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論文以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域(不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基于TOE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解釋了中國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差異的生成邏輯，總結出了網上政務服務生成的兩種實現模式。研究表明：(1)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生成邏輯有不同表現形式，發達地區最重要路徑是較高政府組織開放性、較高財政資源能力和較高公眾需求壓力的組合，而欠發達地區的最重要路徑為較高自身重視程度及高政府組織開放性和高中央政府支持的組合。

　　(2)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存在兩種模式：模式1表現為以政府組織開放性作為前提，配之以相關的觸發機制如公眾需求壓力、財政資源能力和中央政府支持等，體現了制度環境的重要性;模式2表現為對自身重視程度的依賴，其體現了政府內在動力的力量。可持續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則建立在制度環境、財政能力和政府組織自身之間良性互動的基礎上。

　　【關鍵詞】FSQCA網上政務服務TOE省級政府

　　相關論文范文：信息技術對于電子辦公政務起到的作用

　　在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中都離不開信息技術，完成政務的電子信息化，建立網絡辦公平臺是我國重要的發展策略，電子政務是政府相關工作結合網絡信息技術的產物，政府通過這個平臺為群眾觀提供網絡服務，突破了以往的辦公機制，更加有利于實現為民辦公服務。

　　關鍵詞：信息技術,電子政務,政府辦公

　　一、引言

　　在互聯網時代，新一代信息技術成為技術治理的主要工具，信息技術的“賦權”屬性，能夠給社會、國家帶來諸多現實和潛在的發展機遇，包括提升政府工作效能、便于民眾參與、促進社會福祉、增強體制韌性等。目前我國政府愈加重視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在政務服務中的作用，已將網上政務服務建設作為政府服務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徑，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工具。但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否能夠實現社會治理目標，這取決于技術治理的邏輯，即技術的應用受到組織及個人偏好、制度、文化等選擇與塑造。

　　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發布的《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調查評估報告(2017)》、南京大學和新華網政務大數據共同發布的《2016年中國政府電子服務能力指數報告》、及中國軟件測評中心的2017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報告》等報告均顯示：一般而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在網上政務服務能力中的排名較靠前，但報告也顯示出如貴州、甘肅、廣西、江西等經濟欠發達的省份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排名也靠前。

　　這幾份報告中的結果意味著處于相同發展水平的地區網上政府服務能力可能差異會很大，而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地區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卻可能處于同一水平。以上促使我們去思考：一個地區網上政務服務水平高低的決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影響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多種因素如何組合作用并生成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即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生成邏輯是怎樣的?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是否存在區別?進一步，經濟基礎薄弱的欠發達地區在提升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方面是否有可突破的路徑，其關鍵點是什么?

　　本文將立足于中國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現狀，基于TOE框架，對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差異性表現進行解釋，進一步探究中國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生成模式。具體操作中，本文將采用FSQCA方法。目前學者們就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及電子政務發展的影響因素已經有一些研究，但是通過現有研究僅僅能夠從整體上概括地了解有哪些影響因素，而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是否存在區別，及各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則未涉及。打開各因素內部相互作用邏輯的黑箱，才能夠深入認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并針對不同地域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QCA方法作為一種組態比較法，強調產生既定結果的要素特定組合，能夠揭示各條件因素不同組合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有助于打開各因素內部作用邏輯的黑箱。因此，其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靠工具。

　　二、文獻綜述及TOE框架

　　(一)文獻綜述

　　本研究建立在電子政務創新擴散、電子政務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等文獻基礎上。當前文獻多從創新擴散視角對公共部門引入電子政務的影響因素進行討論。整體上，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電子政務創新擴散受政治制度、官僚組織及員工、政府治理質量等內部因素和信息技術設施、公民需求、經濟發展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結果則呈現出多元化表現。一些學者(Azadetal.，2010;Ho&Ni，2004;Korteland&Bekkers，2008;黃曉春，2010)聚焦于政府組織及其員工、政治制度、政府治理水平等內部因素對電子政務創新擴散的影響。其中比詹·阿扎德(BijanAzad)等(Azadetal.，2010)發現在全球層面上體現國家治理質量的民主、透明、問責、廉潔等對電子政務創新的解釋力強于其他經濟和技術變量。伊芙琳·科爾特蘭德(EvelienKorteland)和維克托·貝克(VictorBekkers)(Korteland&Bekkers，2008)的實證研究表明功能和政治因素主導了荷蘭電子警務系統的擴散。黃曉春(2010)的案例研究則展現了官僚組織及官員偏好影響下信息技術與組織的互動機制。

　　對外部因素的關注則強調公眾需求壓力、經濟發展水平、信息技術設施及文化等在電子政務引入和發展中的解釋力(Jun&Weare，2011;Wu&Bauer，2010;Zhaoetal.，2014;Dasetal.，2017)。如久納姆·君(Kyu-NahmJun)和克里斯托弗·韋爾(ChristopherWeare)(Jun&Weare，2011)的調查研究顯示響應公眾需求和在同行中建立合法性等外部需求更能解釋電子政務的引入和發展。阿米特·達斯(AmitDas)等(Dasetal.，2017)的研究發現富裕程度、信息通信技術設施的改善和提升更能促進電子政務成熟度。另外的一些學者(Tolbertetal.，2008;Leeetal.，2011;West，2011;馬亮，2012，2013)則認為電子政務的發展受到組織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如達雷爾·韋斯特(DarrellM.West)(West，2011)發現在美國政府中，信息技術變遷受到服務傳遞系統的需求、官僚政治的分裂、預算資源、集團沖突、媒體報道和黨派分裂等因素限制。李仲平(Chung-PinLee)等(Leeetal.，2011)以131個國家的實證分析發現，政策變化學習、政治制度、競爭和公民壓力等能夠充分解釋電子政務高度發達國家的情況。馬亮(2013)對中國的研究顯示，在地市級層面，府際競爭和學習、上級政府壓力、政府資源與能力等因素都同政府網站發展呈顯著正相關。

　　在政府及其部門逐步普及網上政務服務的情況下，學者們也開始關注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Kanungo&Jain，2011;湯志偉等，2019;韓嘯、吳金鵬，2019;胡廣偉等，2013)。目前研究對組織內外因素都給予關注。關注組織內部因素的研究發現組織官僚文化、創新文化等對電子政務服務滿意度具有正向促進作用(Kanungo&Jain，2011)。進一步，從人的因素看，領導意愿、團隊認同、下屬認同及其互動影響電子政務服務能力(胡廣偉等，2013)。從外部因素看，在中國地級行政區層面上，公眾需求規模、互聯網普及率和上級壓力等對地方政府政務服務在線辦理能力的貢獻顯著(湯志偉等，2019)。

　　以上國內外研究為本文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但是其未探究各影響因素和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或電子政務服務能力之間的邏輯關系，即因素之間如何相互作用于客觀信息技術并影響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特別地，信息技術在政府組織和制度環境中被應用的時候，其在不同地區的影響機制和發揮影響所需要的中介也可能不同，表現出的模式也不確定。這意味著對于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而言，其走向高水平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路徑可能也是不一致的。對這個問題的探究是目前研究未及的部分，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亮點。QCA方法為研究各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和組合模式提供了分析工具。

　　(二)TOE框架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Dwivedietal.，2012)是組織層面的理論，用于解釋和分析企業采用和實施創新的影響因素。TOE框架認為組織對創新技術的采納和應用受到技術、組織和環境三方面的共同影響。其中技術因素為組織設置了廣泛的限制并為組織技術改變提供了可能性，其包括所有與組織相關的已經使用的技術和可使用但尚未使用的技術。組織因素涉及到組織的特征和資源，包括組織的結構、規模、冗余資源的數量等。環境因素包括行業的結構、需求壓力、制度環境等方面。

　　TOE框架作為一種“通用”理論(“Generic”Theory)，可以放置多種因素，并根據研究問題和背景自由地改變各種因素，因此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已經被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各類信息系統領域技術創新采納影響因素的分析。TOE框架的提出基于企業技術創新，被用于電子商務(E-Business)、電子數據交換(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企業系統(EnterpriseSystems)、開放系統(OpenSystems)等方面，但目前其應用已經拓展至公共組織創新的實施，如電子政務(Thi&Eam，2014)的使用等。目前研究中關于網上政務服務及電子政務發展的影響因素也都可以歸入到技術、組織和環境等三類影響因素中，因此，本文以TOE為整體框架，在此基礎上結合已有研究成果，確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關鍵條件變量‍‌‍‍‌‍‌‍‍‍‌‍‍‌‍‍‍‌‍‍‌‍‍‍‌‍‍‍‍‌‍‌‍‌‍‌‍‍‌‍‍‍‍‍‍‍‍‍‌‍‍‌‍‍‌‍‌‍‌‍。

　　三、研究方法、變量設定及數據處理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方法(里豪克斯、拉金，2017)進行研究。與回歸分析等計量統計方法相比，QCA有其無可比擬的優勢。首先QCA適用于中小樣本，其次QCA能夠對結果的原因進行更深入分析，它強調條件變量的不同結合方式可能會產生相同結果，相同的條件變量也許會因為研究情景的不同對結果產生不同影響(馬克斯等，2015)，進而可以理清導致一定結果的多種方式和渠道。這突破了傳統回歸等計量方法的局限，能夠幫助研究者找到導致某一結果的最佳路徑。

　　定性比較分析主要有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risp-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CSQCA)、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FSQCA)和多值定性比較分析(Multi-Value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MVQCA)三種具體方法。本文應用FSQCA方法進行定性比較分析。FSQCA克服了CSQCA必須將變量兩分類為“1”或者“0”在應用中的局限，其可以取“0-1”之間的任何值，這符合很多變量在程度或者水平上連續變化的現實。本研究中所采用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政府組織開放性、政府財政資源能力、公眾需求壓力等變量不能夠簡單地采用“屬于和不屬于”的邏輯進行隸屬分類，更加適合采取隸屬程度這樣的模糊集。具體，本文采取“連續”模糊集確定隸屬程度，先設定三個定性的錨點：完全隸屬(1)、完全不隸屬(0)、交叉點(0?5)，在錨點基礎上再確定各案例在各變量上的模糊集隸屬度。

　　(二)變量設定及數據處理

　　1.變量設定

　　QCA方法的應用需要篩選出關鍵核心條件因素，其數量要相對較少以便獲得跨案例的規律性、綜合性的解釋結果。對于中等樣本的分析，通常選擇4-6或者4-7個解釋條件，且條件因素的選擇需要遵循相關理論標準。因此，本研究首先需要梳理并構建影響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關鍵性因素，由于學者們已經針對中國省級網上政務服務的影響因素做過相關研究，在此不做重復工作，而是在TOE框架下，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確定本文研究中的核心條件因素。

　　根據TOE框架，可考慮從組織、環境和技術三方面選擇核心條件因素。但是由于在現實經驗中，省級政府網上服務平臺建設一般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招標，很少單純依靠本地或本省的人才、技術等實現，且阿里、華為、中興、聯想等大的互聯網巨頭基本上壟斷了全國各省級平臺的建設。因此，在省級政務網上平臺建設中，各省面臨的客觀信息技術的選擇實際上不存在顯著差異。相關研究也顯示出在中國，政府技術創新的阻礙因素中技術因素的影響是很小的(譚軍，2016)。因此，在條件變量選擇中不考慮技術因素，僅考慮組織和環境兩方面的因素。

　　組織因素：涉及組織的特征和資源，包括組織結構、組織制度文化、組織冗余資源、上級政府支持等。客觀信息技術只有通過組織等中介作用被感知、設計、執行和使用，才能變為被執行的技術。組織在技術的使用過程中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偏好，因此不同特征的組織可能以相當不同的方式來使用相同的信息技術，從而形成多樣化的結果(芳汀，2010)。從實證研究看，組織的確是公共部門信息技術創新與應用最重要的因素(Cinaretal.，2019)。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選擇組織開放性、組織重視程度、政府財政資源能力和上級政府支持四個因素作為組織方面的關鍵條件變量。在組織開放性方面，阿扎德(Azadetal.，2010)、科爾特蘭德和貝克(Korteland&Bekkers，2008)等從不同層面證實了政府組織透明、廉潔等對公共部門信息技術應用的重要作用。

　　黃曉春(2010)和湯志偉等(2019)證實了地方政府在政府部門信息技術應用中自身偏好、重視程度等的重要性。達斯等(Dasetal.，2017)、韋斯特(West，2011)、馬亮(2013)等為政府財政資源對網上政務服務創新及發展的貢獻提供了證據。而中國的證據顯示出地方政府的行為也是其回應上級政府支持(壓力)的重要結果，即在中國地方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發展中，上級政府壓力與支持亦扮演重要角色(湯志偉等，2019;馬亮，2013)。環境因素：包括行業的結構、需求壓力、制度環境等方面。根據現有成果，選擇公民需求壓力作為關鍵條件變量。已有研究表明(Cinaretal.，2019;Jun&Weare，2011;Leeetal.，2011;馬亮，2012;湯志偉等，2019)公民需求對公共部門信息技術的引入和發展非常具有解釋力。

　　綜上，本文在TOE框架下，從組織和環境兩方面選擇組織開放性、組織重視程度、政府財政資源能力、上級政府支持和公眾需求壓力五個關鍵性變量，用以分析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生成邏輯。

　　(1)網上政務服務能力(E-Gov)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直接采用研究機構發布的2016年各省區政務服務能力評估報告。基于相關數據的可獲取性和完整性，文中各省區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得分，以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發布的《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調查評估報告(2017)》為原始數據。

　　(2)政府組織開放性(Open)組織的開放性要求組織與發展環境協調，能夠傳遞民眾和社會對政府的要求，并以實際行動作為回應(任曉林，2004)。在信息化時代，政府組織的開放性要求其對包括信息技術等在內的新事物持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能夠靈活感知、積極回應和接受信息技術可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其體現了組織制度文化方面因素。從歷史發展經驗來看，政治與經濟緊密地纏繞在一起，不論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Friedman，2004)經濟自由對政治自由的促進，還是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C.North)(North，2017)經濟領域中權力開放與政治領域中權力開放的相互支持，都論證了政府組織開放性與市場化程度之間高度正相關。因此，政府組織開放程度可用市場化指數表示。市場化是衡量中國政府制度轉軌進程的重要變量。市場化程度越高，代表政府組織制度愈加完善，越能夠積極回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需求，當然對于信息技術等創新的應用也更加持開放和積極態度。市場化指數引用王小魯等(2017)發布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中的2014年指數數據。

　　(3)自身重視程度(Attention)地方政府是基礎服務事項的具體承擔者，在網上政務服務發展中，其需要根據區域現實環境和發展狀況，因地制宜地制定發展戰略、規范和措施等，以為地方網上政務服務發展提供指引。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自身偏好決定了其應用信息技術的方式和程度，研究顯示地方政府的自身重視程度對網上政務服務發展尤其是我國西部地區有正向顯著影響(湯志偉等，2019)。地方政府大數據管理機構配置的情況能夠反映其對網上政務服務及電子政務建設的重視程度，中國各地的發展實踐顯示，越重視信息技術作用的地區，越早設置大數據管理機構，其級別越高。本文用省級政府及所屬地級市政府大數據管理機構的級別來表示對網上政務服務發展的重視程度。數據來源于政府網站、互聯網新聞報道及學者研究總結(黃璜、孫學智，2018)。

　　(4)政府財政資源能力(Fund)適當的組織資源冗余有利于組織創新(Nohria&Gulati，1996)。在政府組織機構財政資源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資源將被優先配置于日常行政支出和公共服務等必需項目，購買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昂貴的信息技術設備進一步發展網上政府服務的空間則受到限制。正是基于此，來自國內外的證據都顯示出財政資源越豐富的地區，政府的電子政務水平越高。該指標用各省區的人均一般預算收入表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6)》。

　　(5)中央政府支持(Support)在公共部門尤其是政府組織中，下級政府的創新發展意愿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上級政府能給予的財政資源、政策支持等，其對上級政府組織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因此，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是公共部門應用創新的最主要外部驅動因素(Andersen&Jakobsen，2018)‍‌‍‍‌‍‌‍‍‍‌‍‍‌‍‍‍‌‍‍‌‍‍‍‌‍‍‍‍‌‍‌‍‌‍‌‍‍‌‍‍‍‍‍‍‍‍‍‌‍‍‌‍‍‌‍‌‍‌‍。中國縱向各級政府間實質上是一種“上下級關系”，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政策支持體現了一定的政治壓力屬性，能夠給下級政府帶來各種資源和壓力。因而，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創新的支持是其成功、持續的關鍵(俞可平，2019;陳雪蓮、楊雪冬，2009)。中國地方政府的發展實踐證明，試點往往可以獲得上級的重視，一個地方一旦成為上級授權的試驗場，就會獲得相應的資源和支持(何艷玲、李妮，2017)。在某項政策落實的過程中，中央確定的試點地區往往能夠得到更好更快發展，如早期的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在網上政務服務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能夠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意味著省級政府會有更多的財政資源、政策資源及更早發展機會。本文用省級政府是否被列為網上政務服務或電子政務系列政策中的試點來表示是否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及支持程度。數據來源為政府信息發布、北大法寶資料庫。

　　(6)公眾需求壓力(Demand)在中國，中央政府基于政治合法性對公民需求壓力進行回應，地方政府在上級晉升和考核壓力下按照中央的要求回應公民需要(王軍洋、胡潔人，2017;閆帥，2016)。中國學術界(何艷玲、鄭文強，2014;柏必成，2014)和政務實踐改革都將公民需求作為政府服務能力建設的核心。因此，現代社會，公民對公共服務及其便捷性和可達性的需求形成政府發展和完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壓力。個體對技術的采納和體制上的變化都是新技術在社會及政治上產生普遍影響的條件。只有公眾接受并使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才有可能對網上政務服務產生需求，并對政府組織和制度形成壓力，要求政府完善和提高網上政務服務水平，增加網上辦事便利性和可達性等。基于此考慮，本文采用網民規模(互聯網普及率)表示公眾需求壓力。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2.變量賦值

　　本研究以“連續”模糊集確定隸屬程度。首先，設定三個定性錨點：完全隸屬(1)、完全不隸屬(0)、交叉點(0?5)。具體，在排除大的奇異點之后將案例最大值及其以上值(包括大的奇異點)定為“完全隸屬”，在排除小的奇異點之后將最小值及其以下值(包括小的奇異點)定為“完全不隸屬”，交叉點則根據具體案例取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平均值。其次，在錨點的基礎上確定各案例在各變量上的模糊集隸屬度，取值在0-1之間(不包括三個錨點)。具體賦值情況見表1。

　　四、基于FSQCA方法的分析及結果

　　(一)經濟發展水平分區

　　經濟發展處于不同水平的地區，因組織制度偏好及其面對外部環境不同，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邏輯及能力高低可能不同，基于此，本文試圖在經濟發展分區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別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目前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沒有明確的標準，本文遵循客觀和科學標準，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2個指標為依據，應用SPSS軟件對其進行系統聚類分析以確定經濟發展分區。根據聚類樹狀圖，可將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域(不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分為兩類地區：(1)經濟發達地區：浙江、江蘇、上海、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北京、天津、內蒙古;(2)經濟欠發達地區：貴州、江西、甘肅、重慶、黑龍江、廣西、遼寧、安徽、陜西、山西、湖南、云南、四川、寧夏、吉林、湖北、河北、青海、河南、新疆、西藏。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二)31個省級行政區域整體分析

　　1.影響省級網上政務服務的單因素分析

　　對31個省級行政區域進行FSQCA一致性及覆蓋率分析，結果顯示，中央政府支持、政府組織開放性、自身重視程度、公眾需求壓力和政府財政資源能力的一致性分別為0?810、0?849、0?840、0?807和0?810，這五個條件變量均能從整體上對結果變量進行解釋。根據各變量的覆蓋率，解釋力度從強到弱依次為政府組織開放性(0?863)、政府財政資源能力(0?706)、公眾需求壓力(0?630)、中央政府支持(0?550)、自身重視程度(0?456)。該結果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形成佐證，也驗證了本研究中所選的條件變量的確是影響中國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關鍵變量。

　　2.各變量組合分析

　　各條件變量之間按照什么樣的模式組合作用，導致較高水平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這需要進一步對各條件組合進行分析。FSQCA結果顯示，導致較高網上政務服務水平的路徑是多元化的，體現在八條路徑中。在所有組合路徑中，open*demand*fund、～support*open*demand、～attention*～support*open*fund三條路徑的覆蓋率分別為0?547、0?458和0?447，其解釋力度最高。組合attention*～open*～demand和～attention*support*open*～demand*～fund也有較好解釋力。對各組合路徑深入分析發現，八條解釋路徑可以劃分為三大類。

　　(1)以組織開放性為核心變量的組合。以上八條路徑中有六條路徑都有較高政府組織開放性的參與，其中解釋力度最強的三條路徑(原生覆蓋率最高)都體現了這一條件。在此類組合中，政府組織開放性是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前提(必要條件)，但不是其充分條件。一方面，政府組織開放性是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必要條件。真值表顯示，除了中央政府支持和自身重視程度起關鍵作用的組合外，其他導致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組合中都存在該條件變量;在導致較低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條件組合中，政府組織開放性這一因素缺失。另一方面，政府組織開放性不是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充分條件，即較高政府組織開放性要與其他條件變量組合才能導致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也就是說政府組織開放性這一關鍵因素必須通過公眾需求壓力、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財政資源能力及自身重視程度等因素誘導和支持才能發揮作用。

　　(2)以自身重視程度為核心變量的組合，該類型體現在組合attention*～open*～demand中，該路徑解釋了近28%的案例。這一組合意味著即使一個地方政府組織開放性低，但是政府自身非常重視網上政務服務建設，也可以產生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最典型的案例是貴州省，其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與條件變量各指標的低水平形成明顯對比。這對中國各方面都較落后的欠發達地區建設高水平網上政務服務具有重要的啟示，也是一條切合中國欠發達地區實際的重要路徑。

　　(3)以中央政府支持為核心變量的組合，即～attention*support*～open*fund，該路徑解釋了近17%的案例。該組合意味著即使政府組織開放性較低，自身不是非常重視網上政務服務發展，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壓力下，其也會推進當地網上政務服務發展。這主要是因為中央政府支持會給省級政府帶來發展意愿，我國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是一種“上下級”關系，中央政府能夠通過績效考核、官員升遷、資源轉移等方式給省級政府施壓，并塑造其意愿和行為方式。因此，中央政府支持實質上給省級政府帶來了發展壓力，這意味著其必須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布局發展網上政務服務，不管其自身是否具有強烈的主動發展意愿。

　　(三)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比較分析

　　1.經濟發達地區條件變量的組合及發展路徑

　　解釋經濟發達地區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路徑有三條。(1)最重要的解釋路徑為open*demand*fund，其解釋力高達81%，且其唯一解釋性達30%，即有30%的案例可僅有此路徑得到解釋，這說明發達地區政府組織開放性、公眾需求壓力和政府財政資源能力的組合對其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貢獻非常大。政府組織開放性高意味著制度環境好，政府對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發展持開放態度，財政資源能力高則意味著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管理和服務外有能力發展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公眾需求壓力大則說明公眾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要求高‍‌‍‍‌‍‌‍‍‍‌‍‍‌‍‍‍‌‍‍‌‍‍‍‌‍‍‍‍‌‍‌‍‌‍‌‍‍‌‍‍‍‍‍‍‍‍‍‌‍‍‌‍‍‌‍‌‍‌‍。高開放度、高能力和高壓力的結合必然轉化為實際行動，導致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2)～attention*support*～open*fund是需要注意的路徑，體現了中央政府支持的解釋力度，其表示即使政府組織開放性不夠高，省政府自身對網上政府政務服務不是非常重視，但是在中央政府支持的參與下也會產生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3)路徑attention*support*open*fund體現了高政府組織開放性、高上級政府支持、高自身重視程度和高財政資源能力四者的合力，組合一致性為1，這意味著該組合中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一定會導致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此條件組合是產生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最理想的路徑。

　　為檢驗發達地區解釋路徑的穩健性，這里將內蒙古和海南剔除出經濟發達地區行列，以更嚴格地區劃分標準對發達地區解釋路徑重新進行分析，結果顯示open*demand*fund和attention*support*open*fund兩條路徑具有穩健性，其原生覆蓋率分別達0?813和0?308，其中open*demand*fun凈解釋力高達52%，此結果亦意味著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組織開放性是其最關鍵變量。

　　2.經濟欠發達地區條件變量的組合及發展路徑

　　解釋經濟欠發達地區較高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路徑有四條。這四條路徑可以分為兩類：(1)以自身重視程度(Attention)為核心變量的路徑，體現為組合attention*～open*～demand，該路徑的總體解釋力比較強，為42%。其意味著對于欠發達地區，在整體政府組織開放性不足的情況下，依靠當地政府的強力推動，也可以在信息技術設施及財政資源能力薄弱的基礎下實現突破和彎道超車，貴州省正是這一方面的典范。這種途徑成為可能，正是因為整體制度環境不佳的欠發達地區存在著后發優勢，具有加速趕超的可能性，在先進信息技術應用方面，其避免了先發地區循序漸進的積累過程，同時不會為前期的技術積累和框架制約，可以直接采用前沿技術，實現技術后發地區“蛙跳”式趕超(龔勤林、陳說，2014)。在地方政府自身非常重視的情況下，這種后發優勢就可以轉化為后發利益(郁俊莉、傅睿，2014)。(2)以政府組織開放性(Open)為核心變量，包括其他三條路徑，其分別體現為較高政府組織開放性與較高自身重視程度、較高中央政府支持和較高財政資源能力的結合。從這一路徑會發現，政府組織開放性雖然非常關鍵，但是其很難單獨導致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必須其他變量如中央支持與壓力、財政資源能力等給予誘發或支持。

　　為檢驗欠發達地區解釋路徑的穩健性，將重慶、遼寧和湖北從欠發達地區剔除，以更嚴格欠發達地區劃分下的案例為對象進行重新分析。結果顯示，attention*～open*～demand和～attention*support*open*～demand*～fund兩條路徑具有穩健性，原生覆蓋率分別為0?424和0?357，其凈解釋能力分別為18%和16%。同時結果仍然顯示政府自身重視程度和組織開放性是影響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核心關鍵要素。

　　3.兩類區域的比較

　　通過比較有以下發現：(1)兩類地區中較高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都有其主要解釋路徑。經濟發達地區的關鍵變量是政府組織開放性，重要路徑有兩條：高政府組織開放性*高公眾需求壓力*高政府財政資源能力、高自身重視*高中央政府支持*高政府組織開放性*高政府財政資源能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關鍵變量是自身重視程度和政府組織開放性，最重要的路徑包括高自身重視程度和高政府組織開放性*高中央政府支持兩條路徑。(2)在兩類地區中政府組織開放性都很重要，但是較高的政府組織開放性必須與其他條件變量組合才能夠真正對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發展產生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組織開放性和中央政府支持的組合對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響。

　　五、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的模式

　　根據上文分析結果，可以總結出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兩種生成模式：一是以政府組織開放性為核心的模式，二是依賴自身重視程度的模式。

　　第一種模式。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以政府組織開放性為前提，但必須要有相關的觸發機制如財政資源能力、中央政府支持、公眾需求壓力等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雖然政府組織及制度是信息技術的承載體，民主、透明、問責、廉潔的政府組織是信息技術執行的前提及必要條件。但由于政府組織的路徑依賴，其可能不會主動從事高投資和高風險的創新事務，即僅開放的政府組織不足以保證政府能夠積極主動地提升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而且政府組織開放性僅僅提供了可能的發展意愿，還需要發展能力給予支持。

　　因此，一方面必須要有外部的公眾需求壓力、中央政府支持等觸發機制，省級政府為回應公眾需求和中央政府的權威、建立自身治理的合法性才會引入信息技術;另一方面當省級政府有雄厚財政資源支持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積極主動地尋求變化和改革，以實現公共組織的價值，增強居民的信任，或提升其在省級政府中的競爭力。這種模式是一種在各國普遍存在的模式，美國、英國等電子政務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呈現出這種模式。比如目前電子政務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政府都發布了電子政務(數字政府、智慧政府)等相關戰略報告，體現了政府組織對信息技術引入態度的開放性，這些國家公民的需求壓力、良好的經濟發展水平則為政府組織引入信息技術提供了壓力和支持。在中國省級層面的案例中，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等發達地區表現出這種模式，體現了政府組織開放性和政府財政資源能力、公眾需要壓力、中央政府支持的組合。

　　第二種模式。省級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依賴于政府組織自身的重視程度。這種模式下，即使沒有較高的政府組織開放性及其他因素較好表現相配合也可以導致較高網上政務服務水平。一方面，對于整體制度環境不佳的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言，在當地政府的推動下，可依靠后發優勢，直接采用前沿技術，實現“蛙跳式”趕超。另一方面，對于制度環境完善的經濟發達地區，在開放的制度、強大財政能力及完善的信息技術設施配合下，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很容易使其在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方面處于創新領先位置。這種模式對于我國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網上政務能力的表現均能提供解釋，其能夠解釋如貴州這樣的欠發達省份為什么能夠實現彎道超車，也能夠解釋為什么如廣東、浙江這樣的發達省份能夠長期處于領跑位置。

　　兩種模式中，以政府組織開放性為前提的模式體現了整體制度環境的重要性，而依賴于政府組織自身重視程度的模式則體現了政府內在動力的力量。對于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言，地方政府要借助于已經建立起來的優勢地位，逐漸打破政府組織封閉性，優化整體制度環境，并積極發展地方經濟，最終實現制度、財政能力和政府組織自身之間的良性互動，以保持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發展的長期可持續性。目前貴州省已經表現出這種趨勢，即借助中央政府支持下建立的國家大數據(貴州)綜合試驗區，重塑政府組織價值觀，增加政府組織開放性，積極主動提升網上政務服務水平。

　　六、結論

　　本文基于中國省級層面的數據，解釋了省級行政區域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差異的生成邏輯，總結出了能力生成的兩種模式。具體結論如下：(1)實現較高網上政務服務水平的路徑是多元化的，八條具體路徑體現了政府組織開放性、自身重視程度和中央政府支持三個因素的核心作用。(2)以政府組織開放性為核心的組合是最主要的解釋路徑。但是政府組織開放性是較高網上政務服務水平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即僅具有較高政府組織開放性不足以導致較好結果，同時必須存在較高的公民需求壓力或具有較高政府財政資源能力與中央政府支持等觸發機制。

　　(3)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呈現出不同的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邏輯，發達地區以政府組織開放性為關鍵變量，最重要路徑是高政府組織開放性*高公眾需求壓力*高政府財政資源能力的組合、及高自身重視*高上級政府支持*高政府組織開放性*高政府財政資源能力的組合。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關鍵變量為自身重視程度和政府組織開放性，最重要的路徑是高自身重視程度、及高組織開放性*高中央政府支持的組合兩條路徑。(4)省級層面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生成模式有兩種：模式1表現為以政府組織開放性作為前提，配之以相關的觸發機制如公眾需求壓力、財政資源能力和中央政府支持等;模式2表現為政府組織自身的重視程度。其中第一種模式體現了制度環境的重要性，第二種模式則體現了政府內在動力的力量。

　　在今后發展中，以模式2為主導的欠發達地區，要借助于已經實現的優勢地位，逐漸完善和優化制度環境，最終實現制度、財政能力和政府組織自身之間的良性互動，以保持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發展的長期可持續性‍‌‍‍‌‍‌‍‍‍‌‍‍‌‍‍‍‌‍‍‌‍‍‍‌‍‍‍‍‌‍‌‍‌‍‌‍‍‌‍‍‍‍‍‍‍‍‍‌‍‍‌‍‍‌‍‌‍‌‍。同時也為欠發達地區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啟示，即對于欠發達地區，制度環境和財政支撐并不是制約其發展的決定力量，自身的重視程度為其提供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