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是我國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文章利用2012—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面板數據，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所產生的影響。結果顯示，老齡化顯著降低了我國家庭總教育支出和非義務教育支出的水平。使用不同的老齡化衡量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以及利用工具變量法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后，上述結論依舊穩健。分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表明，老齡化對家庭教育投資的負向影響主要源于農村戶口、中低收入的群體。此外，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對作用機制的分析表明，老齡化通過增加家庭的醫療負擔來影響其教育人力資本的投資。我國居民家庭中存在“老年人口增加—醫療負擔加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受到不利影響”的現象。

　　關鍵詞：老齡化;醫療負擔;家庭教育投資;中介效應模型

　　0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老年人成為感染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危人群，這是因為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導致免疫功能減弱，更容易受到疾病的沖擊，加之多數老年人患有長期的慢性疾病，因此，成為患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人群。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導致我國家庭的養老和醫療負擔在不斷加重[1]。劉國恩等(2011)[2]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我國家庭醫療保健支出不斷上漲的最主要因素，老年人對醫療、衛生和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更高。個體在65歲以后的醫療開支占其一生醫療費用的70%左右[3]，65歲以上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是65歲以下人群的3~5倍[4]。

　　人口老齡化論文范例：試論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根據我國老齡工作委員會有關統計顯示，我國老年人中患慢性病的比例達到69.2%，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會導致醫療負擔以1.54%的速度增長，到2023年，因為人口老齡化而造成的醫療負擔將增加26.4%[5]。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健全，不能夠完全負擔老年人的就醫費用，居民自身還需要支付大量的醫療費用，因此老齡化的加劇勢必會對家庭的醫療負擔造成影響。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的家庭結構具有其特殊性，家庭中往往包括老年父母、中年夫妻和其子女。這種特殊的三代戶家庭模式導致中年夫妻雙方要同時承擔贍養老年人和撫養子女的壓力，“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層家庭中養老負擔和教育負擔并存[6]。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家庭的養老和醫療負擔變得更加沉重，家庭需要重新權衡其內部的消費和投資決策，因此老齡化和醫療負擔可能會對家庭的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產生不利影響。本文分析了我國老年人口對家庭教育投資產生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并運用2012—2016年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在我國特有的經濟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人口老齡化會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產生擠出效應，并且這種擠出效應在不同的家庭群體中存在明顯的差異。通過對作用機制的分析發現，人口老齡化會通過增加家庭的醫療負擔來擠出其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因此，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國應該制定有針對性的養老和醫療衛生保障政策，這不但有利于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的改善，還會通過代際傳遞的作用對整個家庭的長期收入和福利水平產生積極作用。

　　1研究設計

　　1.1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的數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進行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的數據庫。ISS從2010年7月開始對中國的25個省市開展基線調查，隨后在2012年、2014年以及2016年繼續進行了三輪追訪。CFPS數據內容涉及家庭和個人層面的詳細信息，包括性別、年齡、職業、婚姻、勞動供給、收入、教育、健康以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等。CFPS調查數據的內容可以滿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因此本文選取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的全國整合樣本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1.2變量選取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家庭人力資本投資，這里使用家庭的總教育支出和非義務教育支出來衡量。家庭的總教育支出一共包括九項內容的加總，這九項內容分別是書本費、學雜費、在校住宿費、在校伙食費、擇校費、因學習所產生的交通費用、教育軟件費、家教費(課外輔導費)以及其他費用。另外，由于我國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父母有法定的義務讓適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再者義務階段的學費和雜費都由政府承擔，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本文結果造成影響。為了保證分析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選取了家庭的非義務教育支出作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人口老齡化，這里使用家庭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來衡量。

　　此外，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家庭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老齡化程度。本文試圖研究老齡化對家庭教育投資影響的中介效應機制，醫療負擔是本文重點考察的中介變量，這里使用家庭的醫療花費作為醫療負擔的衡量指標。在控制變量中，家庭中正在上學的子女的就讀階段是教育支出產生差異性的重要指標。

　　本文根據CFPS少兒和個人調查問卷中“正在上學的階段”這一統計數據，計算出家庭中在各個上學階段的子女占家庭總人口的比例，進而獲得就讀階段控制變量;由于CFPS數據中并未明確家庭中的戶主信息，因此本文根據CFPS家庭關系調查問卷中的“家庭消費決策主事人”來確定家庭的戶主，進一步通過整理與戶主相關的特征變量，包括戶主的年齡、性別、婚姻以及受教育年限，來控制戶主特征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影響;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家庭的戶口類型、家庭的規模、家庭中參與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以及家庭收入。

　　從統計的結果來看，家庭的年平均總教育支出為3011.41元，年平均非義務教育支出為2766.23元，同時這兩個指標的標準差都遠大于平均值，說明不同家庭的教育支出存在明顯差異;在老齡化變量中，平均每個家庭有0.53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約占家庭總人口的21%;在戶主的特征變量中，可以發現戶主的平均年齡為50歲，男性更多(73%)的是家庭中的經濟決策者，而且絕大多數(89%)的戶主都處于婚姻狀況;在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中，發現樣本中具有城鎮戶籍的家庭占比約為30%，這個比例要低于目前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調查中沒有考慮到流動人口的緣故。

　　2實證結果分析

　　2.1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在回歸分析過程中，將不同類型的控制變量分別加入方程中，首先將就讀階段的控制變量加入面板回歸分析中，這是因為在不同的受教育階段，教育花費具有明顯的異質性;之后再將戶主和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加入其中。另外，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還考慮了短面板數據中可能存在面板自相關問題，因此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時間效應和個體效應。模型(1)結果表明：在控制家庭中正在上學的子女的就讀階段變量時，60歲以上老年人個數與家庭總教育支出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模型(2)中的結果顯示，在加入戶主特征變量以及家庭特征變量后，60歲以上老年人個數和總教育支出的相關系數大小的絕對值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3影響機制的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檢驗人口老齡化是通過何種機制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的，本文采用了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考察家庭中60歲以上老年人個數是否會通過增加家庭的醫療花費，也就是增加醫療負擔這一中介變量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結合前文式(2)，本文選取家庭的醫療花費作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模型(1)至模型(3)的回歸結果表明，家庭中60歲以上老年人數增加會顯著地減少家庭總教育支出水平，同時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的增加會顯著地增加家庭的醫療花費，家庭的醫療花費又與家庭總教育支出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對于非義務教育支出而言，這種影響機制同樣存在，模型(4)至模型(6)的結果表明家庭中的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顯著降低了家庭非義務教育支出，同時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顯著提高了家庭的醫療花費，而家庭醫療花費又與家庭非義務教育支出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通過以上的實證檢驗，驗證了中介效應的存在。人口老齡化確實會通過增加家庭的醫療負擔來擠出家庭的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水平。此外，本文進行了Sobel檢驗，這可以更精確地判斷中介效應的大小。結果顯示，Sobel檢驗中的Z值統計量的絕對值為4.712，這遠遠大于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0.97。因而可以確認老齡化與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以醫療負擔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醫療負擔作為人口老齡化和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在總效應中所占的比例約為58%。

　　此外，當把被解釋變量替換為家庭非義務教育支出時，人口老齡化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也存在以醫療支出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49%。根據上述分析，人口老齡化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施加擠出效應的過程中，存在一個十分重要的中介變量，即家庭的醫療負擔。家庭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伴隨的是醫療花費的增加，家庭的醫療負擔不斷加重，在整個家庭的預算約束不變的情況下，會減少家庭的教育投資水平。基于中介效應的計量檢驗揭示了我國居民家庭中存在“老年人口不斷增加—醫療負擔加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受到不利影響”的現象。

　　4結論

　　本文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的CFPS面板數據，研究了老齡化對我國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第一，人口老齡化會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研究發現，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會顯著的減少其總教育支出以及非義務教育支出水平。第二，老齡化對家庭教育投資的影響在不同家庭群體之間存在差異，老齡化影響家庭教育投資的負向效果主要源于農村戶口、中低收入的群體。第三，本文驗證了老齡化對家庭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的作用機制，老年人口的增加會導致家庭醫療花費提高，醫療負擔加重，在預算約束一定的情況下，家庭中的教育投資會受到負向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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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劉國恩,蔡春光,李林.中國老人醫療保障與醫療服務需求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1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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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吳衛星,譚浩.夾心層家庭結構和家庭資產選擇——基于城鎮家庭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

　　[7]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2004,(5).

　　作者：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