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參加過多少次文學會議，真是難以計數。級別上，有省級的、全國的、地市的、縣級的，甚至鄉鎮的，而最多的是本省的;類型上，有專業的創作、理論研討會，有各種各樣的作家作品討論會，有旨在總結、激勵的文學“促進會”，但大量的是作家作品討論會;主辦方，有官方的、學界的、市場的、民間的，或幾方聯手合辦的，甚至作家自己張羅的。真是林林總總、花樣翻新。其實，我是一個不怎么喜歡開會的人。深知開會須發言，迎合主流話語的言不想發，人云亦云的話不愿說，而講真話、實話、批評的話，往往得罪人、討人嫌。讓人好生為難!

　　但有些會卻必須參加，如自己感興趣的理論學術會，如職責范圍中的會，如關系特別的作家作品討論會。在這些會上，大抵能較充分、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想和觀點，能坦率地發表一些批評意見。我也曾說過一些違心的贊頌、恭維的話，說過一些坦誠的批評、剖析的話，內心常常處于糾結、不安之中。回顧漫長的參會經歷，真是感慨良多。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就會有不同的文學會議和會風。

　　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研討會，充滿了樸素的、探索的、求真的蓬勃激情的話，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學研討會，則洋溢著一種多元的、共存的、堅守的文學氣氛，而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研討會，卻彌漫著駁雜、功利、模式的濃重氣息。這是我對這四十年來文學研討會的一種感受，它似乎印證了不同時期文學研討會的一種特征、會風。文學研討會的這種變奏、變異，也折射出我們的評論家、作家的一種文學心態、精神狀態。今天，文學研討會大有“泛濫”之勢，它客觀上起著繁榮文學的作用，但也存在著種種問題與隱憂。一些耗費巨大財力、人力的研討會，并沒有充分發揮它的積極、建構作用，而學術不端、學術腐敗卻深藏其中。

　　“學術不端”“學術腐敗”，已然成為人們指責、批評科技界、理論界的焦點話題。人們往往認為，科學研究上的造假、欺騙，論文發表上的剽竊、假冒，是一種“不端”“腐敗”行為。其實，文學研討會的舉辦，對某種文學、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判定、評價、推介，同樣可以滋生“不端”“腐敗”現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研討會絕沒有現在開得這樣多。那時，決定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開研討會，是一件很鄭重、嚴肅的事情，決策人會力求公正、極為慎重。一旦召開，那這位作家和作品，一準兒是經得起文壇和時間檢驗的，而現在開研討會，卻成為一件稀松平常之事。好作家好作品自然要開，與主管部門決策人物有關系的作家，只要有部像樣的作品，也會開研討會，甚而喜歡張揚、能弄來真金白銀的社交型作家，還有熱愛、擁有權力的官員作家，動不動就會張羅一場像模像樣的研討會。近年來，為官員作家開研討會的現象銳減，這是反腐敗的成果。

　　但是，在決定文學研討會的召開上，是不是存在看不見的腐敗呢?在研討會上對作家作品一味說好、拔高闡釋，放棄藝術標準、道德堅守，是不是一種嚴重的學術不端呢?文學研討會的作用，常常會遠大于一般的文學評論文章。作為一種學術的、理性的活動，文學研討會必須遵循學術規范，恪守學術和道德準則，準確闡釋和評判文學。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反思文學研討會，重建文學研討會的學術規范，使文學研討會真正發揮它的應有作用。

　　文學研討會的核心是文學。近幾年，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時時成為人們懷念的對象。可以說，八十年代是一個真正的文學時代。盡管浩劫剛過、百廢待興，盡管文學正在復蘇、步履踉蹌，但作家、評論家、編輯的一顆心是純樸、開放、進取的。這種蓬勃向上的精神，表現在、編輯、會議中，就創造出一個輝煌的文學高峰期。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幼稚的文學青年，后來有幸調入山西省作協工作，參加過多次作協舉辦的文學研討會。記得那時的文學研討會開得不算頻繁，且每開一次，就讓人激動一次。有時是討論全省全國的文學發展態勢，有時是某個文學理論專題會議，有時是作家作品研討會;會期長則三五天，短則一半天。

　　省作協院里南小樓一層的簡陋會議室，是經常開研討會的場所。開會了，有時連會標也沒有，便請擅書法的作家臨時寫就，像斗方一樣貼在墻上。參會者沒有座次，更沒有座簽。年長的馬烽、西戎、孫謙、胡正等幾位，坐在前面靠近主席臺的椅子上，年輕的作家、編輯則隨便坐在后排。發言者不排次序，也不準備稿子，最多寫個提綱。主持人先講會議的主題、內容，然后自由發言、討論。最有意思、印象也最深的是老作家發言，實話實說，直抒胸臆，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方言土語中，不時蹦出一些俏皮、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八十年代的文學研討會，影響深遠的是1984年的“杭州會議”。是年12月，《上海文學》雜志社、浙江文藝雜志社和《西湖》雜志社，在杭州陸軍療養院聯合召開了一次文學研討會。

　　參會的作家有李陀、阿城、韓少功、李杭育，評論家有周介人、陳思和、南帆、許子東、吳亮等，共三十余人，會議的議題是“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會開了七天，每個人都有充裕的發言甚至專題講座時間。他們從當下文學的發展、問題討論起，不時有深化、呼應、交鋒，而最終集中到文學的“文化”“尋根”上來，但會上并沒有形成清晰的“尋根文學”理念。其實，八十年代初期，尋根小說已在潛滋暗長，與會的一些作家已經和正在尋根主題小說，一些評論家則在敏銳地思考著文學與文化的關系。

　　會議激發了大家的靈感與思維，散會之后，阿城、韓少功、李慶西、鄭義等紛紛撰寫文章，闡述尋根文學觀念，在全國形成了一個如火如荼的尋根文學潮流。蔡翔后來總結說：“‘杭州會議’表現出的是中國作家和評論家當時非常復雜的思想狀態，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同時又試圖對抗‘西方中心論’;一方面強調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時又拒絕任何的復古主義和保守主義，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當時“左”的思潮還盛，為了避免惹出麻煩，會議沒有邀請任何媒體的記者，也沒有發布會議消息，甚至沒有作完整的會議記錄。這樣的文學會議，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九十年代之后，中國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場痛苦而艱難的蛻變。在這一過程中，過去大一統的主流政治文化，裂變成三種文化形態，即主流政治文化、精英知識分子文化、市場經濟文化。其實還有一種文化，即現代大眾文化。文化的分流，也帶來了文學的分化、多元。這一時期，文學整體上滑向社會的邊緣地帶，失去了昔日頭上的光環，在現實社會和廣大讀者中不再擁有那樣大的吸引力。

　　但滑向邊緣的文學，依然在自己的領地苦苦求索，嘗試突圍，期望“東山再起”，形成一種多元共存的文學格局。這是文學的沉潛、摸索時期，在看似沉悶中，依然有創作上的扎實掘進、評論上的穩步建構。這一時期的文學研討會，不再關注思想、理論問題，代之而起的是關于文學現象研討的凸顯。一些重要文學期刊，不斷打出各種旗號，舊題翻新，企圖刺激文學的活躍。譬如，《北京文學》《春風》《鐘山》等雜志，提出“新體驗小說”“新聞小說”“新狀態小說”。之后，以“新”冠名的小說“流派”層出不窮，如“新歷史小說”“新市民小說”“新都市小說”“新武俠小說”“新鄉土小說”等等。

　　“后”亦后來居上，出現了“后現代小說”“后知識分子小說”“后晚生代小說”等等。真有那么多“新”和“后”的文學作品嗎?其實都是刊物的炒作——當然，這也顯示了文學的多樣化探索和發展。199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召開的“1993—1994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態勢縱橫談”座談會上，有評論家指出，當下文學“希望與失望共存，優點與缺點同在”;有評論家認為，和創作的求新求變相比，文學評論變得被動了、落后了;也有批評家尖銳指出，在商品經濟潮流中，有的批評家正在淪為金錢的奴仆。從當年對這次座談會的報道和相關資料中，我們可以窺見，九十年代的文學研討會，依然堅守著精英思想立場，評論家們依然在思考、探尋，只是，這種堅守顯得有點無奈、悲壯。

　　人們不會忘記，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紀初，一些外國的和中國的文論家，認為在市場經濟思想的沖擊下，在電子傳媒的席卷下，文學將會“終結”。但這些年來的事實證明，文學不僅沒有“終結”，反而在新的局勢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全新的發展甚至繁榮。透過文學研討會這一窗口，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的演變以及存在的種種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學與本世紀一二十年來的文學相比，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是市場經濟社會形態下的多元化文學。但二者又有明顯的區別。九十年代的文學是一種既多元又共存的文學，而新世紀的文學，是一種既保持多元又互相滲透、交融的文學——主流文學要竭力精英化，精英文學要力圖大眾化，大眾文學既要主流化又要精英化，而現代電子傳媒，如網絡、微信、微博等等，為多元文學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和自由的通道。與此同時，文學研討會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多樣的發展。

　　對一個單位、一個作家來說，它比文學評論更有影響力，它比新聞報道更有說服力，比獲獎更有可操作性。它兼有解讀、評判、宣傳、引導等混合功能和作用，可謂“一本萬利”。當下的文學研討會，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數量多，特別是作家作品研討會;二是時間短，一般會議往往只有半天時間;三是贊頌多，開研討會的目的就是為了肯定;四是規則多，文學研討會越來越像官場會議;五是報道廣，傳統傳媒和現代傳媒一哄而上。我所在的作家協會，近年來忙亂了許多。特別是有職務的人，成天陷在會海中難以自拔。有時在本單位開，有時到上面開，有時跑下面開，雙休日更是開會日。夾著皮包東奔西波，成了現代“華威先生”。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舉過賈平凹《山本》引發爭論的例子，深感這是文壇怪象的典型案例。對賈平凹以及他的小說，我始終充滿敬意，認為他與莫言是當代文壇的兩座大山，他們小說的思想藝術質量以及數量，是不少作家很難超越的;但他們的創作又是極為復雜、充滿矛盾的，簡單的肯定與簡單的否定，都不能準確闡釋，而且，他們的創作狀態時高時低、有好有差。2018年3月，《收獲》雜志長篇小說專號(春卷)全文推出賈平凹第十六部長篇小說《山本》，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簡裝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精裝本。一部長篇小說由三家權威出版單位幾近同時出版，被人稱為“一女三嫁”。

　　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似乎很少見。書甫一出版，研討會就接踵而來。同年4月22日，復旦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舉辦了“《山本》學術研討會”，陳思和、郜元寶、張學昕、王光東、欒梅健等評論家參加了會議，賈平凹親自出席并作了發言。這是一次純粹的學術研討會。緊接著，十幾天后的5月5日，在西安曲江書城舉行了“賈平凹長篇小說《山本》首發式暨讀者分享會”。報道稱，這次盛大的活動，“由賈平凹文化藝術研究院總策劃，陜西禧福祥品牌運營有限公司總冠名，中共西安市委宣傳部、賈平凹文化藝術研究院、西安市新華書店、作家出版社、中國散文學會、陜西省作家協會、陜西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聯合主辦”——策劃、主辦、承辦、冠名的單位有十幾個，邀請的嘉賓與讀者更是多達兩千余人!同年10月6—7日，上海交通大學舉辦“賈平凹作品專題研討會暨首屆中國文學國際傳播論壇”，仍以剛出版的《山本》為主題，學者陳眾議、郜元寶、彭青龍、王寧以及德國漢學家顧彬參加，賈平凹仍是親臨會議并發言……一部小說連續出版并數次開會研討，可謂盛況空前。

　　出版社在廣告中稱，《山本》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間秘史，一部描繪秦嶺的百科全書”;有評論家說：“20世紀的拉美文學因一部《百年孤獨》為世所矚目，賈平凹新作《山本》由人而史，實為一部中國近代之《百年孤獨》。它無百年之長，卻顯百年之憂”，“讀《山本》以《水滸傳》為參照，可以看出《山本》在精神認識上完全超越《水滸傳》，從而達到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洞察與批判。”但尖銳的批評也不期而至。青年評論家魯太光指出：“細讀賈平凹近年來的創作，會發現數量雖多，質量卻普遍不高。這在賈平凹的長篇新作《山本》中以比較集中的方式展現出來，在價值觀、情感表達以及藝術形式等方面,《山本》都有嚴重的問題。

　　”另一位青年評論家方巖談到《山本》中的人物形象時說：“就實際的美學效果而言，這些形象因其高蹈、漂浮而缺乏基本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作家“有意識地忽略或者無意識地跳過‘血肉之軀’的豐富性、可能性在技術上的要求，而制造出一個‘扁平’的人物”。而普通讀者對《山本》的質疑、批評，更是不時在網上“冒泡”。由此可見，高檔、隆重的文學研討會，并沒有給《山本》增加分量與光彩，著名學者的好評也難以“規范”評論家乃至普通讀者的閱讀認知。

　　其實，文學研討會的效果、作用，有時是很難捉摸的，越是捧為優秀、杰作，人們越是容易產生逆反心理而不買賬。評判作品最好的方法，還是讓作品說話，讓讀者判斷，讓時間檢驗。文學研討會只能“上天言好事”，這似乎成為近一二十年來不可違背的“游戲規則”。從會議主辦方來說，請評論家來參會發言，就是要你說好話、唱贊歌的。這是文學部門的一份“政績”，是作家的光榮。文學研討會現在一般要邀請上級領導光臨，領導講話無疑要充分肯定，給會議定調，評論家怎么能隨著性子來，發出不和諧聲音?與會評論家雖然會有自己的判斷、觀點，但會場語境預設了一個調性，你只能隨波逐流，即便想批評，也只能輕描淡寫、點到為止。而被研討的作家，面對大家對其作品的任意拔高，都會欣然“笑納”，而對哪怕是算不上否定的意見，卻是難以接受。

　　對此，評論家們大都洞若觀火，于是，不再細讀文本，只憑直覺就亂下斷言，專挑好話說。文學研討會的學術含量就這樣漸趨稀薄了，成了“評功會”“表彰會”。這實在是一種典型的“學術不端”“學術造假”，尤其可怕的是，它甚至正在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學研討會上的講話、發言乃至會議綜述、活動報道等，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文學評論，與發表在正規報刊上的文章具有同等的意義。評論家的講話，有的是會前準備好的文章的概要，有的是會后打算寫的論文的觀點。評論家的聲音、基調、評判，對作家作品的進一步研究，對普通讀者的閱讀接受，起著重要的引導、啟迪作用。文學研討，自然帶有更多的感受性、個人性，更要有客觀性、學理性。但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思潮的侵蝕下，文學研討會逐漸形成了一套潛規則，使學術規范、道德底線變得脆弱不堪、有名無實。

　　我們被困在“江湖”規矩、人脈關系、現實利益、個人好惡的泥淖里，致使純凈、嚴肅的文學研討會，遠離了文學、藝術、學術、真理。清華大學法學教授張建偉曾犀利直言：“當學者本身并不尊崇學問的時候，學術研討會就成為學問的荒漠”，“學術研討會，學術最不重要”。他的話，同樣適用于文學研討會。文學研討會的“亂象”，根源是錯綜復雜的，有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對作家、評論家的熏染，有文學體制機制對“政績”的過度追求，以為多開會、多炒作就能造出成績。但還有一種更深層的根源，就是評論家失去了對學術事業的初心，不再把學術當作自己的志業、理想、興趣，而把它變成了獲取名利的工具、手段。

　　錢理群在一篇關于如何治學的訪談中，談到當下年輕學者的生存與治學的困境時，憂心忡忡地說：“這里的關鍵，還是一個信念的問題，即對于精神、思想、人性，對于歷史、學術，有沒有一個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從精神的堅守，思想的自由馳騁與學術的苦心探討，歷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興趣、快樂，獲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他的話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現象，引起了國家的關注和重視。2018年5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嚴肅指出：“科研誠信是科技創新的基石。近年來，我國科研誠信建設在工作機制、制度規范、教育引導、監督懲戒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整體上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環節，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時有發生。

　　”《意見》明確要求：“從事科研活動和參與科技管理服務的各類人員要堅守底線、嚴格自律。科研人員要恪守科學道德準則，遵守科研活動規范，踐行科研誠信要求，不得抄襲、剽竊他人科研成果或者偽造、篡改研究數據、研究結論。”文學大廈的革新、建構，是一項浩大而艱難的事業。我們能不能從改變文學研討會的會風做起?譬如建立一套科學、完備的文學會議規則，對研討會召開的必要性充分論證、嚴格把關，對參會者提交論文、會上發言提出明確要求，對參會者報酬建立具體規范……以此，當可逐漸使文學研討會真正走向自由、走向學術。我如是想象。

　　作者：段崇軒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中國文學批評》雜志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為目標，以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為中心，緊密結合當代文學創作和鑒賞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