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公民社會生長的過程實際上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壓力下，國家不斷放松對社會的控制權而又以新的形式繼續保持對社會的控制的過程。也可以說，就是國家不斷改變和調整社會控制形式的過程。而不斷更新的控制形式便為社會自身的自主性留下了越來越多的空間。為什么國家必須要不斷地放松控制?為什么國家要不斷地改變和調整控制形式?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會在原有的體制之外出現一些新的事物，即存量之外作為增量的事物。例如各種社會團體等等的出現。這些增量的事物是原有的控制系統無法覆蓋的，從而便產生許多新的空間。這些新的空間也為公民社會發展提供了可能。

　　關鍵詞：目錄快速檢索,后全能主義時代,公民社會

　　那么，應該如何來描述當前中國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呢?我以為可以用后全能主義模式來概括。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國家政治權力框架是全能主義的。這個由美籍華裔政治學家鄒讜先生所提出的概念早已為國內政治學界所接受。這就是指國家政治權力對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和一般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與干預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原來的全能主義模式正在向著后全能主義模式轉化。這種后全能主義的特點如下：

　　1.政退市進。就是說，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權力在經濟生活中控制和支配的范圍在逐漸縮小，政府權力在經濟生活中控制和支配的力度在逐漸減弱，政府權力在經濟生活中控制和支配的方式在逐漸轉變。但政府在整個經濟發展中仍處于主導的地位，形成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

　　2.政退社進。即是說政府權力對社會生活支配的范圍和力度都在不斷縮小和減弱，政府權力對社會控制和支配的形式也變得更加靈活多樣。這樣，不但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私人生活領域的巨大空間，而且還為各種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時機和適宜的空間，使各種民間的組織以很快的速度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

　　3.政退民進。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之下，社會主義民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問題對政府權力形成有力的挑戰，這一方面使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的制約作用不斷地加強，另一方面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之下，也使政府不斷地向著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方向轉變，從而大大地沖擊了官本位和小團體利益。

　　4.權退法進。隨著國家法治化的發展，權大于法的狀況正在逐漸有所改變，政府的行為不斷地受到憲法和法律的制約，而司法的獨立性也不斷地有所加強，從而使原來的人治狀況逐漸有所改變。

　　5.政退黨進。由于政府在許多領域的不斷退出，以及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一些增量因素的發展，使各個領域中出現了許多政治控制的真空地帶。這種真空地帶會對國家的政治發展構成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由黨的控制來把這個真空地帶填補起來，于是便形成黨的權力不斷擴展的形勢。例如，加強對城市和農村自治組織的領導，在私營企業中建黨;在外企中建黨，以及加強對各種民間組織的領導等等。

　　除上述各點外，還可提出諸如社會文化多元化，政治意識形態淡化等等。

　　把以上各點綜合起來，便形成后全能主義的政治控制框架。這一政治控制框架與原來的全能主義的政治控制框架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發展，這一政治控制框架在量的方面雖然還會有所發展和變化，但是各種所謂的“進、退”也都有一定的度，在所有的“進、退”中，除了“政退黨進”之外，政府的行政權力仍然處于主導的地位。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作為后全能主義政治控制框架的基本狀況是不會改變的。中國的市場化、民主化、法制化以及公民社會的發展，都只能在這個政治控制的框架之中發展、變化。人們要研究的不是如何去改變這個后全能主義的政治控制的框架，而是要研究這個政治控制的框架所允許的市場化、民主化、法制化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的限度。從而致力于在這個現實的限度之內，使市場化、民主化、法制化和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得到最大的、最好的發展。對于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說，政府的行政權力在各個領域的一定程度的后退，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為公民社會的發展提供相應的空間。因此，總的說來，后全能主義的政治控制框架是有利于公民社會發展的。但是，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那就是“政退黨進”對于公民社會的發展究竟是有利還是不利?這個問題的解決，取決于“黨進”的性質。如果“黨進”意味著黨進一步掌握行政權力，那么，“黨進”的結果必然意味著公民社會發展空間的縮小，因而不利于公民社會的發展。如果“黨進”僅僅意味著領導權的擴展，而不是行政權力的擴展，那么“黨進”則有可能有利于公民社會的發展。這里涉及黨政關系的處理和黨的作用的定位問題。在黨政關系問題上，關鍵問題是如何將領導權與行政權力分開。黨如果直接掌握行政權力，便會造成過去長期存在的黨政不分的狀況。事實證明，這種狀況既不利于黨的領導，也不利于行政權力的發揮。但是，如果黨完全不掌握行政權力，黨如何堅持領導權?這方面也存在著很大的困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對于堅持和完善后全能主義政治控制框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與此相聯系，黨的作用的定位問題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過去黨政不分的年代，黨和行政是完全站在一起的，黨就是行政，行政也是黨。因此，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方面，黨和行政是一極，而社會是另一極。這是全能主義政治控制的最主要的特征。而在后全能主義政治控制中，黨的作用應該重新定位。這時，黨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最高領導者，應該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充當第三者，既不完全站在國家一邊，也不完全站在社會一邊，而是站在二者的中間進行調節，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通過不斷地調整而正常發展。在這樣的定位之下，公民社會以及各種民間組織便可以健康地發展。黨在進行這種調節的過程中所依靠的除了黨的權威之外，更重要的是靠憲法和法律的力量。所以，如何使黨擺脫行政性事務而重新定位自己的歷史作用，是在后全能主義時期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事。這是理論界應該下大力氣研究的極其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