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博時代與傳播符號學的媒介轉向》論文發表期刊：《

當代文壇

《賽博時代與傳播符號學的媒介轉向》論文作者信息：趙星植

　　摘要：當今人類社會正在步入以媒介技術改變為主導的賽博時代。以“媒介化的意義”為核心的傳播符號學，正是在這一語境下拓新研究視域與方法。經過21世紀以來近二十年的發展，傳播符號學在一系列前沿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從元媒介與傳播重新定義“媒介即信息”的新內涵;從“媒介自涉”追問媒介對社群文化的重要影響;結合如控制論、信息論、生物學等共同關注“意義與傳播”問題的交叉學科，建構具有普適性意義的媒介本體論，關注賽博空間中多維度的意義生成機制

　　關鍵詞：傳播符號學;元媒介;媒介自涉;賽博符號學

　　一媒介革新與傳播符號學研究進路的轉向

　　傳播符號學的學科發展與媒介技術之革新緊密關聯。經典傳播符號學研究路徑形成于1950年代末，以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出版《神話學》一書為標志。"這一時期正是大眾傳媒文化興盛的時代，廣播、報紙、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承擔著主要的社會意義生產與再生產功能。巴爾特正是在上述語境下介入到傳媒文化的研究之中。他把索緒爾語言符號學理論中的許多操作性概念，如能指所指、二元對立、文本、符碼、神話等，引入傳媒研究;用以分析意識形態如何巧妙地借助大眾媒介，對文化文本進行符號化操作，使人們沉浸在由符號所構筑的“神話”中而不自知。

　　這一經典傳播符號學路徑在整個20世紀有廣泛影響力，巴爾特同時代或后輩學者在此路徑下取得頗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nd)關注傳媒“擬像與仿真”生產機制并由此造成的社會“超真實”狀態。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關于大眾文化中三種符碼(殘留符碼、主流符碼、新興符碼)的互動機制研究;霍爾(Stuart Hall)關于電視媒介文本的解碼與編碼機制;再到后來“傳播符號學”這一術語的提出者、美國學者菲斯克(John Fiske)關于“生產者式文本”與大眾流行文化的討論，等等。進入21世紀，互聯網新媒介催生新的傳媒突變。特別是最近十年以來，因為智能手機、虛擬現實以及其他可穿戴設備的引入，人類社會已全面進人以智能媒介為主導的賽博時代。本階段媒介發展的核心是互嵌與融合，人工智能的崛起，加速了和人的融合進程，由此創造出新的主體，正成為一個終極的媒介。"機器將不再是人的器官延伸，而成為人的智慧延伸。相應地，智能媒介時代的傳播關系、社群關系也正在進行著相應轉向。人類的數字化生存，從“離身性”轉向“具身性”，數字化的人不僅僅是漂浮在各種虛擬空間的賬號，而且以“虛擬實體”的形式把虛擬主體與現實主體綁定在一起。

　　賽博時代賦予社會新的關系意義，并以此建構新的意義共同體。該問題早已越出狹義的傳播學研究領域，變成一個具有迫切性的社會現實問題。更重要的是，人類面對的這個新的突變，產生了對傳媒的全新想法，全新的概念范疇指定全新的規則：人類從“使用符號的動物"，變成“符號學動物"，現在正在變成“符號元語言動物”。顯然，以巴爾特模式為代表的經典傳播符號學路徑亟需更新與擴容，以解決賽博時代傳媒研究的新問題與新局面。具體原因如下：第一，經典傳播符號學的基礎是索緒爾二元符號學，核心是語言及其相關的文化符號活動。它無法有效處理賽博時代媒介研究的核心命題，即準人類(如人工智能、賽博格)或非人類(如機器)如何具有“心智"，并生成符號且能分享意義。第二，賽博空間中，人自身就是媒介。符號意義的生成與傳播早已溢出傳統的“媒介文本”(如網頁、電視節目等)，直接指向人自身。意義傳播以文本為中介，逐漸轉向以人和社會本身為中介。這迫使符號學須直接介人社會與文化問題。以文本分析為中心的經典傳播符號學理論，恐怕無法有效解決。

　　第三，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使符號表意從文本轉向媒介自身，媒介自身(包含人作為媒介)成為符號意義的主要生成者。以傳媒內容或文本為中心的經典路徑，也無法有效地處理"媒介自涉”諸問題。當然，這不是說經典傳播符號學理論已全然失效，只是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視域賦予這些經典概念新的內涵。例如“擬像與仿真"“符碼""元語言”等概念，在分析智能媒介與傳播諸議題上，依然有效。

　　傳播符號學作為傳播學與符號學二者融合的產物，它在賽博時代的范式革新，更與兩個母學科的發展緊密相關。在符號學學科內部，突破索緒爾二元符號學的運動早已從1980年代開始，并在本世紀初基本完成了符號學基本模式的更替。新符號學運動的最明顯特征是用皮爾斯開放的三元模式代替索緒爾二元結構模式，研究中心從“文本”轉向創造文本的人與社會，以及具有符號活動能力的其他生命體。另一方面，新符號學運動更加緊密地與如認知學、信息論、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結合起來，這使符號學在處理媒介技術與人工智能的前沿問題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理論準備。

　　同時，傳播學面對媒介形式的革新也開始加快范式拓新與視域重構的步伐。智能媒介完全改變了信息生成與分享的方式，即從“信息匱乏”轉向后真相時代“從過載的信息中尋找意義與真知”。這意味傳播學須以更開放的姿態從“信息到達”到“意義交流”轉進。一方面，“傳播”應回歸于“交流”這一受傳交互的意涵;另一方面，“信息一通達一行為”的過程結構論研究，應轉向“意義的共享、認知與認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轉向傳播符號學研究的核心領域，即媒介符號意義的生產規律。

　　基于上述理論資源的積累，當今的傳播符號學在最近十幾年來已出現了明顯的媒介研究轉向。具體表征如下：第一，網絡與智能媒介成為影響符號表意與傳播的核心。在賽博時代這一新語境下，麥克盧漢所謂“媒介即信息”的新內涵正在被系統開掘;第二，從媒介的角度，探討媒介對社群文化與傳播帶來影響。這與經典傳播符號學從傳媒文本的角度討論大眾文化，迥然有別;第三，從媒介自身特性出發，結合如控制論、信息論、生物學等共同關注“意義與傳播”問題的交叉學科，建構具有普適性意義的媒介本體論。以下，本文將就這三個路徑為中心，分節介紹傳播符號學媒介研究的最新發展趨勢。

　　二元媒介與元傳播

　　傳播符號學轉向關注賽博空間中的媒介議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媒介的定義與特性問題。當前，傳播符號學者主要采用“元媒介”(meta-media)這一概念來統援網絡與智能媒介。它是基于互聯網與移動終端為一體的新傳播平臺，以計算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智能穿戴設備等智能終端為代表。這類元媒介平臺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先前所出現的所有媒介及其傳播方式皆可以共存在這類平臺之中，或以模擬或虛擬的形式存在于其中。

　　元媒介并非是一個新的概念，總體上是指某種媒介包含其他媒介或指涉其他媒介的信息。最早闡釋這一術語的內涵是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不過他并沒有直接使用這一術語。他指出：

　　“任何媒介的“內容，始終是另外一種媒介。言語是文字的內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而后，麥克盧漢同為媒介環境學派的尼爾·波茲曼(Neil Postsman)首次使用了這一術語(mela-medium)，"不過，他認為電視才是真正的元媒介：“電視成為了"元媒介，-它不僅引導著我們對世界的知識，而且還是影響著我們的認知方式”。

　　從媒介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每種媒介都蘊含著元媒介的品質。如麥克盧漢所述，新的媒介總是包含之前的媒介。但是電視在本質上不屬于原生性的元媒介，因為它在整合先前媒介的內容時，已改變了這些媒介的具體傳播形態。如電視要傳播紙質媒介的內容，則必須要把平面的文字內容轉換成流動的視頻或聲頻內容。網絡媒介則不同，因為他的技術特性，使得他可以以虛擬的形式承載著先前的傳播形態，保留其基本的媒介特征。同樣是紙質媒體的內容，網絡媒介可以采用超鏈接的形式，將文字媒介鏈接起來，而不改變其傳播形態。

　　在傳播符號學者們看來，互聯網新媒介作為原生性的元媒介，它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義，關鍵在于新的符號傳播方式的嵌入，由此帶來意義社群的重構。它是統合次級媒介的上一層媒介，所以元媒介必然對傳播方式及其傳播主體關系進行重塑。這種重塑的根本后果是整個文化社群意義編碼及其組織形式的變革。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學者們引入了“元傳播”(mela-communication)這一概念來剖析元媒介的本質特征。

　　元傳播與符號學中元語言這一術語的含義接近，主要是指人類的符號交流不僅在內容層面進行，更同時在制定符號交流的關系和規則層面展開。正如這一術語的提出者貝特森(Grgory Bateson)所述，“人類的語言交流不僅能夠，而且一直是在許多抽象的對比層次上進行”0。人為了傳播不得不進行元傳播活動。這不僅是為了傳播的信息更加準確，更重要的是為了在傳播中建構內含人際關系的交往規則。因此，元傳播解決的是“在關系之中怎樣討論關系并由傳遞關系意義的元傳播建立關系的問題”。從人際傳播、大眾媒介傳播再到網絡媒介傳播，元傳播活動都始終伴隨在其中。不過，區別于前兩者，元媒介平臺中的元傳播活動從后臺走向前臺，逐漸演變成為元媒介符號傳播的核心特征。

　　在人際傳播層面，元傳播活動主要體現在人際交流的“框架”因素。這與戈夫曼(Eiving Gof man)提出的符號互動論相互呼應。在面對面的交談中，交際雙方的交流總是超過內容層面，進入到話語解釋框架層面。人總是帶著特定的解釋框架去解讀談話的內容，也通過框架去了解談話雙方。與此同時，我們總是可以依據表達、話語轉換以及角色扮演的習慣建立并調整這一解釋框架，或維護或者修正我們的文化認知;并在此基礎上完善我們的社會人格。這是具身性交往中元傳播活動的最大特征，即通過交流對傳播內容和交往關系進行編碼。該特征后來逐漸發展到大眾傳播與網絡傳播層面。這是因為技術和元技術不僅實現了文本的跨語境傳播，又使得框架跨越不同的社會語境。

　　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單向的傳播形態，向著遠距離的受眾傳遞信息，但它同樣在這類傳播形式中承載著元傳播功能。而這類元傳播，則主要依托“體裁”。所謂體裁，指表達和體驗特定主體時間的話語習俗，它構成了大眾傳播符號文本之解釋和交流的框架。例如，即便相同的內容，通過新聞的形式播放出來，與通過電視劇敘述出來，獲得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大眾傳播的體裁作為元傳播的具體表現，具有社會功能的話語特性。它們既體現著傳播內容的性質，也體現了所維系之社會關系的類別。

　　元媒介層面的元傳播活動，則類似于巴爾特在神話理論中所提出的二級涵指系統：一方面，內涵語言建構在語言之上，是其自身的第二級語言或者傳播的載體。另一方面，元語言描述了語言：他們本身并非語言，而是關于語言的語言。由此，內涵的編碼得以強化;元要素(meta-constitutes)則塑造了傳播者所融入的、與上述內容相關社會關系。。在上述意義上，元媒介的本質特性在于，傳播主體對“元數據"(mela-data)所進行的一系列元傳播活動。元數據是關于任意信息的來源，特征及其軌跡，如文本的標題，關鍵詞，索引數據等。這因為這信息抓取與搜索成為可能。而元數據在元媒介的普遍化存在，使得傳播者的能動作用大大增強。媒介使用者對于網頁、圖片的“標簽”“點贊”、轉發，以及參與微博“熱搜”或“超話”的討論都在實際的參與到元數據的編碼工作中，進而參與的是傳播文本的實際創造。傳播主體在元媒介語境下，對傳播符號文本所進行的符碼或傳播語境的重塑，實際上是“元傳播”在元媒介語境中的顯現。

　　更重要的是，位于上一層的元傳播機制-如人際傳播層面的“框架”、大眾傳播層面的“體裁”-均在元媒介的傳播實踐層面被實時記錄了下來。相應地，傳播以及符號意義建構規則，從面對面傳播、大眾傳播時代的臨時“缺場”變成了元媒介時代的時刻“在場”。這為我們從意義規則層面去探究元媒介語境下的傳播規則提供了一條很好路徑。

　　三媒介的自我自涉

　　元媒介與元傳播是賽博時代智能媒介的技術與傳播特征，那么“媒介的自我自涉”(self-eference)則是元媒介文本的符號表意特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后果。

　　學者諾特(Winfried Noth)曾寫專著討論這一該現象，即媒介在符號傳播過程中自己指稱自己，“自我反映、自成目的"0。自我指涉在后現代社會與文化中非常普遍。新聞為我們報道的不是我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經驗到的事實，而是之前在媒介中已被看到過、聽到過或報道過的東西;電影不是敘述故事本身，而是講求敘述技巧，講述電影制作者如何去拍電影;廣告不再關注產品與服務，而是關于廣告自身。

　　從宏觀上說，這是媒介技術發展導致整個文化社群符號表意形式的轉變：媒介自身已演變成為賽博時代社群文化的主要構成因素。如前文所述，賽博時代媒介作為“元媒介”而存在，它總是包涵或指涉其他媒介。這一特征決定了媒介指涉的對象可以不再是現實世界，而是那些已被次級媒體所媒介化了的擬像世界。例如，從新聞應用程序(APP)中所彈出來的消息，是電視、報紙或其他網絡平臺已報道過的新聞事件;微博中的“熱搜"信息，常常源至微博平臺自己產生的“話題"或“頭條”消息;抖音里傳播的短視頻，來自于其他媒體所再現的視頻。

　　媒介符號文本所指涉的對象，可以是其直接對象，即現實世界中所發生的事與物;更可以超越其直接對象直接指向其動力對象，也即其他媒介對這些事件的再現，以及我們在其他媒介平臺了解到此事件后對其的評價與看法。皮爾斯指出每個符號都具有兩個對象，即直接對象與動力對象。直接對象是符號表意過程中的對象，它作為“占位符”一樣存在。而動力對象則才真正決定符號的意義，它是解釋者在符號之前的對世界認知的“間接經驗”或前經驗。因此他指出“符號的對象是符號的起源，是它的父親。動力對象是它的生父，而直接對象是它指認的父親。”兩種對象理論說明，符號所再現的對象不一定有外延，而且他根本不必有真實的世界，因為符號本身或者有關符號的理念，就是可以符號的對象。正如他的名言：“所有的符號都來自于其他的符號"(Omne symbolum de symbolo)(CP 2.302)，既然真正決定符號的是動力對象，而動力對象則是人們的前經驗。這樣，符號所指稱的對象本身就可以是符號。換言之，媒介所再現的內容，也可以是媒介自身。這也就是符號與媒介自我指涉論的起點。因此，相對于其他大眾傳播媒介，網絡元媒介本文則傾向于后者，它跳過了動力對象，而直接指向動力對象即媒介自身。

　　這種跳過直接對象，指向動力對象的媒介自涉現象已經逐漸常態化，甚至成為賽博時代大眾文化的重要表征。以微博的“熱搜”為例，目前在微博熱搜排行榜中，真實事件往往與虛擬事件混雜。電視劇中女主角與男主角離婚，能不加引號的且與其他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一起，排列在每日微博熱搜榜單的前十名。同時，微博用戶們往往也把它當作真實事件，認真嚴肅地去討論與傳播該事件背后的社會倫理與道德價值。

　　再如，微博這一元媒介平臺的符號文本傳播，更是典型的媒介自涉現象。以微博中的“話題”功能為例，用戶只需要在一個人名、詞語、短語、句子的前后兩端各添加一個""符號，這個詞語隨即就變成一個具有超鏈接功能的“話題”。用戶點擊某條微博中的這個話題，便可直接進入微博中其他帶有相同標簽的文本。這說明在微博符號傳播活動中，符號自我指涉行為普遍存在：它只需要以話題標簽的形式完成了對自身媒介內容的一次自我指涉。因此，如果說在傳統媒介時代，傳播文本的自我自涉是一種藝術手法與再現風格，那么元媒介平臺的自我指涉則是賽博時代符號傳播的其最根本特性。

　　四賽博符號學

　　傳播符號學在賽博時代的媒介研究轉向，不僅體現在媒介技術與符號表意分析這一具體層面。傳播符號學者們試圖從本體論層面建構有關媒介、傳播與認知的傳播哲學體系。例如關于人工智能、賽博格的符號交流問題，這顯然已經超越了一般傳播學或符號學所處理的范疇，但這也的確是賽博媒介研究所必須處理的問題。在這一方面，當前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丹麥學者索倫·布瑞爾(Soren Brier)提出的“賽博符號學"(cybersemiotics)的理論框架。他提出賽博符號學作為一種超學科框架，應當把控制論、信息論、生物學等統合在傳播符號學的本體論建構之中。

　　信息、認知、傳播、智能與意義是早已有之的哲學議題。但若綜觀整個學界，無論人類、動物、還是細胞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傳播現象，現有任何單一的學科都無法解決在各級傳播活動中的信息認知與傳播等問題：“認知與傳播散布在社會之中，也體現在生物-物理領域與文化領域。存有一種傳播與交流行為與生命實踐融合，也把語言博弈與生命形式融合，還把交流能力與廣義的社會文化能力融合。”布瑞爾總結道：主要有四個學科同時在處理認知、傳播、意義與意識的相互關系問題。他們是

　　(1)自然科學;(2)生命科學;(3)現象學-解釋學為代表的“質性”科學;(4)社會話語與語言文化視角。這四個科學盡管有相同的研究對象，但是其研究的論域不盡相同。

　　因此，賽博符號學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元理論框架，把廣義符號學理論、生物符號學與信息論、系統論、認知語義學以及語言博弈論等學科融合成一個合一的理論框架，處理信息、認知與傳播之相互關系問題。因此，上述四個學科都是賽博符號學可以吸收的理論資源：“賽博符號學結合皮爾斯三元符號學與信息學中的控制論觀點，試圖建構一個全新的超學科框架…該理論框架提供一種超學科與多學科的合一理論方法，把'意義，視為首要原則，既用來把握控制論信息科學中自然與機器的發展行為，也用來指導符號學中有關生命體系之認知、傳播與文化等行為。”

　　在研究領域方面，賽博符號學首先結合生物符號學、生命科學、控制論的現有研究成果，從宏觀與微觀層面說明生命符號活動的交流本質。這類探索可形成一種研究“有機體內部世界構成，以及第一人稱產生的具體闡釋理論”。這一路徑驗證了在符號學理論框架下，信息科學可有效地分析生命體的意義生成與解釋機制;更可從認知層面去了解人類以及其他生命體對符號意義的交流過程。這實際上為元媒介傳播中的具身認知、人工智能的心智交流等前沿問題打開了大門。

　　其次，賽博符號學也可通過多學科理論融合，去探索所謂“前符號/準符號”的事物，例如機器和人工智能的意圖性等，這是當下人工智能媒介研究的最前沿。在該學科之前，所謂前符號或準符號這類術語通過對去編碼的方式探索，識別自然操作與文化工作在系統上的差異性，但并不能有效去了解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有意義的符號活動�？刂普摰某霈F，使我們可以從信息層面去探索自然的動力與因果層面，即自然世界中以目標為導向的機器、模板構成、自組織過程。但這些都是以維納所謂的

　　“泛信息論范式”為主導。這方面的符號學研究，為我們探究人工智能、人機結合等有意識、無意識、以及準意識的符號交流活動提供參考。而這是傳播符號學在賽博時代必須處理的根本問題。再次，在人類符號博弈活動、人類自我認知現象的層面，它伴隨著理性、邏輯思維以及創造性推斷力的產生。這一領域的關鍵，是解決賽博空間中人類與人工智能符號表意與解釋活動中的試推能力。這意味著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會形成一種解釋習慣，被符號化。同時也表明人類心靈以及其他準心靈可以把自然界中的某種規律性與穩定性認知為某種具有固定價值的解釋項。這是我們理解賽博時代，人工智能藝術與傳播，數字人文的文化實踐的基本出發點。

　　顯然，對這類前沿媒介領域的探索，已越來越無法在一個單一的學科領域內探索。信息科學等技術讓我們從技術層面了解到這些新媒介傳播的特征，而傳播符號學的知識則為我們提供了分析媒介傳播之中意義生成的基本規律。而這也就是賽博符號學為何要結合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去探索賽博空間多維意義生成的復雜性問題。盡管賽博符號學目前還是一種正在進行中的理論框架，但它已展現出巨大的理論抱負。這就是傳播符號學試圖打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內外壁壘的決心，建構可以描述普遍信息與符號傳播規律的超學科符號學。

　　注釋：

　�、賲⒁奫加]馬塞爾·達內西：《關于媒介和文化的符號學》，載[英]保羅·科布利編：《勞特利奇符號學指南》，周勁松、趙毅衡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

　�、趯O瑋：《賽博人：后人類時代的媒介融合》，《新聞記者》2018年第6期。

　　③彭蘭：《智能時代人的數字化生存-可分離的“虛擬實體”、“數字化元件”與不會消失的“具身性”》，《新聞記者》2019年第12期。

　　④趙毅衡：《第三次突變：符號學必須擁抱新傳媒時代》，《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莺�易容：《傳播符號學的歷史語境與中國路徑》，《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⑥趙星植：《論元媒介時代的符號傳播及其特性》，《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⑦Klaus B.Jensen，How to Do Things with Data：Meta-data，Meta-media，and Meta-communication，First Monday，vol.18，no.19，2013，

　�、郙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London/New York：The MIT Press.1994，p.19.

　�、幄� Neil Posts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London：Penguin，2005，p.79，pp.79-80.

　　⑪Klaus B.Jensen，How to Do Things with Data：Meta-data，Meta-media，and Meta-communication，First Monday，vol.18，no.19，2013.

　　⑫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London：Granada，p.151.

　　⑬王金禮：《元傳播：概念、意指與功能》，《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2期。

　　⑭[丹]延森：《媒介融合：網絡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8頁。

　　⑮[德]溫弗里德·諾特、寧娜·畢莎娜：《媒介的自我指涉》，周勁松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⑩見[美]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趙星植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頁。0此段為皮爾斯未出版手稿，編號：MS 499s，中文翻譯版

　　⑯見[美]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趙星植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頁。

　　⑰此段為皮爾斯未出版手稿，編號：MS 499s，中文翻譯版見[美]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趙星植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頁。

　　⑱⑳Soren Brier，Cybersemiotics：A New Foundation for Transdisciplinary Theory of Information，Cognition，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Integral Review，2013，9(2)，pp.220-263，рp.220-263

　　⑲㉒Soren Brier，Cybersemiotics：Why Information is Not Enough，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p.4，p.34.

　　㉑Soren Brier，Biosemiotics，i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end Ed.，2006，vol.2，pp.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