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微紀錄片《國家相冊》為研究對象，探討融媒體時代下政治傳播的新特點及影響。研究發現，《國家相冊》采用基于普通人物和非線性的新歷史主義敘事，提升了政治傳播的效果，而通過圖片和老照片對新中國歷史的重新敘述，則為抵抗西方文化霸權，重塑中國文化身份提供了路徑。研究認為，《國家相冊》通過技術手段，將老照片作為內容，以短視頻的形式呈現，完成了新聞攝影的圖像再生產，實現了歷史感與現場感的兼得。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政府形象;《國家相冊》;傳播技術;政治傳播

　　《國家相冊》是新華社于2016年9月推出的一檔微紀錄片融媒體產品。新華社整合百年國家歷史的照片，結合影像講述與三維特效，把人物、事件與歷史和時代串聯，鋪展開被折疊在歷史相冊中的故事。目前，《國家相冊》第三季正在熱播。《國家相冊》是國內官方媒體推進政治傳播與塑造政府形象的典范。從技術層面來說，《國家相冊》運用多種信息載體語態，適應融媒體發展要求，通過技術手段講活照片背后的故事。從話語層面來看，《國家相冊》已經發生了自覺的新歷史主義敘事轉向，官方話語形態下也有意識地擺脫后殖民主義陰影下的話語控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相冊》為智媒時代發展下如何推進政治傳播，型塑政府形象，從而重塑國家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路徑。

　　歷史教學論文范例：淺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啟示

　　一、政治傳播與政府形象建構

　　政治傳播是指政治共同體的政治信息的擴散、接受、認同、內化等有機系統的運行過程，是政治共同體內與政治共同體間的信息的流動過程。①目前的媒介業態中正在經歷“視音頻轉向”，文字和圖像作為靜態式的信息載體，已經在將自身的傳播使命部分地交予視頻等新興形式。

　　政治傳播也因為傳播業態的變革而面臨著很大的挑戰。陳世華總結了現有政治傳播中的修辭流變，認為現有視覺修辭已經需要政治傳播脫離“精英權力觀”，走向大眾的最大公約數，傳播內容也應該脫離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走向綜合修辭的新路徑。②李舒則認為要從敘事策略上予以突破，從更平民化的視角切入，創造和豐富適合大眾的傳播符號。③作為政治傳播重要議題的政府形象建構，同樣也面臨著媒介變革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融媒體發展背景之下，政府形象構建更要能善于運用多種信息載體的呈現實踐，豐富受眾的感官體驗，完成深層次的內容交互，從而“為國家形象的塑造營構一個極具指向性的意義空間，力致讓置身其間的受眾趨同諧振”④。

　　政府形象建構既是政治話語的傳播，也要與大眾話語同頻共振，這在媒介技術賦權大眾之后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文化研究為方向，以符號學分析為研究方法，以新歷史主義為理論關照，將《國家相冊》第一季的視頻內容作為研究對象，探討融媒體時代下的政治傳播新范式，利用短視頻重新敘事的方式以及可能帶來的對政府形象塑造的影響。《國家相冊》借助照片這一鮮活的圖像媒介，描摹歷史中的日常生活，展開小事件，平凡人的新歷史主義敘事顛覆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宏大史觀，重構了政府形象，為中國擺脫后殖民主義在文化上的影響提供了有益的嘗試和方向。

　　二、新歷史主義轉向：個人視角下的宏大歷史

　　對于政府形象的對內傳播而言，讓民眾樂于接受是最為關鍵的。以往的政治傳播和政府形象宣傳，傳播效果往往不佳。而新歷史主義，為政治傳播及政府形象的建構，提供了新的敘事方式。

　　(一)新歷史主義敘事：

　　一種修辭的流變新歷史主義(NewHistoricism)是一種不同于舊歷史觀和形式主義批評的“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一種對歷史本文加以釋義的、政治解讀的“文化詩學”。⑤《國家相冊》作為融媒體時代講述歷史的媒介產品，其敘事方式實質上就是新歷史主義敘事。新歷史主義的核心思想是“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thehistoricityoftextandtextualityofhistory)。

　　具體來說，所謂“文本的歷史性”,指一切文本(包括狹義的文字文本和廣義的社會文本)都具有特定歷史語境的文化性和社會性;而“歷史的文本性”不僅指歷史作為歷史學家撰寫歷史文本基礎的“文獻”時已經被闡釋,還指我們只有通過文本才有可能去了解一個社會的過去。通俗地講,歷史不是“過去的事件”,而成為“被敘述的”關于過去的事件的故事。⑥也就是說，在新歷史主義的視角下，歷史是被建構出來的，而非能夠與歷史保持距離，得到所謂客觀真理性的把握。

　　(二)非線性敘事

　　《國家相冊》打破了歷史的線性敘事。正如講述人陳小波所說，《國家相冊》“絕不是一幅幅照片的簡單呈現，而是用歷史照片搭建一個完整的主題”⑦。照片篩選的過程，確定主題的過程，本身就是重構歷史的過程。在每一期節目中，通過短短幾分鐘的視頻去展現宏大的歷史場面，《國家相冊》在內容上壓縮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如《悲歡母親河》一集，從1949年山東人民抗擊黃河水災的照片起，到濟南黃河公路大橋的照片止，不到八分鐘的時長，就壓縮了近七十年的歷史，并且照片出現的順序也是服務于講述，也未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線性呈現。

　　非線性的敘事適應了移動媒體時代碎片化傳播的特點，也將歷史敘事從時間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度，能夠依據主題進行史料的拼接以及特效處理，使故事能夠講得有趣，吸引受眾，從而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另外，主題與主題之間，也并非如傳統的歷史類紀錄片一樣，按照時間順序推進。《國家相冊》每一集都相對獨立，之間并沒有很強的聯系。由此可見，舊歷史主義的線性敘事被打破，照片從具體的時間線上被抽離出來，服務于主題和政府形象的塑造。

　　(三)“小歷史”敘事與舊歷史主義強調正史、大事件和偉大人物(名人)以及宏偉敘事不同，新歷史主義主張將“大歷史”化為“小歷史”，借助“小歷史”，提供一種對歷史的闡釋。而《國家相冊》，正是通過“宏大敘事、個人視角”的敘事方式，從普通人物的故事出發，展開歷史敘事，從而重構了歷史，揭示了大歷史敘事中被遮蔽的真相和被忽視的種種細節。

　　為兩位編碼員對《國家相冊》偉大人物(名人)和普通人物進行的編碼和統計。兩者間劃分的標準為，判斷一個人為偉大人物(名人)需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一是為大眾所熟知，知名度高;二是某一個行業的領軍人物，是該領域內的名人。表2為兩位編碼員對《國家相冊》100集主題進行過劃分。主題劃分方面，遵循最突出主題原則，即如果1集中包含多個主題，選擇篇幅最大、最為突出的主題。統計結果如下：普通人物的數量遠超偉大人物(名人)，占比達65.3%，普通人物敘事的特點突出。

　　如《翻身的日子》講述新中國成立后，農民成為了國家的主人這個主題，是通過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農民曹鐵展開的。通過曹鐵的回憶，展現了個人“小歷史”中的開國大典，讓歷史一下子具體可感，各種細節一下子豐富起來。以普通人物的視角敘述大歷史，重構了歷史敘事。這使得已經習慣了宏大歷史敘事的受眾耳目一新，再熟悉不過的歷史突然變得陌生，勾起了受眾的好奇心。

　　另外，群像的呈現也是值得關注的層面。在《國家相冊》的敘事中，除了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物，沒有特寫的、不知姓名的群像占了大多數。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當時膠卷資源的寶貴，拍攝采取群像的方式，是一種經濟的選擇;另一方面，群像呈現的背后也反映了中國集體主義主導的文化心態。照片本身的結構，導致依托于照片講述的《國家相冊》，也呈現出群像敘事仍大于個體敘事的特點。這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國家相冊》的內核仍是舊歷史主義的。三、后殖民主義關照：重塑中國文化身份確立中國的文化身份是政府形象的傳播前提。只有確立文化身份，才能夠明確究竟要對外傳播一個怎樣的政府形象，才能夠在國際政治傳播中掌握話語權。

　　四、視覺傳播取向：融媒體下的視覺重組

　　《國家相冊》以照片為依托，以短視頻的方式進行呈現，并且對照片進行特效處理，讓照片“動了起來”，實現了表達方式的創新。這些塵封的照片，伴隨著現代科技，重新煥發活力，并且進行了視覺重組，產生了新的意義。結語當相冊中的圖像，變為融媒體中的視頻內容產品，它所能承載的信息容量與傳播的情感力量都會得到顯著的增強。在現場感與歷史感的同維包裹之下，《國家相冊》成功完成了對受眾的價值型塑。

　　在內容話語與受眾情感同諧共振的過程中，新歷史主義已根植于《國家相冊》的內容邏輯中，屬于民族與國家的文化身份得到確認。《國家相冊》既是政府形象在內部公眾中的一次成功的塑造，也是融媒體技術語境下政治傳播的一個有益的實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傳媒技術蓬勃發展的今天，大眾已經進入了智媒時代。智媒技術發展背后，是媒介呈現的形態革新，也是敘事話語的邏輯翻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融媒體產品《國家相冊》確為一個可參考的范本。在推進新時代下的政治傳播時，媒介的內容生產更加需要找準技術的適切點與大眾的情緒點，從舊有的恢弘結構中走出，走入大眾的日常與生活，走向民族自有的敘事語境。這樣官方媒介組織在推進政治傳播時，才能迅速占領智媒環境下的傳播高地，高效地型塑系統的政府形象與內部公眾對于家國實體的價值認同。

　　作者：梁軒孫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