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年04月09日 分類:教育論文 次數:
【摘要】市民化的理論譜系涵蓋宏觀、中觀、微觀三個方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敘事四個角度。職業教育服務市民化可行、可為之處已獲共識,現今需要一種綜合性研究視角。通過分析獲得感的內涵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需求,提出“獲得感”是研究職業教育市民化作用的契合視角;進而分析職業教育通過教育“獲得感”這一中介,服務市民化的可能路徑;最后基于“獲得感”提出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與對策。
【關鍵詞】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市民化,職業教育
農業人口轉移與城鎮化息息相關,《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到,緊緊圍繞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加快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制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教育因素,該群體入城前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在市民化上缺乏先期優勢,而教育可成為彌補因素,因此從職業教育出發,探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十分必要。
一、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既有視角及整合性趨勢
(一)既有視角
西方理論話語體系中的遷移人口多指移民,西方學術界從發展人口學、地理社會空間學、發展社會學等專業角度對移民進行探討,市民化的理論譜系有三個方向:第一是結構性、系統性的研究視角,從社會系統、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等結構性動力角度探討市民化的過程;第二是從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的角度展開市民化過程研究;第三,從群際行為、社會心理與社會融入的微觀視角分析市民化過程;第四,跨學科理論建構和知識整合。
鑒于中國特殊國情,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特有的,國內市民化進程研究的狀況如下:第一,市民化的市場過程,重點關注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分層的變化,市場中的結構性弱勢及其社會政策影響,這是“經濟—生存敘事”視角;第二,市民化的政治過程,主要關注制度排斥、政策不平等,政治身份的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是一種“政治—身份敘事”視角;第三,市民化的社會過程,關注轉移人口社會認同、社會關系網絡狀況及構建、市民身份的認同,這是“社會—文化敘事”視角。
國內職業教育與市民化的關系研究很多,多從經濟敘事的角度展開,闡述職業教育在提高農業轉移人口教育水平、就業能力、人力資本、職業轉換能力、職業流動、創新創業等的作用,并提出建議;從社會敘事角度,研究職業教育對農業轉移人口城市社會地位、社會階層、城市融入、市民素養、身份認同等。從社會資源、社會網絡的角度研究多個主體共同參與的培訓合力(楊燕,2017),勒系琳,陳云川(2015)從社會嵌入的視角分析職業教育的市民化意義等;從文化角度,研究職業教育對群體文化教育,城鄉文化融合等問題;近年,開始從教育公平的角度,關注該群體職業教育公平問題(宿靜茹;皮江紅,2016),闡述“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敘事角度的分析在宏觀、中觀、微觀層面均有范例。
毛尚華(2013)試圖從綜合分析的視角,認為實施教育補償是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徑。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應從文化素質、科技素質、職業技能、法律意識、思想道德、身心健康、城市文明素養、現代意識等方面進行教育補償。具體策略有:制定扶持政策,強化流入地政府責任,進一步落實企業主體責任,整合教育培訓資源,構建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網絡等。
(二)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視角整合
既有“市民化”、“職業教育與市民化”研究多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角度展開。潘澤泉[1](2017)教授曾提出,當代需要在跨學科框架內重新思考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關鍵議題和問題意識。基于不同關于“社會”解釋范式的理論比較來尋求跨學科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此外,長期以來,職業教育的經濟價值得以突出,認為職業教育事關民生與經濟結構調整,而當代需要一種整合視角,從而能全面分析職業教育的市民化意義,期望能發現新的問題意識,思考教育補償式市民化的路徑與政策,最終保證市民化的正確路徑,便是“以人為本”的正確路徑。“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是習近平同志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提出的原創性思想。“獲得感”是具有強烈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概念,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詞”[2](曹現強,2017)。
獲得感是一個具有整合意義的概念體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獲得感體現了“個體”與“群體”的高度整合,公眾是廣泛社會成員的組合,獲得是個體成員體驗的感受;第二,獲得感體現了“主觀”到“客觀”的整合,獲得感是一個全面的、立體的概念。首先,獲得感不僅是主觀判斷,而且是來自于實際的獲得,愿景描述可以滿足公眾對獲得的期待,目標許諾可以增強公眾獲得的動力,但不能成為人們現實的獲得。
第三,獲得感體現了“微觀”與“宏觀”的高度整合,獲得感在改革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架起了一座現實橋梁。黨和政府要從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心理等多方面切實作為。獲得感外延主要包括物質與精神兩個層次[3](文宏,2018),獲得感是具有綜合整合意義的概念,從該角度分析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是整合性研究的一次有益嘗試,期望能從中發現新的問題、新的視角。
二、“獲得感”視角研究職業教育促進市民化的側重點及契合性
(一)“獲得感”視角的側重點
基于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分析職業教育促進市民化,便是著眼于群體的主客觀獲得,從而聚焦職業教育的社會及個人價值,職業教育在城鎮化、市民化戰略中的建設落腳點便是農業轉移人口的“獲得感”。把職業教育自身體系與對外銜接體系建設好[4](李小魯、胡冰,2017),自身體系是指職業教育體系;對外體系是指校外各教育相關主體;對應市民化需求,職業教育內部體系設計需要提高受教者的獲得感,有利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著眼于農業轉移人口接受職業教育需提高其教育“獲得感”。
打破原有的教育改革路徑依賴,從農業轉移人口現實教育需求和遇到的突出教育問題出發,推進改革,給予教育獲得,提出富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方法論指導[5](劉繼青,2017)。以此為指導,堅持民生導向、問題導向,落實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
(二)“獲得感”視角的契合性
以“獲得感”分析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是基于職業教育、市民化內涵分析,路徑判斷上的一種價值選擇,實現了主客觀評價的統一,強調“公平公正”、“以人為本”的研究立場。選擇該視角首先是由于其價值立場的契合性;其次是由于其實際內涵的契合性。
1教育獲得感與市民化在“以人為本”上高度契合
“獲得感”與“以人為本”相關,昭示的是堅持以人為本的根本目標;“人民獲得感”與“公平公正”和“人民利益”相關,主張的是以人民利益為重的基本立場。本文將職業教育助推市民化的立足點定位在獲得感,便是體現了職業教育與市民化需以人為本,關注農業轉移人口的獲得感。2014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到,加快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人的城鎮化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人口學意義上的城鎮化;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市民化,也就是個體及至群體的行為意識角度的轉變。因此,城鎮化、市民化同樣昭示了“以人為本”,關注農業轉移勞動力群體的狀況與轉變,其中獲得感最能概括該群體的實際狀況與主觀感受,是較好地綜合分析職業教育、市民化的整合性指標。
2教育獲得感與市民化動力因素高度契合
教育獲得感與市民化高度相關,首先是由于教育社會功能,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宏觀層面,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系統有支持作用,教育支持其他社會子系統的運行與目標實現;二是微觀層面,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群體與個體的社會選擇,因此教育的社會功能通過該群體的教育獲得(感)得到體現,以獲得感為中介,串聯起教育與市民化的能量流動與功能發揮。張西方[6](2010)提出,高等教育功能是一個體系,由基本功能、現代功能和拓展功能構成。高等教育的拓展功能主要表現為知識性功能、批判性功能和創新性功能。
宏微觀功能通過“獲得感”作用于受教者的市民化進程。宏觀層面,教育系統通過對其他系統的支持功能,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優化市民化社會環境因素。微觀層面,首先優化教育的主觀感受,從而作用于市民化意愿;其次提高教育的現實獲得,以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對應職業教育功能,與市民化影響因素,提高職業教育獲得感,需關注如下關鍵因素:
三、基于“獲得感”思想的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路徑分析
結合獲得感、市民化、職業教育社會功能等,嘗試構建一個結構框架,用以分析職業教育促進市民化的有效路徑,該框架包括三個環節:職業教育輸出、農業轉移人口教育獲得、市民化。職業教育功能輸出,從微觀的角度看,有社會化功能和社會選擇功能。直接面向學生,通過知識、技能、綜合素養培養的方式,建構學生個體,從而實現社會化,由社會組織利用職業教育進行篩選,實現社會選擇。宏觀方面,通過對其他社會系統(經濟子系統、社會子系統、文化子系統)間的能量流動,影響農業轉移人口
市民化社會環境。職業教育輸出的微宏觀能量,分別作用于農業轉移人口和社會環境,通過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中介,最終轉化為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能力。微觀層面:職業教育通過輸出知識、技能及各種資源活動等,使農業轉移人口在主觀心理、實際獲得方面取得收獲。實際獲得,包括習得知識、技能、獲得校內外資源支持。通過工作、生活、社會參與等轉化為職業技能、知識素養、社會關系等;心理精神性獲得感方面,獲得軟技能,如思想品德、道德認可、人文素養、綜合素質,形成健康心態、有愛心、有孝心、有獨立人格等優良品德、心性[7](李小魯、胡冰,2017)。
其外形成社會認同、社會公平認知、擁有良好發展期望(預期),擁有滿足感。教育獲得最終形成軟硬技能,從資本角度分析,便是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文化資本均有所收獲。最終內化為市民化意愿與能力,即職業能力、社會關系、社會參與能力、心理素質等使農業轉移人口擁有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文化地位、政治地位,而該四種地位的提高,最終有利于高質量市民化。
宏觀層面:根據社會系統理論,教育系統能量存在流入與流出。職業教育可以通過能量引入,提高教育對微觀層面學生自身的教育獲得;此外通過能量輸出,改善其他社會子系統的能量狀況,形成有利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社會環境。職業教育首先可以通過教育系統內相互協調,改善農業轉移人口的教育環境;此外通過對社會文化系統形成影響,有利文化包容;亦可通過各種方式對制度體系、經濟體系等形成影響,改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支持,如稅收[8](張桂敏、吳湘玲,2018)、社會福利、勞動力市場就業服務、戶籍政策、法律支持等。職業教育通過內外子系統間能量傳輸,在微宏觀領域、群體自身及社會環境上發揮作用,最終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高水平市民化。
四、基于“獲得感”的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思路
將教育服務市民化的路徑聚焦農業轉移人口的實際教育獲得及感受,是教育服務市民化的直接評價及檢驗標準,也是市民化的間接檢驗標準之一。從職業教育角度看,教育的前期教育設計、教育過程、教后服務均需以對象的“獲得感”為中心,根據職業教育輸出、獲得感的微宏觀維度,以農業轉移人口、社會其他子系統為作用對象,探究職業教育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與對策。
(一)微觀層面,以農業轉移人口為對象,探索職教發展新路徑
探索職業教育發展的新路徑,首先需明確誰是教育的主體、誰是教育的受益者、誰來推動教育的基本問題,堅持問題導向。
1基于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把握職業教育的新取向
第一,對象取向。按照生源類型不同,可粗略分為社會生源與升學生源。目前來看,職業教育面向社會生源的繼續教育發展仍處于初期階段,規模與質量仍有很大提升空間。農業轉移人口體量巨大,如能調動該人群的職業教育需求,一方面能應對目前職業教育生源危機;另一方面有利于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自身價值與社會價值。
第二,價值取向。過往,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過度重視其對國家戰略、地方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而忽視最基本的受教者的個人發展問題,職業教育價值取向轉變,首先表現為以“獲得感”思想分析職業教育、市民化,糾正“強烈國家主義傾向”,強調個人權利、個人需要和個人教育需求,體現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與服務受教者的和諧統一[9](劉繼青,2017)。此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不僅僅與人的經濟地位有關,其他能力同樣重要。因此,在職業教育對象取向、核心價值取向轉變基礎上,職業教育還需服務農業轉移人口社會地位、思想文化、政治地位提升。
2基于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創新職業教育新方法
基于農業轉移人口的“獲得感”,創新職業教育新方法,首先需分析其群體特征,其次分析人群“獲得感”內涵,在此基礎上,創新職業教育新方法。農業轉移人口的群體特征鮮明,職業教育既期望成為該人群的補償教育,便需明晰其群體特征,如生理心理文化特征、教育消費心理、方式等。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中的已就業人員,對其的研究卻嚴重滯后于職業培訓的發展,從而導致教育輸出不符合需求。因此,群體特征,直接影響職業教育的模式、手段、方法。
職業教育方法創新,還需分析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內涵,獲得感內涵與職業教育內容息息相關。以市民化為目標,教育“獲得感”為實現中介,通過分析其“獲得感”內涵,有助于豐富職業教育輸出內容,明確教育的中心內容。而以市民化為目標的教育及教育獲得感,涉及人的全面發展、全人價值實現。因此,通過“獲得感”內涵分析能把握職業教育的核心內容與主要方向,同時符合教育的宏微觀社會功能需要。分析受教者的群體特征、教育需求,以問題為導向,探索職教新方法、新內容是可行之策。
3基于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激發職業教育新動力
推動職業教育在市民化中的作用,需多主體參與,凝聚各利益相關者的能量、動力共同推進。本文提出的以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思想主導職業教育市民化作用實現,便是認為農業轉移人口作為其中的重要力量,需深入參與到其中來。新生代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強烈,可苦無有效實現手段;此外該群體可成為職業教育的主要購買方;因此,農業轉移人口是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動力。
需從如下方面,發揮農業轉移人口參與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作用。一是增加教育需求研究,通過提高其教育獲得感,提升職教預期價值與現實價值;二是提高農業轉移人口通過職業教育實現市民化的可期性,使其認識到職業教育在市民化中的預期價值,增加其教育購買意愿;三是喚起農業轉移人口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創造性,直接參與教育改革,根據市民化意愿,提出教育需求,此舉將有利于職業教育的發展,農業轉移人口教育獲得感的提升,并有利于微宏觀層面市民化的實現。
(二)宏觀層面,促進教育系統與其他社會子系統能量新交換
以“獲得感”思想為抓手,體現強調利用社會各系統,服務農業轉移人口的“獲得感”,并最終直接有利于市民化,實現群體與社會利益的共同化與最大化。也就是以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為作用對象,思考教育系統利用社會其他能量共同提升群體“獲得感”的問題。通過“獲得感”中介,最終有利于群體市民化,本身便是突破教育外延,思考國家、社會的綜合問題。
因此,本議題,需要以教育“獲得感”為中介,思考整個社會系統相互協調、協作的問題。以教育系統為起點,探索與社會其他系統的雙向能量交換,深入研究教育系統協調其他子系統資源引入與教育系統能量輸出的路徑與方法;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市民化”是一個綜合性的議題與視角,因此教育同樣要綜合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系統能量,實現與經濟、政治、文化等系統的交流與協作。
以經濟為導向的交流協作廣受重視,如何提高受教者的經濟收入,如何提升經濟獲得感,實現個人、宏觀經濟發展是重點也是難點。各種以推進經濟、社會主體合作,實現職業教育經濟價值的研究與措施不斷推出,但合作深度、廣度不夠,積極性不高仍難攻克。
此外,對職業教育與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社會系統間能量交換的重視與推進也大有可為之處;職業教育如何提升民生獲得、政治獲得、文化獲得還需社會各主體通力協作,思考如何與政府、社會主體深度合作,為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的農業轉移人口提供教育輔助,提升其教育獲得感。職業教育是直接面向和服務于經濟發展大局的一類教育,它能夠通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形成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因此,發展職業教育必然有助于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經濟、民生問題;職業教育需做好群眾需求調研,使該群體、其他相關群體參與到教育改革發展中來,教育系統也主動參與到國家、社會發展決策體制中來,通過教育多主體參與,溝通利益多方的利益表達,提供博弈渠道,提高其社會、政治獲得感。
職業教育可以成為農業轉移人口最匹配的補償教育,能有助于提升農業轉移人口的獲得感與市民化獲得感。同時,之于職業教育,也是實現職教發展,發揮社會功能的好機會,職業教育大有可為之處,便需探討如何為之的問題。文章提出以農業轉移人口“獲得感”這一綜合性視角為指引,探索職業教育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的可行路徑與思路。
通過深入分析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反推職業教育的可為之處,以教育獲得為中介,使職業教育供給與市民化需求有效鏈接,是職業教育服務市民化問題的一次綜合性研究探索,仍處于思路探索階段,具體措施仍待進一步思考。
【參考文獻】
[1]潘澤泉.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理論爭辯、經驗比較與跨學科范式建構[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46—58.
[2]曹現強.獲得感的時代內涵與國外經驗借鑒[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1):18—28.
[3]文宏,劉志鵬.人民獲得感的時序比較:基于中國城鄉社會治理數據的實證分析[J].社會科學,2018(3):3—20.
[4][7]李小魯,胡冰.辦好職業教育提高人民的教育“獲得感”[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7(34):69—74.
[5][9]劉繼青.基于“獲得感”思想的教育改革[J].教育發展研究,2017(1):1—8.
相關教育期刊推薦:《教育發展研究》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主管,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主辦,國內刊號CN:31-1772/G4;國際刊號ISSN:1008-3855,郵發代號4-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