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文獻資料法與邏輯分析法，通過梳理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發展歷程，剖析我國經濟發展新趨勢，對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國內環境與國際環境進行了理論分析，結果表明: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國內政策環境有很大改善，國際市場有待進一步開發。但科技創新性不足，專業人才稀缺;品牌建設滯后，中高端市場占有率低;生產鏈條發展不平衡。因此，建議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要積極進行風險管理與風險交流，成立相應的業內組織與平臺;積極推行“走出去”戰略，加強國際合作，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市場;引進人才、準確定位、重視品牌建設，向高附加值模式轉型;積極推進科技創新，整合資源，注重創新專利的開發與保護;以政策為導向，順勢而為，主動適應生存環境的改變。以期為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尋找未來發展方向提供借鑒。

　　關鍵詞:新拐點;體育用品制造業;環境;路徑

　　2013年，習近平同志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中發表重要演講，認為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隨后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深層次改革;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仍在繼續并且持續深入。2020年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節點，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重要拐點，那么當前所處的時期就是一個新的歷史“拐點”。

　　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住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歷史契機，成就了今天的體育用品大國。進入新世紀已經近20年，中國經濟社會仍在飛速發展，伴隨著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拐點，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在發展中也面臨著在新的歷史拐點中如何適應歷史新潮流，尋找新契機，獲得新發展，從體育用品制造大國華麗轉型為體育用品制造強國的重要歷史節點。

　　1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1.1建國初期的體育用品制造業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體育舉國體制的建立與我國運動員的突出成績，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逐漸建立了“京、津、滬、穗、黑”五大體育用品制造業基地和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四大商業供應站[1]，由于當時我國的特定歷史條件，體育用品制造業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政府行為，所以發展很不充分。

　　1.2騰飛的體育用品制造業

　　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真正揚帆起航，成為世界體育用品制造業的“世界工廠”起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1978年改革開放后，我國重視市場因素，引進外資，充分發揮生產要素優勢，與此同時國際市場正在進行新一輪產業轉移，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在國內外雙重利好因素的影響下獲得了巨大發展。20世紀末，中國已經擁有全球65%以上的體育用品生產份額[2]。我國的體育產品出口活動涉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貿易伙伴集中在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3]。我國現如今是最大的體育用品制造國家，也是全球能夠獨立生產體育用品種類最多的國家[1]。

　　我國體育產業與體育用制造業穩步提升，體育用品制造業產值占總產值的60%以上。與此同時，2017年，體育用品及相關產品制造增加值為41.8%，體育用品及相關產品制造的總產出和增加值最大，分別為13509.2億元和3264.6億元，增長速度分別為12.9%和14.0%。2017年，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利潤總額達到81億元，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484.9億元，出口交貨值達到568.7億元。可見，體育用品制造業在我國體育產業中已形成柱性地位。

　　1.3產業結構

　　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依靠我國改革開放與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迅速發展為體育用品制造大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獲得空前發展，但是大量的代加工生產方式使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始終處于國際生產鏈條低端，由于長期缺乏核心技術與自主品牌致使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利潤率無法獲得質的提升，嚴重阻礙了我國體育制造業向體育制造強國轉變的前進道路。在整個體育用品生產銷售鏈中，如耐克、阿迪達斯等國際體育用品企業掌握著產品研發制造的核心技術，并通過專利的形式進行技術壟斷，將產品銷售與代理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大部分利潤流入海外企業，中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呈現出“中間粗，兩頭細”的結構特征。

　　1.4空間分布

　　我國絕大多數體育用品制造業企業分布在長三角地區(浙江、江蘇、上海)、珠三角地區(廣東、福建)以及環渤海(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地區，甚至高度集中于個別地區，例如福建省晉江市，其行政級別僅為縣級市，但是體育產業卻高度集中，截止2017年，晉江市擁有法人注冊的體育相關企業達9110家，年產值達2000萬以上的企業404家，國家級體育品牌42個(中國馳名商標)，上市公司21家。年產運動鞋達10億雙，全球有六分之一的運動鞋產自晉江，安踏、特步、匹克等著名國產品牌均出自晉江[4]。

　　高聚集性分布與我國改革開放總體格局規劃以及國際投資有關，珠三角依靠港澳臺，長三角擁有上海等一批對外開放的港口，環渤海地區背靠北京、天津，擁有天然的政策優勢與區位優勢。通過政策紅利以及港口等對外輸出優勢，這三類地區獲得優先發展并一直延續至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體育用品制造業企業數量少，產能低，聚集性低，零星分布于中西部各地，個別省市的體育用品制造業幾乎為零，雖然國家進行政策調整，在中西部地區設立產業基地，吸引東部體育用品制造業進行產業轉移，推動東中西部協調發展體育用品制造業，但是目前仍沒有形成規模[5]。

　　2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國內營商環境

　　改革開放與國際產業轉移推動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騰飛，成就如今國際聞名的“世界工廠”。隨著國際發展形勢愈發復雜，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生存環境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基于過去的成功經驗、在新的歷史背景下獨善其身是不可取的，那樣只能會因為墨守成規而招致失敗。

　　2.1經濟新常態下的體育用品制造業

　　我國經濟新常態的概念是2014年由習近平主席在APEC峰會中提出，主要內容共有三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6]。應對經濟新常態的現實情況，國家政策層面做出了適時調整，十九大報告中就中國現今經濟發展問題給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決端正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制造業首當其沖，作為中國制造業的重要分支，體育用品制造業需要在經濟新常態下了解新環境，樹立新思維，適應新變化，找到新方法，走出新路子，用積極的心態迎接挑戰，大浪淘沙，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優化產業結構，改善產業結構，完善行業秩序，細分行業標準，積極推進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走向國際前端。

　　2.2供給側改革框架下的體育用品制造業

　　體育用品制造業不僅僅隸屬于體育產業，從宏觀意義上講，體育制造業仍然是我國龐大的制造業體系中的一員，從制造業的角度看待體育制造業，仍然可以給予我們新的啟發。《中國制造2025》是我國對制造業最新的政策總領性文件，對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具有重要引領性作用，有以下幾點值得體育制造業關注: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積極尋求國際合作，開發國際市場與國際產業布局;完善行業標準，強化知識產權運用;積極利用云計算、3D打印等高新技術，促進生產設備智能化與生產過程智能化;加強質量品牌建設，完善質量監管體系;促進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支持有效的兼并重組;積極推動行業信息交流平臺建設。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提供產品以低端為主，品牌知名度與認可度不高，2018中國品牌價值100強研究報告中體育用品企業僅安踏一家企業上榜。

　　其中，安踏以品牌價值262.3億元，位列榜單第55位。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對市場信息掌握不足，受到歷史發展情況的影響，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環境、土地等要素支撐，走低附加值，貼牌加工的老路，對于人才引進與科技創新投入不大，致使具有較高單位效益的體育用品中高端市場被耐克、阿迪達斯等外國品牌占領。伴隨著供給側改革的逐漸深入，對于體育制造業落后生產方式與產業結構將會產生深層次影響，有利于相關企業的品牌建設、提升生產質量與科技創新能力、改善生產服務、提高企業附加值，占領體育用品行業中高端市場。

　　2.3政策紅利下的體育用品制造業

　　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46號文件)，作為中國體育產業里程碑式的官方政策文件，極大的促進了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對體育用品制造業同樣做出相關發展規劃:改善產業布局，促進東中西部協同發展，壯大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區產業集群優勢;促進體育用品制造業科技創新，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對高新技術性的體育企業降低企業所得稅;加強體育品牌建設。

　　2016年，國家體育總局頒布《體育“十三五”規劃》，作為我國體育發展的階段性指導文件，對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目標與走向也有具體的描述:提升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鼓勵優勢企業“走出去”，積極支持中國體育企業海外并購;加強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重視自主知識產權建設。近兩年來，我國政府積極引導大眾進行相關體育消費，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8—2020年)》，要求積極發展冰雪項目、賽艇航模等體育領域新業態，重點提到的戶外項目、冰雪等項目，需要體育制造業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支撐，體育制造業面對的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的大小直接決定體育用品業發展的規模[7]。

　　伴隨著我國國民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將會形成強大的市場內需，對體育制造業發展將會形成一個穩定的、長期的、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對上述政策文件不難看出，我國對體育產業發展極為重視，體育產業作為朝陽產業，其對國家未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積極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體育用品制造業作為體育產業占比最大的一環，在我國積極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下處在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期。根據我國體育制造業固有的不足與短板，國家在宏觀層面對于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指出了大的方向與政策支持，為體育制造業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2.4“一帶一路”戰略下的體育用品制造業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3月，我國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一帶一路”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受到國際上的認可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2344號決議，呼吁世界各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我國與聯合國計劃開發署、世界衛生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截止2017年底，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2014—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的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逐漸落地，極大的促進了我國經濟與沿線國家的優勢互補，這對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走向世界舞臺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從目前情況看，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可以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差異進行雙向戰略的發展，對于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優勢的國家與地區進行生產轉移，降低成本，對于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優勢的地區與國家進行國際合作或投資收購，提升我國體育用品業的國際影響力與品牌建設。但也要考慮當地文化差異、法律協調、地區穩定等不確定因素的風險。

　　3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國際營商環境

　　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在國際體育用品行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體銀智庫不完全統計估算，2018年全年，我國體育用品的進出口總額約為234.50億美元，大約占體育用品制造業總產值的10%左右，其中，出口額約為223.22億元，占進出口總額的95.19%。說明國際體育用品市場是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重要戰略陣地，并且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對國際市場開發仍不充分，有待進一步開發。因此，對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國際營商環境需要進一步分析。

　　3.1國際經濟形勢萎靡，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遲緩，據IMF統計，2010年至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由5.2%降至3.4%，2015年預計增長3.1%，同比下降0.3個百分點[8]。現今世界經濟發展仍未完全走出困境。長時間的經濟萎靡致使經濟全球化進程出現挫折，“逆全球化”現象層出不窮，部分國家紛紛建立貿易壁壘，致使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美國近期對中國進行的“301調查”就是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我國已連續23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9]。

　　當前中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出口市場已經發展到全世界100多個國家與地區，國際經濟形勢萎靡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對于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走出去”是極為不利的，根據有關學者分析，當前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增長主要依賴于體育用品的出口[10]，所以面對這些不利形勢，我國體育用品企業要保持冷靜，涉足國際市場前要做好充分準備建立起應急反應機制，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3.2新興經濟國家逐漸興起，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日趨復雜

　　世界政治形勢日益復雜，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為世界和平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金磚機制以及與其他區域的合作機制，這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貢獻力量。局部地區動蕩不安，恐怖主義肆虐，中東地區依舊動蕩不安，敘利亞問題、伊朗核問題、俄烏沖突、ISIS恐怖組織等問題極大的阻礙了世界政治經濟發展，還有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等一系列因素加劇了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為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提供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4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短板

　　4.1科技創新不足，專業人才稀缺

　　由于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多以代加工和貼牌生產起家，依靠傳統生產要素優勢，對科技創新投入不足，產品多為中低端產品。以此同時，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行業以廣大的中小型企業為主，此類企業多為家族性企業，任人唯親，專業的管理人才、營銷人才、技術人才相對匱乏。

　　4.2品牌建設滯后，中高端市場占有率低

　　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品牌供給模糊，品牌效應低，產品的溢價和增值效應差[11]。我國的體育制造業企業大多產生于改革開放后，企業成立時間較短，早期發展受歷史原因影響對品牌建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相比較國外體育制造業企業，我國體育制造業企業品牌影響力與品牌建設相對滯后，致使我國體育制造業僅僅徘徊在中低端市場，我國中高端體育用品市場常年被國外體育用品公司所壟斷，我國企業產品的市場附加值低，利潤率無法與國外知名體育用品企業相媲美，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品牌影響力低于中高端市場占有率低的現狀已經嚴重制約了我國體育制造業的發展，不易于我國相關企業走出國門，布局全球市場。

　　4.3生產鏈條發展不平衡

　　我國在總體的體育用品制造的產業鏈中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無論是產業鏈上游的技術開發、包裝設計、生產工藝等方面，還是產業鏈下游的產品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等方面都無法與國外體育制造業企業相媲美，僅僅掌握加工制造環節，此環節附加值低、利潤少，僅占總產業鏈的5%～10%[12]。

　　5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路徑

　　5.1積極進行風險管理與風險交流，成立相應的業內組織與平臺

　　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企業數量眾多，多以中小向企業為主，市場風險抵抗力小，易受到市場周期波動的影響，因此，需要業內構建不同種類，不同功能的信息交流平臺與組織機制，有效降低市場可能出現的惡性競爭、信息不暢等情況。

　　5.2積極推行“走出去”戰略，加強國際合作，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市場伴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飛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離不開國際市場的開發與布局，積極推行“走出去”戰略，鼓勵與引導體育制造業企業走向海外，加強合作，通過兼并重組、投資建廠等方式提升我國體育制造業的國際影響力與整體實力。積極配合“一帶一路”戰略的建設，優化我國體育產品出口結構，改變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的現狀，積極拓展新興經濟體國家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潛力。

　　6結語

　　體育用品制造業是我國體育產業的支柱性產業。發展體育用品制造業是推動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要抓手以及體育領域發展的重要物質保障。作為體育用品制造業大國，中國距離強國水平仍有差距，在我國進入歷史“新拐點”的關鍵時期，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騰飛，體育用品制造業勢必進行一場質變般的洗禮，這此過程中離不開行業主體、政府與社會力量的密切配合，未來我國體育制造業要在人才儲備、行業資源整合、政府政策、科技創新、海外貿易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與實踐，加快邁入世界先進體育制造業強國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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