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義]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作為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內容之一，對其供給效率進行評價有利于促進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方法/過程]以我國30個省(市區(qū))為研究對象，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對2018年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進行分析，通過ArcGIS深入剖析供給效率的空間趨勢特征，在此基礎上運用地理探測器探究供給效率的驅動因素。[結果/結論]研究發(fā)現：①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綜合技術效率總體水平較好，但省(市區(qū))間差距較大，規(guī)模效率對綜合技術效率牽制能力弱于純技術效率。②供給效率整體呈空間集聚的態(tài)勢。其中：綜合技術效率呈“南北低中間高，西低東高，南北與東西均較為平緩”的走勢;純技術效率同綜合技術效率的走勢相近，但在東西方差距較為顯著，呈由東向西遞減規(guī)律;規(guī)模效率在南北方上呈“由南往北遞增”的態(tài)勢，東西方上呈倒“U”型分布。③供給效率空間分異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密度、經濟發(fā)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財政分權、信息基礎設施、城鎮(zhèn)化水平、移動互聯網建設和網絡普及率，且兩兩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單一因子的交互作用。

　　關鍵詞：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　DEA模型地理探測器空間分異驅動因素

　　1　引言

　　隨著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和通訊技術的迅猛發(fā)展和進步，為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讓公共文化服務變得觸手可及，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作為公共文化服務發(fā)展所衍生出的新形式，不斷迸發(fā)出新的文化活力。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是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借助數字化網絡傳播手段，以滿足公民數字文化需求為目標，向社會成員提供的數字文化產品、設施、活動及相關服務的總稱[1-3]。

　　教育論文范例：數字化平臺助推教師發(fā)展

　　當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雖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依然存在諸多突出矛盾和問題，全國大部分地區(qū)數字化有效覆蓋不足，供給和需求不契合，供給滯后，效率低下，且由于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不一，空間分配不均現象較為明顯，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財政資金和數字文化資源的浪費。因此，提升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難題之一。

　　當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務效能、服務質量、服務均等化、服務需求、服務供給、績效評估以及相關的服務實踐等層面。其中，服務效能研究主要圍繞效能提升，從服務的主體、資源、保障及效果評價等多個方面作了探索，服務的主體[4-6]、資源[7-8]和保障[9]主要是對外部情境的探討，而效果評價則涉及的是認知[10]、需求[11]等主觀建構性因素[1];服務質量研究主要關注的是質量的提升，通過運用服務質量差距模型，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質量差距深入剖析，進而找到提升策略[12];服務均等化研究主要著眼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從當前發(fā)展現狀出發(fā)，運用泰爾指數、網絡調查等方法[3，13]，對地區(qū)差異[14]、實現路徑[15-17]等多個方面做了深入探討。

　　服務需求研究則主要關注公眾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認知、需求、使用、滿意度[11]以及相關的影響因素[18];服務供給研究主要體現在如何優(yōu)化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9]、實現數字文化服務的有效供給上[20-21];績效評估研究著眼于社會效益視角[22]、整體性視角[23-24]、二元評價視角[25]，從評價主客體、指標體系[26]、方法與工具[27]等方面，運用量化研究[28]，分析了當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評價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上述研究為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但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評價方面仍略顯薄弱，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公共數字文化作為公共文化在數字時代的產物，在投入、產出等方面都與傳統(tǒng)文化大不相同，且由于各地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發(fā)展存在差異，管理方式各異，導致其在供給資源配置效率上空間差異明顯。

　　因此，當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存在怎樣的空間差異特征?哪些因素會影響供給效率的空間差異?以上問題的解決對提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擴展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和傳播范圍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筆者采用數據包絡法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進行分析，運用趨勢面分析法深入剖析供給效率的空間分布規(guī)律和變化過程，利用地理探測器對供給綜合技術效率的驅動因素進行探究，以期為各地區(qū)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提升和空間結構優(yōu)化提供決策依據。

　　2　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研究方法與指標構建

　　2.1　研究方法

　　2.1.1　數據包絡分析

　　數據包絡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用來比較含有多個投入多個產出決策單元相對效率的方法[29]，尤其適合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這種多投入多產出的[30-31]。為真實反映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將每個省份的多項投入和產出數據，利用線性規(guī)劃，構建數據包絡曲線。其中，位于生產前沿面(最優(yōu)投入和產出)上的省份為DEA有效(效率值為1)，未處于生產前沿面的為非DEA有效(值處于0-1)[32]。DEA模型可細分為CCR模型、BCC模型和Malmquist生產指數模型，本文中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測算主要采用規(guī)模報酬可變模型(BCC)。

　　2.1.2　趨勢面分析　　趨勢面分析主要是用來研究變量在空間區(qū)域內的分布趨勢，它能準確模擬出地理要素在空間上的分布規(guī)律[33-34]。筆者運用趨勢面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總體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

　　2.1.3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一種用于分異和探察空間異質性及其背后驅動力的工具，因受到的限制少，被廣泛用于自然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事物空間分異的形成機理制究[35-38]。筆者主要運用因子探測和交互作用探測，在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測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析哪些因素會影響供給效率的空間分異。

　　2.2　供給效率測度的指標來源

　　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進行測算，首先需要構建科學合理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指標選取既要真實反映當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投入產出狀況，又要克服指標間的多重共線性關系[39]。

　　鑒于目前尚無統(tǒng)一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評價標準，筆者借用完顏鄧鄧、王子健[3]和李岱[40]等人的觀點，同時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統(tǒng)計口徑問題，選取公共文化支出費用、公共圖書館中電子閱覽室面積、可供讀者使用的終端數、博物館舉辦網站數量、博物館網站訪問量、博物館舉辦微信公眾號和微博數量、文化站計算機臺數、數字文化手機APP數量作為投入指標，將圖書館網站訪問量、博物館網站訪問量、博物館舉辦微信公眾號和微博關注人數、廣播覆蓋率、電視覆蓋率以及各省官方發(fā)行有關數字文化手機APP的下載量作為產出指標。其中，有關數字文化手機APP的數量和總下載量主要采用完顏鄧鄧等人的做法，從微信公眾號平臺、西瓜數據-公眾號大數據監(jiān)控平臺、APP下載市場等相關平臺獲得[3]。

　　2.3　數據來源

　　由于各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居民文化素養(yǎng)水平和當地政府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重視程度的不同，筆者僅對我國大陸30個省份(其中，海南屬于孤島類型，與其他省份不接壤，在進行空間分析時，會使程序計算困難，影響結果的真實性，因此分析時不包含海南)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進行測算與分析，由于官方從2018年才開始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有較為詳盡的統(tǒng)計，故時間維度選取為2018年。

　　文中所涉及的投入、產出變量數據來自《2018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8年中國文化文物統(tǒng)計年鑒》以及相關網站;驅動因素分析中所涉及的變量數據主要來源于《2018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8年中國互聯網發(fā)展報告》和政府網站。研究中所缺失的數據，采用學界現在普遍的做法，用加權平均法或趨勢外推法[39]進行補全。

　　3　我國省域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與規(guī)模收益分析

　　3.1.1　供給效率及其分解

　　筆者在DEA模型的基礎上，根據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測度指標體系，運用MaxDEA軟件測算了2018年我國各省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的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guī)模效率。

　　(1)綜合技術效率層面。效率有效的省(市區(qū))主要包括：北京、遼寧、上海、江蘇、福建、重慶、四川、云南、陜西和寧夏，占總量的33.33%，集中在西南和東部沿海地區(qū)，主要得益于當地經濟的發(fā)展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調控以及充足的資金支持。效率值高于均值(0.8170)的省(市區(qū))占到總量的56.67%，而低于均值的省(市區(qū))只占到43.33%，說明30個省(市區(qū))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總體水平相對較好，但仍有較大提升和改進空間。從變異系數的角度來看，其值為0.2298，說明各省(市區(qū))之間的效率差距較大，“馬太效應”[35]明顯。其中，內蒙、山西、天津、安徽、湖北、廣東、湖南的效率低下是由于投入規(guī)模不足所致，河南主要歸因于技術效率低下，黑龍江、山東、江西、吉林、廣西、貴州、西藏、甘肅和新疆的效率低下主要是因為純技術效率低下，資源要素沒有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

　　(2)純技術效率層面。效率有效的省(市區(qū))有20個(占總量的66.67%)，其中，東部8個，中部4個，西部7個，東北1個。

　　(3)規(guī)模效率層面。效率有效的省(市區(qū))有11個，占總量的36.67%，大多分布在西南和東部沿海地區(qū);無效的有19個，占總量的63.33%。其中，內蒙、天津、湖北、安徽規(guī)模效率相對較低，分布在0.80以下，需要在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上加大投入。

　　為更好地分析純技術效率、規(guī)模效率對綜合技術效率的影響程度[41]，筆者引入變異系數來測算各效率組列內部的波動程度。從效率均值來看，規(guī)模效率>純技術效率>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綜合技術效率的整體提升;從變異系數來看，綜合技術效率變異系數>純技術效率>規(guī)模效率，說明純技術效率的波動程度大于規(guī)模效率的波動程度。

　　綜合均值和變異系數，可以得出規(guī)模效率對綜合技術效率的牽制能力弱于純技術效率，這是因為當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雖然呈現出數字技術含量高、文化創(chuàng)新速度快、機構合作頻繁等特點，但受限于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等因素，除東部沿海和中部發(fā)達地區(qū)的省(市區(qū))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有頻繁的人才流入和機構合作外，其余省(市區(qū))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依舊任重而道遠。

　　4　結論及建議

　　提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是促進公共文化服務體質增效、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關鍵舉措。因此，以效率的空間分異及驅動因素作為研究的出發(fā)點來探討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狀況具有重要意義。筆者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測器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進行測算，對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深入挖掘影響公共數字服務供給效率因素，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供給綜合技術效率有效的省(市區(qū))主要分布在西南和東部沿海地區(qū);純技術無效的省(市區(qū))主要集中在經濟發(fā)展相對緩慢的西部地區(qū)，其余省份為純技術有效;規(guī)模有效的省(市區(qū))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蘇、福建等經濟發(fā)展較快的東部沿海地區(qū)以及四川、重慶等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相對較好的西南地區(qū)，且規(guī)模效率對綜合技術效率的牽制能力要弱于純技術效率，這說明，單純依靠投入規(guī)模的擴大已不能支撐起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未來在注重硬件設施、資金等數量上的投入時，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加大科技創(chuàng)新，確保數字資源無障礙傳播，提高服務質量。

　　第二，供給效率整體呈空間集聚態(tài)勢。其中，綜合技術效率呈“南北低中間高，西低東高，南北與東西均較為平緩”的走勢;純技術效率與綜合技術效率走勢相近，但在東西方走向上顯著不同;規(guī)模效率在東西方向上呈倒“U”型分布，南北方向呈“由南往北遞增”的態(tài)勢;空間集聚態(tài)勢進一步說明了當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發(fā)展存在明顯的區(qū)域差異，東部地區(qū)憑借渾厚的經濟實力、完備的人才保障、先進的技術手段、充足的資金支持和完善的政策體系等優(yōu)勢，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不斷迸發(fā)出新的發(fā)展活力，而西部地區(qū)由于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資金投入不足，加上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流失、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數字文化服務網絡的不健全，供需不匹配，服務效能低，公共數字文化建設缺少活力;此外，造成區(qū)域異質性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長久以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沒有形成規(guī)范和統(tǒng)一的標準流程和指導，使得各地在開展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時，各行其道，存在建設不標準、操作不規(guī)范等問題。

　　第三，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且每個因素對供給效率空間差異的影響程度都大不相同;兩兩因素的交互作用始終都大于單因素作用;經濟發(fā)展水平、人口密度和財政投入仍是影響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發(fā)展的關鍵因素，可以看出，當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仍存在單純依靠政府投入以及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外部支持等問題，該問題的存在已影響到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未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需要改變這種狀態(tài)，創(chuàng)新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體制機制，加強同市場、社會力量之間的密切合作與 交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信息基礎設施、網絡普及率和移動互聯網建設雖然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發(fā)展的重要性還沒有完全凸顯出來，其影響力相對較小，但其卻是從根本上影響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的重要因素，其作用力不可小覷，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地方。

　　為提升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結合研究結果和當前其供給過程中所存在的現實問題，筆者提出以下應對策略：①科學配置數字文化資源要素，合理調整要素的結構和規(guī)模。政府作為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主要供給主體，在優(yōu)化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資源配置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且當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存在著明顯的空間集聚態(tài)勢。因此，政府應制定合理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政策，加強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各項投入，特別是要加強數字文化資源向經濟不發(fā)達和欠發(fā)達地區(qū)的傾斜，提高數字文化服務資源的利用率，實現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均衡發(fā)展。②要立足技術創(chuàng)新，夯實信息化基礎。當前，雖然各地的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等機構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數字文化平臺，但受限于技術水平，政府及相關文化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群眾的文化需求不匹配，公眾互動的體驗感較差。

　　故要加強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科技在文化機構中的應用，豐富信息的多元化推送，拓寬服務對象的廣度與深度，夯實信息化基礎。③打造數字化人才隊伍。高素質、專業(yè)化的人才隊伍是提升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現有的文化機構工作人員要轉變傳統(tǒng)的服務思維方式，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數字化技術培訓中，提高其對數字設備操作的熟練程度與開發(fā)數字化文化資源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化機構要積極引進相關專業(yè)的高校畢業(yè)生，讓新鮮血液流入到公共數字文化服務建設中來。

　　筆者以省域為單位，借助相關研究方法，分析了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及其空間分異特征和驅動因素，彌補了當前學界對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研究缺乏等不足。但受限于官方所公布的關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領域數據較少，筆者所構建的指標體系還很難全方位覆蓋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全部內涵，構建更為全面合理的指標體系值得進一步探索。與此同時，由于每年的統(tǒng)計口徑也存在差異，官方對于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相關的數據從2018年才開始陸續(xù)公布，所以這也是本文的研究局限所在和下一步需要繼續(xù)深入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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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少惠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