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提煉分析全球跨境資本流動典型事實，并研究包括資本管制和宏觀審慎政策在內的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演變，同時探析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和溢出效應機理。研究發現，總資本流動規模較大且波動性顯著，并呈現出順周期特征。不同類型資本流動在跨境資本流動中地位存在差異。此外，資本流動背后呈現明顯部門異質性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國家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總體呈上升趨勢，但面臨跨境資本流動大幅變化時，各國政府和IMF等組織也開始認識到資本流動管理的重要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后，宏觀審慎政策使用頻率越來越高，逆周期調節作用凸顯。一國經濟基本面情況、資本流動管理政策使用優先順序、與宏觀經濟政策是否協調配合等因素均能影響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同時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溢出效應日益顯現。基于研究結論，提出政策建議：第一，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合理利用政策工具，重視國際間政策協調;第二，適時穩步推進金融開放，堅持循序漸進開放策略;第三，繼續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增強風險抵御能力。

　　關鍵詞：跨境資本流動;資本流動管理;資本管制;宏觀審慎;逆周期調節;資本項目開放;溢出效應;金融穩定

　　引言

　　伴隨著全球金融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近三十年來，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和波動性不斷增加，全球范圍內總資本流動、信貸規模和資產價格等呈現出一致性變動趨勢，即“全球金融周期現象”(Rey，2015)。跨境資本流動有利于提高國際資源配置效率，促進金融體系發展，改善經濟增長狀況。但是，當一國跨境資本流動大進大出時，國內金融系統穩定性受到破壞，資產價格大幅波動，甚至誘發系統性金融危機。面對資本流動大起大落給一國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沖擊，大部分國家在資本流動異常波動時期開始采取一定程度的資本流動管理政策，包括宏觀審慎政策和資本管制工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開始重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以降低資本的順周期波動。

　　此外，一國資本流動管理政策不僅對本國跨境資本流動產生直接影響，其溢出效應也開始得到關注，即一國跨境資本流動和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是否受到其他國家資本流動管理政策影響。同時，縱觀歷次危機歷史經驗不難發現，面對外部沖擊時的脆弱性強弱可能因資本流入接收方(不同經濟部門)而異。比如，拉美危機中主權債務扮演著重要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在美國，罪魁禍首是美國和全球性銀行持有的國內家庭債務，在歐洲，主權國家和銀行外部借貸發揮了核心作用(Avdjiev et al.，2018)。

　　由此，與傳統上關注分類型資本流動不同，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分部門資本流動，并認為分部門資本流動動態演化和作用發揮存在差異性。更廣泛和更精細的部門細分可以進一步凸顯跨境資本部門特征和異質性，可以更好地理解潛在的政策和風險傳遞。因為不同部門可能進行不同的跨境金融交易，且對外部沖擊反應也不同。此外，在過去幾十年里，金融市場參與者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在許多國家，非銀行金融機構相對重要性顯著增加，傳統存款性金融機構在金融中介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降低。另外，資本流動形式多樣，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貸款等，每個部門都可能活躍于所有類型交易。集中注意特定部門特定類型資本流動可能會忽視部門總資本流動完整情況。

　　并且，鑒于資本流動管理政策往往與某一部門聯系更為緊密，與傳統分類型資本流動相比，研究分部門資本流動更能為一國政府針對資本流動管理中的問題“對癥下藥”提供政策啟示，進而提高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因此，本文以跨境資本流動為主線，對跨境資本流動變化典型事實進行梳理總結與分析，尤其是考察不同部門跨境資本流動演變特征;并研究包括資本管制和宏觀審慎政策在內的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演變，同時探析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和溢出效應機理，對于中國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以及實現金融體系穩定和宏觀經濟平穩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跨境資本流動測算與典型事實

　　(一)跨境資本流動測算

　　以往大多數文獻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網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BOP)數據測算資本流動(Forbes and Warnock，2012;張明和肖立晟，2014;肖衛國和蘭曉梅，2017;Avdjiev et al.，2018;黃憲等，2019)，總資本流入為直接投資負債、證券投資負債、其他投資負債三者之和;總資本流出為直接投資資產、證券投資資產、其他投資資產、儲備資產四者之和;總資本流動為總資本流入與總資本流出之和;凈資本流動為總資本流入減去總資本流出后的差值。但也有部分文獻采用其他測算方法，如 Kouri andPorter(1974)基于IMF數據將資本流動界定為本國持有的外國債券減去外國持有的本國債券的差額;Fan et al.(2020)運用基金數據(EPFR);張明和譚小芬(2013)、趙進文和張敬思(2013)、王博和王開元(2018)、彭紅楓和祝小全(2019)運用國家統計局的計算方法①;Yabin(2018)運用雙邊銀行部門數據(BIS/LBS);Hashimoto and Krogstrup(2019)運用IMF公布的標準化報表數據(SRF)。

　　此外，以往研究往往著眼于凈資本流動，近年來更多學者開始認識到總資本流動的重要性，并將研究重點放在總資本流動上。一方面，與凈資本流動相比，總資本流動可以區分國內和外國投資者，從而提供更多關于他們跨境資產配置行為的信息(Schmidt and Zwick，2015)。另一方面，近年來總資本流動規模和波動性日益提高，而凈資本流動相對穩定，因此將總資本流入與總資本流出進行區分越來越重要(Forbes and Warnock，2012)。同時，大多數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類型下的資本流動，如直接投資、證券投資或其他投資，或是僅關注銀行部門與非銀行部門的資本流動，鮮有研究對資本流動按部門進行劃分，Avdjiev et al.(2018)構建了一個新的分部門資本流動數據集，從銀行、企業和公共部門三個部門對資本流動進行研究。

　　(二)跨境資本流動典型事實

　　1.從凈資本流動到總資本流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大多文獻集中于研究凈資本流動，探索其動態變化特征、驅動因素及影響。理論上，經常賬戶余額與一國凈資本流動相等，衡量了一國國內儲蓄與投資的缺口。實際上一國對外投融資總額與該缺口并不一致。經常賬戶余額不能真實反映一國對外投融資模式，而對外投融資模式又與外部脆弱性息息相關。因此，由于凈資本流動分析存在一定缺陷，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總資本流動。全球金融危機后，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重點關注總資本流動演變特征和經濟影響(Forbes and War⁃nock，2012;Schmidt and Zwick，2015;Mcquade andSchmitz，2017)。從圖1中可以明顯看到，與總資本流動相比，凈資本流動基本圍繞0值上下波動，波動性較低。

　　而總資本流動規模較大且波動性顯著，并呈現出順周期特征。從規模上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總資本流動規模達到頂峰。順周期特征明顯，在經濟繁榮時期，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充裕，跨境金融資產配置和跨境貿易活躍，總資本流動規模大幅增加;當出現負向沖擊，市場流動性緊縮，國際投資者風險偏好降低，風險資產價格下降，總資本流動規模萎縮。此外，Rey(2015)等用VIX來衡量全球金融周期。當VIX升高時，總資本流動規模迅速下降，Forbes and Warnock(2012)、Avdjiev et al.(2018)等均發現資本流動與VIX顯著負相關。同時，對比總資本流入和總資本流出發現，其趨勢基本一致，呈現出較高同步性，且均具有順周期性。不同類型經濟體凈資本流動與總資本流動。

　　從不同類型經濟體角度看，再次發現，與凈資本流動相比，總資本流動規模更大，波動性更強，且均呈現顯著順周期性。但是，也可以看到，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動變化存在一定差異。其一，從規模上看，無論是全球金融危機前還是危機后，發達國家資本流動規模均顯著大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動規模，這表明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達國家依舊占主導地位。其二，對比全球金融危機前后資本流動變化發現，對于發達國家，危機后隨著非常規貨幣政策等刺激政策出臺，經濟不斷恢復，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再次攀升，逐漸恢復到與危機前相似的水平;對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面對跨境資本流動大幅流入流出給國內經濟金融穩定可能帶來的沖擊，開始重視資本流動管理，危機后資本流動規模逐漸回升，但總體上明顯低于危機前水平。

　　其三，從資本流動方向上看，總體上發達國家凈資本流動大部分時間為負值，即總體上大部分時間發達國家為資本流出方。而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在2015年之前凈資本流動大部分時間為正值，即總體上大部分時間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為資本流入方。但也應注意到，2015年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凈資本流動大部分時間為負值，即出現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出局面，可能是美聯儲加息等全球性因素帶來的。可見，不同類型國家跨境資本流動既同時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等全球性因素影響，也受各國自身特質因素影響。綜上，在研究跨境資本流動時，與凈資本流動相比，應更加關注總資本流動，并且應同時考察流入流出兩個方向資本流動的動態變化，也應注意到全球性因素和本國特質因素均在驅動跨境資本流動變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從資本流動規模到資本流動結構。既有研究大多從總體規模上考察資本流動演變特征和作用(Schmidt and Zwick，2015;Mcquade and Schmitz，2017)，而不同類型下資本流動在跨境資本流動中地位存在差異，其驅動因素和經濟影響也是如此，因此眾多學者開始從結構上深入研究不同類型資本流動(Pagliari and Hannan，2017;Neanidis，2018)。與直接投資相比，其他投資和證券投資類型下資本流動呈現出更高波動性(Pagliari and Hannan，2017)。

　　因此，這里重點考察其他投資和證券投資類型下資本流動變化。首先，分析資本流入視角下不同類型資本流動變化。從圖5可以看出，其一，從規模上看，危機前其他投資規模顯著大于證券投資，表明危機前資本流入主要是通過其他投資渠道;危機后兩者規模相當，表明危機后證券投資在跨境資本流入中地位上升。其二，從波動性上看，無論是其他投資，還是證券投資，近年來波動性增強。其三，從周期性特征來看，兩者相比，其他投資流入呈現更強順周期性。其次，分析資本流出視角下不同類型資本流動變化。從圖6可以看出，其一，從規模上看，總體上其他投資規模大于證券投資，2014年后兩者規模差距減小，表明近年來其他投資和證券投資均在資本流出中占據重要地位。其二，同樣，危機后隨著經濟恢復，其他投資和證券投資波動性均有所增加。其三，從周期性特征來看，兩者均呈現一定順周期性。最后，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不同類型資本流動變化。

　　不難發現，第一，無論是資本流入角度，還是資本流出角度，發達國家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規模均明顯大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這表明在全球資本流動中，分類型視角下發達國家依舊占據主導地位，發達國家資本流動引導全球資本流動變化。第二，從趨勢上看，發達國家資本流動趨勢基本與全樣本資本流動趨勢一致，再次論證了發達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主導角色，原因可能在于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發展較為成熟，資本項目開放程度高。第三，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動變化與全樣本存在明顯差異。從資本流入角度看，與全樣本一致，危機前其他投資規模顯著大于證券投資，危機后兩者規模相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危機后其他投資流入規模雖然有所恢復，但總體小于危機前水平。從資本流出角度看，危機前后其他投資規模均顯著大于證券投資，這表明，對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資本項目開放程度有限，資本流出主要以其他投資資本流出為主。

　　3.從單部門資本流動到分部門資本流動。大多學者重點研究銀行部門資本流動變化，并認為銀行部門在國際資本流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Neanidis，2018;Yabin，2018)，忽視了對其他部門資本流動的分析。事實上，面對內外部金融環境變化，不同部門可能進行不同的跨境資產配置，由此對一國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作用存在異質性(Forbes and War⁃nock，2012;Avdjiev et al.，2018;Lepers and Mercado，2020)。

　　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演變

　　(一)資本管制

　　進入新世紀以來，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屢創新高，波動性也有所增加。尤其是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多次出現資本流入大幅增加和劇烈減少局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夕資本流入不斷增加，2007年資本流入達歷史最高值15369億美元，隨后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迅速蔓延至全球，資本流入銳減，出現大量資本外逃局面，2008年與2009年流入銳減為7686億美元、5674億美元。伴隨著危機后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充裕，投機動機和套利動機驅動下國際資本開始大量涌入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2010年流入規模快速增加達到12009億美元。2015年，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疲軟，并且伴隨著美聯儲加息，國際市場流動性銳減，資本回流美國市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入大幅減少，出現大量資金外流。2015年新興市場經濟體非居民資本流入為3252億美元，較2014年降幅約為70%。此外，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估計，2015年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凈流出總額為5217億美元。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增速大幅放緩，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升高，新興圖16 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不同部門資本流出變化 經濟體再次面臨較大資本外流壓力。當跨境資本大幅流入或流出一國市場時，勢必對一國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穩定造成沖擊。面對跨境資本大幅變化給國內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帶來的挑戰，一些正在逐步提高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國家和一些資本賬戶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紛紛采取適當的資本管制，以實現抑制資本流動大幅波動的目的。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資本管制態度也不斷轉變。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前，IMF倡導資本自由流動，大力推動“去資本管制”進程，并在成員國接受IMF貸款援助條件中增加了“開放資本賬戶”。然而，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頻發，IMF 開始意識到資本流動在危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尤其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IMF開始反思對資本管制的態度，研究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潛在風險，并提出“成員國可以采取必要的管制，以調節國際資本流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IMF對資本管制的立場發生迅速轉變。在2007年《世界經濟展望》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仍舊反對資本管制，但是，從2010年開始，IMF開始強調在面對資本流入時資本管制工具的必要性，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動。最終于2012年11月發布《資本流動自由化與管理：機構觀點》，確立了CFM(資本流動管理措施)體系管理思路和實施框架。

　　(二)宏觀審慎政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逐漸形成并日趨完善。然而，審慎政策并不是一個新生概念，危機前一些國家就利用宏觀審慎政策防范系統性風險。Alam et al.(2019)指出，從1990年開始對宏觀審慎政策的使用開始緩慢增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國際金融市場活躍，全球主要國家資本項目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跨境資本規模逐漸增加，金融監管主要集中在微觀審慎方面。微觀審慎，重點關注個體穩健性，強調單家機構風險防范，但穩健的個體加總并不等于宏觀整體是健康的，忽視了風險傳染問題、標準問題和“合成謬誤”。

　　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大幅流入或流出的局面驟然增加，給一國經濟平穩增長帶來巨大沖擊，各國政策制定者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開始認識到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重要性，金融監管也逐漸從微觀審慎監管延伸至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政策相比，宏觀審慎措施強調逆周期、宏觀、跨部門，關注系統重要性機構，目的在于維護金融穩定，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圖21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國家宏觀審慎政策指數變化情況。圖22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宏觀審慎政策指數變化情況。宏觀審慎政策指數越大，代表宏觀審慎政策越嚴格。總體來看，宏觀審慎政策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波動性也有所增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開始重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以降低資本的順周期波動。危機前夕，面對過度繁榮的信貸市場，增強宏觀審慎管理力度，抑制過度借貸行為;危機期間，信貸市場萎縮，則減弱宏觀審慎管理力度，抑制蕭條時期的損失擴大。對比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宏觀審慎政策指數變化可以看到，總體上，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宏觀審慎政策比發達國家更嚴格。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外部沖擊時的脆弱性更高，尤其是資本流動大幅波動和匯率大幅變化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從圖21和圖22可以看到，2007—2012年期間宏觀審慎政策指數大幅變化，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均在其中發揮著作用，但主要是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更多地使用宏觀審慎政策帶來的。而2014—2016年期間宏觀審慎政策再度大起大落，則是由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驅動的。此外，圖 22 顯示，從不同類型經濟體角度來看，發達國家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宏觀審慎政策變化開始呈現一定的同步性，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后。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本文結論

　　本文主要對跨境資本流動變化典型事實進行梳理總結與分析，并研究包括資本管制和宏觀審慎政策在內的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演變，同時探析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和溢出效應機理。梳理跨境資本流動變化典型事實發現，第一，全球金融危機后，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重點關注總資本流動，總資本流動規模較大且波動性顯著，并呈現出順周期特征;第二，從結構上看，不同類型下資本流動在跨境資本流動中地位存在差異;第三，不同部門在跨境資本流動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差異，由此呈現不同演變特征。資本流入視角下，從規模上看，銀行部門和企業部門扮演著重要角色，資本流入的順周期性主要是由銀行部門和企業部門驅動的;從波動性上看，危機后三個部門波動性并未明顯衰減，仍舊波動較大。資本流出視角下，從規模上看，危機前銀行部門和企業部門規模相近，危機后企業部門資本流出占據主要地位;從波動性上看，危機后三個部門波動性仍舊較高。

　　此外，資本流出的順周期性主要是由發達國家銀行部門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企業部門共同驅動的。對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演變研究發現，第一，對于資本管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國家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總體呈上升趨勢，資本管制程度不斷降低，不過當面臨跨境資本流動大幅變化時，各國政府和IMF等組織也開始認識到資本管制工具在抑制資本流動大幅波動中的重要性;第二，對于宏觀審慎政策，宏觀審慎政策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波動性也有所增強，逆周期調節作用凸顯，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后;第三，一國經濟基本面情況、資本流動管理政策使用優先順序、與宏觀經濟政策是否協調配合等因素均能影響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同時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溢出效應日益呈現。

　　(二)政策建議

　　1.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合理利用政策工具，重視國際政策協調。首先，除了關注分類型資本流動，也要重點關注分部門資本流動演變特征，尤其是銀行部門。在我國間接融資占主導背景下，銀行部門在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017 年后，銀行業對外開放再次按下“加速鍵”，銀保監會圍繞銀行業對外開放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涵蓋機構設立、業務范圍、審批事項等多個方面。在此背景下，銀行部門跨境資本流動越來越復雜，規模日益上升。

　　此外，近年來國內一些大型非金融企業在國內和全球金融體系中地位不斷增加，甚至扮演著金融中介和“銀行”的角色。另外，我國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等形式下的公共部門資本流動也是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中不容小覷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外部沖擊時，不同部門反應存在差異，給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帶來較大挑戰。隨著資本項目開放程度提高，我國銀行部門資本流動波動性可能隨之增大，威脅國內金融體系穩定性。應考慮定期進行銀行部門跨境資本流動沖擊壓力測試，嘗試構建前瞻性監測預警指標體系。

　　其次，繼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管理框架。2021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等重點領域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要合理安排政策使用順序。

　　第一，優先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傳統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加強兩者協調配合，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第二，若傳統宏觀政策不能有效維護金融穩定，則優先考慮運用宏觀審慎措施，抑制跨境資本流動順周期波動。針對不同潛在風險隱患利用不同政策工具一一應對。在2015年國內出現“資本外流”局面時，及時采取包括對銀行遠期售匯收取20%的風險保證金等一系列控制資本流出的措施，大大緩解了資本流出趨勢。第三，面臨資本劇烈波動，宏觀審慎政策失效，相機選擇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對于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少使用行政性資本管制，多用非歧視性、市場化的資本流動管理措施。第四，繼續注重微觀審慎監管。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發揮微觀審慎工具配合宏觀審慎管理的積極作用。

　　最后，注重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國際政策協調，加強國際合作。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在對本國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和波動性產生作用的同時，其溢出效應日益凸顯，對其他國家跨境資本流動也逐漸產生影響，或者是干擾其他國家資本流動管理政策。隨著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這種溢出效應也逐漸增強，給一國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有效性帶來挑戰。因此，應加強與其他國家監管機構、IMF等國際機構的信息溝通和監管協調，降低保護主義風險，建立政策互信和貨幣政策合作，提升資本流動管理有效性，抑制跨境資本流動大幅波動。

　　2.適時穩步推進金融開放，堅持循序漸進開放策略。《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明確提到，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繼續擴大高水平金融開放。梳理我國金融開放歷史進程可以發現，我國金融開放一直堅持循序漸進原則。接下來，我國應當繼續適時穩步推進金融開放，尤其是“雙循環”新格局下，擴大資本賬戶開放，充分利用外資，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刺激金融體系發展。同時，要把握好金融開放力度和節奏。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任何草率舉措都可能誘發資本大量外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金融開放應當循序漸進，基于國內經濟金融發展狀況，并考慮我國金融風險和跨境資本流動監管能力，進一步放開外資金融機構限制，完善金融制度環境，深化境內外資本市場互聯互通，長期來看應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深化匯率形成市場化改革。

　　參考文獻：

　　[1]戴淑庚，余博.資本賬戶開放背景下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的驅動因素研究——基于半參數平滑系數模型[J].國際金融研究，2019(5).

　　[2]黃憲，楊逸，胡婷. 國際資本流動大幅逆轉對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都是負效應嗎?——全球化資本流出管制的適配性[J].國際金融研究，2019(7).

　　[3]劉莉亞，程天笑，關益眾，楊金強.資本管制能夠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嗎?[J].經濟研究，2013(5).

　　[4]彭紅楓，祝小全.短期資本流動的多重動機和沖擊：基于TVP-VAR模型的動態分析[J].經濟研究，2019(8).

　　[5]王博，王開元.匯率改革、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與資產價格[J].金融論壇，2018(4).

　　[6]肖衛國，蘭曉梅.新一輪美聯儲加息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溢出效應研究[J].經濟學家，2017(2).

　　[7]張明，譚小芬.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的主要驅動因素：2000～2012[J].世界經濟，2013(11).

　　作者：張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