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科技中有一些時代的先驅，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杜亞泉，他的科技思想內涵十分豐富，其中也有一定的差異，從整體發展來看，他的科技思想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有一些科學主義色彩的科技思想，中期的科技思想就比較嚴謹了，后期就是辯證，樂觀的科技思想，以科技的思想來展望科技的未來。杜亞泉科技思想科學主義由理性向謹慎轉變，也展現出了科學家和思想家對科學技術和科技發展的思想探索。

　　關鍵詞：杜亞泉,科技思想,科學主義,科技倫理

　　杜亞泉(1873—1933)是中國近代杰出的科學家、思想家。他是中國近代史、近代科技史上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為近代中國科技的啟蒙與傳播奉獻了畢生心血。他創辦了國人自辦的最早的科學刊物———《亞泉雜志》;他任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十余年,該館所編撰之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學類教科書大多出自其手,內容涉及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各個層次,許多書籍還多次再版,廣為流傳;他主編《東方雜志》十余年,大膽創新,設置“科學雜俎”欄目,積極傳播、普及科技知識;他先后執教于紹興中西學堂、亞泉學館等多所學校,傳授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他一生筆耕不輟,發表科技類文章數百篇,主編科普教材四五十部,其主持編寫的中國第一部《植物學大辭典》 、《動物學大辭典》至今仍在發揮作用;他晚年為避戰亂,舉家還鄉,雖生活困窘卻仍不泯其志,組織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同仁,繼續從事科學著述與編撰工作,并為紹興嵇山中學義務講授自然科學課程,直至因病辭世。

　　杜亞泉畢生致力于近代科技的傳播與普及。然而,對于這位“中國科學界的先驅”(胡愈之語),學術界一直未予以重視,對其科技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見。從科技哲學這一視角,用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來解讀杜亞泉的科技思想,應該是一種較為新穎的嘗試。其意義不僅在于回歸對這位科技啟蒙者的應有尊崇,也能進一步深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科技思想史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杜亞泉科技思想的研究,能給現今科技發展提供借鑒與啟示。

　　一、略顯“科學主義”色彩的科技思想

　　1.“藝重于政”

　　1895 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的敗局促成了維新運動的興起,一時間舉國上下“遍言政治” ,“政治變革”的呼聲盛極一時,“器物現代化”遂被“政治現代化”所取代。“政本藝末”論一度甚囂塵上,科學技術大有淡出國人視野之虞。年輕的杜亞泉并沒有被這一潮流所左右,堅持“政治上的進步實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一理念,積極倡言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科技與政治之關系上,持“藝重于政”之觀點。杜亞泉認為,科技“固握政治之樞紐”[1]“我國自與歐洲交通以來,士大夫皆稱道其術。

　　甲午以后國論一變,嘖嘖言政法者日眾。 ……但政治與藝術(“藝術”即科學技術”[2])之關系,自其內部言之,則政治之發達,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際,非藝術不能發現。自其外部觀之,則藝術者固握政治之樞紐矣。”[1]不僅如此,杜亞泉指出政治上的進步亦有賴于科學技術的發達,“德意志之興,雖其君相之賢,而得賜創制新槍,中興之功,未始非銅匠之力耳”[1]。

　　杜亞泉還指出“二十世紀者,工藝時代” ,并斷言“職業興而社會富,此外皆不足憂。文明福澤,乃富強后自然之趨勢”[1]。上世紀之初,杜亞泉即能意識到 20 世紀是科技的世紀,實屬難能可貴。他還強調科技發達后,社會富裕、文化繁榮、文明昌盛將緊隨其后,政治進步亦自不待言。這一思想頗合“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之意蘊。

　　當時,國人因救國心切而熱衷于仿效西方的政治變革。在這股大潮之外,杜亞泉的“藝重于政”論可謂慧眼獨具、深有見地。上世紀 30 年代,胡愈之評論說,“在那時先生(指杜亞泉,引者注)已揭發生產技術決定了政治和社會關系…… ,在現在看來,也還是非常正確。單從這里,就可知先生是怎樣的一個先進的學者了”[3]。

　　2.“工藝為本”

　　早年杜亞泉還持“工藝為本”之思想,認為科技為一切事物之本。“鄙人向日讀譯籍之述西洋工藝者,輒心向往之,以謂工藝(`工藝'即科學技術,引者注)為一切事物之本。”“農之所產,賴工藝以增其值;商之所營,賴工藝以良其品;社會文化之興,工藝實助成之,故印刷捷而書報得以廣布,儀器精而科學得以發達。”[4]甚至對于一國軍事力量,“國家武力之強,工藝實左右之,故飛機出而陸軍之戰術變,潛艇做而海軍之勢力殊”[4]。

　　“更推廣言之,則國家社會、政治之進行,道德之向上,皆與經濟有密切之關系;而經濟之充裕,必由工藝之發達” 。“工藝茍興,政治、道德諸問題,皆迎刃而解。”[4]杜亞泉深刻洞見出“工藝”的發達與否對于社會、政治、道德等的制約作用。這一思想與 20 世紀 80 年代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可謂相映成趣,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現代化之路步履蹣跚,歷經波折,原因不一而足。杜亞泉則將之歸結為中國科技的落后。他通過對歐美經濟發展原因的分析表達出這一觀點。“夫歐美事業所以有今日之勢力者,非短時間之產物也,必經由科學之昌明,技術之進步,知識之增進,積日累月,浸以盛昌。”[5]在杜亞泉看來,中國因為缺乏近代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與積累,所以發展經濟難逞一時之效。

　　二、懷疑謹慎的科技思想

　　以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省為契機,杜亞泉的科技思想漸生改變。“及世界大戰爆發, … …考查自戰爭所由來,則又瞿然若失。”[4]杜亞泉通過對戰爭殘酷和非人性一面的深入反思,敏銳地認識到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會給人來帶來災難———“工藝之流毒” 。杜亞泉指出:在西方國家,生產者為追逐利潤,借助科學技術擴大生產,最終導致生產過剩。為擴大銷路,彼此間爭奪市場,不可避免地引發激烈地競爭。

　　于是,“不得不侵略他國,收為殖民地;或干涉他國之政治,設定勢力范圍,壟斷其商權,以保持其工藝品之銷路。因是而擴充軍備,而提倡軍國主義,而實行世界政策,其結果遂開世界未有之大戰爭”[4]。在此,杜亞泉不僅深刻揭示出近代戰爭的經濟動因,并告誡人們,科學技術具有兩面性:它既能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又兼有為帝國主義助紂為虐的一面。因此,他呼吁道,“工藝之流毒如是,則期望和平之人類,必將深惡而痛絕之”[4]　。如何克服“工藝之流毒” ,杜亞泉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了自己的思考。

　　1.“崇儉抑奢”

　　杜亞泉絕非反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更不是反對在中國發展科學技術,“吾國家社會,既不能摒絕工藝品而勿用,若不求自給自足,賴歐美日本給之足之, … …因此而危險焉”[6]。在他看來,既要發展科學技術,又要克服其“流毒” 。為此,他主張通過崇尚節儉、抑制奢侈來弱化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果,以達到消弭“工藝流毒”與“積弊”之目的。杜亞泉首先提出了崇尚節儉的思想。“全歐大戰, ……,然其內容,則不外生活上之競爭。彼等生活,既異常昂進,己國所出,不敷取求,乃不得不為國外之經營,以期滿足其欲望。　固國外經營,列強之利害,常相沖突。”[6]

　　杜亞泉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是人們競相消費,導致國內供給不足而去侵略他國,最后因此引發矛盾,戰爭遂由此爆發。“使列強早從事如此,勉為簡易之生活,亦何至有此殘酷之戰禍乎。”[6]與此同時,杜亞泉還提出“抑奢”的主張。“鄙人之意,以為給人足人之工藝,雖當嫉之惡之;而自給自足之工藝,則亟宜提倡。”[4]杜亞泉這一思想,簡言之即是主張“抑奢” :即多發展生產生活必需品的科學技術———“自給自足之工藝” ;少發展生產奢侈品的“工藝” ———“給人足人之工藝” 。他進一步闡釋說,對于“工藝品”的生產,“當以人類生活所必須者為限(如紡織制紙之類)。凡發達肉欲助長奢侈之工藝品,當摒絕之”[4]。

　　2.“交融倫理”

　　杜亞泉認為,近代科學技術要克服“流毒” ,走出非理性發展之困境,還必須與倫理道德相交融。在他看來,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是人類文明兩大不可或缺的因素,導源于古希臘文明的西方科技發展到近代已達“極致” ,遂釀成“一戰”之禍。并且,他指出,“大凡人類征服自然之時,則是人類宗教思想亦因之薄弱之時;而當人類征服自然、宗教思想極其薄弱至趨于極端陷于窮境之時,則宗教思想必隨之喚起”[7]。

　　因此,他預測,歐戰后西方文明將趨于希臘科學技術理性與希伯來宗教信仰的調和,“西洋社會之道德方面,在戰爭以后,希伯來思想必更占勢力,與希臘思想結合,以形成新時代之道德”[7]。藉此,西方近代科技將由此走出困境。在現今西方社會,根源于希伯來宗教思想的基督教,已發展成為與法律并行不悖的另一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標尺。

　　杜亞泉在上世紀初即提出這一觀點,無疑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準確性。杜亞泉基于自身科技與道德并重的文明觀,針對西方科學技術濫用和工業文明肆意發達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所提出的科技倫理思想,是一種基于理性的獨立思考。這一思考,既認為西方文明之希臘科學傳統與希伯來宗教傳統將互相調和,也指明西方科技與中國傳統道德之調和。而后者將是中國發展科技所應經之路。“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調和以后,與吾東洋社會之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之觀,此吾人所拭目而俟者也。”[7]杜亞泉指出,中國以后科技發展的方向,應是將西方近代科技與中國的傳統道德相調和,形成一種新的迥異于近代西方的科技發展之路。

　　杜亞泉的上述觀點并非完全正確,然而,就時人整體認知水平而言,他能從經濟層面揭示出戰爭根源,并對科學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有此般認識,在當時并不多見。此外,他主張以公正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來規約科學技術的發展,強調科技的運用應以滿足大眾的正當生活需求為目的,而不應淪為少數上層社會追逐欲望的工具。他在科技應用問題上之以理性節制欲望,以及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思考,提出了現代化中以倫理規約科技,以及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平衡的重大文化課題。這些無疑是深刻的見解[8]

　　三、辯證、樂觀的科技思想

　　新文化運動以后,杜亞泉的科技思想逐漸朝著辯證、樂觀的方向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其對中醫價值的態度,以及對未來中國“科學勞動家”這一群體的設想。

　　1.主張以辯證與多元并存的態度對待中醫的價值杜亞泉自幼跟隨父兄學習中醫,成年后又自學西方醫術。這種中西兼通的醫學知識結構,使他能秉持比較正確的中、西醫學觀。1920 年夏 ,余云岫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 ,文章流露出其對中國傳統醫學的鄙薄、蔑視之意,并提出“中醫非科學”的觀點,主張中醫“廢醫存藥”[9]。針對余云岫鄙薄中醫的偏見,杜亞泉予以了反駁。杜亞泉從傳統醫學立基的“陰陽五行說”著手,分析了中、西醫的相互關聯之處。“陰陽”與“五行”原是兩種解釋宇宙自然的不同符號系統。“陰陽”說偏重于解釋世界的運動變化,從時間上來說明世界的存在;“五行”說偏重于解釋世界的結構組成,從空間上來說明世界的存在[10]。

　　“陰陽” 、“五行”結合,構成了一個描述和解釋整個宇宙組織結構和動態變化的模式,具有普遍聯系、運動變化看世界的特點。它是古代中國人世界觀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有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1]。杜亞泉指出,“中國醫學上,對于疾病二字的解釋,總是說陰陽不和,或是血氣不和,若用西洋病理學上的術語來解釋,就是循環障礙的意思”[12]中醫的真正價值,“若是高明的醫生,所談陰陽五行六氣三候之類,決不能說他全無道理。不過他們沒有學過西洋科學,不能用科學的名詞和術語來解釋他。

　　若是有科學知識的人,肯把中國醫學的理論細心研究,必定有許多地方與西洋醫學相合,恐怕還有許多地方,比西洋醫學高些呢”[12]杜亞泉還指出,中、西醫學二者各成系統,皆有所長。“西洋醫學的進步,不外乎下列的幾種根據:一是尸體的解剖,二是顯微鏡的檢查,三是生活動物體的實驗。但生理的微妙,病理的繁變,不是單用這幾樣本領就可以盡其能事。大約器質的疾患,就是因臟腑或組織變異而起的疾患,可以從解剖或檢查顯出證據。

　　若是官能的疾患,就是因生理作用變異而起的疾患,絕不是解剖檢查所能明白” ;并且,“醫學的初步,雖然靠著機械的試驗。醫學的大本營,不能不駐扎在吾人心靈的體會上”[12]杜亞泉揭示出中、西醫學在方法學上的不同理路:西方醫學重機械,中國醫學重心靈體會;兩者大同小異,相互間存在極強的互補性,應互相借鑒、參證,融會貫通;雙方之間并不對立,決然不是科學與非科學、彼存此亡的關系。

　　因此,他主張,“現在學西醫的或是學中醫的,應該把中國的醫學,可以用科學說明的,就用科學的方法來說明,歸納到科學的范圍以內。不能用科學說明的,從`君子蓋闕'之義,留著將來研究”[12]他強調,科學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認知過程,現今尚不能用科學原理予以解釋的,暫且擱置,待科學發展后,再來完善對其的認識。顯而易見,這種實事求是和經驗主義的求知精神,較之奉科學為君臨一切、壟斷真理的“賽菩薩”的“唯科學主義” ,更合乎科學精神[8]當代西方也有學者認為,中西醫學之間的區別在于,中醫強調對生命的關懷,體現在“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動預防觀上;西醫治的是人的病,中醫治的是有病的人[13]。這一論斷雖不具普遍性,但它一語道破了中、西醫學所不同的內在理路,并肯定了中醫的價值。

　　現當代以來,以錢學森、黃順基等為代表的科學家、學者,對如何以科學的態度來判定中醫的價值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與思考。這與民初杜亞泉為中醫所作的努力一脈相承,都是探索如何科學、準確地對待中醫價值歷程上的重要路標。

　　2.以“科學勞動家”

　　展望中國科技未來世界近代歷史表明,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與強大,很大程度上仰賴于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歷經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杜亞泉科技思想日臻成熟。此時,他不僅僅關注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強調科技人才的作用。對于中國科技的未來,杜亞泉寄希望于“科學勞動家”這一群體之上。“自農業、工藝、交通、運輸諸事業,土木、機械、電氣諸工程,幾經研究改良,無一不須精密之知識與熟練之技能” ,“于是社會中發生一有力之新階級,即有科學的素養而任勞動之業務者”[14]。

　　杜亞泉指出:“此等科學的勞動家,以社會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國家社會間一切機關、職業,悉落于勞動家之手。故其時民眾,已非曩時朦朧無意識之狀態。”[14]只要社會上形成這樣一支由懂得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勞動者隊伍,中國的經濟就能實現騰飛,而中國的民眾意識也將清醒,社會面貌將就此改變。

　　四、結語

　　杜亞泉科技思想內涵豐富,因時而異。他早年熱心倡導科學;民初轉而對科學技術持審慎反思的態度,并主張科學技術與精神文明的調和;五四時期主張用辯證、多元并存的態度來對待中醫的價值,設想出“科學勞動家”這一群體展望中國科技的未來等。其科技思想實現了由略顯“科學主義”色彩而關注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并積極克服科技非理性發展這一層面的轉變,最終落在發展中國科技這一具體實際上,試圖為中國的科技發展指明道路,憧憬中國科技發展的未來景況。

　　更為深刻的是,杜亞泉科技思想拾階而上,最終完成了超越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轉變,把科技的發展定位在社會價值、人文關懷層面上,體現出一位科學家和思想家對于近代科技本身以及中國如何發展科學技術乃至中西文明問題的獨特思索。

　　當然,杜亞泉的科技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局限性�？萍及l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杜亞泉為了節制人類的欲望而主張有選擇性地發展科技,無疑具有空想性。

　　其次,對于人類、科學技術、戰爭三者間的關系,杜亞泉過分強調科學技術對戰爭的決定作用,而忽視了人類對于科技的直接掌控。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運用,并不完全取決于科技本身,而取決于掌握與使用科技的人。

　　因此,將戰爭的罪責全部推歸為科技的發展,則有失偏頗。第三,對于中國科技的未來展望,杜亞泉設計出“科學勞動家”這一群體。本來,他對未來中國這支科技大軍的憧憬無可厚非,但他過于強調這支未來科技大軍的作用,如說“國家社會間一切機關、職業,悉落于勞動家之手”等,則流于荒謬。然則,綜合來看,瑕不掩瑜。杜亞泉科技思想既是自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認識的逐漸深化,又是近代中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理念付諸實踐訴求的結果。

　　考量杜亞泉科技思想的核心價值,就在于他對近代西方科技在推動人類文明、社會進步乃至于國家興亡的作用有著清醒的認識,并終其一生努力地將近代西方科技在中國傳播開來,有效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知識的啟蒙與傳播。尤為可貴的是,杜亞泉一生不偏執,不盲從,始終保持著審慎態度與獨立思考。這就使得他能夠理性地看待科學技術及其發展進程中業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重大問題,并試圖使中國未來科技的發展避免類似問題的出現。

　　在近代科學界,杜亞泉遠沒有丁文江、任鴻雋等那樣聲名顯赫,但他知行并重,腳踏實地、勤勉于科技啟蒙與傳播,畢其一生,這又非他人所能比擬。20 世紀30 年代,《東方雜志》評價杜亞泉說:“先生是中國科學界的先驅,不但在其早年生活中,對于自然科學的介紹,盡了當時最大的任務,……在中國科學發達史中,先生應該有一個重要的地位。”[3]21 世紀的今天 ,重新審視杜亞泉的科技思想,個中先見之“鳴”亦足讓我們稱道與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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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杜亞泉 .說儉[J] .東方雜志 ,1917,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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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余云岫 .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J] .學藝 ,1920,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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