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長江流域是中國古代茶葉人工普遍種植與飲茶風習盛行的重要時期‍‌‍‍‌‍‌‍‍‍‌‍‍‌‍‍‍‌‍‍‌‍‍‍‌‍‍‍‍‌‍‌‍‌‍‌‍‍‌‍‍‍‍‍‍‍‍‍‌‍‍‌‍‍‌‍‌‍‌‍。茶葉種植已成為當時封建國家的重要經(jīng)濟作物，同時也奠定了茶葉在古代經(jīng)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唐代飲茶從一般性的飲品發(fā)展為較高精神境界的品茶享受，其飲茶習俗多彩多藝，更為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豐富發(fā)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本文擬從唐代長江流域茶葉種植與飲茶習俗入手，梳理其上、中、下游各地區(qū)茶葉種植的發(fā)展與飲茶習俗的特點，揭示唐代長江流域茶葉種植與飲茶文化的重要地位和飲茶文化的豐富思想內涵。

　　關鍵詞：唐代;長江流域;茶葉種植;飲茶習俗

　　一、唐代長江流域飲茶習俗溯源

　　我國自原始社會開始采集和利用茶葉，有“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之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貴州晴隆縣云頭大山原始森林中發(fā)現(xiàn)距今100萬年的茶籽化石①。從20世紀開始，我國陸續(xù)在長江流域的云南、四川、貴州、安徽等地發(fā)現(xiàn)野生古茶樹，專家考證位于云南省鎮(zhèn)沅縣九甲鄉(xiāng)千家寨中的兩棵樹齡分別為2700年和2500年的喬木型大茶樹，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野生大茶樹中最大、最古老的②，大約存活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但在這一時段中并未有可信的飲茶史料③。

　　有史可考的茶葉種植與飲茶大約可追溯到漢代，西漢蜀郡人王褒《僮約》中“膾魚炰鱉，烹荼盡具”、“武陽買荼”④中的“荼”一般認為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茶”。遠至“武陽”采買可知西漢時蜀地武陽茶遠近聞名，且已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茶葉專門市場。東漢《桐君錄》中：“西陽、武昌、廬江、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茗茶，煎飲令人不眠。”⑤“西陽”今湖北黃岡一帶，“武昌”今湖北鄂州，“廬江”今安徽舒城，“晉陵”今湖北荊門。《漢書·地理志》中有“荼陵”一地，《茶經(jīng)·七之事》引《荼陵圖經(jīng)》：“云荼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⑥此處“荼陵”即今湖南茶陵。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1號墓(墓葬時間為公元前160年)和3號墓(墓葬時間為公元前165年)中出土遣冊中均有“槚—笥”。⑦

　　1990年4月，浙江湖州弁南鄉(xiāng)東漢晚期墓葬中出土一只完整青釉印紋四系罍，其肩上部刻有隸書“荼”字，被認為是漢代貯茶器。⑧可知李劍農先生“茶之最初發(fā)現(xiàn)在蜀，約當西漢時代，漸由長江上游傳至長江下游”⑨的推斷十分可信，兩漢時期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已有茶事，且以上游巴蜀為中心漸次傳至下游吳越地區(qū)。司馬相如《凡將篇》中將茶與藥物同列⑩。《茶經(jīng)》引華佗《食論》云：“苦茶，久食益意思。”可知，兩漢時期人們將茶葉作為藥品，已認識到茶提神、助思的藥用價值。

　　三國時期，茶在長江流域統(tǒng)治階級宴席中充當飲品，出現(xiàn)“以茶代酒”的習俗。《三國志·吳書》記載了吳君孫晧饗宴時密賜韋曜“茶荈以當酒”。三國魏張揖《廣雅》中記載了此時長江上、中游地區(qū)制茶、飲茶的獨特習俗，“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灸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

　　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即將茶之老葉和以米漿制成茶餅，飲用時有“炙、搗、澆、芼”的程序，茶不單獨飲用，需加入蔥、姜、橘皮等調味食用。雖說當時人們已開始將茶視為飲品，但依然是以其藥用價值的利用為主，三國魏吳普《本草》“苦菜，味苦寒，無毒，久服安心益氣，聰察少臥，輕身耐老，耐饑寒，豪氣不老。”

　　兩晉時期，王公貴族依舊是茶葉消費的主要群體。王公貴族甚嗜茶，《世說新語》中記載：“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人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必云今日有水厄。”由此可知北方人多不愛喝茶，因此才有“水厄”一說，結合西晉劉琨在與劉演書信中提及常飲安州真茶解體中潰悶，可推知北人飲茶多將其當做藥品，取其保健功效。而茶在長江下游地區(qū)則是貴族宴飲待客的日常飲料，《世說新語》中太傅褚裒南渡之后東游至金昌亭，逢吳中豪紳宴飲于此，眾人不識裒，于是“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

　　可知長江下游地區(qū)每逢宴席必飲茶，且茶的價格比酒便宜。茶價低廉使得茶開始成為儉行廉潔的象征。《晉中興書》中記載陸納僅設茶果招待將軍謝安以示精行儉德。隨著飲茶普及，飲茶風氣已漸由王公貴族普及到普通民眾，茶飲開始在市集中買賣，但卻屢被禁止。《江氏家傳》云：“統(tǒng)遷懷太子洗馬嘗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酰、麺、茶、菜藍子之屬，虧敗國體。’”

　　《廣陵耆老傳》中記載老姥“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被“州法曹縶之獄中”之事，傅咸《司隸教》記載蜀嫗作茶粥賣于市，廉事“禁茶粥以困蜀姥”。這一時期茶有了不同的的飲用方式，“直煮飲為茗茶”。出現(xiàn)了第一首以茶為主題的詩歌——杜育的《荈賦》，標志著茶開始具有了審美價值。

　　南北朝時，茶成為供奉祖先神靈的祭祀品。南朝劉敬叔《異苑》中記載剡縣陳務妻以茶祭祀鬼的故事。南朝齊武帝蕭頤遺詔云：“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乾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同時也表明武帝蕭頤延續(xù)兩晉時期將茶作為儉行的象征。到南北朝后期，南人嗜茶成癖，北人卻覺怪異，還以飲茶之俗來嘲諷南人。

　　《洛陽伽藍記》中《勸學里》記載了王肅奔魏，出入魏時保留南方飲食習慣“飯鯽魚羹，渴飲茗汁”被人送外號“漏厄”，改變飲食習慣迎合當朝者后稱茗飲為“酪奴”，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也遭人鄙視稱為“逐臭之夫”“學顰之婦”，以至于“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飲焉”。此時，許多地方志中都有茶葉的相關記錄，如《坤元錄》《括地圖》《吳興記》《夷陵圖經(jīng)》《永嘉圖經(jīng)》《淮陰圖經(jīng)》《荼陵圖經(jīng)》等等，惜今已散佚只在《茶經(jīng)》中存留只言片語。

　　追根溯源，茶之為飲，在漢代以長江上游的巴蜀為中心，形成了茶葉的專賣市場，然后逐步擴展到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至三國魏晉時，長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吳越地區(qū)，茶成為貴族宴飲待客的日常飲料，“以茶待客”成為精行儉德的標志。同時飲茶之風也開始向普通民眾擴散，茶粥進入市井之中售賣。杜育《荈賦》標志著茶開始進入文人的審美視野;到南北朝時，長江流域的民眾嗜茶成癖，北人卻覺怪異，多以“茗飲作漿”鄙視南人，至唐前期茶一直作為長江流域區(qū)域性的飲料‍‌‍‍‌‍‌‍‍‍‌‍‍‌‍‍‍‌‍‍‌‍‍‍‌‍‍‍‍‌‍‌‍‌‍‌‍‍‌‍‍‍‍‍‍‍‍‍‌‍‍‌‍‍‌‍‌‍‌‍。

　　二、唐代長江流域的茶地與茶俗

　　唐代長江流域地區(qū)大致劃分為劍南道、山南西道、山南東道、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東道、淮南道。按自然地理劃分，從青藏高原發(fā)源地到東海之濱入海口，習慣上劃分為上中下游三段，由今四川江津到湖北宜昌為上游;今湖北宜昌到江西湖口為中游;今江西湖口到入海口為下游。但自然地理的劃分與政區(qū)地理的劃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加上歷史上政區(qū)劃分常有浮動和伸縮。故本文所確定的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區(qū)與習慣上的自然地理區(qū)域大體一致，并適當兼顧唐代的行政區(qū)劃。

　　1.唐代長江流域的茶葉種植

　　唐之前，茶葉大抵采自野生茶樹。杜育《荈賦》中描述茶葉生長狀態(tài)是“靈山唯岳，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太平御覽》引《續(xù)搜神記》中記載了晉時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遇毛人一事，王浮《神異記》中記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丹丘子之事。可知，晉時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大山中常有野生茶樹，人們往往入大山采野茶。野生茶葉由于稀少而成為上等茶葉，正如《茶經(jīng)·一之源》所云“野者上，園者次”。隨著飲茶之風漸廣，茶葉消費量激增，靠采集野茶無法滿足龐大的消費需求，于是，人工種植的茶園日益增多，逐漸形成了茶葉核心產區(qū)。據(jù)《茶經(jīng)》《膳夫經(jīng)手錄》《唐國史補》《元和郡縣圖志》《全唐詩》《茶述》《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及《事類賦》中所輯毛文錫《茶譜》等史料，我們將唐代長江流域茶之名品產區(qū)按上、中、下游勾勒如下。

　　(1)長江上游地區(qū)。唐代長江上游地區(qū)大致包括劍南道、山南西道絕大部分地區(qū)、山南東道西南部、黔中道西南部，大致相當于今四川、重慶、云南、貴州部分地區(qū)以及陜西西南略陽地區(qū)。唐代長江上游地區(qū)共64個州，其中有24個州及南詔地區(qū)產茶，共計58種茶，即劍南道有雅州的蒙頂茶、蒙頂研膏、蒙頂石花、篯牙、霧鋑牙、鷹嘴牙白茶等14個品種，漢州趙坡茶、什邡茶，彭州堋口茶、石花茶、仙崖茶，眉州峨眉雪芽、峨眉茶、五花茶，嘉州南安茶，蜀州蟬翼、片甲、雀舌等8種茶，邛州火番茶、思安茶、火井茶，劍州九華英，涪州白馬茶、賓化茶、三般茶，綿州騎火茶、西昌、昌明獸目、神泉小團，瀘州瀘茶，茂州玉壘沙坪茶，簡州茶;山南西道有渝州狼猱山茶，合州水南茶，開州龍珠茶;山南東道有夔州茶嶺茶、香山茶，歸州白茶，忠州多陵茶;黔中道有黔州都濡茶，夷州茶，思州茶，費州茶，播州生黃茶以及南詔銀生茶。

　　分析可知，本區(qū)產茶州不多，僅占總數(shù)三分之一，大致可分為：以蜀州、雅州、綿州等為中心的川西茶區(qū);以瀘州、涪州、夔州等州組成的長江干流茶葉產區(qū);以黔州、思州、夷州等組成的涪陵水流域茶葉產區(qū)。其中川西茶區(qū)茶事歷史最久，漢代武陽(唐屬彭州)便已形成了茶葉的專門市場，童仆遠去“武陽買茶”也是最早有名茶的記錄。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稱“南安(今四川樂山)、武陽皆出名茶。”

　　唐代長江上游地區(qū)各州所產名茶甚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蒙頂茶，“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所謂‘蒙頂茶’也，為天下之稱……今蒙頂有霧鋑牙、篯牙，皆云前，言造于禁火前。”由此可知，只有生長在蒙山上清峰上的茶，才能稱之為“蒙頂茶”，此茶皆造于清明前，價格之高，“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后之人，競栽茶以規(guī)厚利。

　　不數(shù)十年間，遂新安草市，歲出千萬斤。雖非蒙頂，亦希顏之徒”，蒙山周邊茶農為追逐暴利紛紛種茶以冒充蒙頂茶。這也帶動了當?shù)夭铇I(yè)的發(fā)展。新安茶也成為蜀茶的代表，雖不如蒙頂茶精細，卻是質高價廉的大眾茶葉，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變……自谷雨已后，歲取數(shù)百斤，散落東下，其為功德也如此”。除了雅州蒙頂茶，綿州的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夔州香山同被《唐國史補》列為名茶。蜀州所產蟬翼、片甲、雀舌等8種茶“皆是散茶之最上”。《茶經(jīng)·八之出》中夷、思、費、播四州也是“其味極佳”。南詔地區(qū)也有出茶的記錄，唐樊綽《蠻書》中記載了銀生茶的出產情況。

　　長江上游茶葉產量，并未有確切的史料記載。僅知“新安草市，歲出千萬斤”與中游浮梁茶同為“以多為貴”的大眾茶葉，其余名茶雖不似“蒙頂茶”難得，產量卻也不高。雖是如此，長江上游茶葉卻遠銷邊陲，邛州火番餅遠銷西番、黨項，吐蕃贊普帳中亦有綿州昌明獸目。《太平寰宇記》記載黎州“元(原)無市肆，每漢人與蕃人博易，不使見錢，漢用纟由絹茶布，蕃部用紅椒、鹽、馬之類。”由此可推知，少數(shù)民族大眾所飲之茶，大多來自于邊境互市，漢人用于交換的茶葉大約出自黎州周邊的雅州、邛州、眉州、嘉州等地，進而可推知吐蕃贊普帳中雖有來自長江中下游的名茶，卻也是稀罕之物，極少流入普通百姓之家，普通民眾所消費的大抵是長江上游川西茶區(qū)的茶葉。

　　(2)長江中游地區(qū)。唐代長江中游地區(qū)大致包括山南西道梁州和洋州、山南東道東北部、黔中道東部、淮南道西部，江南西道大部分地區(qū)，大致相當于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部分地區(qū)以及陜西西南部地區(qū)。唐代長江中游地區(qū)共46個州，其中有28個州產茶，共計44種茶，即山南西道有梁州西鄉(xiāng)月團、梁州茶;山南東道有峽州方蕊茶、明月茶、茱萸簝、小江源茶、夷陵茶、碧澗茶;荊州碧澗茶、楠木茶、仙人掌茶、荊州紫筍茶，襄州茶，金州芽茶;黔中道有施州方茶，溪州靈溪芽茶，辰州碣灘茶、瀘溪茶。

　　江南西道有永州零陵竹間茶，朗州西山寺炒青、武陵茶，潭州渠江薄片、麓山茶，邵州渠江薄片、邵陽茶，衡州石廩方茶、衡山月團、衡山團餅，岳州邕湖含膏、黃翎毛，鄂州團黃，澧州澧陽茶，江州廬山云霧，吉州茶，饒州浮梁茶，袁州界橋茶，撫州麻姑茶，洪州西山鶴嶺茶、西山白露茶、雙井白芽，虔州茶;淮南道有黃州黃岡茶，蘄州蘄水團薄餅、蘄水團黃、蘄門團黃，光州光山茶，申州義陽茶，安州茶。

　　分析可知，本區(qū)茶葉產地分布極廣，產茶州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茶地的分布是以峽州、襄州、荊州、鄂州為中心的江漢茶區(qū);以岳州、朗州、譚州、衡州、邵州為中心的洞庭湖地區(qū)茶區(qū);以江州、蘄州、饒州、洪州為中心的彭蠡湖(今鄱陽湖)地區(qū)茶區(qū)，以三大茶葉產區(qū)為主，同時圍繞著三大茶區(qū)零星分布一些小的茶區(qū)。

　　三大茶葉產區(qū)各自擁有許多名茶，其中首推江漢茶區(qū)中的峽州之茶，陸羽《茶經(jīng)·八之出》首列峽州遠安、宜都、夷陵三縣之茶為上等，《唐國史補》中也將其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四種茶葉列為名茶，《膳夫經(jīng)手錄》稱“茱萸簝”亦屬“顧渚之流”，又云：“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雖所出至少，又勝于茱萸簝矣。”由此可知峽州之茶名品輩出。

　　洞庭流域茶區(qū)中岳州邕湖之含膏、衡州之衡山，彭蠡湖流域茶區(qū)中洪州之西山白露、蘄州之蘄門團黃、江州江陵之南木以上五種茶皆屬于《唐國史補》所列名茶，《唐國史補》中所列二十余種名茶僅長江中游地區(qū)已經(jīng)有9種，可知本區(qū)茶葉名品甚多，同時也說明本區(qū)茶葉種植與加工技術在唐代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唐代中游地區(qū)茶葉產量巨大，其中以浮梁茶為代表的中低檔茶葉產量最大。浮梁縣作為全國茶葉的重要產地和集散地，“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萬貫”，龐大的產量吸引著各地茶商來此貿易，正如《茶酒論》中所記“浮梁歙州，萬國來求”，白居易《琵琶引》中“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不只是浮梁，衡州、蘄州、鄂州等地之茶產量也很高，“衡州衡山，團餅而巨串。歲收千萬。”“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其濟生收藏榷稅，又倍于浮梁矣。

　　長江中游茶葉消費面甚廣。茱萸簝、邕湖含膏、西山白露此等名貴之茶上貢王庭，遠銷各地，連吐蕃贊普帳中都有來自蘄門、邕湖的名茶。但名茶畢竟產量少，長江中游擁有巨大消費市場的還是中低檔茶葉，有浮梁茶“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有“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陳、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有“衡州衡山，團餅而巨串……自瀟湘達于五嶺，皆仰給焉……遠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還有“陽團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方茶……惟江陵(今荊州)、襄陽皆數(shù)千里食之‍‌‍‍‌‍‌‍‍‍‌‍‍‌‍‍‍‌‍‍‌‍‍‍‌‍‍‍‍‌‍‌‍‌‍‌‍‍‌‍‍‍‍‍‍‍‍‍‌‍‍‌‍‍‌‍‌‍‌‍。”這些大眾茶雖“味短而韻卑”卻遠銷南北，北至幽州、并州，南達交趾。

　　(3)長江下游地區(qū)。唐代長江下游地區(qū)大致包括淮南道東部、江南西道宣州、江南東道，大致相當于今安徽東南部、江蘇南部、浙江、福建等地。唐代長江下游地區(qū)共28個州，其中有20個州產茶，共計47種茶，即江南西道宣州至德茶、九華山茶、瑞草魁、鴉山茶;淮南道有廬州茶，舒州天柱茶，揚州蜀岡茶，壽州霍山天柱茶、霍山小團等6種茶;江南東道有歙州祁門方茶、先春含膏、牛軛嶺茶等6種茶，杭州徑山茶、靈隱茶、天竺茶、天目山茶，睦州細茶、鳩坑茶，婺州方茶、舉巖茶、東白茶，明州茶，越州剡茶、瀑布嶺仙茗，湖州顧渚紫筍，常州義興紫筍，潤州茶，蘇州洞庭山茶，臺州天臺山茶，溫州白茶，福州柏巖茶、方山露芽、蠟面茶等6種茶，泉州茶，建州大團、建州研膏、方山之芽等。

　　分析可知，長江下游茶地分布廣，三分之二以上的州都產茶，而且茶的種類繁多。其茶地主要以常州、湖州、歙州等組成的以太湖為中心的太湖中心茶區(qū);以越州、婺州、溫州為主的浙東茶區(qū);以舒州、壽州、揚州為主的淮南茶區(qū)以及以福州、建州為主的閩南茶區(qū)。其中以太湖中心茶區(qū)品質最高，最為著名的便是常州、湖州兩地顧渚山所出的貢茶紫筍茶。湖州紫筍“自蒙頂之外，無出其右者”，其品質最高的當屬明月峽茶被譽為“吳興三絕”。常州義興陽羨茶東漢時便已名滿天下。

　　顧渚地區(qū)茶葉的高品質源于唐代政府的監(jiān)管。唐代宗永泰元年義興紫筍入貢，唐代宗大歷五年，湖州設貢茶院，每至造茶時節(jié)，兩州刺史親赴顧渚茶山督造貢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除了顧渚系列貢茶，太湖產區(qū)還有很多名茶。睦州之鳩坑、婺州之東白也入《唐國史補》名茶之列。宣州“鴉山出茶，尤為時貴”。歙州“其先春含膏亦在顧渚茶品之亞列”。除太湖茶區(qū)，其他各產區(qū)也皆有名茶，越州剡茶頗受詩僧皎然推崇，“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舒州天柱茶“雖不峻撥遒勁，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壽州“霍山小團，其絕好者。上于漢美……”福州“生黃茶，……與香山明月為上下也。”

　　唐代長江下游茶葉量大質優(yōu)。唐代中期“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斤……至建中二年……進三千六百串。”不只顧渚貢茶產量高，“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乃升婺源為都制置，兵刑課稅，屬而理之。”其中婺源統(tǒng)領四縣可知婺源縣的政治地位和經(jīng)濟實力均高于其余三縣，茶葉產量至少也與浮梁在同一水平，再加上祁門、至德所出，太湖中心茶區(qū)茶葉產量十分可觀。本區(qū)雖也有建州大團這類量大味苦的茶葉，但與中游茶區(qū)不同，本區(qū)大眾茶葉以制置精好而名播天下，“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因此“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赍，數(shù)千里不絕于道路”。

　　2.唐代長江流域的茶俗

　　唐代飲茶之風的盛行離不開佛教的推動，唐人封演曾記“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其實早在東漢佛教傳入中國之時，長江中游的廬山梵宮寺院便有僧人采制茶葉的記錄。至唐開元之后，寺院普遍飲茶，寺院中有專門掌管茶事的“茶頭”。因茶有益思助禪之效，寺院之中大有嗜茶之僧，陸羽的師父竟陵龍蓋寺智積大師便是個飲茶成癖的名僧，陸羽后來能成為茶圣，離不開早年寺院生活的濃厚的茶文化氛圍。

　　至中晚唐時，福州長樂百丈懷海禪師整頓和建立新的禪宗戒律,鼓勵僧徒坐禪飲茶，詳細規(guī)定了禪門飲茶的制度,飲茶成為寺廟日常修行不可少的部分。唐代文人雅士多喜游佛寺，茶成為僧俗交往的媒介，煎茶品茗間玄談兼藻思、悟道得自在。如牟融《游保本寺》“茶煙裊裊籠禪榻，竹影蕭蕭掃徑苔”于自然美景中放松身心;皎然與裴集、陽伯明“清宵集我寺，烹茗開禪牖”;劉得仁《宿普濟寺》“飲茶除假寐，聞磬釋塵蒙”，茶之滌煩清神與佛音靜心自在完美結合，使文人雅士們能暫時超脫仕途的煩擾。

　　唐代長江流域的烹茶之法豐富多彩。早在魏晉時期，長江流域便流行食用茶粥。《膳夫經(jīng)手錄》中記載“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司隸校》中也記載了蜀嫗制茶粥于市中叫賣，這種吃茶粥的習俗一直保留至唐代，王維《贈吳官》“長安客舍熱如煮，無個茗糜難御暑。”可知南方人夏天吃茶粥以御暑，到北方后無茶粥食用便覺異常難受。

　　儲光義《吃茗粥作》詩中“掩留膳茗粥，共我飯蕨蔽”，可知這種茗粥是作為果腹的食物食用的。茶除了可煮作茶粥食用，唐代長江流域一直還保留著三國《廣雅》所記載的“芼茶法”，即“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灸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薛能《蜀州鄭史君寄鳥紫茶，因以贈答八韻》中“鹽損添常誡，姜宜著更夸”，王建《飯僧》亦有“消氣有姜茶”的吟述，可見在茶水中增添鹽、姜等調料在唐中期以前甚為流行。

　　陸羽《茶經(jīng)》中對此也有記載“或用蔥、姜、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斯溝渠間棄水耳，而習俗不已”，但陸羽對此種原始、粗放的飲茶方式極為不滿，稱其為“溝渠間棄水”。其在《茶經(jīng)·五之煮》中強調炙茶時的火候、所用之火以炭為上;所烹之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取其潔凈;煮茶時講究“三沸”，僅以鹽調味，以“沫餑”為精華。陸羽系統(tǒng)改進了中唐以前的烹茶之法，使得烹茶更加精細，更具文人雅興，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鬻茶之家，陶為其像，置于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

　　以此，陸羽被奉為“茶神”、“茶圣”，文人雅士皆奉其飲茶之法為圭臬，這在中晚唐之后的茶詩中可見一斑，白居易《睡后茶興憶楊同州》“沫下麹塵香，花浮魚眼沸”;皮日休《茶中雜詠·煮茶》“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沸”;崔理《美人嘗茶行》“銀瓶貯泉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花熟”。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開篇長序介紹了玉泉仙人掌茶的外觀是卷曲重疊的，與唐代流行的餅茶不同，是曝曬而成的散茶，點出了唐代喝茶的多元多樣面貌，這也讓我們知道，唐代的名流雅士飲茶并非都以茶餅研末，有時也喝散茶‍‌‍‍‌‍‌‍‍‍‌‍‍‌‍‍‍‌‍‍‌‍‍‍‌‍‍‍‍‌‍‌‍‌‍‌‍‍‌‍‍‍‍‍‍‍‍‍‌‍‍‌‍‍‌‍‌‍‌‍。

　　在中唐“風俗貴茶”的大背景下，茶成為長江流域文人雅士交流情感的媒介。上文已述唐代名茶盡出自長江流域，唐代又以春茶為貴，每至出春茶時節(jié)，長江流域的文人墨客以當?shù)匦虏璺饩}之后寄贈親友，或派專人或由驛遞送達對方，饋茶之流行使得驛遞專門設置茶庫貯茶，《唐國史補》中記載了江南驛站“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以陸羽為茶神之事。

　　對方收到新茶之后，往往酬之茶詩，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蜀茶》、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薛能《蜀州鄭史君寄鳥觜茶，因以贈答八韻》等便是其中代表作。若交情特別深厚的朋友，還會“乞茶”、“索茶”，如孟郊《憑周況先輩于朝賢乞茶》詩云:“曾向貴人得，最將詩叟同。幸為乞寄來，救此病劣躬”。這種風雅的饋茶分甘的交往方式，體現(xiàn)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禮輕情意重的旨趣。

　　除了寄茶分甘，名士往來常常舉辦茶宴、茶會。自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士子文人紛紛渡江避難，湖、常二州成為新的文化中心，文人間的茶會頻繁。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湖州茶會。大歷七年(772年)顏真卿任湖州刺史，舉辦了一系列茶會活動，規(guī)模最大的便是“三癸亭”茶會。顏真卿召集當?shù)丶巴獾匚娜藢W士二十余人，共同修纂《韻海鏡源》，于大歷八年(773年)春編纂完成，為紀念此事，顏真卿出資，陸羽主持設計施工了“三癸亭”。亭子落成時舉辦了大規(guī)模的茶會，皎然《奉和顏使君真卿與陸處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和顏真卿《題杼山癸亭得暮字》便是因此而作。

　　除了這種特定主題的大型茶會，友人相聚時也會舉辦私人的小型茶會，《月夜啜茶聯(lián)句》便是陸士修、張薦、李萼、崔萬、顏真卿、皎然六人茶會時品茗聯(lián)句而成。茶會中除了賦詩聯(lián)句，有時為了增加熱鬧的氣氛會擊鼓傳花，行“傳花飲”之法，“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隨著湖、常二州貢茶院的發(fā)展，官方也開始舉辦茶會，寶歷二年(826年)春，時任蘇州刺史的白居易收到常州刺史賈練和湖州刺史崔玄亮的邀請參加茶山茶會，白居易因墜馬腰傷無法前往，賦詩相寄，“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斗新”。茶山茶會除了給兩州人才提供交流平臺，更重要的是通過“斗新”提升了長江下游茶葉的品質。

　　關于如何“斗新”，我們大致可從《清異錄》中的記載猜測一二，“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下湯運匕，別施妙決，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魚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從這種品評茶之優(yōu)劣的“湯社”，到利用擊打茶湯而產生的紋理、浮沫變幻作畫的“茶百戲”，可以看出此類飲茶競技活動逐漸發(fā)展成熟為兩宋時期的斗茶。至晚唐五代時，唐代長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區(qū)的飲茶已經(jīng)從滌煩解渴、提神醒腦的飲料發(fā)展成為藝術欣賞的對象和文人雅士自身精神意趣的載體。

　　與漢族文人雅士飲茶更注重茶的文化價值相比，唐代長江上游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飲茶更加注重茶的實用價值。唐代長江上游劍南道西接吐蕃，南接南詔，少數(shù)民族眾多且大多屬于游牧民族。受自然環(huán)境和地理條件的限制，他們飲食上食肉飲酪，少食蔬菜，依賴茶“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膩”，對茶有高度的依賴，“寧可三日無肉，不可一日無茶”。唐樊綽《蠻書》卷七記載南詔地區(qū)蒙舍蠻茶事，“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銀生城即今云南景東，為南詔七節(jié)度之一銀生節(jié)度治所。銀生城界諸山，主要為普洱茶系諸山，大致包括今普洱市、臨滄和西雙版納的茶山。蒙舍蠻制茶原始粗放，不似唐人有“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一套流程，但其烹茶之法與“芼茶法”極為相似，都是茶種加香料調味。唐代長江上游不只南詔地區(qū)有茶事，自文成公主帶茶入藏，吐蕃地區(qū)也漸有茶事。

　　公元678年，吐蕃勢力進入云南洱海北部地區(qū)，于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統(tǒng)治西洱河北部鐵橋地區(qū)百余年，統(tǒng)治期間向白蠻、黑蠻征收賦稅，攤派差役，展開了密切的貿易，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便是茶馬貿易，吐蕃人民所換之茶大多來自銀生城界諸山，即“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唐國史補》中“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可知中唐之后，長江流域的名品茶葉已經(jīng)進入到吐蕃貴族的生活之中，但贊普不知常伯熊所烹為何物，可知他們的烹茶之法與漢族大不相同。

　　瀘州地區(qū)也有少數(shù)民族茶事，“瀘州之茶樹，夷獠常攜瓢穴其側，每登樹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竅，比歸必置于暖處，其味極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熱，彼人云飲之療風，通呼為瀘茶”。由此可知瀘州的少數(shù)民族所制的“瀘茶”出于高大的野生茶樹，其制茶的方法更加原始，即采茶時便口含茶芽令其舒展，通過悶烤烘干茶葉，茶葉品質也有高低之分，同漢人一樣以茶芽為佳，極為重視茶的藥用價值。

　　三、余論

　　縱覽整個中國茶葉種植與飲茶習俗發(fā)展史，唐代長江流域茶史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茶葉種植上看，除去嶺南道韶州、容州、象州產茶外，幾乎盡出自長江流域。唐建中年間，北方飲茶之風日盛，大量的茶葉需從長江流域運往北方，帶來了由南至北的繁盛的茶葉轉運貿易。位于大運河樞紐素有“揚一益二”的揚州，成為唐代茶葉南北運輸中重要的集散地，大量茶葉通過運河運到洛陽、長安。同時周邊少數(shù)民族開始依賴飲茶消解酒食、維持身體健康，刺激著唐王朝與周邊國家民族的茶馬貿易和茶馬古道的開辟。從茶葉品質上看，唐代所出名茶與貢茶皆出自長江流域。

　　《唐國史補》中所列23種名茶長江上游8種，中游9種，下游6種。《新唐書·地理志》中17個貢茶州中除懷州河內郡外，皆在長江流域，《膳夫經(jīng)手錄》中“以多貴”和“少而精”的茶葉亦盡出長江流域。茶葉是唐王朝重要的經(jīng)濟作物，名茶是出茶地的支柱產業(yè)。名茶不僅帶動了周邊茶葉的種植加工、茶葉貿易，還促進了與茶相關的各行各業(yè)的發(fā)展。

　　當?shù)匕傩斩嘁圆铻闃I(yè)，“江南百姓營生，多以種茶為計”，以祁門縣為例，“千里之內，業(yè)于茶者七八矣”，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記載了祁門出茶時節(jié)，各路茶商收茶時的盛況，“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唐代長江流域發(fā)達的茶業(yè)推動著唐代經(jīng)濟中心的南移。

　　唐代長江流域產茶各區(qū)域間也有不同的特點。長江上游巴蜀之地茶業(yè)歷史最為悠久，長期以來一直為茶業(yè)中心區(qū)域。以蒙頂茶為首的名茶種類繁多，但產量卻不高。因其與吐蕃、南詔等少數(shù)民族接壤，邊境茶馬貿易頻繁，周邊少數(shù)民族消費之茶大多來自當?shù)厮�產的大眾茶葉。長江中游茶業(yè)以中低檔茶葉產量大而聞名，以浮梁茶為代表的商貨茶葉價格低廉，滿足著廣大民眾的需要。長江下游茶葉整體品質高，產量大。尤其是唐代中期顧渚貢茶院設置之后，太湖茶區(qū)名茶產量劇增，源源不斷供應著王公貴族。

　　可與浮梁茶產量媲美的宣、歙兩州的大眾茶葉，以制置精好而名播天下。至唐建中之后，長江中下游茶葉產量和質量總體上超過上游地區(qū)，兩大區(qū)域內的茶業(yè)因茶葉轉運貿易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中游江州是重要的茶葉集散地，祁門之茶由昌江上游閶門溪，溯昌江西行過浮梁至鄱陽湖，再入長江;婺源之茶，由樂安江上游溯江至鄱陽湖，由鄱陽湖入長江。長江中下游茶葉再順江而下至南北運河樞紐的揚州，后運至北方，“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中晚唐之后，長江中下游茶區(qū)取代了上游巴蜀茶葉中心的地位。

　　縱觀唐代長江流域茶文化的發(fā)展歷程，茶樹起源于長江上游云、貴、川地區(qū)。文獻與考古資料顯示，至少在先秦時期飲茶已流行于西南一帶。漢代飲茶風習便由上游巴蜀之地漸次傳至中游荊楚之地、下游吳越之地。但是飲茶真正普遍深入到民間生活則是在隋唐時期。特別是盛唐之后飲茶之風由長江流域漸入北方，至唐中期北方飲茶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

　　“茶為食物，無異于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飲茶普及民間，變成僧俗日常的生活習慣，和佛教寺院清修的儀軌有關，特別是禪宗的坐禪敬茶儀式，把飲茶、信仰、生活、品味、嗜好連成一個共生循環(huán)的生態(tài)模式。茶在中國成“比屋之飲”的同時也將飲茶之風播及到周邊民族，“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茶成為聯(lián)結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間的神秘紐帶。

　　唐代長江流域各區(qū)域間飲茶習俗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色。長江上游少數(shù)民族飲茶習俗原始、粗獷，他們對茶的嗜好源于茶消肉除膩的保健作用，茶于他們而言是日常生活保持健康的必需食物，在烹煮飲用之時所關注的是茶葉本身的實用價值而非烹飲過程中所帶來的精神享受。而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茶業(yè)的興盛發(fā)展，為陸羽《茶經(jīng)》的撰寫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

　　《茶經(jīng)》對茶文化系統(tǒng)的闡釋，對飲茶之法精細的規(guī)范，將飲茶從養(yǎng)生功用的物質層面提到了審美藝術的精神層面，在這種茶文化氛圍中，長江中下游的文人雅士們以茶贈友，以茶會友，將日常飲茶活動同審美活動、精神追求相結合，極大地豐富了茶文化的內涵。長江流域各區(qū)域間多姿多彩的飲茶習俗共同構成了絢麗的中華茶文化飲茶習俗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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