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將從翻譯倫理的視角，主要以徹斯特曼的翻譯倫理模式來對比研究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的兩英譯本——1947年金隄和白英的英譯本，1981年戴乃迭的英譯本‍‌‍‍‌‍‌‍‍‍‌‍‍‌‍‍‍‌‍‍‌‍‍‍‌‍‍‍‍‌‍‌‍‌‍‌‍‍‌‍‍‍‍‍‍‍‍‍‌‍‍‌‍‍‌‍‌‍‌‍。以期找出《邊城》兩譯本所采取不同翻譯策略的背后因素，以探討中國文學外譯中譯者翻譯倫理觀的主體體現‍‌‍‍‌‍‌‍‍‍‌‍‍‌‍‍‍‌‍‍‌‍‍‍‌‍‍‍‍‌‍‌‍‌‍‌‍‍‌‍‍‍‍‍‍‍‍‍‌‍‍‌‍‍‌‍‌‍‌‍。分析結果表明，當個人倫理與職業倫理發生沖突的時候，個人倫理往往基于各種不同的因素而做出不同程度的屈服讓步‍‌‍‍‌‍‌‍‍‍‌‍‍‌‍‍‍‌‍‍‌‍‍‍‌‍‍‍‍‌‍‌‍‌‍‌‍‍‌‍‍‍‍‍‍‍‍‍‌‍‍‌‍‍‌‍‌‍‌‍。

　　關鍵詞：《邊城》英譯;翻譯倫理;金堤和白英譯本;戴乃迭譯本

　　1.引言

　　《邊城》以湖南西部邊陲小鎮——茶峒為背景，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風土人情和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凈。目前《邊城已有4種英譯本。文章選取具有代表性的金隄和白英的英譯本(ChingTiandRobertPayne,1982)(以下簡稱金白譯)和戴乃迭(GladysYang)的英譯本(GladysYang,1981)(以下簡稱戴譯)，本文將對比分析兩譯者不同翻譯倫理觀的主體體現以及分析再現不同倫理觀的深層次原因。

　　2.翻譯倫理的發展及其適用性

　　文化學派認為“翻譯即改寫”、“翻譯即操縱”以及“翻譯即叛逆”等等，他們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受著源語文本、意識形態、詩學意識、贊助人等因素的操控。這種過大放任譯者的主體性而違背傳統意義的忠實，使得翻譯因此而變得無度可量、無規可循、無法可依(王大智，2005)。

　　譯者在翻譯轉換實踐活動中扮演這多重身份，這決定了譯者在這過程中會受多重因素的制約。他既要對原作者負責，也要對讀者負責，同時還要對委托者負責，對譯者自己負責，對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負責，種種關系縱橫交織在一起限制、規約著譯者的翻譯行為，形成翻譯交際的倫理關系(劉衛東，2008)。因此倫理觀念又再度進入翻譯研究學術界的視野。

　　貝爾曼(2000)指出文學翻譯中要關注譯者的翻譯倫理，韋努蒂(1998)在《翻譯的窘境:論差異的倫理》中認為翻譯活動與社會和政治因素聯系密切，主張通過異化的翻譯策略來抵御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這種以“抵抗”為基本特征的翻譯倫理思想顯得更加現實、更加深刻。

　　皮姆(1997)在《論譯者的倫理》主張翻譯倫理問題的研究應該轉向對譯者職業的倫理問題。切斯特曼(2001)提出了再現、服務、交流、規范和職業承諾5種翻譯倫理，指明了翻譯倫理研究的五種模式，這5種模式以全新的視角，從不同的層面，規避了傳統翻譯倫理的忠實觀，在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之后再次提起對翻譯倫理問題的關注，這將對翻譯倫理體系的構建起著積極有效地推進作用。

　　國內有關翻譯倫理的研究始于呂俊(呂俊，2001)的《跨越文化障礙—巴比塔的重建》，在中國期刊網上查詢，截止2010年12月，一共有87篇論文先后對翻譯倫理問題進行了研究。經文獻梳理，圍繞翻譯倫理的文獻研究主要有：(一)翻譯倫理學構建設想研究;(二)國外翻譯倫理研究的引介述評;(三)有關翻譯倫理方面的翻譯實踐;(四)翻譯倫理問題的理論探討(參見駱賢鳳，2009)。

　　因此倫理問題歸根到底也是人與人，即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主體與主體交往中應遵循的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孤立的個人不存在倫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倫理的構建“需要聚焦于交互主體”(劉衛東，2008)。文章將以譯者的個人倫理為中心，探討譯者個人倫理與翻譯倫理互動關系，當個人倫理和職業倫理發生沖突時，譯者又會做出什么樣的倫理選擇，文章將輔以《邊城》的兩英譯本作為分析材料，具體分析不同歷史時期的兩譯者的不同的譯者倫理觀，以及他們的個人倫理觀又都受到了什么樣的影響?

　　3.《邊城》英譯本譯者翻譯倫理觀的體現

　　文章從翻譯倫理的視角對比研究《邊城》的兩英譯本，以期找出兩譯本譯者的翻譯目的、翻譯策略以及為了目的語讀者的反映所做出的種種轉換，基于這些因素的考慮分析文學翻譯中翻譯倫理的適用性需求。

　　當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可能同時遵行翻譯倫理的五種需求，他只能主要遵從一種或幾種倫理模式，或者當倫理觀之間發沖突時，基于何種原因譯者會做出什么樣的倫理選擇。兩譯者處于不同的歷史文化時期，在翻譯過程中表現為不同的翻譯倫理再現，因而對文本的轉換處理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文章將從特定的語言和文化視角分析不同譯本的倫理再現以及倫理沖突中譯者遵循服務和交際倫理的妥協。

　　3.1譯文譯者不同翻譯倫理不同

　　金白譯載于《中國土地》(TheChineseEarth:StoriesbyShenTs’ung-wen)，于一九四七年在英國倫敦由GeorgeAllen&UnwinLtd出版，譯者旨在為英語讀者介紹中國小說，使得《邊城》在西方國家為讀者所知，同樣西方讀者也逐步了解了沈從文。并于1982該譯本由ColumbiaUniversityPress再版發行。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作品一度被禁，直到20世紀80年代，沈從文再度回到人們的視野。戴譯本載于《邊城及其它》(BorderTownandOtherStories，1981年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該譯本旨在向外部世界推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學作品。

　　不同譯本對原作的框架結構作了不同的處理，金白譯在正文前面加注了長達8頁的譯序言中，在譯序言中，譯者首先闡釋了加注譯序言的原因及重要性;再者譯者介紹了沈從文和魯迅的風格以及他們的在中國文壇的關系;第三，譯者介紹了沈從文的生平以及其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最后譯者分析了《邊城》的主題內容等等。而戴譯本僅有很短篇幅的關于沈從文簡單介紹的譯序言。

　　金白譯出版于1947年，譯者為了翻譯服務倫理和交際倫理的需求，基于那個時期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化的不太了解，西方世界對于沈從文不甚了解，因此，譯者賦予了大量的篇幅介紹沈從文以及《邊城》。戴譯出版于1981年，在這之前的很長時間里，沈從文的作品一度列為禁書，而在這一時期，海外關于沈從文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80年代甚至出現了沈從文熱(OverseasShenCongwenCraze)。譯者在各自的翻譯活動中，基于譯者、贊助人和讀者的關系，譯者的翻譯倫理的關注會出現不同側重。

　　3.2地名翻譯不同倫理再現不同

　　翻譯交際倫理觀認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翻譯是一種跨語言的有效交際活動，譯者首先應忠實于位于“文化交際空間”的翻譯倫理，而非源語文化或目的語文化，翻譯的終極目標是兩者之間的關系，促進交際雙方的交流與合作(Pym,1992:163-173)。因此兩譯者在不同時代遵循了不同的交際倫理，就地名翻譯，金譯本為了有效達到交際目的，采用當時西方英語世界所能接受的威妥瑪式拼音法(Wade-GilesRomanization)，當時的選擇易于為讀者所接受，促進有效交際。

　　戴乃迭當時是受當時《中國文學》雜志社的委托，其譯文要為其“贊助人”服務，對于地名的翻譯，戴譯本采用的是當時翻譯地名和人名的標準法則的拼音系統。當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發生沖突的時候，譯者的主體性就要受“贊助人”的操控。而金堤和白英是先翻譯，而后再找GeorgeAllen&UnwinLtd出版社發行，所以說相對于戴乃迭來說，金譯本的“贊助人”即本身。

　　3.3文化負載不同倫理再現不同

　　戴譯本采取了保留中國文化的異化策略，遵循了原文再現倫理，其中也存在為“贊助人”服務因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實現了翻譯倫理中的再現倫理和服務倫理有效統一;而金白譯更多考慮的是為了目的語讀者的理解，放棄了對于目的語讀者陌生化的文化負載詞的映像，采取的歸化的翻譯策略，其目的是為了娛樂讀者群，為了有效地與目的語讀者達到更好的交流，更多的是遵循了翻譯倫理的交際倫理。

　　3.4句法結構不同倫理再現不同

　　《邊城》因其濃郁的地方色彩描述凸顯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社會現實意義。兩譯者對于《邊城》的關于美學意境、宗教文化以及對話中人物的刻畫都遵循了不同的翻譯倫理。

　　原文[1]：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沈從文，1981:1)

　　金白譯:FromSzechuanthereisahighwayrunningeasttoHunan.WhentheroadreachesthesmallmountaincityofCh’a-t’ung,justinsideborderofHunan,itcrossesariver;neartheriveryouwillfindawhitepagodaandasmallisolatedcottage,wherethereoncelivedafamilywhichconsistedofanoldman,agirlandayellowdog.(Ching,1982:190)

　　戴譯:ThehighwayrunningeastfromSichuantoHunancomes,justwestoftheborder,toChatong,asmalltowninthehills.Nearbyastreamflowspastasmallpagoda,atthefootofwhichlivesasolitaryhousehold：anoldman,agirlandadog.(GladysYang,1981:5)

　　這段話是《邊城》的開篇首段，沈從文用了三個毫無修飾和炫耀的簡單句，把八個畫面：官路、小山城、小溪、白色小塔、單獨的人家、老人、女孩子和黃狗，依次并置開來，文中的六個“一”的文字特征加之聯珠修辭手法的采用，體現了沈從簡單直白的文審美意識和文學創作特征，給讀者展示了一副寧靜、平和的和諧畫面。

　　金白譯按照中文的表達習慣用復合句以及五個動詞句翻譯原文的簡單句，再者用“isolated”翻譯原文的“單獨的人家”中的“單獨”，措辭上破壞了原文情感的表達，句式處理上打破了原文審美內涵意義的表達。而戴譯注重原文審美內涵意義的再現，譯文用三個簡單句加之一系列再現原文“一”的表達，充分再現了原文八幅平和寧靜畫面的審美意象，再者對于“單獨的人家”中的“單獨”戴乃迭用“solitary”一詞，充分包含了“alone”和“lonely”的內涵意義，同時也充分再現表達了原文的莊重、寧靜和孤獨之美畫面。

　　原文[2]：由于這點不自覺的私心，他把長子取名天寶，次子取名儺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齟齬處，至于儺神所送來的，照當地習氣，人便不能稍加輕視了。儺送美麗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贊揚這種美麗，只知道為他取出一個諢名為“岳云”。(沈從文，1981:15)

　　金白譯：T’ienPao;Nu-sung;YaoYun,aftertheeldestsonofthefamousGeneralYaoFeioftheSunDynasty.(Ching,1982:261)

　　戴譯：Tianbao;Nuosong;YueYun(SonofYueFei,abravepatrioticgeneraloftheSongDynasty,whofoughtagainstinvaders.YueYunispresentedonthestageasahandsomeandcourageousyoungfighter.)(GladysYang,1981:17)

　　原文中沈從文把儺送和宋朝的歷史英雄岳云相比，以加深讀者對儺送的英雄‍‌‍‍‌‍‌‍‍‍‌‍‍‌‍‍‍‌‍‍‌‍‍‍‌‍‍‍‍‌‍‌‍‌‍‌‍‍‌‍‍‍‍‍‍‍‍‍‌‍‍‌‍‍‌‍‌‍‌‍。岳云是一個歷史人物，戴譯本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輔以腳注的形式對岳云這一歷史人物作進一步解釋，這樣讀者不但獲得了儺送的清晰映像，同時也了解了中國這一戰斗英雄——岳云。而金譯本對岳云做了進一步的增譯——“宋朝將軍岳飛的長子”，這里的增譯雖說為讀者的理解鋪平的道路，但是沒有再現原文“儺送諢名為岳云的內涵意義”，因此譯文削弱了原文的內涵意義的表達。

　　原文[3]：“照理說：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聽。可是人家為你唱，是要你懂他歌里的意思!”(沈從文，1981:81)

　　金白譯：“Cookingforsomeoneelsetoeatandsingingforsomeoneelsetolistento—that’sperfectlyproper,butwhatifheshouldwantyoutounderstandthethoughtsbehindthewordsheissinging?”(Ching,1982:261)

　　戴譯;“Thereisasaying:Food’smeanttobeeatenandsongstobelistenedto.Butayoungfellowserenadingyouwouldwantyoutounderstandthedriftofhissongs.”(GladysYang,1981:73)

　　對于上文的“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聽”的翻譯，兩譯者采取的不同的翻譯策略，相同的是兩譯文無論是語義上還是形式上都再現了原文的風味，能讓目的語讀者清楚地理解湘西當地人的日常表達。

　　4.結語

　　綜上所述，譯者要充分考慮文化交際、意識形態、政治動機、文化多元性等諸多社會因素對翻譯的規范制約，要分析翻譯活動中職業倫理與個人倫理的相互作用。譯者的倫理意識和倫理觀決定的其翻譯策略的采用，戴譯本側重遵循了再現倫理和服務倫理。她的翻譯活動是受“贊助人”《中國文學》雜志社委托，向英語讀者傳播中國經典文學作品。她的翻譯活動必然會收到“贊助人”的約束，同樣會收到翻譯目的的指引，譯者的翻譯自由度會受到這些因素的限制，遵循服務“贊助人”的服務倫理。

　　傳播中國文化就是要翻譯忠實原文，遵循翻譯的再現倫理，翻譯活動中的完全忠實只是一種理想境界，因此戴譯本傾向于直譯和異化的翻譯策略，必要時輔助腳注來淡化目的語讀者的陌生感，以實現翻譯的交際倫理，這樣既傳播了中國文化，又促進了跨文化交際。而金白譯本的“贊助人”即他自己，他們為自由譯者，因而在翻譯活動中更能體現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尤其是對于一些可能造成交際障礙的源語可以進行一些主觀性地轉換、改寫，以達到有效地交流，服務于目的語讀者群體。

　　翻譯方向論文范文閱讀：多模態理論下茶學術用語翻譯研究

　　摘要：茶文化是起源于我國的一種優秀的傳統文化，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內涵歷來被古今中外的優秀人士所推崇。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我國與外國之間的交往也越來越多，茶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外人士的興趣。想要促進我國茶葉文化的世界化發展，就要做好茶學術用語的翻譯工作，然而，目前我國對茶學術用語翻譯的研究還比較稀少。本文從多模態理論出發，提出了多模態理論下茶學術用語翻譯研究的作用及方法，希望對今后相關茶學術研究學者的工作有一定的指導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