話語和制度條件、文本所處的語境、讀者置身的環境左右著文本的意義解讀，也即是說，閱讀是不同世界的讀者與文本相遇的歷史，這種可變的閱讀關系是意義的發源地。 同時代讀者的閱讀行為和社會活動交叉融合，他們可能共享一套相似的文化經驗和范式，擁有大致相同的閱讀習慣和操作，回應了時代的某種共同的期望，他們形成了類似于闡釋社群/共同體的存在，因此盡管讀者數量眾多，但一些社會學因素仍然限制了文本闡釋的范圍。 另一種情況是當文本的流傳時間足夠長，閱讀實踐則更傾向于根據當下社會的不同需求進行重構，知識的組織方式和文化象征內涵也生發出新的可能，此時變化中的讀者閱讀的是變遷中的文本，文本的闡釋空間可以無限延伸至無窮盡。

　　2. 破譯文化符碼：文本的可能與實現

　　閱讀一本書籍好像在進行一場紙張和心靈之間的旅行，讀者不必按照既定的程序逐字逐句地閱讀，而是隨心所欲地漫步和閑逛，攪亂和打碎穩定的秩序，識別和辨讀屬于自己的符碼組合。 讀者也不必拘泥于頁碼編排和版面配置，而是在文本的管轄空間中創造出自己的空間和意義，書寫自己的故事。 他們游走在書頁上的目光制造出變形和失真，掙脫出字里行間進行想象和延伸，這種對空間的占用可以改寫覆蓋在特定空間之上的權力符號。

　　閱讀實踐空間的建立，盡管不得不受文本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規范和法則的限制，但這仍是一個可利用各種因素和資源進行創造的場所。 閱讀給文本以應有之物，消除其中蘊含的偶然因素和開放的多樣性，基于文本本身，對其使用和實現的方式構成了一種創造性的生產，文本中原有的符碼及其組織被改造成另一種形態。

　　如果說文本中存在著某種秩序，組織著一個由可能性和限制性構成的整體，那么讀者事實上通過抽取文本的片段即將其中的可能性和限制性現實化了。 讀者攜帶著個體經驗，延伸了其他的可能性，因為閱讀過程中的即興發揮、跳讀、略讀、細讀等行為青睞、改變或拋棄了文本中的某些基本元素。 閱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符號意義上的創造性實踐，讀者可以超越作者原先制定的符號和疆界，改變其所指。

　　讀者不僅可以對文本進行解構和重組，還可以透過符號的編碼方式解讀出隱含的信息。 文本是語言符號的編碼組合，但解碼的鑰匙掌握在每個讀者手中，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則是“自圓其說”，因此任何文本的意義對于讀者來說都是有待確認和打開的。

　　閱讀是揭開隱藏在文字密碼下的意義實踐，一旦破譯，讀者可以不必在乎這個意義是否與編碼者的意義相同，并完全有可能如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所揭示的那樣，讀者“理解話語賦予的字面和內涵意義的曲折變化，但以一種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碼信息” ，[7]他們解構信息總體，將符碼排列組合成新的秩序，以便在一個適宜的參照框架中再次建構新的信息總體。 讀者利用已提供的材料進行再創造性的解碼，以求在信息傳播場域內發動小規模的游擊戰術，干擾既有的傳播秩序——盡管他們并未真正離開文本，也并未離開這個受宰制的社會環境。

　　3. 匿名的創造：散布或偏離的讀者

　　文字編碼意味著形式和規則上的限制，也意味著文本總是有其預設的閱讀主體，他們被認為能夠掌握和解讀指定符號的意義，然而在現實情況下閱讀總是不得不面臨著實際發生與被預設的差距，分散而不確定的讀者進行的偏離的創造或反向的解讀，使得閱讀這一行為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文本的意義無限依存于它與讀者的關系，其編碼必須適應無法掌握它的讀者的意見。 因此，當面對不同的讀者根據自身能力或期望對文本做出處理時，人們更要關注他們是如何通過不同方式對同一文本進行解讀的? 如何處理、理解和領會這些文本?

　　新文化史學家金茲伯格在其著作《奶酪與蛆蟲》中利用烏丁教會檔案館中一則審判材料，展示了16世紀意大利北部弗瑞烏里地區的一名磨坊主麥諾奇奧的精神世界：“世上一切開始時就是混沌，也就是說，大地、空氣、水、火相混雜，世界即由此形成，正如牛奶做成的奶酪一樣，蛆蟲也出現在其中，這些蛆蟲就是天使。 最神圣的天主發布命令，這些蛆蟲應該是上帝和天使們，在許多天使之中，就存在著上帝，上帝也是在世界出現的同時被創造出來的。 ”[8]文字起初常與法律、宗教、統治權威相聯系，在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古登堡革命”之后書籍的題材范圍擴大并走向世俗化，書籍的獲取難度大大降低，不同社會階層的讀寫能力也有了提高，這也是麥諾奇奧能夠通過自己所閱讀的眾多書籍形成一個獨特的世界觀和宇宙起源論的前提。

　　活字印刷術帶來的革命使得書籍能夠以一種更便捷、更迅速、更大量、更廉價的方式生產出來，家庭和私人藏書的出現使一般意義上的閱讀更為普遍，此時書籍蘊含著巨大的大眾傳播潛力。 書籍的盛行和廣泛傳播使讀者更容易獲得想要的書籍，以此確保他們和這個世界更直接的聯系。 閱讀解放了人們對權威的狂熱崇拜，讀者通過閱讀接受了更有個性化的思想，他們開始懷疑教條，開始思考世界、宇宙、天堂、教會，并可能產生和麥諾奇奧一樣不同于《圣經》和羅馬教會的獨特解釋，這些普通讀者擁有的讀寫能力不足以支撐他們理解大部分的書籍，他們常常閱讀著不合時宜的書籍，并從中發掘出差異性的解釋，他們將書中的知識和自己的生活經驗雜糅在一起，構建了自己的世界觀。

　　結語

　　處于宰制性力量全面控制之下的日常生活實踐，在其狹小的生存縫隙中發展著創造性的力量和豐富多元的面向。 然而，有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還有很多：大眾反抗的意識和能力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受到何種程度的制約? 什么樣的情況下這樣的抵抗會形成有組織的力量? 日常生活中的抵制是否使權力結構的重組和再分配成為可能? 刻意抬高大眾的能動性而忽視結構化的控制力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這種想法忽視了個體行動者本人所未意識到的制約，個體行動者本身的意識、行為慣習脫胎于社會結構之中，這種制約藏匿在潛在意識之中，控制著表象和行動。 甚至在某些時刻，弱者的反抗將成為強者的工具。 規訓力量無處不在，而反規訓的力量太過微弱，正如盡管有千萬的讀者在進行創造性的生產，但是時間流逝，帶走了大部分讀者的聲音和蹤跡。 但是人們也不必過于悲觀，“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德·塞爾托的理論就像是一種“詩意的抵抗”，盡管無法逃離枷鎖，但了解人們身陷枷鎖本身便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日常生活的研究在進入所謂“后現代主義”時期，發展出了新的視角和問題，值得后來的學者共同探討和深入研究。 日常生活研究的對象更加豐富，在大眾文化、消費、閱讀、性別、城市等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將研究目光轉向了物、身體的層面。 日常生活的抵抗形式、抵抗對象也有了新的闡發，如時下社會流行的一些網絡文化，是否也可以看作一部分群體對社會所發出的無聲、非正式的抵抗呢?

　　參考文獻：

　　[1] 彼得·L. 伯格，托馬斯·盧克曼. 現實的社會建構[M]. 吳肅然，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20.

　　[2] 孫九霞，周一. 日常生活視野中的旅游社區空間再生產研究——基于列斐伏爾與德塞圖的理論視角[J]. 地理學報，2014(10)：1575-1589.

　　[3] 練玉春. 論米歇爾·德塞都的抵制理論——避讓但不逃離[J]. 河北學刊，2004(2)：80-84.

　　作者：永貴，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