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源型城市轉型在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從產業結構高度化和資源類產業的投入產出關系兩個維度，對東北資源型城市轉型中的產業結構升級問題進行評估和分析，研究發現: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發展相對滯后，大部分仍處于工業化加速階段，產業結構轉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和產業結構高度發展不充分的雙重挑戰。

　　東北資源類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推動作用低于全國水平，在國民經濟中仍然發揮關鍵作用，但配置效率不高，從而加劇了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困難。從分省情況看，遼寧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高度較高，但資源型產業的行業間作用較大，轉型壓力總體較小;吉林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較小，產業結構高度次之，轉型面臨一定壓力;黑龍江產業結構高度較低，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程度大，轉型壓力最為艱巨。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轉型;產業結構高度化;東北地區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自然資源逐漸耗散、大宗商品價格長期走低以及勞動力價格持續升高等因素影響下，傳統的資源型城市逐漸出現經濟增長乏力、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結構性失業凸顯、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進而引發“荷蘭病”和“資源詛咒”。其中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發展形勢持續惡化，引發社會關注。

　　根據國務院2013年發布的《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有15個、11個和11個資源型城市，其中一半屬于衰退型城市，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集中分布地區。2017年遼寧、吉林、黑龍江的GDP增速分別為4.2%、5.3%和6.4%，均低于全國6.9%的平均增速，其中遼寧的統計數據還面臨“去水分”的問題。對于資源型城市而言，2017年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對應城市的GDP平均增速分別為4.17%、3.00%和5.93%，明顯滯后于省內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質量看，東北資源型城市普遍面臨產業升級速度較慢[1]、創新能力排名靠后[2]、公共服務缺位[3]、城鎮布局不盡合理[4]等問題。而2003～2016年實施的第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也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使企業陷入“經營困難———政府‘輸血’———企業進一步擴張———利潤下降———經營困難的怪圈”。[5]

　　在此背景下，國務院2016年11月推出的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中，明確提出要支持資源枯竭、產業衰退地區轉型。而東北資源型城市轉型如何破局?這一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Auty和Sachs等人發展起來的“資源詛咒”理論認為，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有可能呈現出負向關系:自然資源越豐富，經濟增速有可能越慢[6-8]。

　　而“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1)“荷蘭病”現象:資源豐裕的國家由于資源充足、居民富裕，因而物價上漲、匯率提升，進而抑制出口和經濟增長;(2)從產業升級角度看，資源豐裕的經濟體依賴資源開采獲取利潤，放松了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創新，從而偏離了技術發展軌道;(3)從制度因素看，豐富的資源易滋生尋租腐敗，導致政府效率降低[9-11]。

　　由于“荷蘭病”現象對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影響較小，現有研究一般從政府治理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中的產業結構予以分析。從已有研究看，一般認為資源型城市轉型的關鍵在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體包含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兩方面。從產業結構合理化角度看，資源依賴型城市過度專業化的產業加上過度產業集中，導致其獲得專業化、集中化競爭優勢的同時，喪失了與地方經濟多樣化正相關所帶來的區域乘數的放大、輻射效應。[12]

　　而與制造業相比，資源型產業尤其是礦產資源產業的開發和生產比較簡單，與前后向產業關聯程度也較弱，如果當地經濟生產要素過度集中于資源產業，則無法對地區整體經濟發展產生強大的拉動效應。[13]從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角度看，自然資源引發的路徑依賴效應使得大量要素和資源聚集到資源部類，很難向勞動生產效率更高的產業部門配置，從而導致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整體較低。

　　事實上，許多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并不理想，產業結構尚屬較低層次。[14]已有的研究對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做了大量研究，但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領域，對于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分析相對不足，同時對于東北資源類產業在產業發展中深層次關系的探索仍停留在產值層面，缺乏對資源類產業與其他產業間聯系的研究。

　　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運用產業結構高度和投入產出的理論和方法，重點在以下兩個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研究:(1)測算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并在此基礎上衡量東北資源型城市轉型所處的發展階段;(2)利用投入產出的方法測算東北資源類產業在各產業中的相對地位并評估東北資源型城市轉型的相應難度。

　　二、東北地區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

　　2001年，遼寧省阜新市被確定為全國首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市。到2008年，國家發改委公布首批12個資源枯竭城市，遼寧省的阜新、盤錦，吉林省的遼源、白山和黑龍江的伊春均在此列。此后國家又于2009年和2012年公布第二批和第三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根據最新的國務院2013年發布的《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東北三省的資源型城市在地級行政區層面共有21個，包括遼寧省的阜新市、撫順市、本溪市、鞍山市、盤錦市、葫蘆島市，吉林省的松原市、吉林市、遼源市、通化市、白山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黑龍江省的黑河市、大慶市、伊春市、鶴崗市、雙鴨山市、七臺河市、雞西市、牡丹江市和大興安嶺地區。

　　出于數據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省級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和以上的21個資源枯竭城市。一般而言，產業結構高度是指如下的過程:原有要素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產業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新增的要素和資源也被配置到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業部門，從而使得勞動生產率較高部門所占份額不斷提高，不同產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共同提高。[15]

　　現有研究中產業結構高度的衡量指標有多種，本文基于一般研究慣例，采用劉偉等[16]的研究方法，產業結構高度指標用比例關系和勞動生產率的乘積衡量，即產業結構高度H為:H=∑vit×LPit(1)其中i表示具體產業，i的個數取決于數據情況和研究需要，文獻中一般選取三次產業。

　　vit表示t時期產業i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LPit是t時期產業i的勞動生產率。一般而言，勞動生產率是一個有量綱的數值，而產業的產值比重是無量綱的數值，因此必須將“勞動生產率”指標標準化，具體公式如下所示:LPNit=(LPit-LPib)/(LPif-LPib)(2)其中LPNit是經濟體N中標準化的產業i的勞動生產率，LPif是工業化完成時產業i的勞動生產率，LPib是工業化開始時產業i的勞動生產率，LPit是原始的、直接計算的t時期產業i的勞動生產率，其公式為LPit=VAi/Li，即產業i的增加值與就業人數的比值。

　　劉偉等基于錢納里(1986)的經濟階段理論確認了LPif和LPib的具體值，本文直接沿用這一方法計算出1978～2015年歷年的全國、東北三省和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指標。由于數據限制，本文選擇三次產業的分類方法，三次產業增加值和三次產業就業人口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遼寧統計年鑒》、《吉林統計年鑒》、《黑龍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資源型城市的統計年鑒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從全國的數據看，2015年產業結構高度的值開始超過1，2016年達到1.159，這表明我國已經基本實現工業化，尤其是2005年后產業結構高度開始加速發展，年均增速超過10%。

　　從東北三省的數據看，2016年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產業結構高度分別為1.176、1.100和0.902，表明遼寧和吉林已經基本實現工業化，遼寧還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黑龍江尚未實現工業化但離目標不遠。從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看，全國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已經遠遠超出Chenery等[17]設定的工業化完成時的基準，第二產業約為0.599，第一產業為0.342，距離現代化仍有一段距離。

　　相應地，遼寧2016年的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691、1.695和1.176，吉林為0.341、1.024和1.365，黑龍江為0.415、0.530和1.254。三個省份的三次產業都已經超出工業化完成的水平，但距離全國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而在第二產業的發展水平上，遼寧遠遠走在前面，吉林的第二產業也基本實現工業化，黑龍江的發展水平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還要低。在第一產業上，東北地區仍然遠遠落后于國際現代化水準，但與全國相比依舊占據一定優勢。

　　為進一步對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進行研究，本文運用地級市的數據對三個省份主要的資源型城市的相應情況進行分析。①地市一級對于就業人數的核算往往側重單位就業人數，所以部分城市的三次產業就業人數有缺失。其中遼寧的數據較為完整，吉林缺失白山和松原，黑龍江的數據質量較差，雞西、黑河、鶴崗、七臺河、大興安嶺等城市都沒有相應的三次產業就業人數。但從余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看，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仍然相對較低，大部分仍處于工業化加速階段。

　　對于遼寧省而言，2015年鞍山和本溪超過遼寧省平均水平，盤錦和撫順低于遼寧平均水平但產業結構高度大于1，葫蘆島和阜新2015年的產業結構高度分別為0.44和0.36，遠遠落后于其他城市，這也與城市綜合經濟實力的排名類似。吉林省的資源型城市也具有一定異質性，吉林市的產業結構高度遙遙領先，通化和遼源也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延邊則相對落后。②松原市雖然沒有相應數據，但其經濟實力在省內僅次于長春和吉林，因此產業結構高度預計也高于全省平均值。

　　白山市同樣沒有數據，但經濟綜合實力最弱，產業結構高度預計也不盡理想。對于資源型城市分布最多的黑龍江省而言，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普遍不高，大慶憑借豐富的石油資源實現了較高的產業結構高度，也與其在省內的經濟實力相匹配。

　　牡丹江也基本實現工業化，而雙鴨山、伊春等城市發展仍相對滯后。大興安嶺、雞西、鶴崗、七臺河等城市雖然沒有產業結構高度的數據，但是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其他指標看，GDP和人均GDP在省內基本都排在下游，第一產業占比普遍較高，第三產業則較為薄弱，因此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普遍較低，離實現工業化尚有很大距離。

　　綜合來看，遼寧資源型城市相對較少，6個城市中有4個已經基本實現工業化，但葫蘆島和阜新的產業結構發展遠遠滯后，存在較大問題。吉林同樣是6個城市，其中4個已基本實現工業化，延邊和白山相對落后。黑龍江資源型城市數量最多，9個城市中除了大慶較為發達，牡丹江次之，剩下的7個城市均處于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

　　因此，如果對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進行排序，遼寧整體優于吉林，吉林優于黑龍江，其中黑龍江的問題相對較多。從以上分析看出，東北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高度的提升相對滯后，不僅與全國發達地區有較大差距，各省內部也面臨嚴峻挑戰。

　　而2011年以來東北資源型城市普遍開始經歷經濟增速放緩的進程，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問題也開始集中顯現，這也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將會在產業結構高度發展并不充分的基礎上，面臨多重外在條件的限制，從而進一步加劇轉型的困難程度。

　　三、產業結構高度下的資源型產業演進

　　投入產出分析方法中，常用的指標包括直接消耗系數、完全消耗系數、直接分配系數、安全分配系數、影響力系數、感應度系數等，其中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能直接反映某一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拉動力和推動力。

　　具體而言，影響力系數表示某一產業部門每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需要直接或間接從國民經濟各部門獲得的投入總量，反映了該部門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拉動力;與之相對應，感應度系數表示某一產業部門每增加一個單位初始投入時，會直接或間接對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的分配總量，反映該部門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推動力。在具體的計算方法上，本文借鑒劉起運[18]的思路，采用改進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指標。

　　從全國情況看，資源類產業的影響力系數普遍小于1，2012年全國只有3個行業大于1，這表明資源類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較為有限。從感應度系數看，大部分資源類產業感應度遠大于1，這表明資源類產業的產品被分配到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中，作為重要的投入品對其他行業的發展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

　　而從發展趨勢看，資源類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大致呈上升趨勢，表明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有所提升。從各省的情況看，吉林對于資源型產業的依賴較小，資源型產業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在產業轉型上存在一定優勢。遼寧和黑龍江的資源型產業仍然相對比較強勢，其中遼寧的金屬礦采選業，黑龍江的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金屬礦采選業仍然發揮著關鍵作用，從而表明兩地區的資源型城市轉型存在一定困難。對比來看，遼寧的整體實力更強，資源型城市相對較少，而黑龍江資源型城市眾多，且社會經濟實力整體靠后，在資源型產業的轉型上存在不小的困難。

　　四、結論

　　本文從產業結構高度和資源型產業的投入產出關系入手，對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進行了評估和分析。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從產業結構高度看，東北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高度的提升相對滯后，不僅與全國發達地區有較大差距，各省內部也面臨嚴峻挑戰。而2011年以來東北資源型城市普遍開始經歷經濟增速放緩的進程，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問題也開始集中顯現，這也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將會在產業結構高度發展不充分的基礎上，面臨多重外在條件的限制，從而進一步加劇轉型的困難程度。

　　2.東北地區資源類產業對于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仍然十分明顯，且隨著時間的變化逐漸增強，與全國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從感應度系數看，資源類產業對于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較強，與全國的趨勢類似，但其效果平均而言仍有一定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東北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發展中，資源型產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許多地區保持著主導產業的地位，同時對于國民經濟其他行業的推動也稍顯遜色，從而加劇了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困難。

　　3.從分省情況看，各省的產業結構轉型存在一定的異質性。遼寧的資源型城市較少，除葫蘆島和阜新外其他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都大于1，基本實現工業化，轉型壓力相對較小。但也要看到，資源型產業在遼寧的國民經濟中仍然發揮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轉型的難度。

　　對于吉林而言，全省整體產業結構高度不高，但資源型城市的表現相對較好。從資源型產業的產業間聯系看，對于資源型產業的依賴相對較小，從而為產業轉型發展創造了空間。對于黑龍江省來說，資源型城市轉型則面臨不小壓力。一方面資源型城市眾多，產業結構高度普遍較低;另一方面對于資源型產業的依賴程度仍然較大，從而加劇了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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