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的影響是漫無邊際的語境性的，這種語境性影響不在于人們直接在互聯網上做了什么‍‌‍‍‌‍‌‍‍‍‌‍‍‌‍‍‍‌‍‍‌‍‍‍‌‍‍‍‍‌‍‌‍‌‍‌‍‍‌‍‍‍‍‍‍‍‍‍‌‍‍‌‍‍‌‍‌‍‌‍。做是行為性的，而在這語境中所展開的世界要遠大于親身去做‍‌‍‍‌‍‌‍‍‍‌‍‍‌‍‍‍‌‍‍‌‍‍‍‌‍‍‍‍‌‍‌‍‌‍‌‍‍‌‍‍‍‍‍‍‍‍‍‌‍‍‌‍‍‌‍‌‍‌‍。它通過人們的視聽觸行，滲入心靈與思維，而且這又發生在不知不覺之中‍‌‍‍‌‍‌‍‍‍‌‍‍‌‍‍‍‌‍‍‌‍‍‍‌‍‍‍‍‌‍‌‍‌‍‌‍‍‌‍‍‍‍‍‍‍‍‍‌‍‍‌‍‍‌‍‌‍‌‍。文學批評在這種無所不在的語境中，已悄然改變得今非昔比。不過，它的改變過程雖是悄然的，但它對于批評的作用卻是強力的，已成為一種無可規避的現實規定，這很像勁吹船帆的風。這便提出了一個批評的理論問題，即如何理解與闡釋語境中的文學批評，進而如何在這一語境中展開有意義的文學批評。這是一個批評避免無序求得繁榮的重要問題。

　　文學方向論文投稿刊物：文學評論論叢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主要欄目：研究報告、文獻綜述、簡報、專題研究。

　　一、批評的語境變異

　　在最初提出語境說的西方學者瑞恰滋看來，語境是一種周圍性的語言規定性，它不僅規定語言選擇與組合，而且規定語義發生與接受。上下文的語境比喻被認為是生動形象的。批評，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是善意的、惡意的，可以是否定的、肯定的，也可以只是說發生了一件令人關注的事情。多媒體作為把億萬人帶入其中的傳播技術與傳播樣式，它最具典型意義的影響，就是通過改變思維習慣與言說習慣，使人們置于敞開而又通達的公共領域。

　　英國新媒體研究學者尼娜·韋克福德通過網絡文本分析，概括了新媒體傳播的六個特性，即“其一，由于鏈接的出現，這種文本完全是‘互聯文本’(Intertexual);其二，它沒有多數的常規文本所具有‘線性’特點;其三，讀者變成了作者，因為他可以積極地選取點擊哪個鏈接;其四，網絡文本是多媒體文本;其五，它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傳播，雖然這會受到語言及接入障礙的影響;其六，由于網絡上文本、文件和文件名的瞬時性或非持久性，網絡本身也顯露出這些特點”。〔英〕戴維·岡特利特主編：《網絡研究——數字化時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第56頁，彭蘭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這六個特性隨著多媒體愈益充分地在更多人的現實生活中展開，已不僅是一種傳播發展的定向，而且成為傳播展開的現實。這樣一個四通八達的世界性的鏈接，都在“上手”的微小動作中獲得。這一眾多人卷入且又方便自如出入其中的語境狀況，以一種悄然但又近乎爆發的力量，把文學批評別無選擇地帶入其中。

　　1.小眾批評語境性的大眾面對

　　新媒體語境襲來之前，批評是文學的專門領域，一些專門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員，用近乎于模式化的批評文體，圈里人耳熟能詳的專業術語，精心選擇的可以帶來不同發現的批評角度，彼此已經熟知的向某種意義進行開掘與提升的闡釋，以及見于批評者的各自批評中的問題，包括趣味問題、方法問題、風格問題等，都融涵在這些批評人員的視野之內。這是他者難以進入的小眾圈子。法國批評家阿爾貝·蒂博代一百年前寫了部研究文學批評的著作，對文學批評進行依據不同批評者身份的分類，提出自發批評、職業批評及大師批評的說法。自發批評指當時已作為職業群體出現的各種報刊文學記者，他們的傳播身份要求對所傳播的文學作品作以評價，這是一種特點或特征性評價。職業批評，指大學的教授批評，注重批評根據的知識性、理論性及系統性。

　　大師批評是以作家為主的批評，包括本人的作品評價及同行間的評議。周海波在分析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歷史狀況時，通過法國學者阿爾貝·蒂博代批評主體分類，進而對中國現代批評的不同類型及其代表人物的批評特點進行了概括。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論》，第23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上述三種批評，在蒂博代進行批評研究的當時，由于文學與接受具有明顯的貴族化傾向，因此是可供展開于小眾的貴族化的職業批評。對這類職業批評，中國專事文學批評的學者白燁稱為“專業批評”。白燁認為繁重的任務、艱巨的挑戰，都要求文學批評有一支實力雄厚、能力強勁的基本隊伍，這支隊伍進行著“專業的批評”。白燁：《重振批評的三大要務》，《文學報》2015年11月5日。從事專業批評的批評者身份，就包括蒂博代所說的教授、文學者。他們的批評方式、批評交流方式、批評傳播方式等，都因其專業性而具有圍墻效應，批評者成為自己圈起來或被圈起來的圈里人。他們憑各自批評中及各自身份中不同程度的專業標志，從事著批評或被請求著批評，并在確定的渠道上被傳播與接受。

　　這種專業的小眾批評，是經過歷史歷練進而得以歷史延續的。盡管專業批評是有所差異的批評，但哪一種專業批評都有其歷史延續的根據，都可以進行傳統及現代批評的溯源。傳統批評自不待說，它的批評主體沒有相當的古代文論修養及古代文學的研究功底，則無法獲有批評權及被傳播被接受的權力。現代批評，經由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發起的“文化之爭”，周作人引發的美文與好文之爭，成仿吾引發的文學批評的激進主義之爭;至20世紀30年代，梁秋實的教授批評、李健吾的隨筆體批評、沈從文的鑒賞批評、周揚的政治闡釋批評等。周海波對20世紀30年代文學批評，進行了代表性人物的批評論梳理，提出他們各自的批評特點。這類特點，各有其歷史延續脈絡。

　　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這些在當時鮮活的、富于個性風格、體現著時代特征的批評，在后來的幾十年時間里，在后繼者那里形成一些相對確定的批評路數，他們或各行其路，或不同程度地交叉融合，演繹出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批評格局。19世紀80年代以來，批評格局發生變化，關聯時局的批評逐漸被“向內轉”的文學批評取代，既有的那套批評路數在“向內轉”中雖然不同程度地延續，但新的批評路數與批評格局日益成勢。“向內轉”的批評形成了一套常見且通用的術語，如結構批評、主題批評、人物批評、修辭批評、技巧批評、風格批評等。一些批評者在這樣的路數中進入駕輕就熟的境況。新世紀前后，情況又發生變化，“向內轉”反轉為“向外轉”，文學在邊緣化中開拓出文學性的批評思路，經由文學性轉入社會生活。與之相應，社會學批評、文化學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語言學批評、現代主義批評、后現代主義批評等，在文學向其他領域的敞開中，進行著批評格局的更新。為這一更新發揮重要拓路工具作用的是西方的批評理論。

　　西方批評術語以近乎壓倒性的力量，匯入中國既有的批評理論及批評話語中，構成一個狂歡的、雜陳的，卻又是無根的批評態勢。有學者對這種借用西方話語的批評，稱為話語的“挪借式”操作，因此帶有“明顯的生硬拼貼和機械模仿的痕跡”。這是一個有根據的判斷。陸貴山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第3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不過，盡管有延續、漸變、圖新、狂歡，批評仍然是專業性的小眾活動‍‌‍‍‌‍‌‍‍‍‌‍‍‌‍‍‍‌‍‍‌‍‍‍‌‍‍‍‍‌‍‌‍‌‍‌‍‍‌‍‍‍‍‍‍‍‍‍‌‍‍‌‍‍‌‍‌‍‌‍。參與者在批評的歷史嬗變中守護著嬗變的專業身份，彼此運用與交流嬗變著批評思路與批評話語。

　　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批評的專業圍墻在新媒體不斷發力的沖擊中正松解為斷壁殘垣。這里有兩個要點須予抓住，一是新媒體的沖擊并非直接就專業文學批評而來。這是一種上游沖擊式的影響，來于語境變異的沖擊與影響，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其一，此前在專業圍墻中很少聽到的大眾批評話語，以隨時的、可以統計的方式傳達進來，成為專業批評可以集中搜集的大眾批評訊息。美國學者N·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數字技術的“推”、“拉”功能，亦即施動與受動功能，把專業批評者通過新媒體語境而接受大眾批評訊息的施動情況與接受情況揭示了出來。尼葛洛龐帝說：“數字化會改變大眾傳播媒介的本質，‘推’(pushing)給人們的過程將一變而為允許大家‘拉’(hulling)出想要的比特的過程。”〔美〕N·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第103頁，胡泳、范海燕譯，海口市，海南出版社，1997。其二，大眾批評意識，通過語境性傳播，成為可以提煉與概括的語境意識。其三，大眾的巨大的量的優勢，使大眾市場在關涉利益的大眾傳媒經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這種位置使大眾的眾聲喧嘩的批評成為不可小覷的傳播市場資源，經由相關方面的通力開發、匯攏、組織以及推出，轉化為重要的批評力量。

　　第二個須抓住的語境要點即專業批評的松解。專業批評雖仍要守持系統性的圍墻，但順應性地進行不同程度地打開，這不僅是大眾批評有待引導的需要，也是專業批評的語境性課題。如批評的大眾接受問題、批評的大眾形式問題、批評的理論結構問題、批評的大眾趣味問題等，都會隨著大眾批評的不斷興旺而愈益顯出重要性。因此，這種鏟斷舊墻的努力，正應是專業批評的努力，這是一種歷史性努力。有學者在談到批評闡釋時，就批評闡釋的歷史性提問說：“在這個闡釋過程中，是否可以把文學的想象本身也看作是一次歷史的想象?或者直接說，把文學想象一股腦地看作是歷史文本?”周志強：《歷史的詩學對話》，白燁主編：《文學新書評》(2004-2005)，第20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此處也可以同樣追問：大眾批評與大眾想象，當它們可以具體地面對時，對于它的歷史性闡釋，不正是有待專業批評所直面的課題嗎?

　　2.文學批評對象的語境性變化

　　新媒體興盛帶來的文學批評的語境變異，體現在文學批評對象上，是文學文本及文學活動形態的變化。由于這種變化是生活語境性的，因此也是綜合性的、總體性的，它從日常生活、社會交往、文學活動各個方面對文學批評對象發生影響，由此引發的變化便不是單一的風格性的或單線的流派性的。比如就創作思路來說，一批網絡寫手走紅，產生巨大轟動效應，他們對于傳統創作思路近乎于離經叛道的做法，也因此有了非同小可的關注價值。網絡寫手沙子回答記者提問時，毫不掩飾地宣稱自己的沒有構思，不懂敘事，就是為了好玩。

　　舒晉瑜：《沙子不是吹出來》，《中華讀書報》2002年3月20日。這種不思而寫、不懂而作的情況，在網絡中并不少見，這幾乎是對傳統創作思路的顛覆。而在創作手段上，則由“一筆一畫的‘爬格子碼字兒’變成輕松的鍵盤輸入。”歐陽友權：《網絡文學的學理形態》，第10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這種創作手段，也已普遍成為專業寫手的創作手段。歐陽友權引用葉永烈的話表明網絡帶來的快感，“十個指頭在鍵盤上飛舞，就像鋼琴家瀟灑地彈著鋼琴”。葉永烈、凌啟渝：《電腦趣話》，第121頁，上海，文匯出版社，1995。用彈鋼琴的感受寫詩，或在寫詩中享受彈鋼琴的感受，詩情的抒發與詩句的，自然要在這類專業中留痕。

　　由此，語境變異帶來的便是對象性的文學意識、批評理念、價值取向的變化。毫無疑問，批評不僅批評著對象，也被對象所批評。當下，語境性的對象變化，正創造出適于新的文學思路、手段及價值標準的文學批評對象。

　　3.文學批評新樣態的語境性促生

　　專業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它有一套已近乎約定俗成的批評樣態，這是幾十年批評歷史演進的成果。此處說的樣態，有樣式、范本、范型的意思，它由外部的批評文本形式及內部的批評結構形式構成。這類構成形式又都由理論的、文本的、活動的、主體經驗與判斷的批評話語所附著與充實。一段時間甚至一個時代的批評水平，就在這種不同批評樣態的融通中體現出來。對體現著當下文學批評樣態融通性的東西，有學者稱之為批評的當下性，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第8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2。也有學者將之綜合地表述為“批評的曙光，審美的意趣，批評的尺度”，白燁：《重振批評的三大要務》，《文學報》2015年11月5日。還有將之稱為“批評的理性”。周平遠：《批評的理性與理性的批評》，白燁主編：《文學新書評》(2004-2005)，第23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在這個問題上，批評界形成對當下批評狀況的不同評價：批評落后說與現實挑戰說。

　　新媒體帶來的批評語境的異變，對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影響便是批評樣態的影響。可以概括為三種情況：其一，是批評文體性的。這種文體性影響不在于使現有批評文體發生了什么變化，或推生出什么新的批評文體，這是源于批評者、批評接受者、批評對象及批評傳播方式的全方位的網絡性變化。這里有一種巨大的文體解構力量。登上互聯網的沒有任何批評文體意識的批評者具有專業批評者同樣的網絡批評權力，平等的批評權也代表文體批評與非文體批評的同等權利，這成為一種合法的權利。而且由于非文體批評的大眾運用與交流，反倒在量上成為優勝文本。這種非文體的文體作用，是在互聯網上被鋼琴之舞的專業批評者們所無法規避的。其二，是批評結構性的。批評結構不僅是文體性的批評框架，也關系著批評內容的邏輯、批評根據的選擇、批評表達的詳略等這類批評構成元素的組織。美國學者卡雷(Cary)稱此為傳播的“符號化過程”。

　　〔美〕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第27頁，趙國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批評語境性的結構影響不僅使原有的批評形態結構在大眾批評與接受中失去意義，而且，作為批評結構的新思路，也不斷地獲得合理性‍‌‍‍‌‍‌‍‍‍‌‍‍‌‍‍‍‌‍‍‌‍‍‍‌‍‍‍‍‌‍‌‍‌‍‌‍‍‌‍‍‍‍‍‍‍‍‍‌‍‍‌‍‍‌‍‌‍‌‍。其三，是批評普遍性的。這涉及批評是什么與批評做什么這類本質問題。見于互聯網的大眾批評，其批評標準混亂雜糅，隨機任性。如有的網絡批評寫手所說，不知道什么標準，就是孩子說他愛看，我覺得有點意思，批評于是就順手展開。在網絡批評中，某種可稱為標準的東西，往往以某種速效性結果，在眾多寫手的連接碰撞中體現出來。這類鋪天蓋地的語境性影響，像空氣和水一樣，在專業批評中滲透。

　　二、對象批評中的批評對象

　　新媒體沖擊下的批評語境變異，把文學批評的批評對象問題推到對象批評的突出位置。近年來被不斷談及的批評滯后、批評無力及批評混亂現象，都與這個問題相關。這個問題有兩個要點，一是批評對象在變異語境中發生了重要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又是變中之變，這是兩種性質的變化;二是這種批評對象的變化又是不斷地引發于隨語境變異而來的咄咄逼人的對象批評中，這使得批評對象不再僅僅是可以進行不同理解，因此可以進行不同的批評處置的對象，而是以積聚起來的迫切性要求批評界展開批評的對象;更進一步說，這樣的批評對象又是被批評所規定、由批評參與的對象。

　　1.變中之變的批評對象

　　在古代傳統與現代傳統中形成的文學批評對象是文學，它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文學與文學相關的實踐活動。就文學文本批評來說，它可以是某一個文本，或是某一位作家先后完成的文本，或是某一流派的文本;而文學實踐活動則包括文學流派活動、文學接受活動、文學批評活動、文學傳播活動等;當下，文學批評界及文學理論界，又正對文學批評生產活動形成關注。近年來，圍繞文學批評對象已多有爭論，爭論的重點集中在文學文本對象之外，有沒有其他批評對象，以及對于其他批評對象展開批評是否具有批評的合法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江不止一次談到這個問題，他明確地說：“文學批評，批評的是文學。當批評家們已經習慣于躲在象牙塔內，或者靠索引與注釋炮制鴻篇巨制，或者熱衷于制造理論狂歡，不妨反思一下，文學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批評。”張江：《文學需要什么樣的批評》，《人民日報》2014年7月29日。這就有了另外的對象主張，這種主張將批評的文學對象泛化，如熱衷于批評理論的批評與文化批評。不過，上述批評對象之爭，也包括對象變化引發的批評之爭，總體上仍在傳統文學領域內，文學活動及理論與文化的批評也仍屬于文學的活動批評及文學的理論批評以及文學的文化批評。近年來由互聯網帶來的語境變異中的批評困境，則來于批評對象的域外化，這就有了變中之變。

　　語境變異把原來不是文學的東西，帶入了文學，把原本不是批評的東西帶入了批評。生活中誰都可以隨口講個故事、說個段子，盡管文學也有故事有段子，但前者并沒有被后者接受為文學。同樣，生活中誰都可以對那些隨口說來的故事或段子評頭品足，盡管批評也同樣是評頭品足，但前者也沒有被后者接納為批評。這里有一個相對明顯的專業界限。界限即是標準。然而，在互聯網帶來的語境變異中，情況卻發生了重要變化，先前那些劃在文學圈外的東西，一經進入互聯網，便流傳開來，它們就成為了文學與批評，而且成為難以回避、炙手可熱的文學與批評。對這種抹平界限、模糊標準的情況，歐陽友權說：“大量的網絡原創文學使傳統的文學藝術類型劃分悄然發生著變化：在網絡中，不僅紀實文學與虛構文學、文學創作與生活實錄、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被逐步抹平，而且傳統文學類型中詩歌、小說、散文、劇本的‘四分法’，或者中國古代的文類‘二分法’(韻文與散文)，抑或西方傳統文學的‘三分法’(敘事類、抒情類和戲劇類)也都變得模糊或被淡化。”歐陽友權：《網絡文學的學理形態》，第103-10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文學對象已然發生重要變化，對于對象的批評也已然發生重要變化，這種情況以不容回避的現實性對專業批評形成壓迫。這便是各種批評展開爭論的對象性原因。批評只能在與對象的互為中應變而變。

　　2.應變未變的文學批評

　　對于語境變異中形成的變中之變的對象壓迫，文學批評尚沒有做出相應變化。它基本上還因循原來那套批評路數，開采原來那塊批評礦源，組合原來那些批評話語，而且，恪守著原來那套批評感覺與批評體驗。這導致批評與對象的不對應性日益嚴重。對這種不對應情況，陳曉明針對性地提出：“批評活動不能拿著理論的條條框框教條化地去套具體的文本，不能用既定的理論去要求作家照樣創作。”陳曉明等：《當下的批評是不是學問》，《人民日報》2014年8月15日。陳曉明此處講的理論，當然包括理論化了的批評的既有套路。

　　批評因為在語境變化中未能應變而變，導致兩種情況：一是批評越來越遠離廣大讀者，而把自己局限在與“職業讀者”相交流的小圈子里，更多的讀者則被拒于這個圈子之外，被拒的結果，是更多的讀者對這種圈子批評的冷淡與疏遠。對此，邵燕君從讀者反響的角度說，這就有了一個“讀者愛不愛聽你”的問題：“你是否能用鮮活的語言把大道理講清楚，還是只能講‘學術黑話’，讓普通讀者不知所云?可以說，當前的文學批評在讀者信任和讀者興趣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邵燕君等：《批評為什么備受批評》，《人民日報》2014年7月15日。因為批評向小圈子龜縮，批評的圍墻便成為阻攔廣大讀者的圍墻。批評的另一種狀況，是面對日新月異的文學活動，包括網絡文學與網絡批評，批評的文學功能與社會功能弱化。對此，有學者批評說，長期以來，我們的文藝批評未能為健康的、向上的文藝創作護航;卻對消解和撕裂民族認同，混淆和顛倒真善美、假惡丑的作品置若罔聞。這集中體現為：引進照搬多，分析批評少;微觀研究多，宏觀把握少;盲目求同多，自覺堅持少。張江等：《文學批評要的就是批評》，《文藝報》2016年1月12日。雖然在如何評價當下文學批評方面有不少說法，但對批評功能弱化，難以適應時代需要這一點，大家有所共識。

　　3.批評與理論、與實踐，以及批評群體內部缺乏協調與溝通

　　在語境變異中，一些先前存在的批評現象，大家習以為常的批評現象，以問題方式突顯出來，促人思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批評與其有機聯系的三個方面存在嚴重的不協調。

　　其一，批評與理論不協調。批評與理論是無可或分的兩個方面。理論在批評中吸取來于實踐的滋養，批評在理論中尋找深度與廣度的根據。然而，由于現在大學中學科領域劃分近乎壁壘森嚴，理論與批評各有各的隊伍，各有各的立項，各有各的活動，各有各的交流，分割大于融通‍‌‍‍‌‍‌‍‍‍‌‍‍‌‍‍‍‌‍‍‌‍‍‍‌‍‍‍‍‌‍‌‍‌‍‌‍‍‌‍‍‍‍‍‍‍‍‍‌‍‍‌‍‍‌‍‌‍‌‍。這是造成批評與理論相互疏離的體制性原因。再有，便是批評與理論的各自研究中均有一種自我封閉的傾向，批評認為理論無用，理論認為批評無學，寧可取他山之石，也不到原本是互構著的對方取材。這導致兩個方面更加疏遠。對這種情況白燁說：“我們的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在各自的學術發展與學科建設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得到了顯著的進取，但長期以來，都似乎是兩條道上跑的車，各行其軌，互不搭界。”白燁：《重振批評的三大要務》，《文學報》2015年11月5日。白燁道出了事實。

　　其二，批評與實踐不協調。這個問題是一個長時間有待解決的問題。而當下，互聯網引發的文學與批評語境的變異，使多年來被不斷強調的大眾以實實在在的大眾言說方式向著文學與批評顯現出來。他們不僅在互聯網中言說著，而且在互聯網中行動著，并且通過他們的言說與行動直接構入現實生活。文學與批評的引導作用、提升作用，非常現實地體現為語境變異中的文學提升與批評引導。當下，網絡批評的接受者與參與者已遠遠多于紙媒傳播及電視傳播的接受者與參與者。網絡文學與網絡批評集聚大眾的魔法般的力量令專業批評望塵莫及。其實，翻看一下、思考一下、研究一下來于大眾的網絡批評，子影河沙對賈平凹《廢都》的批評，網上有上千人參與的對《鬼吹燈》和《盜墓筆記》的比較性批評，對張悅然《葵花走失在1890》的萬人網評，便不難發現，這類批評多是以批評者的自我空間為中心，描述感性層面的感受，帶入各自的經歷、家庭及生活;即便有的用到情節、故事、線索、邏輯等專業一些的話語，也是止于淺近層面。通過這類研究可以更靠近大眾，也更能找到突破批評圍墻的路徑。在批評與實踐的協調中，批評是矛盾的主導方面。

　　其三，批評群體內部的不協調。批評群體內部的不協調主要體現為這一群體的構成情況。批評者來自不同的社會方面，每個方面都有自己的與批評相關的工作模式、批評模式、交流模式、傳播模式，這些差異性模式，又都有相對的封閉性。當下，互聯網的興盛，更使這些差異性模式復雜化。對這種不協調，白燁曾批評說：“說好聽一點，是有一支隊伍，說不好聽的，基本上是散兵游勇，因為沒有一個彼此聯系、統攝全局的機制與方式……”白燁：《重振批評的三大要務》，《文學報》2015年11月5日。各自封閉，又缺乏統一，體現在批評上則是批評的零散、自話，難以形成流派性凝聚;而流派及不同流派間的爭鳴，是批評繁榮所不可少的。多年來文學批評少有流派爭鳴，在單一化中板結著批評模式。此外，便是既有批評隊伍與新興力量的不協調。現有這支隊伍雖零散，但已形成一支打拼多年的領軍團隊，他們在批評實踐中獲得各自的令人矚目的成就，并且是文學批評水準的體現者。而批評的新興力量，則或者是他們的學生，或者是新涌現的后生。他們較少模式化的包袱，是沖破批評圍墻的生力軍。2014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南京大學新文學研究中心等聯合舉辦“中國敘事故事與本土敘事傳統”研討會，年輕一代文學批評者得以群體亮相，對莫言、閻連科等進行直言不諱的批評，表現出充沛的批評活力。如果既有批評的中堅力量與年輕力量進一步得以協調，尤其是在互聯網引發語境變異的情況下，批評景觀將會有較大的改觀。

　　三、介—評—接受批評要素的調整

　　批評不是批評者的自說自話，不是批評對象的自我剖白，也不是毋須接受的孤芳自賞。面對變化的文學，面對促發文學變化的語境變異，文學批評出現的僵化，非語境化，對于文學的疏離化，究其原因，都與如何處理批評要素的關系分不開。

　　1.經常被割裂或者偏頗對待的批評關系結構

　　批評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關系結構，這三個要素即介、評與接受。介，是對于批評對象的引介，是對批評對象向批評者自己，也向批評接受者的引介。它規定著批評的對象性。通過介，批評對象被帶入批評，批評者由此展開對于對象的批評。在介中批評向對象敞開，圍繞對象進行，并在對象批評中完成。由介所關聯的批評者與批評對象的關系，以及發生在這一關系中的批評，日內瓦批評學派的代表人物喬治·布萊稱之為“當代批評的特征”：“閱讀行為(這是一切真正的批評思維的舊腐)意味著兩個意識的結合，即閱讀者的意識和作者的意識的結合。”〔比〕喬治·布萊：《批評意識》，第3頁，郭宏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當然，就日益復雜化的批評而言，這個“作者”未必就是某一文本的“作者”，他也可以是某類文本的“作者”或某一群體的“作者”，甚至可以是某類文學活動的參與者、實踐者。但由“作者”指代的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前提性關系卻由此被明確地揭示了出來。至于如何求得二者結合，以及怎樣才算更好地結合，喬治·布萊并沒有固執己見，而是在批評實踐中對其他批評家的批評思想進行多方面的發掘，他這種開放性的批評意識顯然是正確的。

　　作為批評要素，不僅指它是批評的對于對象進行簡介的程序，而且是一個批評的思維展開過程，介本身就是一個關系結構。一方面，它依憑于對象，是對象向批評植入的東西，這類東西在對象中，先于批評者并獨立于批評者而在。不過，介又不是對象中先在東西的照搬，當這些東西被介時，它就不是對象的自行言說，而是批評者在言說，是批評者對于對象的言說。批評者對于對象如何言說，言說到什么程度，這都是介的情況，并且因批評者而異。介的過程，是批評者對于對象的選擇、發現、組織、生發等意識活動在發生作用，而這類作用之所以如此發生而不是另外發生，這就是批評者的事了。于是，就有了介的另外一個根連或依憑，即批評者的依憑。波德萊爾就批評者在介中安頓自己，曾說過一句很形象的話：“離家外出，卻總感到是在自己家里。”〔比〕喬治·布萊：《批評意識》，第20頁，郭宏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對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文本，介可以很簡單，但作為批評的前提，它必然預先被批評者獲得‍‌‍‍‌‍‌‍‍‍‌‍‍‌‍‍‍‌‍‍‌‍‍‍‌‍‍‍‍‌‍‌‍‌‍‌‍‍‌‍‍‍‍‍‍‍‍‍‌‍‍‌‍‍‌‍‌‍‌‍。前面提到的自說自話，就是無介而說、離介另說。

　　評，基于介展開，這是批評者對于對象的理解與評議。他的理解與評議是對象提供與限定的理解與評議，但它卻不是對象的而是批評者的。在評的這一要素上，批評者用自己的感受、知識與經驗，對對象實施主體權力，他有權表述對于對象的各種看法，也可以對對象沒有的東西進行探索性的引申，但前提是根據提取于對象的介而引申。于爾根·哈貝馬斯將游離于對象之外的批評稱為“決斷論”，認為這樣的批評是以主觀隨想為基礎的，通過“或多或少任意的決定而被裁定”。〔英〕安德魯·埃德加：《哈貝馬斯：關鍵概念》，第39頁，楊禮銀、朱松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評的根據，預先存在于評者心中，它以經驗、知識、體驗模式等意識方式存在，包括價值尺度、審美標準、文體意識、技巧模式等。這些預先存在的東西是平時積累的結果，并沒有確定的形態。是文本閱讀將之激活。它指向文本并圍繞文本組合起來，由此進行見于介的評論。西方現象學者將這種意識的東西稱為“統覺模式”(apperception)。沃爾夫岡·伊瑟爾在分析現象學開啟于意向性的文本理解活動時指出：“意識活動在把自身指向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時具備了意向性，這樣，它們也形成了理解既定事物的統覺模式。”〔德〕沃爾夫岡·伊瑟爾：《怎樣做理論》，第14頁，朱剛、谷婷婷、潘玉莎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評的角度、評的取向、評的判斷、評的方式等，在評介相互作用中展開。

　　接受，對介與評而言，是潛在的或不在場的對于接受者的指向。即是說，任何介與評都有一個寫給誰讀的先在設定。接受作為批評結構的要素與介與評緊密地關聯起來，這是西方以伊瑟爾與姚斯為代表的接受美學的功勞。接受對于文本的意義是構成性的，因此也對文本批評構成。無論是潛在的接受者還是現實具體的接受者，他們都在批評中發揮構成性的規定作用。當下，圍墻中的批評對那一部分已與批評者彼此很熟悉的接受者們說著彼此熟悉的批評話語，運作彼此熟悉的批評思路，做出彼此熟悉的批評評價。在這道圍墻中，批評成為接受的批評，接受成為批評的接受，超越這種熟悉親密的互為關系的東西，不僅被批評排斥，也被接受排斥。正在發生的語境變異，以文本與接受的巨大變化向批評發起沖擊，使批評陷入混亂或者難以應對。

　　介、評、接受，批評的這三個要素，相互支撐地構成批評的語義三角。從時間上說，三者的組合既是延續的又是共時的。延續，是指取之于對象的介來于先于批評的閱讀，評由閱讀而發生，與閱讀一起組合著文本之介;接受，則發生于批評之后，因此是對于批評的接受。共時，則指這三個要素是互構的，即介中有評有潛在接受，評中有介有接受的預先知曉，接受則是介與評的接受。批評出現問題，受囿于某種圍墻，在于批評三要素在批評運作中的割裂、偏頗或者某類要素的空位。

　　2.語境變異中批評圍墻的成因

　　批評圍墻的成因，前面已隨處提到，此處做以概述。

　　其一，批評對象的泛化與批評面對泛化對象的難以應對。批評對象的泛化指作為批評對象的文學，越來越超越此前的何為文學的規定，而體現出非文學的趨向。如網絡文學的方式、構成方式、話語方式等，它們已不僅見于網絡文學，而且滲入到傳統的文學樣式中，出現了眾多文學的變體，包括詩的變體、散文的變體、小說的變體等。這類變體陳雜于真實與虛構、寫實與虛幻之間。這類對象因其不倫不類并且其者名不見經傳，而為批評所不視。

　　其二，批評的理論根據的混亂與缺失。任何批評，都是用文學的普遍性審視、衡定具體的文學作品的運作過程。伽達默爾對此已有精論。伽達默爾認為，對于對象的批評靠的是判斷力，判斷力是在對于具體事物的不斷判斷中逐漸獲得的，而所獲得的東西，就是所判斷的一類對象的普遍性的東西。為此他說：“判斷力所認識的東西是感性的個體，即單個事物，判斷力在單個事物中所斷定的東西則是說事物的完滿性，或者說非完滿性。”伽達默爾說的“完滿性”，就是指該類對象的普遍性。〔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51頁，洪漢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而理論，就其屬性而言，就是對事物的普遍性的概括與揭示。由此說，批評，當它對具體的文學對象進行判斷時，揭示普遍性的理論是必須到場的。當下令批評窘迫的是，它的理論來源或理論根據卻常常使它失望。這是因為，它的兩個理論來源，一是國內文學理論，一是西方文學理論。國內文學理論正面臨著遠離文學的傾向而陷入自我調整的忙亂中，在這種情況下，它無法為批評提供更多的普遍性根據，因此不少批評者才直言理論于批評無用。國外理論，是國外文學對象的理論，是國外批評語境的理論，與中國文學相去甚遠，生硬運用，也只能是只言片語的概念套用，像一些批評者所做的那樣。理論的無所著落，導致批評面對對象的難以深入。而所有的那些理論，也只能被用作概念化了的理論。

　　其三，批判思維的模式化。因為任何批評思維都是重復運用的經驗性思維，因此模式化是一種必然的思維趨向‍‌‍‍‌‍‌‍‍‍‌‍‍‌‍‍‍‌‍‍‌‍‍‍‌‍‍‍‍‌‍‌‍‌‍‌‍‍‌‍‍‍‍‍‍‍‍‍‌‍‍‌‍‍‌‍‌‍‌‍。一些駕輕就熟的批評者甚至尚未打開書，憑已然熟知的作者，憑書名及簡介，就可以模式化地確認主題，確定視角，預設對象中的隱言，凝練對象的意義。有西方學者批判姚斯的“期待視野”，指出這是一種預先設定與強加，講的就是這種模式化狀況。模式化是用經驗批評對象，對象在經驗批評中成為經驗的附屬或證明。

　　其四，圈子里的批評導致圈子外的被冷落。這里說的圈子，如前所述，主要是指批評與對象的彼此熟悉、作者的熟悉、文本套路或活動特點的熟悉、生活態度的熟悉、手法的熟悉等。這樣的熟悉是與陌生相對的。由于這種熟悉是建立在一套專業儲備與專業訓練基礎上的，因此，熟悉本身就意味著另外一種情況的疏遠或者陌生，這就是專業與非專業的隔閡。

　　以上四種原因，綜合地發生作用，加固著批評的圍墻。

　　3.在語境變異中走出批評圍墻

　　由互聯網引發的語境變異使文學批評突顯出它僵化與封閉的現狀，但同時也為它走出批評圍墻激發了動力，帶來了機遇。

　　首先，這機遇是對象性的。在互聯網語境中網絡文學的出現并體現出巨大的數量優勢，以及網絡批評的愈益活躍，產生出巨大的引力，它不僅把與批評吸引為網絡與批評，而且，又直接與間接地影響著網絡與批評，使后者發生特征性轉化。隨著網絡閱讀器的普遍使用，網絡閱讀成為隨身行為，這是閑暇性的隨身行為，因此被閑暇狀況所規定。于是，人們的閑暇狀況便成為網絡文學編織故事、表達詩意的時間根據。日常生活中的閑暇時間是零散的，乘地鐵公交、等待約會、塞車、工作間歇等，打發這些碎片性時間也就是擁有這些碎片性時間，它規定著隨身使用閱讀器的小說閱讀，如須打開便看，關閉即合，不需要更多地記憶，也很少有讀后的回味，但又能快速引起關注，獲得閱讀樂趣。這些都是特征性的，碎片化，片斷化，行為化，動作化，速效化，機智化，這些化已成為網絡寫手秘籍，正在化入非網絡。而與此相應的批評便成為速溶咖啡式的批評，取出即用，沖水即飲，飲后把方便紙杯扔進垃圾桶，一次批評操作亦即完成。這類批評形式上類似中國古代的評點式批評。

　　其次，這機遇是批評功能性的。由此批評對象向著隨身閑暇的形式特征及構成特征轉化，它的上述各種化的特點便愈益具有內容平淺的傾向，批評的主題揭示功能、性格分析功能、生活寓意功能、意義概括功能，由于對象本身相應蘊含的淡化或缺乏，而成為逐漸退化的功能。與此相反，一些新功能卻促發串聯，由弱而強。如批評的指點功能、穿線功能、助興功能、煽情功能、亮底功能、點贊功能、博弈功能等，這些在網絡批評中已呈現為常態功能。而且作為批評及批評接受趣味，它們借助網絡批評的量的優勢，正不斷向非網絡批評輸入。

　　其三，這機遇是文本話語性的。網絡閱讀的隨身閑暇性規定著網絡批評的非邏輯性與片斷性。邏輯既是對象的內在聯系，更是對象的類的普遍性的內在聯系，這類聯系是理性把握的東西。網絡，無論是文學乃至批評都不強調理性，但它所提供的產品卻并不為難接受者的理性。即是說，這些網絡產品并非邏輯把握的對象但它們又可以邏輯地把握。它們以片斷性展示給接受者與參與者，這片斷性就網絡批評而言即批評對象的每一個頓點、斷點或轉折點，都可以成為批評的自成單元的片斷，對這類片斷只求點到不求追問，也很少有所預期及探究根本。至于網絡的批評話語，則以直陳為要，所言即所欲言，所欲言言到為止，其中較少普遍性的邏輯層次。對這些東西，嚴格規定著內含與外延的專業概念，即便能用也因為對象性缺失而無所用。這類情況在非網絡批評中已見出影響。

　　其四，這機遇是呼喚性的。隨著網絡與批評越來越因其巨大影響而引起不同管理部門的重視，各種規定各種要求，均成為對非網絡與批評參與到網絡中來而不斷發出的吁請與呼喚。這是非網絡批評或專業批評參與網絡、引導網絡的時代要求，一些批評研究已經釋放出這一訊號。非網絡批評也正應邀而至，它們一方面帶著自己的行囊，一方面當然也要適應網絡規定，配上網絡行裝。這是一個彼此融合的過程。盡管網絡接受者與參與者仍然是隨身閑暇的接受者與參與者，但在彼此融合的情況下，他們的接受與參與正成為匯入了專業批評的接受與參與;而非網絡批評的專業性，也在網絡參與中使自己不同程度地網絡化與大眾化。批評走出批評圍墻，在這個過程中便獲得了動力與契機。這不是標準高低的問題，而是順應歷史與時代的語境需求的問題。如張清華所說：“只有與歷史和文本背后譜系建立合適的對話關系，與文本誕生的現實語境建立準確的對應關系，與探路者的當下情境建立敏感的對應關系，所有的談論才會客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