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或許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只是萬千塵世女子中的匆匆過客，然而，越是蕓蕓眾生中的普通一員，往往更具有普遍意義。她背負著如此沉重的凄慘遭遇，化作«悲憤詩»的一聲長嘆，足以讓后人銘記這位女性:一位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一位才華橫溢的女子，一生兩次改嫁、命運多舛的婦人，更是一位用生命的血淚譜寫了漢末亂離悲歌的母親。她，不似杜甫悲天憫人般的偉大與崇高，她只是用敏感而樸實的筆觸記錄了自己的人生體驗，沒有任何修飾和造作，唯有深層的感嘆與真誠。她，就是漢末女子蔡琰，字文姬。

　　詩詞方向論文范文：李賀詩歌里的“香”

　　李賀中唐的浪漫主義詩人，與李白、李商隱稱為唐代三李。有“詩鬼”之稱，是與“詩圣”杜甫、“詩仙”李白、“詩佛”王維相齊名的唐代著名詩人。他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如“雄雞一聲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名句。通過對李賀詩的研究，我們發現，他擅長通過描寫各種“香”來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

　　一、出身名門，才華橫溢

　　蔡文姬的故事一直在中華文化的長河中流淌不息，尤其是“文姬歸漢”的話題，在«后漢書􀅰列女傳»中傳寫過，在琴曲«胡笳十八拍»的清音中演繹過，在陳居中的«文姬歸漢圖»里呈現過􀆺􀆺蔡文姬甚至成為“王者榮耀”的游戲角色，成為當下青年朋友們喜愛的文化娛樂方式。然而，蔡文姬和她的«悲憤詩»，似乎被忽視和遺忘了很久，歷來學者過多關注于詩作«胡笳十八拍»的真偽問題，反而很少聚焦于«悲憤詩»之中，去傾聽、去感同身受地理解這位身世坎坷、才華橫溢的女子的血淚心聲。

　　如若沒有«后漢書􀅰列女傳»的記載，蔡文姬和她的作品或許早已在歷史的塵埃中消失殆盡。“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后漢書»中的記載，將蔡文姬的身份附屬于其夫與其父的名下，反映出漢末女性的從屬地位。一方面，她們必須依靠家庭出身才能獲得一定的文化教育和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女子嫁給如意的夫君，方能實現“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漢末陳留一帶，出現過諸多較為著名的文藝家族，如陳留阮氏的阮瑀、阮籍父子，還有陳留蔡邕、蔡文姬父女等。蔡邕為漢末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他博通經史、擅長辭賦，精通書法、妙解音律。

　　蔡邕擅彈古琴，曾著有«琴操»等書。在家族文化的影響以及父親的熏陶下，蔡文姬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被譽為“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的才女。蔡文姬繼承家學，對于琴樂也頗為精通。蔡文姬還擅長書法，宋代«淳化閣帖»收錄其書寫的«胡笳十八拍»詩句片段«我生帖»，此則草書作品用筆嚴謹、灑脫飄逸，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準。良好的家庭出身和文化修養，在和平穩定的年代，覓得一位相守一生的夫君，蔡文姬本應該能夠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如果那樣，歷史上或許就多了一位令人津津樂道的才女，而少了一位動人心魄的詩人。

　　二、命運多舛，紅顏薄命

　　“自古紅顏多薄命”，對于蔡文姬而言，她的一生歷經坎坷，幼年顛沛、一生三嫁，遭遇亂離、孤苦無依，她承受著一般女性難以體會的痛楚，不是親歷很難明白其中之苦。«后漢書􀅰列女傳»對蔡文姬的悲慘遭遇有著簡要記載。在青春美好的年華，蔡文姬嫁給了衛仲道，衛家為河東大族，出身名門的蔡文姬與之結合，也是門當戶對，本應獲得幸福。如果衛仲道沒有英年早逝，或許蔡文姬也不會被擄，更不會轉入胡地。生命中有太多偶然，偶然中又似乎有著某種宿命的必然。蔡文姬離開衛家回到陳留期間，正值漢末政局動蕩、天下大亂。東漢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董卓實行專權暴政，史稱“董卓之亂”。初平三年(192)，董卓部下李傕等由長安東下，為孫堅的義兵所敗，李傕的部隊流竄到陳留郡，大加掠奪，蔡文姬也被擄入關。興平二年(195)，李傕與南匈奴作戰失敗，蔡文姬又被轉到南匈奴軍中。據歷史學家譚其驤先生的研究，蔡文姬后來又輾轉到南匈奴故地即西河美稷(今內蒙古河套一帶)。蔡文姬嫁給了南匈奴左賢王，生有二子，淹留胡地長達十二年之久。

　　胡地生活雖然較為安定，但因為文化差異以及被擄的屈辱身份，蔡文姬一直思念中原故土，期盼能夠回歸。建安十二年(207)前后，曹操派使臣迎接蔡文姬歸漢，并將她改嫁給董祀。對于這樣一位多次改嫁的女子，董祀起初心存輕視、不與待見，二人感情也很難融合。幾經飄零、兩次改嫁的蔡文姬，董祀或許成為她生命中的最后寄托，然而婚后不久，董祀偏偏又犯了死罪。蔡文姬放手一搏，以幾乎崩潰的方式求見曹操，懇請放過董祀，«后漢書􀅰列女傳»載:“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看到舉止失態、言辭酸楚的蔡文姬，曹操心生憐憫，他知道，如果真的殺了董祀，蔡文姬也必然生無可戀，他最終收回文狀，赦免了董祀之罪。史書中未見有關蔡文姬日后晚境的記載，書中所載這三次生命的沉浮，已經足以讓我們記住這位堅韌勇敢而富有智慧的女性。

　　三、坎坷經歷，發為悲憤

　　«后漢書􀅰列女傳»載:“琰歸董祀后，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悲憤詩»的第一首為五言詩，第二首為騷體詩。面對故土及新人，回首坎坷往事，蔡文姬追懷悲憤，是為了如實記錄亂離時世的悲慘遭遇，一吐心中的憂悶，以此博取世人和新夫的同情?她只是情不能已，發為悲憤而已。或許，因為苦難過于深重，蔡文姬甚至不愿提筆。追懷，對于蔡文姬而言，其實就是咀嚼昔日的痛苦，舔舐內心的傷口。當我們走近這樣的作品，會聆聽到怎樣的心聲呢?又會產生什么思考呢?蔡文姬«悲憤詩»(其一)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愿，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

　　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蔡文姬將她對于苦難的親歷，以追憶的方式娓娓道來，并通過女性細膩的筆觸，將最真實、最貼近的感受進行反復咀嚼，讀來令人無限唏噓、感嘆不已。蔡文姬詩中的悲憤之情持久而復雜，濃烈而深沉。蔡文姬選取遭亂被擄、胡地別子、歸鄉無依三個場景在詩中原景重現，將她內心的悲憤之情、苦痛之心一點一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全詩共五百四十字、一百零八句，“肝脾爛腐”“毒痛”“號泣”“崩五內”“聲摧裂”“噓唏”“生狂癡”“怛咤”等悲痛字眼充斥全詩，令人不忍卒讀。詩作第一段敘寫遭亂被擄的場景，詩人既能從漢末亂離的社會現實出發，又能結合自己流離失所、遭受屈辱的親身體驗，因此寫得形象真實、情態生動。首句“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描繪出漢末政局動蕩、董卓乘機作亂的史實。

　　一個“亂”字和“弒”字，寫出了漢末國家政權的岌岌可危，為賊兵搶掠、家禍突起埋下伏筆。詩人沒有詳細刻畫董卓部下的兵刃之利，僅用一句“金甲耀日光”，令人不寒而栗、心生恐懼。反之，“平土人脆弱”一句，則將毫無還擊之力的普通百姓的無辜與無助全盤寫出。“斬截無孑遺”以下幾句，敘寫殺戮之慘烈。“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此與«后漢書􀅰董卓傳»中的記載相似，是當時戰亂與浩劫場面的真實寫照，同時暗示著詩人自己也被擄掠。“還顧邈冥冥”，不僅實寫歸途難尋的失落之情，更是詩人前途難料的內心獨白，因而發出揪心的“肝脾為爛腐”的一聲長嘆。“所略”以下幾句，詳細描寫被掠之苦，形容婉轉曲折，“毒痛”二字，寫盡了被擄者身心受到的摧殘與迫害。經歷諸多苦痛，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可，為何無辜受罪?只能問天，問宿命。戰亂帶來的人禍，造成了無辜民眾的被殺和受虐，而胡地的荒蠻，則給蔡文姬平添對于故土的眷戀。詩作第二段，前面幾句用簡練的筆觸描寫胡地生活，顯得情真意切、意味深長，后面大段詩句則重在抒寫母子難舍難分的別離之情，將全詩的悲憤之情推向頂峰。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一個“異”字，寫出中原地區與胡地的風俗習慣及文化差異;而一個“少”字，委婉地道出了詩人所受屈辱。“翩翩”“肅肅”二語，寫風逼真，更寫出凄清孤獨、百無聊賴的心境。“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這是全詩眾多悲苦字眼之外的唯一一句歡欣之語，也是詩人思念親人、寄托生命的一絲希望。“復非”一語，將十余年來的等待與期盼之光輕易吹滅。此段敘寫，筆法曲折頓挫，情感婉轉微妙，刻畫出詩人復雜的內心世界。“邂逅徼時愿”，似乎是意料之外，幸福來的太過突然，反而沒有太多歡欣。“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道出了人世間母子永別的萬般無奈與苦楚。面對故土的召喚與親子的別離，矛盾煎熬的蔡文姬無言以對、不忍直視。“兒前抱我頸”，從幼子視角著筆，寥寥數語，令身為人母的蔡文姬的情感防線徹底崩潰。去留兩難之際，母子永別的號泣之聲，同來之輩難歸故土的呼號之聲，相互夾雜，共同演奏出一曲“悲莫悲兮生別離”的長恨歌。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土，詩人目睹的卻是親友亡故，滿眼一片荒蕪。物是人非之感，人世滄桑之嘆油然而生。

　　“去去”一語，似乎是對淹留胡地十余年生活的訣別，“悠悠”一句，則滿載著詩人對于離別親子的長久掛念。“既至家人盡”，一個“盡”字，道出了生命的幻滅感。“城廓為山林”以下幾句，奮筆直書、物象交錯，寫出了故土的殘破、人世的荒涼。“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此處的“怛咤”，更是悲痛至極，與首段被擄時的“肝脾為爛腐”相比，是經歷了萬般苦痛與煎熬之后的痛定思痛與孤苦無依。此時，存在的意義何在?生命的寄托何在?“奄若壽命盡”，“雖生何聊賴”，茍延殘喘、百無聊賴，蔡文姬不知道她的人生將走向何方。“托命于新人”，成為此刻蔡文姬勉強茍活的一絲希望。

　　“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那最后的期盼，也是猶如斷線的風箏，搖搖欲墜。“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末句化作一聲生命的慨嘆。漢末詩作«古詩十九首»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面對人生短暫、憂患無常，漢末士人選擇及時行樂、追求功業。對于蔡文姬而言，生命中似乎沒有值得追求的東西，所以她的生命憂患更加深厚，她的情感郁積更加難以排遣。沈德潛«古詩源»卷三評曰:“由情真，亦由情深。”全詩看似無心經營，卻有一股激蕩的真情貫穿其中，詩作中戰亂、被擄、受辱、離鄉、念親、別子、重嫁等悲憤之情相互交織、層層逼近，仿佛一首復調的悲愴奏鳴曲，令人感慨萬千，難以釋懷。

　　四、永垂青史，意義非常

　　蔡文姬的«悲憤詩»不僅情感真摯動人，也因其高妙的文學技巧，在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悲憤詩»的敘事手法高妙，尤其是對自我心理的剖析以及對于歷史事實與親身經歷的描繪，更是遠超前作。«悲憤詩»妙在刻畫細節，形象逼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四曰:“蔡文姬詩如小李將軍畫，寸人豆馬，莫不奕奕有生氣。又如名優演劇，悲歡離合，事事逼真。”名畫形象逼真，重在細部的描摹;名劇的動人，在于演員的聲情并茂。«悲憤詩»對于被擄時遭受詈罵的描寫、別子時幼子的對白以及歸鄉后聞見的描繪，皆生動逼真，令人如聞其聲、如臨其境，產生了立體豐滿的藝術效果。

　　«悲憤詩»結構微妙，筆法跌宕起伏，富于變化。譚元春«古詩歸»卷七評曰:“妙在詳至而不冗漫，變化而不雜亂，斷續而不碎脫，若有意，若無意，若無法，又若有法。”«悲憤詩»善于剪裁與聚焦，時而筆墨經濟、時而奮筆直書，有意無意之間，有法無法之中，皆有情感起伏與人生經歷貫穿其中，因而讀來自然貼切、意味無窮。全詩三個場景相對獨立，又前后聯系，最終將悲憤情緒推向更深層次的生命思考與叩問，詩作有如一幅筆墨連帶、情感真摯的«祭侄文稿»，筆斷意連、濃淡相宜，悲憤交加、情不能已。«悲憤詩»的語言技巧也是雅俗共賞、文質彬彬。

　　一方面，蔡文姬善于吸收漢樂府民歌以及方言口語入詩，另一方面，因為文化素養頗為深厚，她又能巧用雅言及書面語，形成了通俗易懂、酣暢淋漓的語言藝術特色。如“亂天常”“少義理”“家人盡”等語，宛如白話，卻又意味深長。“蒼天何辜”“勖勵”等語，出自經典典籍，卻又毫無隔違之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四曰:“文姬能寫真情，無微不盡。俚語出之則雅，實事狀之則活。”

　　這些雅俗共賞的語匯，皆緊扣敘事與抒情加以巧妙運用，讀來靈動鮮活、富于表現力。經典文學作品，往往能夠成為一種文化母題，在音樂、繪畫、書法、戲劇等藝術門類中不斷改編與再現，成為歷久彌新的話題。尤其是蔡文姬詩作中體現的華夷之辨、母子別離的主題，以各種藝術形式不斷重現，其中的文化內蘊則被強化與改造。唐代傳有琴曲«大胡笳»«小胡笳»，此曲依據蔡文姬的故事創作而成，南宋又出現琴曲«胡笳十八拍»的相關記載。«大胡笳»一曲收入明代«神奇秘譜»，今人打譜演奏，再現古代清音，全曲哀婉悲傷，其中“童稚牽衣”一段，琴曲通過高音區的反復彈奏、遞進與糾結，表現出骨肉分離的撕心裂肺的場面，最為悲楚動人。

　　中國繪畫史上，以“文姬歸漢”為題材的畫作也是時常出現。不過，不同時期、不同畫家以及不同個性的畫作在場景選取、內涵表達以及呈現技法上不盡相同。其中最為知名的要數宋代陳居中的«文姬歸漢圖»，此畫場面浩大、設色艷麗。畫作強化了胡漢之間的融合與友情，突出了曹操及其使臣的政治權威地位，蔡文姬形象反而被弱化。蔡文姬遭遇亂離的悲憤以及與子別離的哀痛，在畫作中完全缺失，這也減低了此幅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或許，晚明文士更能體會漢魏人情。在晚明畫家陳洪綬筆下，畫作僅僅選取母子別離的一個片段，蔡文姬面色凄慘、滿含悲痛，兩個幼子奔走號哭、試圖投入母親的懷抱，母子傷別的撕心裂肺之感，直接躍入眼簾，生動再現了«悲憤詩»中的“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的悲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