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滿意度是公共文化服務績效評價的重要指標‍‌‍‍‌‍‌‍‍‍‌‍‍‌‍‍‍‌‍‍‌‍‍‍‌‍‍‍‍‌‍‌‍‌‍‌‍‍‌‍‍‍‍‍‍‍‍‍‌‍‍‌‍‍‌‍‌‍‌‍。為科學評估東部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對東部9省市92村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東部農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務綜合滿意度水平有待結構性優化，四類子項滿意度水平從高到低依次是數量滿意度、便利性滿意度、宣傳滿意度和質量滿意度，其中數量滿意度對綜合滿意度影響權重最大，質量滿意度影響權重最小‍‌‍‍‌‍‌‍‍‍‌‍‍‌‍‍‍‌‍‍‌‍‍‍‌‍‍‍‍‌‍‌‍‌‍‌‍‍‌‍‍‍‍‍‍‍‍‍‌‍‍‌‍‍‌‍‌‍‌‍。

　　不同類型滿意度受不同因素影響，職業、文化程度、個人幸福感對所有類滿意度都有顯著影響，而年齡、收入、重要性評價因不同類型滿意度而存在顯著性差異。未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要考慮居民個體差異，加強宣傳推廣，將提高服務在居民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作為方向，呼應民生、民心、民愿，讓農村居民能通過參與服務提升科學文化素質，助力美好生活愿望的達成。

　　關鍵詞東部地區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

　　1問題的提出

　　近年國家將農村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重點，基本實現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全覆蓋，但也出現投入邊際績效遞減、無效供給冗余而有效供給不足等問題[1]。原因可能在于前一階段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重點是基礎設施全覆蓋，過程中還伴隨農村城鎮化、現代化和信息化變遷，不可避免出現公共文化政策因慣性依賴和審慎原則導致的供求不匹配。然而，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高，滿意度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績效評價核心指標，研究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助力鄉村文化振興和提高農村居民文化獲得感意義重大。

　　目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及影響因素研究較少，研究數據主要源自問卷調查，實證方法主要是Probit或多元回歸，影響因素涉及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職業、知曉度、收入等[2-4]。已有研究視角聚集全國層面或特定省份，從東、中、西部等區域視角的研究很少，由于公共文化服務供求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從區域視角剖析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十分必要。鑒于東部地區將是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區域，比中部和西部地區在服務供給、動員群眾參與和績效評價等方面經驗更豐富，本文以東部地區為切入點，研究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以期對全面小康社會的國家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供思路借鑒。

　　2研究設計

　　2.1論證邏輯

　　農村居民是長期在農村生活居住的居民，即主要社會生活關系都在所在農村地理空間范圍內的常住居民①。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是指農村居民對所在地公共文化服務的滿意度，體現了對服務的心理感受和主觀評價，而主觀感受評價受個體特征影響，如年齡、性別、收入、職業、教育水平。將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與用戶個體特征進行量化處理，利用實證關聯可以得到滿意度影響因素及其影響方向，這是已有研究的主要論證邏輯。

　　而居民需求是多元的，籠統的綜合滿意度無法反映滿意度內部結構，需要增加子項滿意度進行細化解構，因此本文引入數量滿意度、質量滿意度、便利性滿意度和宣傳滿意度4個子項，分別反映居民對服務數量、質量、便利性和宣傳的滿意度。首先通過4個子項滿意度與綜合滿意度的關聯分析，得到子項滿意度對綜合滿意度的貢獻水平，再將滿意度(綜合滿意度和4個子項滿意度)與被解釋變量進行關聯分析，得出東部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水平。

　　2.2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是東部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包括綜合滿意度和4個子項滿意度。子項滿意度的提出主要考慮綜合滿意度受感知數量、質量、便利性和宣傳及時性影響，其中關于數量、質量影響的討論較多，而便利性、宣傳及時性的討論較少。為論證子項選擇科學性，筆者借鑒了法律文本和已有文獻：(1)《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對便利性、數量、質量和及時性(時效性)提出要求。

　　第一章第4條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四項要求之一是便利性;第二章第15條提出要合理確定服務種類、數量、規模及布局;第二章第23條提出要根據評價結果改進工作，提高服務質量;第三章第35條要求面向農村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應當符合農村特點和需求，提高針對性和時效性，全文共3次提出服務要“及時”，時效性和及時性最終落腳在宣傳。(2)文獻支持，公共文化服務“有數量缺質量”是社會共識[5]，便利性對城市集聚和人口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6]，公共文化服務便利性成為建設基本原則[7]，依賴宣傳和鼓勵公民自我選擇是文化權實現的軟性特征所在[8]。

　　解釋變量選取參考已有文獻[2-4，9-12]，選取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收入、時間可達性、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8個指標。其中，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收入、時間可達性是已有文獻普遍指標;重要性評價結合了動機理論[13]，服務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評價影響參與動機、期望和感知滿意度;個人幸福感指標主要考慮個人幸福水平影響文化參與心態和感知水平，會影響滿意度。

　　2.3數據源和分析工具

　　本文數據源自2018年“武漢大學·文化第一線”對東部地區9省市92村的調查，該調查由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組織，由在校大學生利用暑期回村隨機開展現場紙質問卷調查，每份問卷備注調研員信息，組織方對問卷進行多重核查，確保真實性。本次調查共回收鄉鎮農村問卷3，886份，有效問卷3，338份，具體是北京(8村276份)、河北(8村439份)、江蘇(11村346份)、廣東(11村390份)、山東(12村475份)、福建(12村464份)、浙江(11村415份)、遼寧(10村275份)、天津(9村258份)②。本文的東部農村基本都不位于老少邊窮地區，不考慮老少邊窮地區特殊性，結論建議也不針對這些地區的農村。利用Stata12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回歸檢驗。

　　3結果分析

　　3.1描述性統計

　　統計發現，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時間可達性、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的調查結果分布結構合理，符合農村居民結構特征。

　　(1)從綜合滿意度看，“比較滿意”“很滿意”合計占比44.13%，“不滿意”和“很不滿意”合計占比21.18%，“一般”評價占比34.69%。可見受訪東部農村居民的滿意度提升空間較大，特別是爭取“一般”評價轉為“比較滿意”。“很不滿意”占比達6.32%，說明服務供給與居民需求間存在嚴重脫節。

　　(2)從數量、質量、便利性和宣傳的滿意度看，數量滿意度的“比較滿意”和“很滿意”合計占比最高，“不滿意”和“很不滿意”合計占比最低。其他3類中，便利性的“比較滿意”和“很滿意”合計占比高于其他兩類，且“不滿意”和“很不滿意”合計占比低于其他兩類。而宣傳的“不滿意”和“很不滿意”合計占比在4個指標中最高。可見子項滿意度評價水平③從高到低依次是數量>便利性>質量>宣傳。

　　(3)子項滿意度對綜合滿意度的貢獻權重。以綜合滿意度為被解釋變量，4個子項滿意度為解釋變量，進行Ordered-Probit回歸，結果見表3。回歸模型整體P值(Prob>chi2=0.0000)通過1%顯著性檢驗，4個子項滿意度與綜合滿意度估計系數P值(P>|z|)都通過1%顯著性檢驗[14]，綜合滿意度與數量、質量、便利性、宣傳4個子項滿意度估計系數分別為0.395、0.295、0.306、0.347。可見綜合滿意度影響權重從大到小依次是數量>宣傳>便利性>質量。

　　為進一步反映邊際影響，考慮Ordered-Probit模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不同取值的邊際效果不同，將結果轉為邊際影響。以數量滿意度對綜合滿意度邊際影響看，數量滿意度1個單位增加會導致居民選擇1、2、3滿意水平概率平均下降2.8%、3.5%、2.7%，同時選擇4、5概率平均上升3.8%、0.5%。從子項滿意度對綜合滿意度邊際影響絕對值看，從大到小依次是數量>宣傳>便利性>質量，與估計系數順序一致。

　　3.2影響因素分析

　　運用Ordered-Probit模型依次將滿意度與解釋變量進行論證，發現：(1)綜合滿意度影響因素有職業、文化程度、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2)數量滿意度影響因素有年齡、職業、平均月收入、文化程度、個人幸福感。(3)質量滿意度影響因素有年齡、職業、文化程度、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

　　(4)便利性滿意度影響因素有年齡、職業、文化程度、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5)宣傳滿意度影響因素有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可見不同類型滿意度影響因素存在差異，職業、文化程度、個人幸福感對所有類型滿意度都有顯著影響，而年齡、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評價隨著不同類型滿意度而存在顯著性差異。對比4類子項滿意度的回歸結果可知，宣傳滿意度影響因素最多，可能原因是東部農村居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宣傳活動更關注‍‌‍‍‌‍‌‍‍‍‌‍‍‌‍‍‍‌‍‍‌‍‍‍‌‍‍‍‍‌‍‌‍‌‍‌‍‍‌‍‍‍‍‍‍‍‍‍‌‍‍‌‍‍‌‍‌‍‌‍。

　　不同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分析如下：

　　(1)年齡與4類子項滿意度顯著相關，影響系數都為負，即年齡越大，對服務數量、質量、便利性和宣傳的滿意度越低，可能原因是年齡越大的農村居民有更多閑暇時間參與服務，對數量、質量、便利性和宣傳服務需求越高，而現有東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未考慮年齡增加對服務的特殊需求，從而出現負向關聯。

　　(2)職業與5類滿意度都顯著相關，影響系數為負，即職業風險性越高，滿意度評價越低，可能原因是職業風險性越高，則壓力負擔越重，對逃避現實、沉浸體驗和教育等高層次服務需求增加，而現有服務注重滿足穩定工作者“閑情逸致”類基本服務，沒有提供可緩解工作不穩定壓力的項目，造成5類滿意度與職業風險性都呈負向關聯。

　　(3)文化程度與5類滿意度都顯著相關，影響系數為正，即文化程度越高，服務滿意度越高，可能原因是居民文化程度越高，對公共文化服務參與越深入，所能獲得的體驗越好，滿意度水平越高。

　　(4)平均月收入與數量、宣傳滿意度顯著相關，影響系數為正，即月收入越高，對數量和宣傳滿意度越高，可能原因是月收入越高，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社交性價值需求越高，越關注宣傳且參與更多，獲得更多社交性價值，對數量和宣傳的滿意度越高。

　　(5)重要性評價與除數量外的4個滿意度顯著相關，影響系數都為負，即認為公共文化服務在生活中越不重要的居民，服務滿意度越低，反之越高，說明讓公共文化服務在居民生產生活中被認為更重要，才能提高質量、便利性、宣傳和綜合滿意度。

　　(6)個人幸福感與5類滿意度都顯著相關，影響系數為正，即個人幸福感越高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滿意度越高，可能原因是個人幸福感影響公共文化服務參與心態和感知體驗，感覺越幸福的居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滿意度評價越高。

　　(7)性別和時間可達性在本次調研數據的檢驗中均未達到統計學顯著。性別不顯著說明東部農村男性和女性居民對服務滿意度差異不明顯，可能原因是服務未考慮性別差異，居民潛意識中未感到服務有性別差異。時間可達性不顯著說明對距離的感知滿意度差異不大，可能原因是設施以行政村為單位配置，離居住地點比較近，影響不顯著。

　　3.3典型群體分析

　　選取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進行典型分析，主要考慮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青壯年外出而老年人與未成年人留守現象，人口結構變化造成需求變動，對公共文化服務產生深遠影響。如何服務老年人是老齡化時代必須回應的重大議題，而未成年人作為數字原生代④，其新興需求決定服務供給側改革創新的方向。

　　對兩類人群樣本滿意度均值差異T檢驗，發現兩個樣本滿意度間存在顯著差異(見表6)。統計發現，老年人滿意度整體低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比未成年人選不滿意的概率更高、選滿意的概率更低，老年人對便利性滿意度評價水平最高，未成年人對服務數量滿意度評價水平最高。

　　對兩個群體滿意度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發現：(1)老年人5項滿意度均受時間可達性、個人幸福感影響，距離越近、個人幸福感越高滿意度越高，而月收入只與綜合滿意度和數量滿意度正向關聯，收入越高滿意度越高。(2)未成年人滿意度影響因素包括職業(影響4個子項滿意度)、文化程度(只影響綜合滿意度)、時間可達性(只影響便利性滿意度)、個人幸福感(影響除宣傳滿意度外4個滿意度)。

　　可能原因是農村老年人基本退休，以閑居或幫晚輩帶娃為主，時間可達性、個人幸福感對其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月收入只在某些維度有影響;而農村未成年人因父母外出務工而大量輟學并開始工作[15]或較早體會到生活艱辛，使得職業穩定性、個人幸福感和文化程度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未成年人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滿意度評價。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1)受訪東部農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務綜合滿意度水平有待結構性優化。綜合滿意度評價中滿意、非常滿意合計占比44.13%，一般占34.69%，不滿意占14.86%，很不滿意占6.32%。為比較體現差異，何昀等[4]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數據對全國城鄉居民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進行評價，其中農村、城市受訪居民公共文化服務評價一般，滿意、非常滿意占比合計為84.79%、84.62%，遠高于本文的78.82%，不同調查存在口徑與精度差異，但結果可對比參考⑤。

　　本文受訪東部農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水平有較大提升空間，特別是爭取“一般”轉為“比較滿意”，降低“很不滿意”比例。從4類子項滿意度看，受訪居民滿意度評價水平從高到低依次是數量、便利性、質量和宣傳，說明當前受訪東部農村服務數量的供給水平最高，設施分布便于村民使用，但質量還需進一步提高，宣傳營銷推廣亟待強化。

　　從綜合滿意度與4個子項滿意度關聯結構看，對綜合滿意度影響的權重系數從高到低依次是數量、宣傳、便利性和質量，可見數量對綜合滿意度影響權重最大，質量的影響權重最小，與“重數量輕質量”的社會共識一致，已有文獻較少論證宣傳的重要性，本文突出了宣傳對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的重要影響。可見，只有通過對4個維度滿意度水平的結構性優化，才能更精準有效地提高東部農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務綜合滿意度水平。

　　(2)受訪東部農村居民不同維度滿意度受不同因素影響。綜合滿意度受職業、文化程度、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4個因素顯著影響;數量滿意度受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個人幸福感5個因素顯著影響;質量滿意度受年齡、職業、文化程度、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五個因素顯著影響;便利性滿意度受年齡、職業、文化程度、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5個因素顯著影響;宣傳滿意度受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評價、個人幸福感六個因素顯著影響。

　　綜合來看，職業、文化程度、個人幸福感對所有類型都有顯著影響，而年齡、平均月收入、重要性評價因不同類型滿意度存在顯著性差異。具體來看，職業穩定性越高，滿意度越高;文化程度越高，滿意度越高;個人幸福感越高，滿意度越高;年齡越大，滿意度越低;平均月收入越高，滿意度越高;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性評價越高，滿意度越高。常用指標與已有文獻結論一致[2，4，9]，而性別與已有文獻存在差異，但何昀等[4]研究中性別對農村居民影響顯著而對城市居民不顯著，時間可達性不顯著但缺少文獻比較，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研究論證。

　　4.2建議

　　(1)東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要結合本地居民開展服務供給側改革。研究可知，數量滿意度存在相對優勢，設施分布便利性比較好，但存在內容質量不高、宣傳推廣水平較低等問題。東部農村要進一步鞏固數量優勢和設施便利性優勢，提高質量和宣傳推廣，要結合不同地區居民個性化特征，將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個人幸福感、月收入、公共文化服務重要性評價等納入供給考量體系。

　　針對農村留守老年人多、留守未成年人多、月收入不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穩定性不高等特征，在數量、質量、便利性、宣傳推廣等方面進行針對性服務改進。比如，結合老年人對距離近的需要、未成年人對新型服務的需要，以及留守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對克服孤單感和提高幸福感的需要，配置代際融合功能、社交連接功能、學習成長功能、健康維護功能等。

　　(2)要重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宣傳推廣和反饋調查工作。受訪農村居民對宣傳滿意度評價水平最低，影響宣傳滿意度因素最多，對服務宣傳關注度很高。因此，要強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宣傳推廣，讓居民更高效便捷了解和參與。通過資料宣傳、媒體推廣、現場推介及與其他機構合作等形式，推廣服務資源與內容;通過升級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如完善信息溝通設施設備、增加新型文化體驗空間、組織文化宣傳員隊伍，激發居民走進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的積極性。建設類似餓了么、美團等信息化集成服務平臺，將宣傳與服務評價相結合，動態追蹤群眾的評價和需求方向，拓展服務創新方向，如“文化云”公共文化服務平臺，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傳播推廣創新。

　　(3)要提高農村居民對公共文化服務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評價。受訪農村居民的重要性評價對滿意度有重要影響，認為服務在其生產生活中越重要的居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滿意度越高。前文提到服務宣傳滿意度較低問題，宣傳水平體現服務的主動性，低水平服務宣傳使居民無法有效獲取并了解服務特色內涵，更無法在其生產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文化滋養身心作用，影響參與熱情和深度，使服務在居民心中的重要性被忽視或低估，必須將提高其在居民生產生活中重要性作為指導原則。

　　然而，加大宣傳的前提是高水平內容供給，既要精準定位居民亟需知識、信息和活動需求，又要創新內容供給方式，讓居民能通過服務參與提升問題應對能力，感受到公共文化的重要性。總之，新時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必須明確將“提高在居民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作為新的指導原則，讓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真正服務民生、民心、民愿，讓農村居民通過服務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助力農村居民美好生活愿望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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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發展為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文明品質，而建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系統則是文化建設的一部分，使社會生活更具價值與意義，能夠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是維護與實現群眾文化權益的重要公共事業體系。在建設公共文化服務系統過程中，政府具有法律政策職能、財政幫扶職能、人才培育職能。為了更好地發揮政府自身職能，政府要有針對性地提出建立法律法規體系、制定績效考評體系等策略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