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現狀與對策研究》論文發表期刊：《高教探索》；發表周期：2021年06期

《新時期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現狀與對策研究》論文作者信息：沈黎勇，浙江大學發展聯絡辦公室主任、教育基金會秘書長，浙江大學教育領導與管理專業在讀博士生; 汪平，浙江大學發展聯絡辦公室職員，碩士; 林成華，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 高校教育基金會為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身處全球治理的大變局時代，提升高校教育基金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順應我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雙一流”的重要體現。文章從政策保障、主觀意識、投資機制、隊伍建設、風險控制等五方面分析了我國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現狀，在此基礎上，對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的財務管理提出了完善建議。

　　關鍵詞: 高校教育基金會; 財務管理; 治理

　　高校教育基金會是高等教育募捐制度發展的產物。近代以來，高等教育的公共性、競爭性及外部性等準公共物品屬性逐漸增強，決定了“高等教育必須構建政府、受教育者以及社會 三位一體的財政體制與經費籌措機制"。學者的研究諸如美國教育經濟家約斯通(D.Bruce Johnstone)

　　的成本分擔理論等為國外高等教育資金政策提供了制定依據，國外高等教育機構則“通過發起和強化私人募捐來應對”[。在此背景下，耶魯大學于1890年設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專為接受和管理校友捐贈的教育基金會，代表了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募捐制度確立。實踐和研究表明，高校教育基金會可以增加高校財政的穩定性，“使高校減少對政府撥款和學費、運營收入等的依賴，增強高校自治能力"1：可以“支持師資隊伍發展、增加對學生的獎勵與資助，為前沿創新研究提供資金，支撐校園基礎設施和技術更新，維護圖書館、實驗室等其他校園資產"t;還可以“通過交流傳遞、認同篩選、參與規劃及激發約束等機制來構架高校與外部利益相關體之間聯系與合作的橋梁，促成"政府一市場一學術，的權力均衡，優化大學治理結構”[]。長期以來，教育基金會已成為美國高校經費的關鍵來源，尤其是私立大學，其財政經費占比一度達到45.9%回，而一流大學的平均預算占比約25~56%切。

　　回溯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是由高校發起并登記注冊在民政部門的非營利性慈善機構，亦旨在匯聚社會資源、吸引民間資本，合力支持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興起至今，其己逐漸成為我國高校學科和設施建設、科研創新以及人才培養等諸方面的重要保障。尤其近年來，國內高校支出總量逐年增加趨勢明顯、財政撥款收入比重降低回，高校教育基金會的作用愈加引起重視。新時代，深化高校教育基金會治理是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應有之義。本文以財務管理為核心出發點，對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現狀及問題進行研究，梳理成因并提出完善建議，以期為提升我國高校教育基金會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啟示。

　　一、概念界定

　　一般意義上，財務管理泛指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是基于一定整體目標下關于資產的購置(投資)、資本的融通

　　(籌資)和經營中現金流量(營運資金)以及利潤分配的管理。現代財務管理發軔于19世紀末，而相應規范化的理論研究則始于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以籌資為主要內容的傳統財務理論、以財務決策為主要內容的新財務理論、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為標志的現代財務理論三個階段回。國外財務管理理論多數以財務活動本身為研究對象，著力研究資金籌集、市場投資行為和股利分配等財務管理實務。國內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則主要針對財務活動中的財務關系、財務概念，側重于上層建筑。王化成等以財務管理環境為起點，基于財務管理假設、以財務管理目標作導向，將財務管理理論分為基礎理論

　　(基本范疇、財務管理原則、財務與會計的關系、財務管理方法、價值觀念、市場效率和治理結構等)、通用業務理論(籌資、投資、營運資本管理、分配)、特殊業務理論(集團公司財務管理、企業并購財務管理、國際企業財務管理、企業破產財務管理)和其他理論。李心合指出，傳統財務管理在新古典的數理框架內演變，形成數理財務理論體系，涵蓋了一個目標函數(公司價值最大化)、四個模塊(投資決策、融資決策、股利決策、營運資本管理)，以及一個財務工具箱(會計報表與比率、現值、風險收益模型、期權定價模型等)，但隨著實踐的發展，傳統數理財務學的現實偏離性、學科斷裂性以及環境滯后性均愈加顯著，因而需要不斷開拓研究視角與領域，向制度財務學、利益相關者財務學等延伸。

　　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是指非營利組織處理與政府、資源提供者、債權人等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財務管理活動。不同于營利組織的利潤最大化和每股盈余最大化，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的目標是以最小成本實現最大社會貢獻[10。王秀華等認為，為達到這一目標，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應保證資金來源的多樣性和可持續性、資本結構的合理性、資金配置期限的匹配性，以及財務活動的代際公平性等。高校教育基金會作為高校以募集教育資金為目的而設立的非營利性慈善機構，其財務管理指的是圍繞這一基本性質并遵循《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而開展的一系列專項管理與資金運作、監督、維護等經濟活動過程，既符合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一般共性又存在著所有權形式特殊、以校友捐贈為關鍵資金來源等特性。徐劍等認為，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目標有二，一是可持續地對捐贈人負責，獲取含捐贈人在內的社會各界的信任，樹立良好形象，和諧社會再分配過程;二是有效降低運行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將項目、資金價值最大化，這與非營利組織財務管理“以最小成本實現最大社會貢獻"的理念一致。

　　二、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的重要性財務是高校教育基金會日常治理的核心環節，財務管理關系到高校教育基金會的運行成本和資金使用效率，與高校及教育基金會的聲譽密切相關，是高校及其教育基金會實現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因而，加強新時期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是順應我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致力“雙一流”建設的重要構成。具體而言，財務管理對高校教育基金會治理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收支管理與保值增值兩方面。

　　(一)收支管理：提升資金效用高校教育基金會的收支管理是針對捐贈、投資收益等各項收入以及公益事業、行政辦公、工資福利等各項支出的管理，主要是規范收支流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降低運行成本等，其重點在于項目資金的管理。基金會根據捐贈項目性質單獨立項和建賬，由項目負責人管理資金的具體使用。就此而言，一方面，應重視申請流程的規范性，就每個項目成立管理委員會、制定周密計劃書和詳細預算，通過分級授權等形式明確資金審批權限，實現“財務負責人一支筆，責權利相當"11。另一方面，也應注重對資金使用的監督，就每個項目做好獨立核算、決算與審計，要求項目負責人定期報告項目執行和資金使用明細，并及時向捐贈人披露，公開透明。

　　(二)保值增值：驅動內生發展正如現代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對市場投資行為的青睞，合法、安全、有效地實現捐贈資金的保值增值是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的要務。國外高校教育基金會經驗表明，一方面隨著規模的不斷增大，捐贈收入增長會逐漸達到瓶頸，難以持續滿足高校日益擴張的發展需求;另一方面，卓有成效的投資可以顯著分擔高校支出壓力。譬如，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在投資委員會下設立投資辦公室，通過精選管理人來進行市場化配置投資組合。2019財年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規模為303億美元，過去20年投資平均年化收益率為11.4%，為學校發展創造了286億美元收益。再如，哈佛大學教育基金會通過成立哈佛管理公司進行市場化獨立運作。2019財年哈佛大學教育基金會規模為409億美元，1974年至今，投資平均年化收益率超11%，覆蓋了學校三分之一的運行開支。探究兩者投資模式，其代表了世界一流高校教育基金會的典型范式，即通過設立專業機構或管理公司分散化、多元化配置資產，涵蓋債券、股票、私募股權、絕對收益(對沖基金)、房地產、自然資源等，側重于國內外股票及私募股權(含杠桿收購及風險投資)等權益類資產。耶魯投資辦公室在私募股權投資的配置比例更是年均維持在三成以上，注重長期回報。2019財年耶魯投資辦公室與哈佛管理公司的最新配置組合如圖1和圖2所示，二者固定收益類占比均為7%，權益類占比分別為54.5%與46%，絕對收益(對沖基金)占比分別為23%與33%，房地產、自然資源等實物資產占比分別為15.5%與14%。

　　三、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現狀

　　治理現代化背景下，當前我國高校教育基金會和其他非營利組織一樣，財務管理相較而言發展還不成熟，有待進一步優化。本文從政策保障、主觀意識、投資機制、隊伍建設、風險控制等五方面著手，研究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現狀。

　　(一)稅收優惠和配比激勵有待提升21世紀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為高校教育基金會的發展提供指引和保障，主要體現在稅收優惠和配比激勵上。一方面，高校教育基金會在獲得公益性社會捐贈稅前扣除資格后，企業對其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享受稅前抵扣，超出部分可向后結轉3年：個人對其捐贈支出在申報應納稅所得額30%以內的部分，享受稅前抵扣。另一方面，自中央財政設立捐贈配比專項資金對中央級普通高校捐贈收入實行獎勵補助后，浙江、北京、深圳等省市也相應推出配比政策。稅收優惠與配比激勵有效助力了高校教育基金會發展壯大，但在廣度和深度上有待提升。譬如，當前高校教育基金會投資收益并未納入稅收優惠范圍，而投資收益作為高校教育基金會重要收入，若能給予稅收減免，勢必將進一步激發基金會活力，促進基金會運作良性循環。再者，在美國，個人對高校捐贈后享受的免稅額度可達當年收入的50%，超出部分可向后結轉5年，相比之下，我國這方面政策仍存在優化空間。此外，雖然國內已有省市參照中央政策對地方高校施行捐贈配比，但尚未實現全覆蓋，相應補助比例也可以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予以適當提高。

　　(二)主觀治理意識有待增強

　　當前多數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治理的主觀意識，尤其是投資的主觀意識有待增強。多數高校教育基金會出于防風險需求，投資理念較為保守，僅滿足和局限于銀行存款和理財產品，投資品種相對單一。當然，這和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整體規模相對較小、承擔高校支出比例較低有一定關系。數據顯示，2017年底，美國在冊的854家高校教育基金會資產規模合計約5540億美元，而同期我國549家高校教育基金會資產規模合計僅約400億元人民幣，對比顯著。2018年末，我國注冊登記于民政部的19所高校教育基金會凈資產合計約200.26億元，慈善支出占2019年高校預算的平均比例僅約1.08%，[2 2013-2018年末19所注冊登記于民政部的高校教育基金會凈資產情況如圖3所示。

　　(三)投資制度、架構和團隊有待健全國內多數高校教育基金會當下尚無規范的投資制度、專業的組織架構和執行團隊來市場化配置捐贈資金。少數高校譬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其教育基金會在理事會下設置投資委員會，監督和指導專業團隊多元化打理資產。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由資金運作部及育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共同負責，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由首席投資官帶領投資事業部運作，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則由財務部投資團隊執行。鑒于注冊登記在民政部的高校教育基金會整體運作更具規范性，信息披露也更具透明性和完整性，本文以注冊登記在民政部的19所高校教育基金會為例，于中國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平臺獲取公開信息進行統計，管中窺豹，以反映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投資現狀。由圖4、圖5可知：盡管近五年19所高校教育基金會整體投資收益逐年增加，且剔除通貨膨脹

　　(CPI)影響后整體投資收益率年均在3%左右，但是分化效應顯著，投資收益(率)

　　主要為頭部幾所拉動，其余10余所表現不盡人意，甚至于仍有4所至今未開展投資活動。19所“模范生”尚且如此，其他500余所在地方民政部門注冊登記的高校基金會投資活躍程度則更低。總體而言，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投資活動仍在起步和規范階段，投資制度、組織架構、執行團隊等有待健全。

　　(四)隊伍建設有待加速適應市場規律財務管理隊伍的分工體系、業務水平、人事建設等方面有待加速適應市場規律。其一，部分高校教育基金會在會計、出納、投資等崗位的人員配備上存在兼職現象，專業化分工體系有待深入健全。其二，日常業務上的“規范性”與“靈活性”有待繼續提升。譬如，基金會會計核算體系的獨立性和完整性須進一步明晰和保證。根據《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主體，會計制度應使用權責發生制，這區別于高校財務一般所使用的收付實現制，兩者不可相混淆，以便更全面、真實、準確地反映基金會財務運行信息。其三，多數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在人員的考核、激勵、淘汰、專業能力與職業素養培訓等人事建設上，亦有待加強，以便更充分調動工作人員積極性，打造更加專業、更高效率團隊。

　　( 五) 財務風險控制體系有待成熟

　　國內高校教育基金會的財務風險控制體系，尤其是對捐贈資金入口的審核、項目支出的督察，以及投資風險的管理有待成熟。一方面，對捐贈方及其資金來源有待全面和深入地加強研究與審核以保證其安全性，目前仍存在著個別因捐贈方違法違規經營等因素導致捐贈資金被凍結或無法到賬等現象;另一方面，項目資金支出及項目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評估和動態調整有待強化，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完整性也有待提高。此外，投資業務的風險控制，尤其是關于投資品種的集中度、投資項目的盡職調查、投資產品的預警和止損等準則有待進一步規范和細化。

　　四、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完善建議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需順應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及我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為根本，堅持創新、協調、開放、包容、共享的發展理念，在審慎控制風險基礎上，實現財務管理更深層次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效益最大化，保障“雙一流”建設，更有力地回應黨中央、國家和社會各界的期許。為了優化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模式，進一步提升高校教育基金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結合上述現狀，本文從三個角度提出建議。

　　(一)激發活力、增強意識：創新政策體制、深化籌資機制

　　一方面，高校教育基金會的治理和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的鼓勵與推動，應維系和加大國家政策的支持力度，改善和協調外部環境。譬如，適當提高高校教育基金會捐贈及投資相關稅收的減免力度，提升財政配比廣度和深度，及時完備和創新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政策等，從而有利于進一步引導社會風氣，營造更濃厚的教育慈善氛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核心價值觀，促進高校教育基金會及其財務管理現代化。另一方面，以包容理念改進管理體制不容小覷。業務上可以通過勞務派遣等形式增加配備各崗位專職人員，做到術業有專攻、各盡其能，深層適應市場經濟;管理上可以減少對業務拓展思路、渠道、開銷等的束縛，提升溝通與執行效率，加強宣傳力和影響力，厘清人員的考核、晉升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工作人員積極性，增加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培訓，打造高效團隊。

　　再者，就高校教育基金會而言，籌資亦是財務管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化籌資機制，積極籌措捐贈資金，擴大捐贈資產規模并增加慈善支出在高校預算中的分擔比例，可以提升管理層對財務管理的重視度，增強治理意識。具體而言，籌資機制可就以下兩點進行深化。第一，加強校友工作。校友捐贈是高校教育基金會捐贈的重要構成，通過建立和完善校友信息庫，組建和活躍全球各地校友會，增進與校友的日常聯絡，維系與校友的情感，構建校友共同體，可為高校教育基金會籌資打造良好鋪墊。第二，重視項目設計。通過分別針對捐贈群體以及院系等展開深入調研，一方面了解和掌握外部捐贈者的偏好，另一方面熟穩校內人才培養和科研創新等需求，在有效匹配的基礎上主動設計出優質捐贈項目，特別是在同企業的捐贈合作中，實現高校與企業間的資源優勢互補[1，創造共贏，打造“品牌效應”。例如，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通過與浙江恒逸集團有限公司合作設立“恒逸國際交流基金一文菜項目”，既很好地服務了國家東盟戰略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又實現了企業和高校的互利共贏，樹立了良好的社會聲譽，有利于基金會規模的持續擴大并強化管理層對財務管理的重視。

　　(二)促進多元、追求穩健：開放投資理念、健全投資機制

　　投資作為一種市場交易行為，其本身遵循市場經濟客觀規律，風險與收益正相關，開放投資理念、承擔相應風險是前提。譬如，受金融危機影響，耶魯大學教育基金會2009財年投資收益率為-24.6%，當期資產大幅縮水。可見，其出色的長期投資業績背后亦承擔著短期波動的風險和虧損的壓力。在此基礎上，投資機制的健全可以從四個維度著手。第一，要完善組織架構。建議一方面適當增選具有金融經濟和投資背景的理事，以增強理事會投資決策的專業性與科學性;另一方面在理事會下設立投資委員會，監督和指導專業團隊日常運作。投資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上，既做到“校內與校外結合"，又實現

　　“行政、學術與業界結合”。理事會對投資委員會的授權應充分，尤其在投資項目決策上，可采取分級授權制。除重大投資事項外均由投資委員會審批，以提升投資時效性，而投資結果應依照《關于加強中央部門所屬高校教育基金會財務管理的若干意見》

　　向理事會匯報。第二，要改進投資方式。建議采取以精選外部專業金融機構管理為主，結合少部分直接投資的方式。世界頂尖高校捐贈基金經驗表明，這種方式更為靈活，可調整性更高，且能使內部團隊更專注于從全局角度研究和配置大類資產，從而提高基金會投資效率。譬如，哈佛管理公司近年來已逐步剝離內部各細分類別資產的自營團隊，向以委托外部管理為主轉型。第三，要豐富投資策略。建議秉持“分散化、多元化”原則，全球范圍內構建債券、股票、大宗商品等各類資產組合，在滿足短期現金流基礎上適度拉長投資周期，分散和對沖不同類別及不同國家、地域資產的風險，熨平組合短期波動：同時要增加對私募股權、房地產、自然資源等另類資產的研究、配置和管理。耶魯投資辦公室數據披露顯示，過去20年內，私募股權投資中杠桿收購為其帶來約12.6%的年均收益，風險投資為其貢獻約241.3%的年均收益，房地產與自然資源投資年均收益則分別約為9.0%和14.7%，成效斐然。本文選取國內定期存款、債券、A股、房地產以及國外美股、黃金、原油作為公開市場主要大類資產3，分別將國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企債指數(000013.H)、滬深300指數、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標普500指數、COMEX黃金價格及WTI原油價格作為指標，用國內通貨膨脹(CPI同比)為比較基準，以近15年公開市場數據為樣本進行統計，發現各類資產剔除通貨膨脹后的年均收益率 ( E) 與波動率 ( 標準差，σ) 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近 15 年公開市場數據顯示，剔除每年國內通貨膨脹后，主要大類資產中年均收益率最高的是 A 股，最低的是一年期定期存款 ( 年均收益率不及通貨膨脹) ; 波動率最大、風險最高是 A股，最低的是一年期定期存款; 而收益與風險比最高的是國內房地產 ( 每承擔 1 份風險可獲取 0. 93 份收益) ，最低的也是一年期定期存款。由此可知作為高校教育基金會，將捐贈資金全部配置于銀行定期存款以求低風險、全部配置于股票以圖高收益，亦或全部配置于房地產以期最簡便等單一資產配置策略均欠妥當，應通過賦予各大類資產不同權重，構建多元化組合來實現在整體風險最小的基礎上收益最大化。

　　最后，要充分利用依托于高校的天然優勢，開拓合作與共享。一方面可以積極探索投資與捐贈聯動、基金會與校友會聯動、基金會與地方合作聯動等機制。譬如，金融機構將超預期的投資業績報酬返捐給基金會，形成長期共贏的優良模式; 再如，基金會可與校友企業或政府引導基金在定向增發、產業并購等金融資本運作和投資項目上加強資源對接與攜手合作等等。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對校內院系等科研技術培育和成果轉化的關注，通過設立創新創業專項基金等形式對優質項目給予支持，獲取潛在股權投資收益亦或股權捐贈回報等。

　　(三)加強規范、提升效率：優化收支管理、細化風險控制

　　優化收支管理和細化風險控制是高校教育基金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本文認為，收支管理的優化可以從會計核算、項目資金管理、數據平臺建設等三方面入手。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獨立的會計核算體系。應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制定一套完整會計細則，單獨核算，有別于高校財務部門一般所適用的收付實現制，更準確地反映基金會會計信息。其次，要優化項目資金管理。應精細化管理項目資金的具體使用，尤其須明確各類項目資金審批權限并簡化審批流程，促進財務開支與報銷過程中的“規范性”與“靈活性”互補融通，實現“最多跑一次”，提高項目資金使用效率。再者，要促進數據平臺系統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創新。譬如，通過升級和優化賬務、報銷、項目及票據等管理系統，實現數據自動化錄入、推送、共享以及線上審批等，進而提升財務管理效率，有效減輕日常管理負擔。

　　風險控制上，一方面要加強對捐贈方及其資金來源的研究和審核，規避因捐贈方違法違規經營等因素而導致捐贈資金被凍結或不能到賬的情形;另一方面，要強化項目資金支出及項目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評估和動態調整，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完整性，增加財務信息公開度和透明度，可持續地對捐贈人負責，樹立良好聲譽，形成良性循環;再者，要完善投資風險控制體系，規范投資流程，細化投資品種的集中度、投資項目的盡職調查、投資產品的預警和止損等準則，審慎控制投資風險，穩中求進。五、小結

　　某種意義上，高校教育基金會是政府以及包含校友等在內的外部多元利益相關者參與大學治理，彰顯和強化民族使命感與群體歸屬感的橋梁。一流的教育基金會已成為一流大學的標志。高校教育基金會應主動擔當起推動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排頭兵的重任，以財務管理為核心促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將有利于更好地服務高校“雙一流”建設，也將更扎實地推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助力中華民族在全球格局重塑中以更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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