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追星為核心特征的“飯圈”文化正在網絡社會興起，本文從個體維度、群體維度、組織維度和文化維度4個維度對其進行解讀。從個體維度看，粉絲依據異質性偏好選擇進入“飯圈”，具有物質性和篩選性等特點;從群體維度看，粉絲被劃分為不同類型的子群體，他們各司其職，構成結構完整、功能完備的生態圈;從組織維度看，粉絲的角色分工、組織形態與運作模式展示出了清晰的規則體系和等級結構;從文化維度看，“飯圈”已經形成內部專屬的話語體系與運作規則。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飯圈”具有建設性與積極意義。

　　關鍵詞：飯圈;追星;社會視角;網絡社會治理

　　“飯圈”是粉絲對自己所屬的追星群體的統稱，又名“粉圈”，系“粉絲圈”簡稱。“粉絲”一詞來源于英文單詞Fans，它的本義是“迷”，而“迷”正好符合了追星者對偶像的情感狀態。自2005年第二屆《超級女聲》后，“粉絲”便逐漸成為追星者的代名詞，“飯圈”也在這之后逐漸形成并演變為追星圈的代名詞。“飯圈”文化，顧名思義，即粉絲圈的文化，是一種追星文化。在“飯圈”有一種說法，追星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混圈的，一種是不混圈的。

　　在這里，“圈”指代的就是“飯圈”，所以“飯圈”文化只是追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國，追星的人群大多為十幾或二十幾歲的青少年，而“飯圈”也基本上由這一類群體構成，所以“飯圈”文化也屬于一種青少年文化，但因為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追星，所以“飯圈”文化算不上主流，更多的是一種青少年亞文化。

　　一部分人對追星、粉絲、“飯圈”存有偏見與歧視，認為追星是腦殘行為，粉絲就是腦殘本體，而“飯圈”就是腦殘聚集地。當然，這是一種較為極端的看法。其實，追星、粉絲、“飯圈”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早已經在這些偏見與歧視中逐漸走向成熟，大部分追星者的行為有了理性的依據[1]。粉絲不再是“烏合之眾”，“飯圈”也逐漸從毫無紀律可言演變成了組織規則權利義務兼具且明確的圈子，粉絲與明星之間形成了共同成長、良性互動的新模式。

　　一、“飯圈”現象的形成背景

　　“飯圈”文化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飯圈”不是隨意幾個人的組合，而是隨著不斷更新換代的明星和追星者之間的互動一起發展到今天的。學術界普遍認為2005年《超級女聲》節目是我國追星文化的開端，并將該年視為我國的“追星元年”。值得注意的是，追星現象并不是2005年才出現在我國的，20世紀80—90年代盛行的“港星”與“港劇”現象就曾掀起一股追星熱潮，但其畢竟只是小范圍現象，組織性較低，并不足以形成浪潮，可以認為是我國追星文化的萌芽時期。

　　2005年的《超級女聲》雖然只是一場選秀，但因為其無門檻的草根性以及全民關注性風靡全國，直接造就了一大批粉絲的產生。“玉米”“筆親”“涼粉”“盒飯”等每一個粉絲群體的人數都非常龐大，調動的社會資源不容小覷。這個時候粉絲也不再像“港星”的粉絲們只是單純地喜歡，很多的粉絲會積極地去做各種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應援來為自己偶像爭取更多的關注和曝光度，“飯圈”現象和“飯圈”文化開始形成。筆者認為2005年不僅是“追星元年”，也是“飯圈元年”。

　　“飯圈”文化現象與互聯網技術與網絡社會發展密切相關。草根出身的明星并非2005年產生，早在1999年中央電視臺就播出了一檔歌舞類平民選秀節目《星光無限》，即《星光大道》前身。該節目生產了大量的草根明星，但卻并沒有產生“飯圈”現象。可見，僅靠明星是無法吸引大量粉絲自發形成“飯圈”的，粉絲動員能力與動員結構至關重要。

　　研究者認為，“飯圈”文化興起與互聯網技術和網絡社會有關。《星光無限》只是在場專家評審及現場觀眾投票，終究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狂歡，而《超級女聲》還開通了全民短信投票方式，極大地擴展了節目的受眾范圍，為遠距離追星提供路徑，為明星們吸引大量粉絲。而近幾年隨著移動互聯網普及，網絡視頻播放平臺開始自制網絡綜藝節目，在電視受到大眾冷落的同時，網絡節目大量涌現。

　　2018年最火的兩檔網絡選秀節目《偶像練習生》和《創造101》更是開通了網絡投票的方式，為明星們“吸粉”無數。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粉絲提供了追星平臺，這只是“飯圈”形成與“飯圈”文化興起的一部分原因。還有研究者認為，網絡社會的崛起，使粉絲不再是造星產業被動收編的對象，而是主動參與的生產者，粉絲通過社交網絡聚集起來形成紀律嚴明、分工明確、行動力極強的粉絲社群[2]。

　　互聯網的發展將粉絲聚集在了一起，這種聚集方式不受空間、時間、地域影響，讓粉絲能夠自如地追星并在追星過程中找到自己的歸屬與價值。這種通過網絡社會聚集起來的紀律嚴明、分工明確、行動力極強的組織，就是“飯圈”，組織的規則及其運作形態就是“飯圈”文化。

　　二、相關研究綜述

　　當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飯圈”文化興起的原因、粉絲行為、“飯圈”文化、“飯圈”結構性特征(性別差異、年齡差異等)、社會大眾對“飯圈”的態度等幾個方面。

　　1.“飯圈”文化興起的原因

　　除互聯網技術與網絡社會的興起(上述背景部分)之外，還存在其他觀點。孫云曉在研究青春期少年的“追星綜合癥”時提到，青少年盲目追星主要是因為感情需要、向往成功、發現理想的未來自我、追求時髦、尋求刺激等方面的原因[3]。蔡騏從傳播學的角度研究“粉絲經濟”時論述了粉絲追星的原因，認為粉絲放棄個人的追星行為卻投入到群體的狂歡中，主要是因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文化觀念及心理機制的變化[4]。

　　王平和劉電芝采用文獻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原因，認為偶像崇拜與不安全依戀(依戀對象的轉移)、認知缺陷、人格特征和自我認同有關[5]。郝園園在對青年亞文化進行解讀的時候，認為粉絲的產生主要與兩個方面有關，一是娛樂的需要，二是粉絲身份認同的需要[6]。王藝璇認為粉絲社群興起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粉絲置身的社會文化環境增強了其參與性，二是粉絲從屬階層的社會屬性對網絡粉絲社群的形成也有影響，三是互聯網打破了粉絲進入媒介市場的壁壘[7]。

　　2.粉絲行為的研究

　　李芳和張婷將粉絲追星的行為劃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初級行為”指通過報刊、網絡等各種渠道收集偶像的信息，購買有關偶像的各種產品，如明星寫真集、代言的產品等，并讓有關偶像的話題成為自己與周圍人談話的內容等;“中級行為”指刻意模仿偶像的各種言行，花一定成本去參加偶像出席的各種活動，如演唱會、接機等，參加“粉絲”團體的定期活動，包括外地的各類活動等;“高級行為”指自己做明星參加各種公開活動[8]。

　　夏晴認為在互聯網條件下，青少年粉絲的交流空間主要集中在線上虛擬“圈子”中，青少年與偶像的接觸性活動增長顯著，與其他粉絲交流、為偶像宣傳，構成了新的追星方式[9]。另外，岳曉東對我國近百年青少年的追星行為進行了概括，他認為我國青少年的粉絲行為正在由幼稚走向成熟多元，由激進走向理性，由迷戀西方價值觀走向獨立價值觀[10]。

　　3.“飯圈”文化研究

　　該類研究多從具體粉絲社群展開，屬于個案研究。馬志浩和林仲軒以SNH48Group粉絲應援會為例，通過參與式觀察的方法深入粉絲社群內部，研究了粉絲社群的階層分化及其集體行動邏輯。其中，“頂層粉絲”數量極少且知名度極低，但與偶像的親密關系程度高，社會資本高并主導粉絲規范;“核心粉絲”數量少，被公眾媒體片面解讀，與偶像保持中度親密關系，服從粉絲規范;“邊緣粉絲”數量多且知名度高，與普通受眾一致，但與偶像保持低親密關系，不被規范約束[11]。

　　朱麗麗和韓怡辰則以TFboys的粉絲“四葉草”為例，通過參與式觀察的方式研究了“養成系偶像”粉絲社群的內部文化[12]。鄭欣以李宇春的粉絲“玉米”為例，研究了選秀明星粉絲社群的內部文化[13]。另外，王藝璇以鹿晗的粉絲群體“鹿飯”為例，研究了網絡時代粉絲社群的形成機制。通過參與式觀察，發現“鹿飯”中分為核心粉絲(對明星或品牌有宗教般信仰與忠誠)、普通粉絲(有感情投入，但會考慮客觀現實條件)和路人粉絲(缺乏感情維系，是功能性、選擇性的買單者)。

　　在互聯網時代“鹿飯”擯棄了傳統粉絲社群“領袖+成員”單層次結構，形成了以站子(及時跟蹤藝人行程發布照片的社交媒體賬號)為基礎、以貼吧為中心、粉絲廣泛參與的多層次社群結構，呈現結構多層次性、運作正式性、功能完善性、規模大型化[14]等特點。

　　4.“飯圈”結構性特征研究

　　通過研究粉絲群體構成(性別、年齡等)來了解“飯圈”文化。李強與韓丁以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學生的偶像崇拜，發現中學生對偶像的崇拜較為理智，男性比女性的行為投入程度低，高年級比低年級對偶像的認知和情感更加理性[15]。岳曉東與嚴飛等在追星文化、粉絲文化、粉絲性別年齡差異等方面有一系列研究。關于性別差異，他們認為女孩多選擇有吸引力的異性作為自己的偶像，而男孩則更傾向于將同性中的佼佼者視為心目中的英雄[16]。

　　關于粉絲年齡差異，他們發現從初中生到大學生，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呈現出非常明顯的下降趨勢。在原因選擇上，中小學階段依次為自我實現、從眾心理、個性表現和獨立意識;大學階段依次為自我實現、個性表現、獨立意識和從眾心理[17]。

　　趙霞以我國中小學生為研究對象，通過定量的方法對他們的偶像崇拜行為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小學生追星的現象已很常見，初中達到頂峰，高中又降低，并且偶像多為男性，偶像選擇的性別差異非常顯著，女生崇拜明星的現象更加明顯[18]。鮑震培認為女性更容易成為粉絲，女性構成了粉絲文化的主體，其原因主要有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偶像崇拜是人的正常心理，但是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從眾并更容易具有補償心態和愛戀心態[19]。

　　5.社會大眾對“飯圈”態度的研究

　　一開始研究者傾向于認為粉絲群體是不理智的群體，追星行為與“飯圈”文化對社會有負面性。郭興利以劉德華的粉絲“楊麗娟瘋狂追星事件”引題，研究了青少年追星的誤區，指出粉絲在追星過程中存在盲目信任偶像、不擇手段追逐偶像等非理性行為[20]。但是，隨著“飯圈”文化日漸發展與成熟，人們對粉絲與“飯圈”文化的認知也有所改觀。

　　鮑震培意識到了在粉絲文化日益成熟的今天，粉絲或者說“飯圈”也成長得日益強大。一個粉絲可以是一個熱忱敬業的劇評家，一個想象力豐富的小說家、劇作家或詩人，一個精通文案排版裝幀設計的編輯和出版者，一個角度精確的攝影師，一個富有創造力的視頻電影制作人，一個構圖細膩刻畫生動的電腦繪畫設計師，并可以成為管理各色人等的強有力的組織者[21]。曹宇認為粉絲文化有利有弊，關鍵在于引導，一方面要正視粉絲群體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反對對粉絲文化的瞻前顧后、畏手畏腳[22]。

　　三、“飯圈”文化四層次結構

　　“飯圈”由數量巨大的各型各色的粉絲與社群共同組成，它既存在微觀的一面，也存在宏觀的一面。因此，不能從單一視角審視“飯圈”文化。當前“飯圈”文化研究多從傳播學視角展開，本文重點從社會學視角進行一種全景式分析。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解讀，社會學視角對社會現象的解讀遵循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的多層次分析原則。筆者認為應該由微觀角度推及至宏觀角度，從個體維度、群體維度、組織維度和文化維度四層次視角去解讀“飯圈”文化現象。這樣既能展示其多層次異質性，也能揭示其同質性與整體趨勢。

　　四、對策：“飯圈”文化的建設性作用與去污名化

　　應客觀全面地透視“飯圈”文化，重視其在互聯網時代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埃里克森提出人格發展八階段理論，青少年時期的人們正處于認同與角色混淆的時期，是從兒童階段向成人階段過渡的重要時期。而這一時期的人們又經常處在繁忙的學習工作中，極可能會獲得一些消極的同一性。為了分擔壓力，很多青少年都會發展一些學習工作以外的興趣愛好，追星正是其中之一。

　　而“飯圈”發展至今已然比較成熟，追星的粉絲們也在“飯圈”文化的條條框框之下不斷約束自己，變得更加理性。除去個別的極端粉絲，大部分粉絲的行為都并非是對社會有害的消極的越軌行為，相反，有的粉絲行為甚至是有助于社會發展的。在這種情況下，倘若還將“飯圈”視為“腦殘聚集地”無疑就是一種污名化的行為，所以筆者認為對“飯圈”和“飯圈”文化的去污名化是很有必要的。根據對“飯圈”文化四層次結構的分析，筆者分別從個體維度、群體維度、組織維度和文化維度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參考文獻：

　　[1]丁佳，劉海榮.“腦殘粉”不腦殘，粉絲群體“守護”偶像共同成長—以TFboys及其粉絲社群為例[J].新聞研究導刊，2017(10)：281-282.

　　[2][7][14][23][33]王藝璇.網絡時代粉絲社群的形成機制研究—以鹿晗粉絲群體“鹿飯”為例[J].學術界，2017(3)：91-103，324-325.

　　[3]孫云曉.青春期“追星綜合癥”觀察與透視[J].中國青年研究，2002(6)：5-7.

　　[4]蔡騏.消費主義引領下的明星經濟—對“粉絲”現象的傳播學解讀[J].新聞記者，2008(12)：48-50.

　　[5]王平，劉電芝.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探源[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5)：179-181.

　　[6]郝園園.青年亞文化現象的重新解讀[J].當代青年研究，2014(1)：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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