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研究祭器中的色彩體系和等級關系，揭示色彩觀念在鞏固統治的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考察清代禮制的特征及其如何將統治思想置入于祭器顏色表象中，使祭器色彩和陳設規制共同體現禮制的差等制度;同時清代歷朝帝王在禮制建設中對祭器色彩的把控也呈現由嚴到松的趨勢，這與時代大背景中的很多因素有關‍‌‍‍‌‍‌‍‍‍‌‍‍‌‍‍‍‌‍‍‌‍‍‍‌‍‍‍‍‌‍‌‍‌‍‌‍‍‌‍‍‍‍‍‍‍‍‍‌‍‍‌‍‍‌‍‌‍‌‍。

　　【關鍵詞】祭器色彩;色彩等級;差等制度;色彩變遷

　　一、舊制中藏禮于器的表征不重其色而重其器

　　(一)自古藏禮于器的禮制思想根植于統治階層的觀念中

　　“藏禮于器”出自《春秋?左傳?成公二年》：“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器”中作為一種傳播和溝通的媒介，暗藏著抽象意義，自商周時期，就以禮器的使用顯示君臣的尊卑關系、權利地位等級‍‌‍‍‌‍‌‍‍‍‌‍‍‌‍‍‍‌‍‍‌‍‍‍‌‍‍‍‍‌‍‌‍‌‍‌‍‍‌‍‍‍‍‍‍‍‍‍‌‍‍‌‍‍‌‍‌‍‌‍。所謂“藏禮于器”，即時人借助禮器(禮物)自身的特性(包括大小、色彩及圖案等)，亦或通過一定的行為方式(禮儀，具體亦可指禮器的布局與配置等使用情況)來展現，表達出來的一系列思想、觀念、內容、旨趣或目的。具體來講，指五禮(吉、兇、軍、賓、嘉)之中所出現及使用的各種漆器所孕育的禮意。[1]

　　《禮記》中載道：“禮之教化也微，其正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禮制依附于禮器來制約人們的行為，施行政治教化。禮器的規范使用所傳達的尊卑有別的思想對鞏固政權、穩定社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一種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教化方式，存在一個自表到內、再由內而外的過程，內心接受禮器的規范表象，綱常道德隨之根植于心，然后再自然而然地付諸于日常行為之中。

　　祭祀之禮即吉禮，為五禮之冠，祭器之中所蘊含的禮意便不得不讓人重視。《周禮?春官?宗伯》記載:“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可知祭祀對象分為人鬼、天神、地示等三類，主要有祭天地、祭日月星辰、祭先王、祭先祖、祭社稷、祭宗廟等禮儀活動。祭祀禮儀的多樣性便促成了祭器的豐富性。祭器在祭祀活動中不單單是盛放祭品的器皿，也成為了一種制度性的社會文化符號。

　　先秦祭器的禮意更多體現在銘文、紋飾、造型、陳設等方面，或受材料限制亦或受技藝限制在色彩上表現并不突出，祭器材質多以青銅器居多，其色為材料本色，人為成分極少，少量的陶、木、竹會施以髹漆，便是黑紅之色。

　　祭祀漆器之中嵌玉漆器尤為珍貴，眾多青銅鼎、尊、爵也都華麗精美，祭器的制作和陳設布局、行禮的過程既耗費復雜的勞動，又與日常的生產、生活需要關系不大，這種非物質需求成為了少數貴族階層的精神追求，祭器是統治者身份、地位、權力的指示物和象征物。通過祭器彰顯禮意獲得社會認同，構成等級分明的社會組織。先秦時期的禮制思想受后世的封建社會所推崇，直到清王朝的覆滅。

　　(二)祭祀色彩觀念體現于牲幣顏色表象中

　　雖然祭器的色彩意向不夠突出，但以色明禮在祭祀活動中表現在祭牲、玉器、束帛等方面。按其六合之色(天為蒼、地為黃、東為青、南為赤、西為白、北為玄)都有嚴格的規定。

　　商代甲骨文記錄者最原始祭祀卜辭，其中的顏色詞主要用來描述祭品，尤其是祭牲的顏色，祭祀不只要求使用某種種類的動物，還要求使用某種顏色的動物，這時顏色的重要性便彰顯出來。《顏色與祭祀》一書提出祭牲的顏色按其使用語境的不同遵循著某些規律，祭牲的顏色可能就是殷人、祭品和受祭者之間象征性交流的外在表現，[2]這是最早能夠挖掘到的樸素的顏色象征體系。

　　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周禮》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壁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在玉種、色彩和器形上，都有嚴格的規定，顏色的象征性也更加系統明確。“以玉作六器以禮四方天地”這種禮制觀念一直影響到清代的祭祀禮儀中。不管是五行五色、宗教思想還是朝代色尚，祭祀牲幣的顏色受色彩觀念影響，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其象征性和內涵便不相同。

　　而祭器的色彩表現隨時代越久遠其指向勢態就越模糊。相較于祭器，牲幣和神靈先祖的關系更加緊密，直接被神靈先祖享用，象征性顏色便最先應用在牲幣上，對祭器的色彩運用遠遠晚于祭品;又或者因為技術原因，想要祭器擁有色彩象征意義必須進行人工施色，這與時代發展、技術演進密不可分。

　　(三)祭器的造型裝飾和禮制陳設體現禮制的差等制度

　　祭器的種類和造型都極為豐富，祭器的造型設計最初不過是人類日常所用極其簡陋的器物，與日用器無異。《禮記?典禮》說:“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后。”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禮器隨之進化。祭器作為人與神靈溝通的媒介，自然要被賦予神秘色彩，先民為了取悅上天，順于鬼神，合乎人心，有別于日用器，開始注重對祭器的裝飾，對“質地”“形狀”進行有意識的選擇，添上一些“尊貴”的元素，或雕飾、或嵌飾、或髹飾、或繪飾。只要有“美材”，或新技術的出現，它總是首先被融入到祭器中，制作出人間最為華美的器物，并成為統治階級專有“財產”。

　　《周禮》《禮記》和《儀禮》等歷史文獻中，就具體記載了關于祭器的規范，其陳設、數量、所放祭品都有明確的規定。《禮記?禮器》記載：“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據《禮記?玉藻》記載和考古發現，簋常以偶數和鼎相配出現，如四簋與五鼎相配，六簋與七鼎相配。宴享和祭祀時，簋以偶數與列鼎配合使用。

　　《中國古代的禮器組合制度》一書中總結出西周時期不同階層的禮器組合的大體情況歸納如下:天子接待諸侯之禮用九鼎、八簋、六簠、十六豆、十六壺。諸侯國君宴請他國使臣上卿禮為九鼎、八簋、八豆、八籩、六鉶、八壺;宴請卿的副手之禮為七鼎、六簋、六豆、六籩、四鉶、六壺。少牢饋食之禮是五鼎、四簋、四豆、四籩、二鉶、四壺。士禮所使的禮器組合為三鼎、二簋、二豆、二籩、二壺(或兩瓿)等。[3]禮器的種類、數量的多寡和組合的差異直接代表了貴族等級的高低，具有了特定的社會功能，這些禮器的使用規范反應的本質是商周時期呈現的等級森嚴的社會形態。先古的禮制思想為后世的階級統治提供重要依據。

　　二、清代祭祀制度率依明制實現祭器的色彩解放

　　(一)國家祭器自明代以來進入以瓷代古新階段

　　1.陶瓷的應用打破祭器常規色彩局限性

　　隨著青銅的沒落，祭器出現金、銀、玉、陶多種材質，唐宋時期就有在皇家祭祀中使用瓷器的記載。但大都以仿青銅以示尊古，追求本質，不施以色。在南宋皇室重建禮儀制度過程中，因循商周禮制，確立了“郊祀尚質”的皇家祭器制度，[4]陶以仿商周青銅器為祭，色彩表現不突出。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材質、工藝的革命是歷史的必然，然而也不可能一下完全顛覆，祭祀禮儀已經固化于心，更是牢牢與統治階層的命脈維系在一起，需要潛移默化、循序漸進地進行變革。大致形成以青銅為主、以陶為主和以瓷為主幾個階段，且種類越來越豐富，對祭器施色的勢頭更是愈演愈烈，在官方沒有規定大規模以色辯器之前祭器色彩或多或少已經開始豐富了起來，直到明代國家不僅規定了祭器材質皆用瓷，且嚴格部署了祭器色彩應該如何表現‍‌‍‍‌‍‌‍‍‍‌‍‍‌‍‍‍‌‍‍‌‍‍‍‌‍‍‍‍‌‍‌‍‌‍‌‍‍‌‍‍‍‍‍‍‍‍‍‌‍‍‌‍‍‌‍‌‍‌‍。明代瓷制祭器的歷史性沿革全方位解放了祭器的色彩，為清代造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由祭祀對象決定的色彩層級關系實現于祭器之中

　　《明會典》卷二百零一記載：“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造解。”說明在禮制的層面上，青、黃、赤、白擁有著崇高地位，由此大量的顏色釉瓷器應用于祭祀當中。上千多年的朝代更替，祭祀體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述中的青、黃、赤、白是五色的內容，但這些顏色與五方并不是一一對應，這體現出祭祀活動中五色觀的松動。[5]雖然色彩象征體系有了變化，但顏色服務于禮制劃分等級的統治觀念始終沒有變。

　　3.祭器在禮制規約下的色彩遵循

　　據《大清會典》記載：“祭器用陶必辨其色。”清代的祭祀體系基本上承襲明朝制度。以祭祀內容作為劃分標準,大致可以分為大祀、中祀和群祀。大祀包括圜丘、祈谷、雩祀、方澤、太廟、社稷六個，由皇帝親祭;中祀包括日神、月神、歷代帝王、先農、先蠶、天神、地祗、太歲等，由皇帝親祭，或遣官員祭祀;群祀包括先醫、火神、炮神、東岳、都城隍等眾多規格較低的祭祀，均派遣官員祭祀。

　　圜丘、祈谷、雩祀以青色釉系為主，方澤、太廟、社稷以黃色釉系為主，日神以紅色釉系為主，月神以及其他中祀和群祀均以白色釉系為主，由此可見這四種色彩存在的差等關系：青色高于黃色，黃色高于赤色，赤色高于白色。

　　(二)從器有定數到器有定色的轉變體現統治階層對色彩表現的重視

　　1.祭祀禮制的崇高地位帶動祭器顏色發展

　　中國古代社會對祭祀活動都極為重視。祭祀典禮愈隆重，愈表明對天神、祖宗的虔誠與尊敬，就愈能賜福，使封建王朝長久不衰、傳之萬代。因此在舉行此類典禮時，極盡奢侈之能事，耗資億萬，也在所不惜。[6]

　　那么祭器作為禮制活動的載體，規范顏色就體現了對祭祀活動的重視，祭器不光在種類、造型裝飾、陳設等方面蘊含禮意，色彩等級的加入更加強化等級意識。賦予祭器明確的顏色指向并不是對祭祀禮儀的改變，而是完善和鞏固，這和《周禮》中“以玉為六器禮四方天地”的禮制思想異途同歸。

　　2.色彩需求與工藝技術水平互為作用

　　清宮祭祀名目繁多、規模宏大，瓷質祭器的需求量大，品質要求也極高，對其色澤都有嚴格規定，朝廷不惜工本的督造瓷器，精工細作，其重要性大于一般宮內及日用瓷。祭器的顏色以顏色釉來實現，色彩需求直接影響和促進了顏色釉瓷的發展，在不斷的實踐探索中研制出許多顏色釉新品。

　　工藝燒造技術水平的進步、可選顏色材料范圍的擴大，也為祭器設色方式的變革提供了前提，進而衍生出諸多同類色祭器。例雍正時期的黃釉祭器就有深黃、淺黃、明黃、雞油黃之分。[7]

　　(三)祭器在色彩和陳設規制方面共同體現禮制的差等制度

　　《欽定大清會典》中明確記載了各個祭壇祭器的陳設規制。比較圜丘大祀和先農壇中祀的祭器陳設與色彩關系，具體研究差等制度是如何體現。圜丘大祀第一成陳設圖，祭器主青色，先農壇中祀陳設圖，祭器主白色，可以觀察到在種類、數量、陳設和色彩上都有明顯的差別。

　　《大清會典》上記載如皇帝不能親祭則遣官恭代，皇帝親祭和派員代祭，其禮儀規格有較大不同，圜丘大祀遣官祗告情況下的陳設圖和皇帝親祭的陳設圖相比差距甚大，并且所用祭器變成以白釉為主，以示其下層地位。陳設和色彩的差等制度在這里等到充分體現。古代社會至高無上的皇權和封建等級制度下的尊卑關系，在祭器陳設規制和祭器色彩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三、清三代祭器色彩與陳設瓷趨同化體現色彩象征性弱化

　　(一)瓷釉祭器的修正是統治階層維護政權的手段之一

　　封建統治者的統治觀念依附于尊天敬祖的祭祀活動，以這種方式來延續政權萬代永存的思想。在舊主將政權移交給新主之際，皇權和政局均不穩定，祭祀在這個時候就變成了新帝鞏固統治的最好利器。祭祀活動的嚴肅與否，是表達誠意的標尺，這種嚴肅性的體現，第一是儀式的規模和禮儀方式及程序，第二便是祭祀的用器、用具的規范程度。[8]清三代帝王在鞏固政權的道路中對祭祀活動的禮制規約看得尤為重要，執政期間為了合理化地鞏固皇權，借各種名由來修正祭器。

　　1.康熙年間仿歷代名窯顏色釉

　　清代順治時期滿漢初統，局勢未定，官窯的生產繼續采用較為健全的明代官窯制度。明代時期就對各壇所用祭器的式樣加以調整,如登、鍘皆以瓷碗代之，簋、簠、籩、豆皆以瓷盤代之。順治時期直接以明朝成品為官樣。康熙時期天下大定，國力雄厚，對官窯瓷器生產開始重視起來。一方面康熙皇帝藝術造詣極高，對瓷器尤為鐘愛;另一方面祭祀器皿和日常器用都直接反映著帝王的尊貴與權威;所以對官窯的生產和管理都極為重視。

　　康熙十九年皇帝親自選派督陶官監督燒造祭器，由此開啟清朝派員督陶的官窯管理制度，也成為宮廷大規模燒造御器的發端。此時的瓷器裝飾種類有繪、印、刻、堆貼、鏤雕、瓷塑等。宮廷瓷器在康雍時期已經成就顯著，瓷器裝飾種類十分豐富，單色釉瓷種類繁多，在色彩表現上精益求精。

　　祭器造型依舊遵從明代，多以單色釉，紋飾較少或沒有紋飾，在多姿多彩的單色釉品中，只有青、黃、赤、白可用做祭器。在制瓷業如此發達的背景下，祭器的造型不變、釉色更加至精至純，這體現了統治者對祭祀禮制的堅守，皇權至上不可動搖。

　　2.雍正范銅為器

　　《清高宗實錄》乾隆十三年正月上卷三〇六記載“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范銅為器，頒之闕里，俾為世守”，雍正年間的祭祀基本遵循康熙制度，雍正帝對祭器的更正體現在范銅為器，指的是祭器復古，但雍正朝復古祭器只是藏于闕里，以體現古制，并未大規模推行，祭祀典禮中的祭器還是那一套。

　　雍正皇帝本人深諳藝術欣賞之道,十分喜歡單色釉瓷器純潔典雅的風格,因而在宮廷陳設用瓷和日常用瓷中出現大量與祭器釉色、造型完全一樣的瓷器。《大清會典?雍正朝》記載到,祭典中使用量最大的“壺、爵、盤系光祿寺預備”，而光祿寺是專門置辦宮中日常用品的部門。此時，祭器色彩用以為現實生活服務的趨勢日益明顯。

　　3.乾隆時期仿古銅器造型

　　清代經歷了順、康、雍三朝的積蓄和完善,乾隆年間國力雄厚、政治穩定，對各種禮制的建設最為突出。乾隆受雍正做法啟發，在統治時期施行了全新的祭器修正規范。《清高宗實錄》乾隆十三年正月上卷三〇六記載：“至明洪武時更定舊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則惟存其名，以瓷代之。我朝壇廟陳設祭品、器亦用瓷，蓋沿前明之舊。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范銅為器，頒之闕里，俾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見古先遺則。聯思壇廟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自應悉仿古制，一體更正，以備隆儀。”

　　乾隆認為明代祭器變革后只留有其名，很多器型被磁盤瓷碗代之，這不合古制，于是以雍正范銅為契機，將祭器悉仿古制，實施了大規模的整改‍‌‍‍‌‍‌‍‍‍‌‍‍‌‍‍‍‌‍‍‌‍‍‍‌‍‍‍‍‌‍‌‍‌‍‌‍‍‌‍‍‍‍‍‍‍‍‍‌‍‍‌‍‍‌‍‌‍‌‍。不只是在祭器方面整改，乾隆還花了十年的時間把各種關系理順，通過不斷調整參與治理的成員、修正相關禮器禮儀，逐漸強化并完善了禮制。

　　《皇朝禮器圖式》的繪制，正是這一階段乾隆治禮思想成熟的標志。[9]乾隆十三年特赦廷臣議更古制，并親為厘定，命所司照示敬造。乾隆皇帝對祭器的更定，使陳設禮器達到歷朝最高水平，此后諸朝沿用未改。匯總乾隆時期《皇朝禮器圖式》各大祭壇祭器色彩，我們可以看出，各類祭器在不同祭壇的顏色及材質遵從青、黃、赤、白的色彩等級分配;材質大部分為瓷器，少量為竹、木、銅器;太廟祭祀先祖，為彰顯皇室地位選擇金黃色，太廟祭器顏色和材質與其他祭壇有很大不同。

　　(二)宮廷陳設用瓷向祭器趨同化發展體現出對色彩控制的松弛

　　雖然祭祀禮儀仍然嚴格按照禮制進行，看上去沒有什么問題，但在祭祀之外的顏色瓷器使用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居于崇高地位的用于辨別差等的顏色釉瓷在祭祀之外的使用率越來越高。以霽藍釉為例，霽藍釉也叫祭藍釉，康熙時期主要作為祭天禮器出現，雍正時期出現祭器與日用器無差別的情況，發展至乾隆年間，霽藍釉陳設用器數量居然超過了祭器數量。

　　象征天威的青色已經不是主要在嚴肅莊重的祭祀禮儀中出現，雖然各朝對祭器色彩的把控始終遵從古制，但日常器用色彩的多元呈現又說明以色名禮的制度觀念受到沖擊。宮廷陳設用瓷向祭器趨同化發展，說明到了清代對色彩的控制已經松弛。

　　(三)由色彩象征到色彩滿足的轉變是控制松弛的主要原因

　　清朝時期，政通人和，財富殷實，社會意識形態發生轉變，加之西方藝術思想的介入，顏色的象征性或已被弱化，更多的是應用于人們追求多元色彩的自我享受中，故現實生活中對色彩的向往成為色彩多元呈現的強大推動力。官方對禮儀中色彩的限制固然是不能輕易改變的，禮制的綱常明教不可僭越。但隨著人們的思想解放，反人性的遏制色彩的呈現可能會適得其反，或者人們色彩追求已經很難控制，進而鞏固皇權禮制思想就得轉向其他方面。這或許是歷朝帝王在祭器上大做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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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廟會是以宗教信仰為基礎，在宮觀寺院等場所舉行的包括祭祀神靈、娛樂演出、商品交易等在內的民眾集會活動。清代是河南廟會最為興盛的一個階段，幾乎有廟就有會，分布遍及全省。清代的廟會已經由最初的單純集群性祭祀活動逐漸被賦予了更多的內容，既有宗教的神圣與尊崇，又有世俗的娛樂和商貿，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成為大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其對地方統治秩序的穩固和社會和諧的發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