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惡的設定對于何以成善，如何成善一直是一個難題，荀子認為君子小人本性并無不同，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關鍵在于能否控制好人性，人之本性雖然不容易改，但是只要加以節制，還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自我的。現代人可以通過學習圣人先王了解各種行為規則，在禮義法律的約束中引導并且自我糾正，從而形成好的行為習慣，通過自我努力逐漸向善。

　　關鍵詞：荀子,人性惡,成善,化性起偽

　　荀子雖被認為是儒家學說中的重要人物，但他關于人的本性的看法卻和孔子、孟子等儒家創始人截然不同。當其將人性界定為惡時，就需要回應這樣一些問題：現實中一些善行善人如何產生的、本性為惡的人何以有可能轉變為善、有哪些具體途徑可以促進人的為善?荀子結合其性惡的基本立論對這些問題給出了解釋：

　　一、人之性惡的斷言

　　荀子在人之本性的界定上，明確不同于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和亞圣孟子�？鬃硬�沒有明確斷定人性之善惡，只是說人與人性相近。當然這相近畢竟不是相同，因而對人還是從先天層面區分為上知、下愚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三類，并斷言說其差別不改。而孟子則直接明確斷言，人性本善。針對告子說，人之本性并無善惡，只是一種隨波逐流般的自然傾向性，如水決于東則流向東，決于西則流向西。孟子反駁說，水流縱無東西之分，難道沒有上下之別?表達了對人有天賦的向善傾向的樂觀認定。孟子更將之歸結為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并認為誰若無四端之心非人也!

　　但荀子卻反其道而行之，通過對人生理本能以及一些社會現象的歸納斷言人性本惡。“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1]45“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1]44而現實中出現的與之相反的現象，是后天人為造成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2]375

　　他給出的理由是：

　　如果認定人之性善，實際上沒有搞清楚性、偽之分。從人性與人為的界定來看，前者是指那些人一生下來就具備、與后天完全無關的事物。“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2]377后者則是通過人后天的努力可以改變獲得的事物，“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2]377禮義規則是后天圣王制定的，人們因學習遵行禮義而完善，因為后天獲得的善就不是人之本性而是后天人為的結果。

　　從人們多提倡道義可見，人們并沒有先天的道義賦予。荀子論證說，人們匱乏什么往往就追求什么;如果自身具備也就無需再加以期盼，“夫薄愿厚，惡愿美，狹愿廣，貧愿富，賤愿貴，茍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財，貴而不愿勢，茍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2]379人們更多提倡道德禮義，可見，這些是人們所缺乏的，并非一開始就具有的，是人在后天學習中取得的。

　　人們善行乃是后天教化的結果。“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認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2]376“‘情性’是人天生所有，其發生無待于人事;‘禮義’則有待人的作為和修習才得以出現。”

　　如果人性本善，人們只管憑借正道而行就能達致社會和諧，又怎能用得著圣王禮義?“性善則去圣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圣王，貴禮義矣。故櫽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二、化性起偽的可能

　　對于是否可以轉化人的本惡性情，荀子有以下論述：

　　性和偽在人向善過程中相互配合，兩者缺一不可。“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4]313“天然屬性是人人為加工的材料，沒有這種天然屬性作基礎，師法教化就失去了對象;而天然的東西也必然經過人為的加工雕琢，才能美好起來，它自己不能自發為善。”

　　荀子并沒有像孔子那樣將人從本體論上加以區分，不同部分之間存在著先天的不同，甚至不可更改。而是認為后天所謂的君子、小人在先天的本性上是一樣的。“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1]44即或是圣人也是后天修養的結果。“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后備者也。”

　　性是基礎，沒有本惡的人性，也就無法尋找到載體加以雕琢。“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6]369如果這種欲求不加以節制就會帶來極其嚴重的負面效果。“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2]375既然成為什么樣的人并不在于人有先天的區別，一部分人天生為善，另一部分人天生為惡，那么努力的關鍵就在于轉變自身約束自我。只要后天努力，就有化性的可能。

　　沒有人為，性也不會自動轉化為善，“性不足以獨立而治”。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通過后天改變先天的本性。“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所賤于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2]383如能轉變自身，小人也能成為像堯舜禹那樣的圣人。

　　改變自己關鍵就在于控制自己的內心，通過有意識地加以控制來完善自我。荀子認為，人心是自我轉變的主宰，“心居中虛以治五官”[8]267。“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9]345

　　普通人往往易被各種本能欲望所支配，而偏離社會所應遵循的大道。“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9]336因而要向圣人學習，拓展視域，并蓄萬物，相對超越，不為物役。“圣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為衡?曰：道。”[9]342

　　在荀子看來，調適自我的關鍵在于人應追求長遠，而不能逞一時之欲，不能鼠目寸光而遺失最應追求的事物。“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6]371如果不用應有的規則約束自己而放縱自我，則既違背了禮義規則敗壞自身名聲，又實現不了自己的本能愿望。“故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喪之矣。”[4]301兩得即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既同時滿足自然情欲和實現倫理價值(如禮義要求的等差)。依據荀子的觀點，美好的人生，“有兩個互相構成的重要元素，一是滿足人生的各種欲求，二是追求人生的倫理價值。之所以說這兩者互相構成，是因為各種欲求只有通過倫理價值才能得到合理且有效的滿足，也是因為這些倫理價值恰恰是通過人生的種種欲求和情感來展現”[3]191。

　　三、轉性為善的途徑

　　荀子認為可以通過向有關先王的學習明確行為的正確規則，借助于禮義法律約束引導人，通過內在有意識地訓練磨礪人，可以促進人向善。

　　(一)重視先師的典范引導作用

　　因為人之性惡的設定，所以荀子不可能贊同孟子所說的，讓人回復內心，虔誠反省，發明良善的本心，通過求放失之心而明明德，因其性惡論的設定使得自然秉性之種不可能自發地生長出禮義的端芽，只能求助于外部，從圣人、先王以及其學說構建起的良好習俗法律中知曉、領悟什么是自身行為應當遵循的規則。

　　首先，圣人先王及其學說是人們學習模仿的重要途徑。“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2]376“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1]46“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7]92“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物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10]109君王的重要職責之一是選擇有良好道德品質并愿意踐行的人去示范、統領百姓。“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11]171“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11]173

　　其次，對先王所制定的禮義法律的了解、獲取也是個人提升自我修養的重要途徑。應通過后天的學習了解道德而控制自身情欲。“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6]369對于統治者而言，治理國家貴在讓人知道禮法規則，讓人知道行為的限度在哪里，從而自覺自我約束或趨向。“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9]342“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9]342人們有了對社會規則的理解自然會有踐行的愿望。“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6]370現實中一些人因為領會錯了應當遵循的道理而將謬誤當作至理去追求，只能亂國亂家。“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于道而人誘其所迨也。”[9]336

　　(二)加強外在禮義法律的約束引導法律

　　法律規范人、約束人，使人的性惡向善的方向轉變，僅僅有什么是善的意識、知識還是不夠的。因為人畢竟有著各種欲望本能，如何讓人的惡的本性受到壓制，同時通過一定的途徑向社會所要求的方向發展，其中外在的約束引導是非常重要的。

　　要用法律約束人、規范人，讓人出于對懲罰的畏懼而不得不控制自己的不良欲望，遵循社會的規則。法包括法義、法數、類、制度，也即法學基本原理、具體條例、特定律例、規格標準等。法在推行過程中應具有絕對性、平等性，“外不避仇，內不阿親”[12]407。

　　在社會上，通過隆禮來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法律可以約束人的行為，但有限度。正如孔子所指出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3]40。因而重要的是用禮義來轉化人心，改變人之本性，爭取人逐步成為圣人。

　　與法家提倡用詳細具體的規則約束引導人不同，荀子更看重禮義。荀子認為，徒法不能自行，必須有良好的君子來保障它，否則即使法律規定完備，也會在遇到危機時不能加以應對。“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14]189最關鍵的原因在于各種有關規定只是為治理國家而采用的方式，統治者因不同需求情感素質等會有不同考量，因而可以服務于高尚目的也可以服務于其他需求，更應追溯到其源頭君子那里，以其身正而垂范世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14]189“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14]195

　　禮義的重要職能是使得每一個人明確自己的位置而不僭越。因人有各種欲求，消除過分欲求的途徑就在于劃定各自名分。“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15]138提供對人加以區分根據的即是禮義。“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15]141

　　要通過特定的引領讓民眾從不自覺、強制到自覺、主動去踐行良好的社會要求。促進小人向君子轉化并不難，僅僅在于要在后天不同的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等有所注意。“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1]44因而可以通過禮義法律的引領塑造促進特定良好習慣出現，“注錯習俗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1]44，為人向善成善提供條件。

　　(三)有意識的長期自我實踐磨礪

　　自我的領悟和外在的引導，如果不能真正內化為個人行為的規范它所起的效果就只是暫時的;如果不能配合適當進修方法，個人向善的過程隨時會中斷，提升境界的努力也不會鞏固持久。

　　因而荀子強調要通過一定方式將外在的意識內化為自己的指導原則。首先是后天的自我積極磨礪鍛煉。“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后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后利。”[2]375

　　關鍵在于行動，積善可成德。要將良好的行為固化并逐漸形成習慣，個體個別的行為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習慣，成為個人行為的反應模式。“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1]109“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16]5

　　其次是激發人不畏宿命、勇于超越的意識。

　　提倡人應不謂天命，積極作為。天是自然規則，并不干預人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因而人只要按照通常的運行規則去行動就會獲得應有的效果。“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8]265人應當明于天人之分，探究其規律而利用它為自己服務，制天命而用之。

　　內在激勵人，樹立人在宇宙中的高貴意識。“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17]127人有義即有道德意識，是人區別于禽獸的重要方面。“只不過他認為這個‘義’雖是人性之應然，卻未必是人性之已然，需要后天‘化性起偽’的人為努力，才能使每個人真正確立仁義道德，成為‘君子’。”[18]46人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與天地參。“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17]266“荀子所謂‘與天地參’與《中庸》稍異，其意為在天地提供的自然條件基礎上積極有為，利用自然，成就人事。”[19]29

　　通過與圣人本性相同并且只要努力就也可以成為圣人來激勵人奮發有為，可避免在不良的社會隨波逐流、逐漸沉淪。后天環境對人影響很大，可能使得性惡更加凸顯。“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1]46 所以應“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7]111。因而人應當，樂觀秉持皆有成圣的心態，通過日常生活中的一點一滴善行的積累向圣人靠近。“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圣人……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積也。”[7]1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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