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中結構性調整也涵蓋文化產業。文化資源優化配置與文化產業在產業結構調整及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中，既要凸顯文化符號的功能，又必須關注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旨在用系統論的方法來把握文化和資源環境的整體性、關聯性和互動性，將文化產業納入經濟發展和文化產品有效供應的研究視閾。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本質上是一種均衡理念，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是一種開放性思維，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規范的制度約束。

　　[關鍵詞]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產業轉型

　　在全球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中國多年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也遇到了難以避免的挑戰。不過，文化產業的繁榮對經濟企穩回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文化產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指標設計，文化產業是以文化為核心內容而開展的文化經營活動，包括產品和服務。目前我國的服務業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9月公布的數據，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2015年增加值27235億元，比上年增長11%，占GDP的比重為3.97%。

　　從文化產業結構來看，文化制造和文化創意服務產業都有大幅度增長，其中文化創意服務產業增長占比達到47%[1](P266)。歷史地看，文化是民族靈魂和民族精神的體現，是一個國家國民價值體系的傳承。當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文化產業就成為這一過程的重要載體。文化產業的內涵和外延遠遠豐富于其他產業，其產業價值鏈在彰顯社會文明和經濟能力方面更具有優勢。

　　在市場化條件下，文化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既可以成為新興產業的重要支撐，同時又可以在文化和文明繼承發展中成為民族精神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并且通過產業形態展示其文化自信的內在魅力。中國在推進文化產業轉型升級進程中，“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的制度體系構建，需要我們深切關注文化產業發展的生態問題。

　　一、相關文獻綜述：回顧與思考

　　從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看，文化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符號。早在上古時代，人們的各種社會經濟活動就在形成一種樸素理念，這種基于“身體—大腦—心智”的秩序，盡管還只是一種“物的秩序”[2](P12)，但在其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形成最初的簡單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既可以是人們潛意識的“規范認識”，也可以是一種意念、符號，甚至是一種潛文化，諸如語言、思想體系、宗教、數學曲線等。在早期有關文化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將文化作為人類的行為意識滲透于經濟活動中，以文化作為經濟交易和利益分享的基礎性力量。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因素成為現代市場文明理念和秩序穩定的內生性重要變量。在現代文化研究中，隨著文化變遷的多元發展和文化外延應用的自然深化，有關文化的內涵在不斷擴展。文化產業作為現代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豐富了文化本身的內涵，另一方面也成為促成其他產業深化創新的積極力量。

　　從目前文化產業生態環境發展來看，有關生態環境質量研究主要涉及的領域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生態學基本概念范疇的研究1955年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態學”概念，并闡述文化生態學的基本理論，被普遍認為是文化生態學誕生的標志。爾后，有關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開始引起學界關注，在引進文化和人類經濟行為關系研究的過程中，文化生態均衡問題成為文化領域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

　　并且，學者在原有文化學研究的基礎上，將文化學與產業發展進步結合起來，形成文化產業的系統性研究。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底蘊和深厚的文化傳承。程恩富在《文化經濟學通論》中首先對文化產品的社會屬性進行了界定，并明確提出文化產業在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同時要納入市場化運作中，認為市場是檢驗文化產品生命力的重要場所。[3](P5)黃育馥提出了生態環境決定生產活動和生活方式的理論。[4]

　　戢斗勇將文化的生態問題界定為“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5](P23)，并對西部文化生態保護與文化資源開發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彭嵐嘉認為“建立良好的民族民間文化生態環境是文化開發的基點，文化資源是最具開發價值的資源，開發高文化含量的文化產業，發展文化資源化的人文經濟”[6]，本質上是對文化產業的生態要求，人文生態的失衡需要正向的文化產業來拯救。

　　(二)文化生態與環境的關系研究

　　文化生態需要從人類社會適應過程進行研究，它的主要問題是要確定這些適應是否引起內部的社會變遷或進化變革。文化與環境的關系研究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文化唯物主義”。1980年美國學者哈里斯出版了《文化唯物主義》，用文化唯物主義原理對社會文化現象的發展規律作出具體的解釋，從文化與環境的關系闡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原理，不僅揭示了史前社會的簡單社會組織“采集-狩獵”“村落社會”與當時文化關系的對應性，而且對于現代社會運行中的沖突和矛盾也予以解釋。[7](P57)

　　(三)文化與產業績效問題研究

　　文化因素雖不是現代經濟生產函數的關鍵要素，但在影響生產函數構成和企業運營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會潛在地影響決策質量，成為影響經濟績效的間接變量，尤其是在文化產業運行中，成為影響文化產業績效的關鍵因素，因此，也成為文化問題研究的內容之一。馬躍如等人對我國文化產業效率及文化產業發展規模和環境對文化產業效率作用的分析[8]，馬萱、鄭世林對文化產業效率進行的實證研究[9]，樂祥海、陳曉紅等人對文化產業在技術創新領域的績效研究[10]，都是針對文化績效問題的研究。

　　總的來看，上述研究盡管都從文化發展的變動過程分析文化因素的作用績效，但這些分析都側重于對文化產業效率的評價，還沒有從文化生態環境發展的視角分析績效問題。考查文化環境質量，尤其是設定相對成熟的質量指標測度研究，對于討論文化生態具有積極的作用。目前，我國正處在制度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戰略轉變時期，文化產業繁榮和創新成為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重要內容。

　　由于文化產業產權關系的交疊性，其生態標度問題不容忽視。然而，至今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卻鮮有涉及。本文以此為切入點，著力于文化產業發展的生態標度，探索影響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因素及內在機理。

　　二、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與影響因素

　　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復合型范疇，它既包括文化產品供給和經濟發展對其需求的協調性，也包括供給數量均衡和品質的適應性，還蘊含著文化產業自身的生態維度。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調整，需要關注文化業態和價值基礎的重構對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

　　(一)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釋析

　　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意指產業一經融入了文化因素，既要在市場活動中參與競爭，同時要體現其內涵的文化能量;既要實現產業、產品的經濟價值，又要彰顯其社會意義;既要展示產業、產品的多元性，又要保持其文化蘊意的嚴肅性，因此文化融入現代經濟體系之中，其本身的特點不免打上生態標度的烙印。在繼承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并形成當代文化體系的過程中，由于交融滲透、摒棄取舍以及經濟、政治、社會的諸多因素影響，構成了其特定的復雜生態系統。

　　總體上看，一方面，文化產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協調是一種特殊意義的“生態平衡”，它不僅是數量供求的均衡，更重要的是質量與品位的內在多元、多層次均衡，可以引領國民的科技素養與價值導向。文化發展產業化所提供的精神產品與國民對它的需求，既要求數量平衡，也要求品質適應，由此構成服務社會和“引領社會”的辯證統一。

　　基于文化生態鏈的動態調整，生態環境質量及影響因素成為生態標度測度的核心內容。同時，生態標度的外延范圍涉及到文化符號的繼承和創新、文化理念的修正和社會適應等具體內容。因此，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研究范圍比文化產業本身更加寬泛,它通過所提供的產品在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產生積極的影響，形成經久不衰的精神動力和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

　　如果說文化產業只是通過產品來判斷市場認可度的話，那么生態標度則是將文化產業的發展推向了全方位的考量，涵蓋了社會發展和經濟質量提升的一切行為模式，它“更貼近文化的特質,反映了文化的核心內涵”[11]。文化產品一經通過產業提供，其利潤追求似乎在常理之中。不過，從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看，依托文化資源的文化產品及文化產業都離不開公益性、社會性主旨。

　　如果說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需要確立全體國民的自覺環境保護意識的話，那么，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實際上是尋求文化產品供求的“生態閾限”，要求文化產業既要立足于為國民科技素質、文化品位的提高，提供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同時要深入挖掘本國文化資源，因地制宜地發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既要選準突破口，找準切入點，善于把深厚的文化資源做成具體的產業項目、把產品優勢打造成品牌優勢，又要前瞻性地打造文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既要著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能滿足國民對開放條件下全球性多元文化的需求，又要有市場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只有將經濟效益放在社會效益的大思路下，才能符合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真正提高文化產品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因此，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就是探索文化產業持久性的生命力。

　　(二)影響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因素

　　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是產業質量辯證統一的有機體。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有許多因素對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在此對其歸納旨在將文化產業發展的研究置于市場化的背景下。從全局來看，影響文化產業的因素主要有：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文化多樣性程度、文化資源的豐裕程度、市場開放程度以及政策寬松程度。

　　1.文化產業發展程度是社會分工情況的折射。

　　從文化產業的屬性看，它歸屬于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程度體現一個國家社會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在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過程中，文化產業的數量與質量對整個產業鏈的延長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專業化程度越高，意味著文化產業的內容越豐富、傳播渠道越廣闊。不僅如此，文化產業的發展本身也可以增加現代服務業的供給，正向的文化產品可以提高現代服務業在創意產業、文化品質、教育等方面的質量，通過產業引領深化社會分工并帶動經濟發展。

　　2.多樣性是適應文化產品供給的多元化而對產業的要求。

　　面對多層次的文化產品需求群體，文化產品的生產必然要求其適應性的供給。在我國眾多的消費群體中，不同人群對知識、信息、娛樂等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異，多樣性的供給必須滿足多層次的文化產品需要。多樣性本身蘊含著文化產業的生態平衡，如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一樣，在多樣性中兼容了眾多的產業空間。

　　3.資源的豐裕度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得益彰。

　　文化產業通過豐富的文化產品展示人文資源與自然資源，資源的豐裕程度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資源越豐裕，越能擴展文化產業的廣度和深度。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人們攝取知識的工具從書本到網絡，從坊間的口口相傳到各種媒體，應接不暇的知識更替也使文化產業的從業者需要具備前瞻性的判斷能力和深刻的挖掘能力。因此，資源的豐裕度提供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文化產業的豐富性又將豐裕的資源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展現在世人面前。

　　4.市場開放程度決定了文化產業發展的現代化程度。

　　當市場經濟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后，文化產業既要適應市場的同時又要展現市場魅力，這樣必然存在市場選擇與淘汰的問題。當最后一場斗牛娛樂畫上句號，標志著人們的文化產品需求本身就有選擇性。中國古代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滯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浪潮，閉關鎖國雖然留下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也和西方現代文明拉開了巨大的距離。進入國際化分工后，中國在文化產業上同樣需要審時度勢，吸納精華，篩選優劣，在文化產品的引進中需要進行“適應本土、融入本土”的選擇。

　　5.政策寬松程度。

　　它既包括經濟政策，也包括文化政策。對一個國家來說，政策的開放度影響到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主要表現在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寬容性，在“焚書坑儒”“文字獄”的狀態下，文化產業可能面臨毀滅性打擊。當然，在凈化文化產品市場的博弈中，政府需要在“有所為，有所不為”中確定其正確的角色定位。文化產業特別強調對文化內容的開發利用，是以內容為素材，以創新為牽引的一種新的產業模式，又被稱為內容產業[12]。

　　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一方面是將文化產業的發展放在整個社會分工、市場經濟質量提升中考慮;同時，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十分關注國民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片面的經濟效益追求不僅會誤導年輕一代的思維方式塑造，而且容易使許多人進入思維誤區，進而陷入片面化、表面化、簡單化、情緒化的思維危機[13]。強調文化產業的生態問題，需要我們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篩選性予以高度重視，需要文化產業本身進行“凈化”，文化生態資源開發上的粗制濫造或對外來文化的不加選擇，都會對消費者的時間、精力造成巨大的浪費。

　　三、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設計

　　(一)生態標度評價研究考慮的因素

　　構建文化產業生態標度需要關注整個文化產業鏈條的許多因素，基于文化產業多維性及與其他產業的融合擴展乃至特殊的社會定位，其生態標度評價研究必須考慮下面幾個問題。

　　1.必須考慮文化產品的準公共產品性質。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公共產品區別于私人產品的兩個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是指在產品消費中很難將其他消費者排斥在該產品的消費之外;非競爭性是指消費者消費某產品時并不影響其他消費者同時從該產品消費中獲得利益。準公共產品則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如教育、收費交通、政府興建的公園等。對于準公共產品的供給，在理論上應采取政府和市場共同分擔的原則。

　　這樣，文化產業就具備了準公共產品的性質，作為產業物質承擔者的文化產品就是一種準公共物品。文化產品的消費多數情況下是汲取知識，獲取信息，欣賞、消耗文化藝術的物質載體，所以體現了豐富的文化引領和價值導向。優秀的文化產品可以跨越時空以實現知識資源的共享，可以通過再版、再演、復制拷貝獲得永久的生命力，這就賦予了文化產業一定的歷史使命，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

　　2.必須考慮文化產品的外部性。

　　文化是意識觀念在活動中的自然延伸和滲透，隨著人們參與市場活動的不斷深化，文化不論是作為一種意識、符號和價值追求，還是作為一種超經濟因素的產品，人們通過商品市場交易的過程能夠感知到文化因素所帶給人們的潛在收益是不斷變換的，且文化消費的私人收益往往促成一種文化觀念在商品中的延伸，從而造成社會收益的增多。這也就是說，文化交易和文化產品消費存在著極大的外部性特征。

　　文化產品可能是外部經濟性，也不排除外部不經濟性，外部經濟性文化產品能夠增進消費者的精神激勵并促進社會進行創新性勞動，將潛在的生產潛力變為現實的經濟發展動力，實際上是為消費者提供一種享受型的精神福利和創造性勞動的文化支持。反之，文化產業也可能在文化產品的供給中提供了附炎趨勢、低級趣味或不加選擇的文化產品，不僅不利于國民素質的提高，而且還會產生社會性的外部不經濟性，導致一部分人價值傾向錯位，進而降低社會福利甚至對社會和諧產生影響。

　　3.必須考慮文化產業價值取向的社會性。

　　與其他產品的效用標度不同，文化產品的效用即文化產品的社會價值很難用經濟標準去衡量。一般來說，初期的產品研發因效用難以衡量具有較大風險，在產業發展中投資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在文化產業市場化經營中，同樣要考慮產品生產和文化資本投資的邊際成本，在解決國民不斷增長的文化產品需求與文化產品供給的矛盾中，客觀上需要擴大文化產品的供給量，滿足社會需求。不過，在制度構建不完備的條件下，文化產業制度建設的復雜性使文化立法存在諸多技術困難，同時文化立法滯后又影響文化產業制度建設的進程。文化產業價值取向的社會性，需要充分考慮生態標度的基本要求。

　　4.必須考慮文化產業輻射的全球性。

　　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文化產品的傳播時空擴大到更大的范圍和更加久遠的未來，經濟全球化和當代傳媒的高度發展，使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眾多的文化傳播路徑必然將文化產業推向全球化的高度，這就要求我們要重新審視西方及世界各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學習、溝通、批判與借鑒其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以適應并掌握當代文化世界性交往的契機，并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前瞻性文化引領的主導產業。

　　(二)構建經濟發展和文化長遠協調發展的動態機制

　　基于以上考慮，我們在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中，需要構建經濟發展和文化長遠協調發展的動態機制。

　　1.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需要我們在文化產業和文化產品的市場化經營和制度化規制中進行權衡。

　　文化產品的準公共產品性質決定了它具有市場趨利性，但又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作為產業，可以按照產業運作完成文化產品的供給，但鑒于其產品效用的特殊性，必須在文化和經濟的生態均衡中尋求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效路徑。文化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要求是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功能之一，文化產品市場需要不斷完善制度建設，完備的制度對于規范文化產業、提升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并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制度建設不僅包括正式制度規則的構建，更重要的是非正式制度的完善，因為非正式制度本身和文化產品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積極的文化產品可以通過潛移默化的力量來影響非正式制度的健全;當然，非正式制度也可以在意識形態、信仰與習慣等方面對文化產業施加正向的引導。

　　2.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需要我們審慎劃分文化產業的邊界。

　　產業邊界不僅取決于產業規模和產業定位，關鍵是文化產業價值取向的社會性、正外部性決定了其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的產業邊界要求。經濟開放與文化多元化增大了文化產品的需求彈性，尤其是年青一代，對文化產品的需求已經從傳統產品擴展到現代的有形產品、虛擬產品，從國內擴展到國外，從發達國家擴大到發展中國家，文化產業的邊界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在眾多有形、無形的文化產品生產中，不管文化產業的規模邊界如何擴張，但其價值邊界、精神邊界需要反映文化產業的特質及核心內涵，把握基本的道德底線、社會意識形態底線及文化產業從事者的良知底線，這是文化產業不可或缺的無形的邊界，它是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內核，將其擴展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可以形成健康的文化、經濟互動格局。

　　3.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需要我們探索文化資源的開發模式。

　　文化產業的發展充分體現文化企業的實力和產品影響力，但同時還必須體現文化產品的滲透力和影響深度，好的文化產品是千古傳承、經久不衰的，具有歷史穿透性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在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構建中，必須充分考慮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既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資源的文化內涵，充分展現和繼承本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又必須從實際出發，尋找探索最適合我國特點的文化資源開發模式，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近年來，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不可小覷，許多人對不同文化的形成背景、文化傳播的環境及文化適應的差異性缺乏了解，進而忽略了文化的生態標度，導致無所選擇地接納。

　　4.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需要構建高層次的交流平臺。

　　文化的傳播是在更大范圍了解一個國家的重要渠道，但必須看到當代中國文化“生態失衡”的潛在危機和文化滯后對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在供給側改革中，經濟轉型同樣要求文化產業進行結構性調整，不容忽視的是，經濟與文化的失衡的問題已經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迫切需要并呼喚新的文化發展的總體戰略、管理方式、產業機制和市場運作體系。

　　(三)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指標設計

　　在建構文化產業生態標度的過程中，應考慮到文化產業本身的多維屬性和廣泛而豐富的內涵。在設計評價指標體系時，需要考慮到各項子指標均要最大程度地體現文化各層次的特點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對文化產業價值標度的評價系統指標體系的設計思路如下：根據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和文化產業發展的自身特征，將整個生態標度指標劃分為三個指標體系：思想觀念指標、制度指標和環境指標。在這三個一級指標的下面設立不同的二級指標。

　　1.思想觀念指標。

　　是將文化作為一種單純的思維觀念和潛在意識，文化因素和文化符號滲透到個體和群體思想中，將會直接決定個體和群體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也是文化內在和關鍵的力量，是文化產業最難衡量和量化的一個層次。指標分解為解放思想、勇于創新的精神和開放性思維兩個二級指標。2.制度指標。

　　是將文化看作是規章制度、法律法規等形式出現的一種載體。強調文化理念通過法律制度規范約束人的社會經濟行為的功能。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內心修養，一定程度上能對人們的行為產生潛意識的約束導向作用。當文化理念上升為法律制度規范性契約時，人們就會成為文化制約的自然受益者。可以將制度指標分解為政府運作管理機制，人才評價、激勵與合理流動制度，各類企業管理制度，投融資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科研成果評價和轉化機制，教育制度等七個二級指標。

　　3.環境指標。

　　文化是維系和促進自主創新的有力保障，也是最有效的物化載體。文化產業發展需要良好的環境，文化生態環境指標強調開放、自由、舒適、和諧的環境因素功能。將環境指標分解為自由創新的社會氛圍、舒適的自然環境、良好的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公共服務環境四個二級指標。

　　四、結論與啟示

　　文化以產業形式所爆發的力量，已深深地熔鑄在國民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形成了經久不衰的精神動力。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旨在用系統論的方法把握文化和資源環境的整體性、關聯性和互動性，將文化產業納入經濟發展和文化產品有效供應的研究視閾。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說到底就是產業發展的良性環境和產業成長的制度完善。

　　本研究的結論與啟示是：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本質上是一種均衡理念。作為載體的文化產品是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是一個國家安身立命之本，文化產業需要十分關注人文背景下的精神幸福訴求。對于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可以通過文化產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有機結合，有效實現產業和文化生態的協調，將產業發展放在質量型的高度，使文化產品成為社會進步的精神力量，以實現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和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

　　文化產業的生態標度研究是一種開放性思維。文化產業的方興未艾，使文化經濟作為一種“人文化的知識經濟”并展示了極強的生命力，它不僅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而且文化產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文化與產業不斷接近、接納甚至部分融合的過程，這就需要我們有開放的思維。當然，開放性的思維并不是不加選擇地一味攝取，而是必須關注文化產業的特殊性與精神訴求。

　　當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滿足后，精神幸福則需要更豐富、多元、有持續魅力的文化產品。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規范的制度約束。文化產品涉及最多的是原創性、發現性或綜合性的知識，因此，文化產業應該在尊重知識產權的前提下，通過知識的傳播發揮創造財富的潛力。由于其內涵豐富、外延寬廣，文化市場需要制度化、規范化管理，將其納入正式制度規則的他律和非正式制度的自律中，使產業發展符合生態標度的要求。同時，盡快實現由行政整合機制向法律整合機制過渡，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所需寬松政治環境的創立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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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期刊：統計與預測雜志中級職稱論文征稿

　　《統計與預測》是一本統計學刊物。旨在傳播統計知識，交流統計科研成果，提高本省的統計工作水平，更好地發揮統計的服務與監督作用。主要刊登有關統計與預測方面的文章，既有濃度較高的學術研究著作，也有一般的統計知識輔導和經驗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