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供應鏈不僅事關企業發展，而且關乎全球化的治理格局。2018年，蒙古國政府啟動《羊絨發展綱要》，將羊絨產業的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文章基于供應鏈發展與創新理論，從原絨供應端、原絨加工端和羊絨制成品端、渠道端、工藝與研發端，以及供應鏈金融端和物流服務等節點，分析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發展的存在問題、比較優勢及其政策措施，提出蒙古國民族羊絨產業供應鏈完善和提升的發展戰略。

　　關鍵詞：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存在問題比較優勢政策措施

　　供應鏈正在重構世界經濟的新格局。美國、英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基于供應鏈在經濟發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將供應鏈從企業微觀層面上升到國家戰略和全球治理的宏觀層面，把供應鏈政策作為提高經濟實力的重要手段和推進多邊合作的戰略工具。羊絨產業作為蒙古國僅次于礦業的支柱產業，其供應鏈布局事關蒙古國的國家經濟利益。2017年，蒙古國羊絨供應鏈各端口的利潤空間分別為：原絨/油脂羊絨環節4%～8%、水洗/脫毛羊絨初加工環節7%～10%、染色/紡織環節8%～16%、針織環節12%～40%、編織環節8%～20%。

　　供應鏈論文范例： 考慮質量控制和損失規避的供應鏈網絡均衡研究

　　同年，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實現產能分別為：水洗羊絨7350噸、精梳羊絨4110噸、紡織品1400噸、針織品289.3萬噸，編織品161.7萬平方米①。為了推動羊絨產業供應鏈結構的優化升級，蒙古國政府在2018年啟動了為期4年的《羊絨發展綱要》，重點支持企業技術革新和羊絨制成品的深加工出口，旨在推動蒙古國羊絨產業集聚，鼓勵制成品出口，并提出將羊絨制成品的出口份額由2017年的20%提升到2021年的60%的愿景。蒙古國羊絨產業的發展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

　　之后，蒙古國羊絨產業國際化進程加快，出口快速增長，2018年的羊絨制品出口額達到1980萬美元，位列世界第二②。蒙古國羊絨產業在政策激勵下，呈現出內銷額穩定但外銷額總體增長的發展態勢，供應鏈也隨之成長。蒙古國糧食和農業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羊絨制品國內銷售總額分別為6310萬、6401萬和6530萬美元，僅呈現微小差異，但內銷產品比例從2017年的30.7%，下降到2018年的25.7%，2019年進一步降至13.56%，足見外銷發展勢頭之強勁。

　　此外，對中國出口的水洗羊絨，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出口額分別為2.056億、2.519億、2.833億美元，兩年間出口增長37.79%。以上數據反映出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地位整體處于全球產業供應鏈低端、價值鏈環節弱的現實。因此，蒙古國羊絨產業有了較強的危機意識，加速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與多元化的國際供應鏈布局。

　　一、理論闡釋與研究動態

　　全球供應鏈的發展已經從單個企業層面的流程優化運營，轉向在整個產業鏈條、價值鏈條上的協同進步③與利益同盟，供應鏈理論與創新隨之快速發展。

　　(一)理論闡述

　　供應鏈管理理論圍繞為終端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消費體驗的目標，致力于降低生產、物流和融資成本，打造全鏈條競爭力，提升盈利水平。供應鏈管理理論主要涉及供應鏈發展理論和供應鏈創新理論。供應鏈發展理論認為，在1990—2020年的30年間，供應鏈發展經歷了1990年代開始的以制造商為主體的供應型供應鏈階段，之后在2010年代進入經銷商導向的反饋型供應鏈階段，當下，隨著全球化和區域化浪潮的演替，供應鏈理論在2020年代進入市場主導型的適應型供應鏈階段，以應對消費迭代的快速升級和多元需求的個性定制化。

　　在傳統的供應鏈成長路徑中，往往會聚焦瓶頸端口問題，以求進一步完善供應鏈的結構，為隨后進入快速打造競爭力階段奠定穩健的鏈條基礎。但是，在2020年代，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爆發所引致的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適應型供應鏈模式成為供應鏈可持續和創新的支點，產業供應鏈更加聚焦各個端口的垂直協同和早期介入，產業的國際供應鏈布局在區域層面的同盟關系因此走向更加緊密的合作。供應鏈的創新理論是在供應鏈發展中產生的。有人概括出八大原理，其中的系統原理和本文的研究相關性最強。

　　系統原理認為：供應鏈核心企業對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的控制將供應鏈各個端口企業連成一個整體的功能網絡系統，而系統集成能夠大大提升供應鏈整體乃至各端口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如此系統集成的新型供應鏈以及供應鏈管理所打造的適應型供應鏈模式，能夠更好適應產品的迭代速度和競爭環境的不斷變化。當前形勢下，理論界基于區域供應鏈變革提出近岸交易模式理論，這種鄰近區域企業集成與協同發展的模式，通過補鏈優鏈來有效降低企業庫存量，提升物流時效性，促進產業集聚，從而整體提升供應鏈的反應速度乃至各端口企業的盈利水平，對于相鄰國家間的產業同盟具有很好的實踐指導性。

　　全球經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放緩，對于以旅游業為支柱產業帶動羊絨產品銷售的蒙古國而言，所遭受的產業沖擊是巨大的，與中國羊絨產業“競”“合”博弈之間的尺度把握，成為其供應鏈政策的重要方向。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正在醞釀就蒙古國羊絨進口頒布《第三鄰國支持法》，以支持蒙古國的民族羊絨品牌企業在美國開展業務，幫助增強其在美國市場上與中國羊絨企業的競爭力。同時，美國還可能因此提高中國羊毛和羊絨產品的進口稅。

　　因此，在2020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蒙古國的羊絨產業供應鏈步入轉型拐點。行業大洗牌，機遇與挑戰并存，蒙古國整體發展層次不齊的羊絨產業供應鏈在發展第一階段尚未完善的情勢下，迎來世界供應鏈發展的第三階段——適應調整期，由1～2家國際知名品牌羊絨企業、十幾家民族品牌羊絨企業和上百家小微羊絨企業及手工作坊構成的蒙古國羊絨產業集群，勢必呈現出三個階段并存的供應鏈發展差序格局。同時，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是蒙古國羊絨企業無法舍棄的。何況，中蒙兩國有著地緣邊界和族緣紐帶優勢，在中蒙自由經濟區發展近岸交易模式、建立互惠互利的兩國產業供應鏈同盟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環境，有助于推動兩國供應鏈的集聚發展。

　　(二)研究動態

　　當前，理論界對于供應鏈的研究主要聚焦集群供應鏈、數字供應鏈以及供應鏈的國際化發展等領域。集群供應鏈是供應鏈發展的方向，這是一個實現了縱向上核心企業帶動、橫向上優勢共享的供應鏈集成創新系統。韓凈宇(2011)認為，集群式供應鏈的培育和持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許多相關配套措施和政策。提出要從實際出發，以產業結構調整為契機，以工業園區或自由貿易區為支點，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互動作用，形成“簇群”發展。

　　就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的現狀，麗麗(2019)認為烏蘭巴托周圍Emeelt、Nalaikh等羊絨工業園區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創新水平尚弱。AriunchimegShatar(2017)通過區位商模型，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對烏蘭巴托羊絨產業集群的集聚程度進行了測度和比較分析，認為烏蘭巴托及其周邊初步形成了羊絨產業集群，但蒙古國整體的羊絨產業目前仍停留在價值鏈低端，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強。

　　照日格(2019)則提出應組建蒙古國羊絨制品企業聯盟，并成立相應的管理委員會，以應對企業國際化經營中的摩擦。同時，他對蒙古國羊絨制品生產企業國際化經營現狀、風險識別、風險評價、風險防范等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并以模糊綜合評價得出：蒙古國羊絨企業國際化經營風險為“一般”級別的占65.02%，“較低”級別的占3.62%，“較高”級別的占26.32%，呈現出國際市場拓展的差序格局。

　　并且，蒙古國羊絨制品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偏低，導致產品附加值低，傳統工藝的附加值優勢也沒能發揮和挖掘出來。他采用李克特5點法對蒙古國羊絨制品生產企業國際化經營風險評價的影響指標權重排名顯示：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整體較為缺乏國際化運營經驗，這方面風險度最高;其次是管理風險、匯率風險及資金能力——由于信息化程度低、人員波動大以及主權貨幣的弱勢地位而面臨較大的經營風險。數字經濟也正在深刻影響著供應鏈模式的創新。中國學者研究了影響智慧供應鏈績效的理論框架，蒙古國在相關方面的實踐和研究有待跟進。數字經濟還加速了供應鏈安全問題的解決方案。

　　李子文(2019)提出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企業、產業甚至國家競爭都體現出供應鏈競爭的特征，如美國的供應鏈政策聚焦供應鏈安全風險評估;李艷(2020)探討了國際規范視角下的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ICT)供應鏈安全治理問題，認為隨著各國圍繞新興技術應用與數字經濟發展競爭日益激烈，ICT供應鏈安全問題超越技術本身，日益成為一項涉及技術、經貿甚至國家安全的復雜性、綜合性安全議題。張曉蘭(2021)也認為，全球政治格局的多極化，正在引致企業全球供應鏈布局的多元化。同時，區域供應鏈的生產網絡布局，除了考量雙邊政治關系、地緣關系和產業集群度外，在未來幾年還將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從而給國際供應鏈合作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

　　同時，物流和金融服務作為供應鏈服務領域的重要內容，備受關注。王立楓(2012)分析了供應鏈金融的現狀，認為政府應設立供應鏈金融發展專項資金、構建融資信息服務平臺、加快引進大型物流公司并創新供應鏈金融產品。彭華云(2020)認為國際供應鏈金融模式的完善及其流程優化是基于現代互聯網技術的應用所催生出的三大模式：物流企業主導模式、企業集團合作模式和商業銀行服務模式。在供應鏈金融基礎設施的研究領域，區塊鏈技術應用研究正異軍突起，作為未來保障金融安全和交易信用的焦點技術的最重要基礎設施，區塊鏈正在“促進當今互聯網從信息傳遞上升到價值傳遞的新高度”。

　　中國的布比分布式供應鏈金融網絡，運用區塊鏈技術實現了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單一垂直交易下網絡化結構的升級，從而構建起供應鏈各方基于可信可驗證的貿易關系，進而解決了供應鏈中小微企業帶框的背書和資信認證問題，促進了供應鏈融資效率(梁春麗，2020)。可見，區塊鏈技術的價值發現正在改變供應鏈的時空格局。韓嵩和周麗(2020)利用2017年中國投入產出表和2014年世界投入產出表的數據提出物流業的剝離方法，編制出包含獨立物流業的世界投入產出表，從供應鏈的角度構建對外后向關聯度、對外前向關聯度和對外依存度的測算方法，并對中國物流業及其各行業與43個國家或地區的空間關聯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全球供應鏈會進一步縮短，區域供應鏈則進一步增強。

　　他們的研究支持了近岸貿易模式的觀點，即牛播坤(2020)的研究觀點：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嚴峻形勢下，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全球布局，更加理性地選擇了“內縮化、同盟化和多元化”的企業戰略，并且隨著全球供應鏈體系深度變革的發生，區域內供應鏈體系以及近岸生產模式會得到加強。由此，在中蒙自由經濟區具有開展兩國羊絨企業供應鏈近岸生產模式的可行性。

　　二、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分析

　　透過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的原絨供應端、原絨加工端和羊絨制成品端，以及渠道端、工藝與研發端、供應鏈金融端和物流服務等節點，分析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存在的問題、比較優勢及其政府政策，能夠對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結構及其競爭力做出判斷。

　　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渠道分層明顯，僅排名前3的羊絨企業有完善的供應鏈體系，而在2017年前后發展起來的民族羊絨企業為中小型企業。

　　1.存在問題蒙古國羊絨產品在出口中的份額為5%，出口產品以高端和定制為主。以GOBI為代表的蒙古國羊絨供應鏈“鏈主”企業，自有原羊絨加工、紡紗、編織和渠道的全產業鏈布局，主打羊絨服裝、服飾和家庭用品，為傳統的“門店+經銷商”模式，互聯網營銷不是主流。同時，其品牌宣傳力度不夠，分銷渠道也有待進一步加強。對于民族羊絨企業而言，則初具供應鏈雛形，企業競爭力和經營穩定性較差。隨著世界羊絨產業供應鏈布局的進一步分化，品牌生產商和零售商分享到更多的利潤，還派生出合同經紀人。價值鏈的分化削弱了還處于品牌成長期不具備分銷渠道的蒙古國民族羊絨企業的利潤增長性。

　　此外，在中國羊絨行業強大的技術、產能和門店優勢下，蒙古國民族羊絨企業在中國進入門店的門檻高、經營風險大，以致其大多以民間方式開展邊貿，建立邊境分銷點，并嘗試“展會+分銷商+微信朋友圈”的營銷模式，成為蒙古國電商經營的先鋒。在2021年中國福州5·18展會上參展的兩家蒙古國企業，一家是蒙古國民族羊絨企業的中國分銷商，另一家是在蒙古國投資生產后返銷中國的中國羊絨企業，它同時代理多家蒙古國民族羊絨企業的產品。在2021年第十七屆海拉爾“一帶一路”展會上，41家代表蒙古國企業產品參展的經銷商，參展產品90%以上是蒙古國民族羊絨企業的產品。

　　2.比較優勢蒙古國羊絨制品的終端消費市場走的是中高端和國際化路線，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中高端市場渠道，主要的消費者是國外游客和發達國家市場，線下門店業績與產能匹配度高。自2013年以來，蒙古國民族羊絨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大量采購國際先進的生產設備，執行國際先進的產品認證標準，其民族羊絨企業有著承接日韓等國定制產品的生產優勢和訂單渠道。蒙古國排名前5的羊絨企業普遍有著良好的品牌聲譽和穩健的線下渠道通路以及國際供應鏈合作關系。

　　GOBI公司在國內有8家專賣店和7家經銷商，國外有2家專賣店和52家經銷商——其中的35家在俄羅斯，中國和德國各4家，日本、瑞士、瑞典等國有1到2家零售店。由于采取了訂單式采購，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很有限，同時，專賣店產品的奢侈品高端定位和統一定價模式也讓購買者的議價能力很有限，從而維持了GOBI公司在議價能力上的比較優勢，經營穩健度較高。由GOBI公司牽頭發起的“蒙絨聯盟”帶動蒙古國民族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共同推出“蒙古貴族纖維品牌產品”，打造蒙古國羊絨制品的共同品牌，并進一步建構供應鏈“綜合貿易網絡”集體渠道。

　　三、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發展的戰略設想

　　供應鏈研究已經成為關乎國家安全的熱點問題。羊絨產業供應鏈的提升與完善是蒙古國國家戰略的發展要求，尤其是供應鏈的國際化、集群化、數字化作為一種發展趨勢，值得關注。蒙古國和中國作為世界原絨主要產地和中高端羊絨制品制造的后起之秀，兩國的羊絨產業供應鏈具有良好的互補性。為此，蒙古國政府應繼續加大對民族羊絨企業的扶持力度，尋求與中國羊絨產業供應鏈在結構布局上的調整及其市場上的細分，在行業洗牌中推進羊絨產業供應鏈的完善與提升，提高企業效益。

　　(一)推動中蒙兩國羊絨產業供應鏈交流，達成供應鏈跨國同盟

　　在區域經濟浪潮下，對于蒙古國而言，進一步融入中蒙俄區域經濟走廊，通過供應鏈同盟降低風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而中國羊絨產業在國際原絨價格方面的定價權和卓越的原絨加工研發工藝，尤其是原絨替代品研發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可以幫助蒙古羊絨產業轉型與發展，尤其是幫助轉型加盟非純羊絨的產業供應鏈，進而通過發揮其在服裝設計審美上的優勢，發展出環境友好和資源節約型供應鏈。這樣的供應鏈結構調整和同盟關系，也有利于蒙古國在保有民族羊絨品牌企業傳統的純羊絨制品生產優勢基礎上，發展壯大紡織經濟，進而助力經濟增長。目前，蒙古國羊絨產業對中國的出口結構以非增值類的原絨為主。

　　隨著中蒙自由經濟區的推進和供應鏈同盟的預期，這個局面正在改變。坐擁全球無可爭議的原絨主產區，有著相同的東方民族文化傳承，蒙古國羊絨產業應加強與鄰國中國的供應鏈合作，挖掘中央走廊的經濟潛力，推進中蒙兩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的重構，攜手開拓國際市場。因此，要以中蒙自由經濟區為樣板，在區內共建羊絨產業供應鏈集群，加強同盟關系和水平分工，并通過產業集聚降低物流成本，共同提升兩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的規模、水平和品牌影響力。同時，在兩國邊境自由經濟區試點數字供應鏈金融，發揮中國資本運營的經驗優勢，為區內蒙古國羊絨企業創造優厚的供應鏈金融條件，借此扶持一批民族羊絨企業和品牌。

　　(二)加大羊絨補鏈強鏈力度，重點布局中央走廊的供應鏈服務業

　　2019年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現有的研究大多只涉及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的一個階段，僅關注到牧場層面的生產力或與基礎設施差有關的問題，而缺乏對蒙古國作為中央走廊功能的價值鏈增值與盈利性的足夠重視。報告同時認為，盡管蒙古國的羊絨產業供應鏈在某些端點比較優勢明顯，但隨著中蒙俄經濟走廊所輸送的貿易量的增加和規模的不斷擴大，原羊絨的大量出口阻礙了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的發展，但羊絨羊毛產業是中蒙俄經濟走廊三方最可能成功合作共贏的產業。

　　目前，中蒙兩國羊絨產業產能占到世界份額的90%，中蒙自由經濟區和中蒙俄自由經濟區建設也正在邊境多地大力推進中，蒙古國羊絨產業應把握好這個機遇，優化羊絨產業供應鏈結構，聚焦瓶頸問題，以問題導向創造發展機遇。作為中央走廊，蒙古國不但可以借助走廊提升產業經濟實力，更應該借助中國資本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支持民族品牌成長，并以后發優勢建立起高效的現代物流產業體系。

　　一方面，蒙古國政府應繼續加大財政扶持力度，改變國內羊絨供應鏈處于低端的原絨加工為主的現狀，加大力度培育供應鏈各端點的核心企業，并加大服務力度，引導民族羊絨企業改變單打獨斗的傳統，出臺政策、建立平臺，推動牧業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的發展。另一方面，蒙古國政府應持續改進營商環境，針對國內羊絨產業供應鏈的短板，客觀分析羊絨產業供應鏈的比較優勢，借力中蒙俄經濟走廊的發展，加大FDI引進力度和供應鏈服務業發展導向，重點布局發展中央走廊的供應鏈服務業，以物流園區和供應鏈金融園區的建設、集聚和創新，帶動供應鏈整體的結構升級。

　　(三)改進投資環境，加速發展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正在重構全球供應鏈結構，也推動著傳統產業的技術與管理變革，并且迎合了輕資產時代的訴求。蒙古國政府應加大數字經濟FDI，以數字經濟的推進與合作架構中蒙羊絨產業“綠色生產”全球供應鏈創新體系，并持續改進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打造電商平臺，并構建“供應鏈共享信息平臺”，為民族羊絨企業快速及低成本融資、及時把握市場信息和精準決策、科學運營創造良好的內外部條件。

　　就蒙古國羊絨產業供應鏈而言，目前排名前5的規模企業在供應鏈業務和技術層面上，正在數字經濟驅動下邁入適應型供應鏈調整階段;而蒙古國為數眾多的中小型羊絨民族企業，則具有較好的適應數字經濟的快速反饋和業務、技術模式迭代發展的能力，而數字經濟也將帶給這些中小型民族企業協同與整合供應鏈功能型、反饋型和適應型發展階段的發展機遇。

　　數字供應鏈模式的迭代與整合能力一旦被挖掘出來，就將賦能民族羊絨企業供應鏈的超常規迭代發展模式，從而突破供應鏈發展的三個階段理論，迅速推動著蒙古國中小型民族羊絨企業供應鏈體系的跨國布局與完善。因此，數字經濟就成為蒙古國中小民族羊絨企業拓展供應鏈的高速路。也因此，在服務型供應鏈創新方面，蒙古國中小型民族企業在一貫的產品設計和定制化服務優勢的基礎上，又有了數字時代靈活、多元和跨界的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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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彤1姜愛林2道格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