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治理現代化視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呈現了新的意蘊，即從管理走向治理、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從單一走向去中心化傳播‍‌‍‍‌‍‌‍‍‍‌‍‍‌‍‍‍‌‍‍‌‍‍‍‌‍‍‍‍‌‍‌‍‌‍‌‍‍‌‍‍‍‍‍‍‍‍‍‌‍‍‌‍‍‌‍‌‍‌‍。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要遵循平等性、參與性和意識形態性等原則，以體驗式教育消解話語霸權，牢固意識形態話語主陣地，堅守網絡空間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主輿論”，為形塑社會治理新格局、助力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現提供話語力量。

　　關鍵詞：治理現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 ; 參與式生成

　　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 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1]。 當下，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如何預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成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話題。 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下五花八門的謠言(特別是網絡謠言)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和恐慌情緒，要將理性賦予大眾，引導社會輿論正向傳播，讓權威觀點和專業建議把正“信息戰”的航向，需要發揮好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參與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思想教育論文范例：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系構建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治理的實踐表達，是參與社會治理中獨特的話語表達方式。 直面社會治理中的諸多社會問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建設需聚焦治理現代化視域，立足中國實境，激發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社會建構的巨大潛能。 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轉化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中公民的社會治理行動，對于形塑社會治理新格局，以“中國之智”豐富“中國之治”的內涵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治理現代化視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現實觀照

　　福柯話語理論認為,話語不僅與意識形態密不可分，與社會治理同樣形影相連。 話語生成權力，權力決定話語，話語即權力。 福柯的話語研究為治理現代化背景下研究話語理論奠定了堅實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社會治理的理論表達，在治理現代化視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呈現了新的意蘊，即從管理走向治理、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從單一走向去中心化傳播。

　　(一)從管理走向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映射了社會政治權力的結構特征

　　伯恩斯坦認為，話語是一種超出簡單句意結合的、使用中有文化規則的語言，能彰顯言說者的話語形式與所在社會階層之間關系的一種語言。 因此,他認為語言也是一種社會事實[2]。 話語是經歷了一定時間的社會活動而逐漸累積生成的，它大多是經由特定社會政治權力結構條件下的社會主體的組創而呈現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特征。 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權力呈現金字塔型結構，政治權力中心生產出社會的“元話語”，控制著意識形態話語的生產與秩序。 在這樣的權威框架下,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主客體地位是極度不平等的，受教育者話語權有限或者沒有話語權，無法參與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

　　可以說，傳統權威的話語結構解構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的土壤。 特定的社會政治權力關系決定了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方式和特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分化現象開始出現，貧富差距擴大，新的社會矛盾產生，由此催生了表達各種不同利益訴求的話語形態。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的迫切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轉型時期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客觀反映。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歷了由國家統治到國家管理再到國家治理現代化三個階段，實現了從國家管理到國家治理的跨越式飛躍。 國家治理是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國家主導力量的基礎上，充分調動各方力量，發揮社會各方參與的積極性，最終實現良性高效的治理。 相應地，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不能繼續固化原有線性的權力結構，不能讓預設和控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典型特征，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迫切需要從管理走向治理。 除政治角色和載體角色以外，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還需承擔起社會治理角色，不斷拓展內涵，增強話語的解釋力和延展性。

　　新時代，公民思想開放、個性鮮明，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點，其精神、信仰、情感、價值觀等共同體的建立須通過實際的溝通交往習得。 共享化、參與式的獲得可以弱化公民對權力中心的疏離感，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從“管理”走向“治理”，要適應新時代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通過參與式生成，實踐現代化治理。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實踐中成長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

　　(二)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反映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意義聯系

　　巴赫金話語理論的視點是“話語—意義—主體間”。 他站在哲學高度來理解和闡釋話語，揭示了話語作為人和人之間社會性、政治性精神交往的有效方式，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意義聯系。 巴赫金更為關注主體間的(對話)活的言語是如何生成意義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他強調了“對話原則”:“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處。 ”[3]區別于以主客對立的二元論為基礎的主體性原則，主體間性堅持平等對話和交往的交互性，主體間性主要研究一個完整的主體是怎樣與另外一個完整的主體相互作用的。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主體與主體之間交流的媒介，交往對話是主體之間進行理解溝通的有效方式，顯然應走向主體間性。

　　社會交往的本質是互動的，而話語是在人與人的互動中產生影響的。 生成認知理論認為，社會性的理解本質是在人與人實時互動中產生的，這種實時的互動包括了主體與他人之間的情緒感染、情感共鳴以及身體姿勢、面部表情和語音語調等方面的協調[4]。 這樣的過程也被稱之為“參與式的意義建構”。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應該是在社會治理中，互為主體的雙方間雙向的對話。 從主體性走向主體間性，凸顯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中“參與”的重要意義。

　　主體間實時的交互是主體間性的基礎，信任關系的構建是有效互動的前提。 現代性社會多樣性、易變化、不確定性解構了以往相對穩定的對話局面，特別是理論與現實的諸多矛盾和沖突，使對話雙方的信任關系岌岌可危，這勢必影響思想政治話語在社會治理中的效能。

　　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以信任為前提的說理行動，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交往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應在“參與中”牢固信任關系，這樣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才具有生命力和競爭力，從而具有深度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

　　(三)從單一走向去中心化傳播，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散發性契合了互聯網特點

　　新時代，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深入發展，數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場域的變遷改變了傳統的話語傳播方式，話語傳播從單一走向了去中心化。 話語表達方式多元化、話語載體多樣化，網絡信息技術給公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話語空間，話語中主題、利益訴求及情感表達更加鮮明和集中，極大激發了公民通過話語權來實現利益訴求的主體意識。

　　例如，目前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醫院是第一戰場，社會輿情則是第二戰場，媒體圍繞疫情的事件追蹤、實時報道，圍繞疾病及其傳播的知識普及、預防等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報道，專家們的聲音、權威媒體的解讀、普通民眾的積極支持都是抵御疫情的戰斗力量，各方聲音匯集成一張緊密的社會治理網絡。

　　不容忽視的是，復雜的網絡話語互動語境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意識形態的主導作用。 互聯網具有天然的去中心化屬性，話語以裂變的方式在網絡中瞬間傳播，每個人兼具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雙重身份，在相對自由的網絡空間，匿名性與虛擬性可能會讓部分人不斷放大權利，而忽視了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各種即時通訊工具、各大虛擬交流平臺加大了話語傳播的多維發散，形成了教育者、受教育者、媒體、大眾等多向度之間的相互關系。

　　話語傳播在打破傳統壁壘的同時，現實中存在散發性傳播造成的傳播者身份模糊問題，受技術手段、教育者網絡信息處理能力等諸多限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社會治理的難度大大增加。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應直面互聯網時代的社會公共事件輿情應對，其參與式生成刻不容緩。 互聯網時代絕不能通過“謠言止于智者”來“不證自明”，而應積極正面發揮話語的力量，及時發聲，主動出擊，以專業的態度平息謠言，贏得公眾信任，維護社會穩定。

　　二、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原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決定，再一次彰顯了共建共享共治的參與式社會治理理念，“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5]。 “社會治理共同體”強調各個組織和個人在社會治理中要共同參與、共同治理，集體為社會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貢獻智慧和力量。

　　參與式治理是中國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本質上是多方合作、互動的過程，是通過建立協商、伙伴的關系，向著共同目標處理事務的過程。 而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語言不僅具有描述和解釋政治現象的作用, 語言還具有實施政治行為、建構政治權力的功能”[6]。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要遵循平等性、參與性和意識形態性等原則，積極充當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平等性

　　所謂平等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參與式生成中要堅持雙方平等的主體地位，保證充分的互動和真實意思的表達。 社會治理概念之所以不同于社會管理, 根本在于正視社會行動主體的多元化趨勢, 強調由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轉變為尊重社會多元行動主體的自主性, 以協商、溝通的方式, 而非命令和執行的方式來實現社會控制和秩序維護的政治目標[7]。

　　參與式治理也被稱為“賦權參與式治理”，除了“參與”，“賦權”也是其核心，通過賦予權利，確立公民的參與主體資格。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應當是一種對話式教育，是一種建構主義教育，是在社會治理的互動中確認價值觀、形成價值觀的過程。 伴隨中國政治現代化轉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也要轉變權威的話語結構，進行參與式生成，化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現代性危機，有效參與到現代社會治理中。

　　平等性原則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的首要原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應特別重視發揮公民的主體性作用。 治理主體之間應該是扁平化互動式的平等協作關系，通過話語賦權，改變話語結構中權力的不平等關系，使公民具有參與社會治理的資格與權利，為公民提供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為民發聲變為讓民發聲，讓公民的聲音進入到社會治理的領域。 可以說,公民聲音進入社會治理領域的廣度與深度體現了治理現代化的程度。

　　(二)參與性

　　所謂參與性是指要為公民創造機會、提供平臺、拓展途徑，使其能以主體的身份共同參與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巴赫金注意到話語的生活交際領域，“一方面，它直接與生產過程相連，另一方面，它聯系著不同的固定的和專門化的意識形態范圍”[8]。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產物，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也是在使用中、交往中才會生成語言的意義，實現社會治理的作用。 參與式治理更加突出參與，公民的有效參與是參與性治理的實質。 有效參與可以體現為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直接參與、積極參與，或是意見建議在參與過程中得到聽取、采納等，即有效參與在參與過程和參與結果中都可以得到體現。 參與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的重要原則，通過互動參與，彰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實踐品格”。

　　新時代中國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的社會治理問題，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的實踐動力。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建設應扎根于現實的生活實踐，其參與式生成應緊扣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聚焦社會問題，在制定解決方案的時候應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將其納入到社會治理主體的范疇中。

　　唯有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才能走出語義學上的概念演繹，深刻認識并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在解決中國現實社會問題上真正著力。 參與式話語進入到社會治理中，在與社會現實的互動中才具有生命力，從而形成社會共識，累積國家的信任資源，助力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

　　(三)意識形態性

　　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根本屬性是意識形態性，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意識形態性[9]。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政治性活動，具有參與社會治理的現實需要和先決條件。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意識形態性存在于話語主體的主觀意識中，在教育實踐中倡導明確的價值立場，以話語的特有方式左右人們的思想與言行，實現對受教育者的價值觀引導和代際傳遞。

　　可以說，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具有作為意識形態行為的伴隨現象的必然現存性。 在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支配下，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同樣需要遵循語言使用的規則和規律，并在特定的語境中，通過教育雙方間的互動構建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完成受教育者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生成。

　　特定話語的生成建構于特定時代的傳播方式和社會成員的理性化水平。 在現代社會，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各式互聯網平臺成為了信息分享與交流的集散地，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國家利用信息技術優勢進行輿論掌控，通過“信息植入”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宣揚西方所謂的價值理念、鼓吹其先進的治理方式，不斷擴張本國的文化，制造激發社會矛盾。 同時，現代社會，網絡緩慢而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閱讀習慣。

　　受教育者信息獲取焦點分散，關注內容娛樂化、快餐化現象尤為突出，呈現出淺層化話語接收和喪失深度理解能力等諸多問題，這些都給了外部敵對勢力可乘之機，引發社會信任危機，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態主導地位。 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要有效應對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現實挑戰，就要具備回應社會訴求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理論能力。 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應積極扮演好意識形態領域社會實踐者的角色，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要堅持意識形態主導地位不動搖，更有效地發揮話語優勢，牢牢掌握話語權，推進社會治理。

　　三、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路徑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和權力結構的深刻變動，必然引發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格局的變化。 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網絡新媒體的發展、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給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要明晰當下社會治理環境中話語的傳播和形態，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中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話語體系，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新時代“生”下來、“活”起來，成為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話語力量。

　　(一)明晰角色定位，以體驗式教育消解話語霸權

　　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應正視主客體條件的變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深入，社會政治權力結構關系進一步優化整合，借助信息技術優勢，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具有愈發強大的社會建構功能，是中國治理現代化的理論訴求與觀念構建。

　　與此同時，公民具有更為廣泛的話語表達空間，以話語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公民角色由被管理者轉變為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公眾正在逐漸適應并主動嘗試這樣的轉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應因時因勢而為，與主客體的變化同頻共振。

　　以體驗式教育消解話語霸權是一種積極且有效的嘗試，將傳統的“剛性話語”轉變成“隱性話語”。 維特根斯坦討論語言時回憶起他在小學當老師的一個場景，他發現一個小孩從來沒有玩過游戲，但是當這個小孩參與游戲后，就很快領會游戲的規則，雖然別人沒有明確用精確語言解釋這個游戲規則，但是這個小孩可以通過實踐游戲理解規則。 很明顯，精確化的技術知識通過這種“游戲”被解構了。 可見，在參與過程中，話語被參與者領會和傳播。 在此之前，人們認為語言應該精確客觀，不能出現誤解。

　　每個詞背后都有一個精確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理想化的語言。 語言的意義是在使用當中形成的，就像游戲一樣‍‌‍‍‌‍‌‍‍‍‌‍‍‌‍‍‍‌‍‍‌‍‍‍‌‍‍‍‍‌‍‌‍‌‍‌‍‍‌‍‍‍‍‍‍‍‍‍‌‍‍‌‍‍‌‍‌‍‌‍。 運動員不需要看裁判寫出精確的比賽規程，只要參與到活動之中就會明白規則。 于此，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亦可嘗試以體驗式教育來逐步打破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客體”的框架，形成“主體—主體”主體間性模式。 消解話語霸權，建立生態、互動的話語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參與社會治理中展現其應有的生機與活力。

　　(二)構建信任關系，在互動中牢固意識形態話語主陣地

　　在并喻文化這一場域中，存在著前輩、后輩、同輩等不同身份組成的各種話語權力之間的較量，話語的傳播也是進行知識、能力、理性的一場較量。 在這一過程中，主體身份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關系網絡中體現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存在，因此不能“生硬地”爭奪話語權。 如同去醫院看病，醫生或護士的接待態度，都會影響我們對這家醫院的信任，進而影響診療效果。

　　可以說,最早的信任是從嬰幼兒時期開始，因母親的照料而形成一種信賴，一種期待。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式生成也是如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鮮活的人，有個性有情感有認知，唯有以“人”本身的視野進行審視，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影響力與說服力。

　　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來說，把研究目標設定為給出理想化的解決方案和路徑其實并不是最重要和有效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對象是有主體性的，不能把他們的記憶進行裁剪，或是硬給他們設定一個理想化的觀念意識和生活實踐形態，指導他們如何采取行動。 這啟示我們，當我們以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參與社會治理的時候，一定要進入研究對象，只有真正了解實際狀況，與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度交往，話語才更有針對性和感染力，社會治理效果才會迅速見效和最大化。

　　同時，要以浸潤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來建立信任。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的參與式生成要遏制工具理性的過度擴張，只有扎根于現實世界中，方能彰顯時代性和生動性。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要與現實世界建立意義聯系并相互作用，更多地關注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個性發展。 進一步加強文本研究，包括國情國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材、重大會議文件等，準確貼切地運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并進一步推進話語內容與形式的創新。

　　從日常生活的話語素材中提煉，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提煉，使話語能貼近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引發共鳴。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要走出文本，走進生活; 走出精英，貼近大眾; 走出傳統，走向現代。 在此基礎上，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還要不斷豐富自身內涵，積極向虛擬世界滲透，以生動活潑的話語形式提升話語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確保有效傳播，堅守網絡空間思想政治教育話語“主輿論”

　　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在傳播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認知與交往，不斷建構著社會關系。 有效傳播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是應對當前話語適應局限性的積極舉措。 可以嘗試從以下方面努力：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過程中要將學術話語轉化成生活話語(或稱為傳播話語)，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用自己的話語方式進行思維和表達，形成自身的話語風格;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過程中要認知世界，有自己的話語視點，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形成自身的話語理論;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要有內在的文化底蘊，有涵養、有品質，形成自身的話語氣質。 這三者是層層遞進的，從形、體、意三方面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話語傳播的有效性。

　　同時，要暢通和搭建信息獲取、交換、辯論、達成共識的語意場景。 話語傳播的散發性意味著我們要充分把握互聯網的特性，一方面要順應發展趨勢，以疏導、交流、共識、引導的方式維護傳播的自由度和機會的均等性; 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公民自身的道德判斷能力。 在話語傳播過程中，公民不僅僅是信息的接受者，還是信息的有效掌控者，更是高質量信息的生產者。 公民可以甄別有害信息，對其進行自覺抵制，進而成為良好網絡環境的維護者。 因此，應重視公民道德能力建設，關注其道德內化過程。 公民的道德判斷力要扎根于心靈深處，并且要在外部世界生根發芽開花，內化于心，外化于形，最終由內而外促進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有效傳播，主動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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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宋伶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