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哈貝馬斯口中的公共領域是一個平等交往的理性空間，這樣的理性空間是否真實存在?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備受爭議，就連哈貝馬斯本人也一度認為這一理性交往的空間正在重新封建化。本文研究梳理了“公共領域”1998年正式進入中國新聞傳播學視野后近二十年的研究路徑，總結了公共領域在六個關鍵領域的探討，即：①對公共領域概念的梳理與批判;②傳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領域的邊界問題;③網絡輿論的產生、表達與規制問題;④政治傳播與協商民主;⑤各類公共領域的建構與治理問題;⑥網絡公共事件的個案研究。

　　關鍵詞：公共領域;哈貝馬斯;公共性

　　一、前言

　　哈貝馬斯無疑是“公共領域”這一理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認為所謂的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公眾在這一領域就公共議題自由討論，反對公共權力。哈貝馬斯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概念化的論述后，公共領域從此成為其重要的理論工具。20世紀末，“公共領域”開始進入中國傳播學者的視野，成為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領域的重要概念。傳播學界也注意到這一重要學術概念，邵培仁等人直言這一公共輿論范式讓諸多分析如獲理論至寶。

　　但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顯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性，特別是在中國語境下，“公共領域”能否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在中國這樣的異質文化語境中有效運用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質疑，因為公共領域理論的前提假設是西方自由主義模式下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關系，在我國，國家與社會是某種程度上是統一的，因此“公共領域”在這樣的國家—社會高度重合的中國飽受爭議，將這樣的西方概念直接套用與照搬顯然是不現實的，那么此后這一概念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演化路徑到底是怎么樣的?本為主要探討這一理論如何啟發中國學者去運用這一理論資源。

　　二、公共領域研究的演化路徑

　　公共領域這一理論在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新聞傳播學等各個領域都有應用。從新聞傳播學這一視域去看待這一概念，因為其并非是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更多是一個理論工具，因此其研究比較分散。本研究通過選取中國知網學術期刊網站，選取其中CSSCI中“新聞與傳媒”中以“公共領域”為主題的學術期刊，去除重復及不相關論文，共得到525篇學術論文，通過分類和整理，得到以下六類公共領域的研究。

　　(一)對公共領域概念的梳理與批判

　　此類研究包含對“公民社會”“工具理性”“資產者”等概念的討論，最早出現的年份都是2000年以前，正是哈貝馬斯的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剛剛進入學者們視野，在此期間，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是飽受爭議的。他設想的公共領域以國家與社會的分離為前提，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市民社會，也是一個高度精英化的公共空間。這樣理想化的公共空間從一提出就已經不乏爭議，將它在中國具體環境的運用更是讓中國學者抱著非常謹慎的態度。現代國家的形成從一開始就不是與社會對立開來，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之前的中國，國家與社會緊密聯系，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公共領域在現代國家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景呢?

　　他本人也在第二版序言中提醒人們注意在理解公共領域結構轉型時，需要根據國家與社會這兩個體系的實際功能來考察社會的理論視角。而國內學者恰恰是從變動的觀點中去看待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才讓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充滿無限的想象力，使其在中國語境下去談論公共領域的存在于建構的路徑具有了可行性，讓這一概念為傳媒研究提供了一種理論視閾和批判維度，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在概念引入之初會出現類似的學術探討。

　　(二)傳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領域的邊界問題

　　此類研究包含對私人領域和傳媒公共性的討論。公共性是公共領域這一理論的核心概念，哈貝馬斯認為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是一種虛假的公共性，但他這一說法也引發了大量學者的批判，認為哈貝馬斯過分低估了媒介的抵抗能力與大眾的批判能力。我國學者認為公共性包含著“應然”和“實然”雙重含義，理念層面的公共性代表傳媒實踐的“應然”規范，是公開性、批判性和公益性的統一，而體制與實踐共同構成傳媒公共性的“實然”存在。

　　二者的沖突也就是國內媒介欲建構傳媒公共性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國內學者在探討這一問題多是探討中國的不同大眾傳媒公共性的建構、實現路徑以及矯正問題，這里的具體媒介既包括傳統媒體中電視報紙的公共性的構建與反思，也包括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論壇、博客、微博、微信等。此外，“公共性”這一概念也有另外的語境，在公共領域討論的議題本身應該是面向大眾的，然而隨著社交網絡的發展，以及粉絲文化的興起，眾多私人議題入侵公共議題，導致公共領域的空間被擠占，于是公私領域的邊界問題成為此類研究的熱點。

　　(三)網絡輿論的產生、表達與規制問題輿論是公共領域的重要概念，公共領域是一個自由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在這里輿論能夠經過討論自發形成。在中國環境下，網絡時代公共領域的輿論平臺得以極大地擴展，網絡時代的公共領域似乎正在經歷著第三次結構轉型。相對傳統的公共空間，社交媒體為代表的虛擬公共領域更容易成為自由交往的空間，由于其參與主體的多樣、傳播的迅速、覆蓋公共事件廣泛等等因素，都導致了輿論的產生與表達形式明顯區別于傳統的公共領域。因此了解網絡公共領域的輿論產生與表達是公共領域的必要課題。同時，這種全民參與的公共表達途徑顛覆了傳統的政府監管的制度安排，規制互聯網公共領域的輿論問題對維持國家穩定、社會和諧以及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關鍵性作用。

　　(四)政治傳播與協商民主對公共領域的考察一直是政治傳播研究的核心。大眾一直在試圖通過各類公共領域尋求與公權力機構對話的能力，互聯網時代的民主受到文化、制度、市場、 技術等因素的影響，但網絡也因其自身信息傳遞的即時性、公開性、多元性和公共性使網絡民主具備了發展的基礎和可能性，國內研究著眼于對這種民主可能性的考察與建構。網絡公共領域給公眾提供了民主的土壤，而民主往往又與意識形態關聯緊密，如何在意識形態內實現最大的民主，又如何去有效規避和監管各公共領域存在的風險成為中國國情需要去考慮的問題，具體到微觀層面的研究就是考察微博、微信等領域的政治、政策傳播的策略與手段問題。

　　(五)各類公共領域的建構與治理問題

　　在此類探討中，我國學者一直嘗試著去建立一個能夠自由討論的公共領域。在這一理論的早期探索中，甚至可以將手機短信作為公共領域建構的一種有益嘗試。總的來說，國內學者們嘗試著將這一理論與傳統大眾媒體聯系在一起，例如將各類民生新聞(《1860新聞眼》)、電視綜藝節目(《金牌調解》)、訪談節目(《一虎一席談》)等聯系在一起。在互聯網興起后，又將公共領域與新興的互聯網平臺聯系在一起，從論壇到微博，再到全面普及的微信，學者們衡量著虛擬公共領域實現的可能性。當在互聯網平臺發展到某種程度上，這些公共領域的失范行為開始被學者關注，又不得不考慮這其中的治理問題，包括其中的隱私問題、話語權力問題、輿情失范以及知識鴻溝等問題，如何治理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六)網絡公共事件的個案研究

　　這一類別的研究是國內學者對于公共領域這一理論資源認識較為成熟后，才基于此進行大量的網絡公共事件的個案研究。此類研究多是對影響較大的公共事件的具體分析。例如南昌“象湖事件”、番禺“反垃圾焚燒”維權事件、“方舟子韓寒之爭”“華南虎事件”等。此類研究多從具體的公共事件聚焦特定領域的形成與發展，探究應對此類公共事件的抗爭策略。

　　三、總結與討論

　　從近20年間公共領域的研究來看，這一理論已經在新聞傳播領域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討論，包括對公共領域概念的梳理與批判、對傳媒公共性以及公私領域的邊界問題的考察、網絡輿論中的公共領域考察、政治傳播與協商民主中的公共領域、各類公共領域的建構與治理問題以及一些網絡個案研究的問題。能夠看出，我們在討論公共領域這一理論工具時，更多的從工具理性范式上去探討其發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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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貝馬斯早期的公共領域概念是理想型的西方概念，這一理性范式直接移植是有待商榷的，因此部分學者開始質疑單一范式在國內研究的弊處。袁光峰通過對“理性一情感”二元劃分的邏輯反思，勾勒和檢討反思公共領域理性主義范式的不同路徑，試圖在新的“情感一理性”關系的基礎上，將“情感”納入到公共領域的研究中來，由此擴大我們對公共領域的理解和想象。就中國的國情與文化傳統來說，情感和文化因素是公共領域建構的應有之意，但卻一直被忽略了。不同范式的引入必將豐富這一理論的內涵，這也將成為我們后續探討中國語境下新聞傳播視域的公共領域理論概念的有力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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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　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