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子及其所創立的墨家學派求真理，愛科學，利天下，尚法儀，特別是有關科技倫理方面的成果閃耀著其他學派難以企及的光彩。本文對墨家科技倫理思想進行了分析，指出：案智求真的價值追求、義利統一的技術功利主義和道技合一的科技共同體規范構成了古代科技倫理思想的奇峰。這對于我們今天處理科技與倫理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期刊論文,崇智求真,技術功利主義,道技合一

　　“墨子是公元5世紀末中國具有獨創精神的偉大思想家”，他所創立的墨家學派愛科學，求真理，利天下，尚法儀特別是有關科技倫理方面成果閃耀著其他學派難以企及的光彩。

　　一崇智求真的價值追求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儒、道、法諸家均視科學技術為末道或不屑為之，或持明確的排斥態度。儒家雖然沒有公開反對科學技術，但是認為君子應當致力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科學技術為“小道”而不為：“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所不為。”(《論語》)道家以崇尚自然為宗旨，主張小國寡民，安貧樂道，對科學技術持漠不關心，甚至抵觸的態度。老子就認為：“智慧出，有大偽”，“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技)術，奇物滋起”，只有“絕圣棄智”、“絕巧棄利”，才能回心歸真，保持道德的純潔性。法家基于農戰的要求，看到了科技對于富民強國的重要作用，但是法家并不特別推崇科技。

　　唯獨墨家表現出對科技的一種與眾不同的價值追求《莊子·天下篇》說墨家創始人墨子“好學而博”，《韓非子·八說》說墨子“博習辯智”，這應當是十分確定的事實。就“好讀書”(《小取》)而論，墨子本人提倡“學而能”(《尚賢下》)即學而知，主張“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理遺利”(《尚賢中》)，信奉“務為智”(《修身》)。《貴義》載：“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也表明墨子好學。就廣博而言，墨子應當通曉數學力學、光學、聲學，在機械、土木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能制木鳶、大車，精通木工技巧。墨子開創墨家崇智求真的優良傳統，后期墨家繼往開來，發揚光大。《小取》說：“摹略萬物之然”，即是要探求萬事萬物本來的樣子。《經上》進一步提出：“巧傳則求其故”。“巧傳”是世代相傳的手工業技巧“求”即求取、探究。《孟子·告子上》說：“求則得之”。“故”是原因、規律，“求其故”，是對世代相傳的手工業技巧詢問“為什么”，揭示其原因本質和規律。“巧傳則求其故”，道出了《墨經》建構科學，形成理論的過程、方法和機制，說明墨家有高度自覺的理論意識。崇智求真的價值追求使墨家取得了突出的科技成就。正因為如此，李約瑟博士評價說：墨家“和同時期的古希臘一樣，達到了非常高的科學理論水準。有一種想法是很誘人的：如果墨家的邏輯和道家的自然主義相融合，中國可能早已越過了科學的門檻。”

　　在諸子百家中，墨家為何一枝獨秀，崇智求真呢?首先，戰國時期冶鐵技術的普及和鐵器的廣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鐵器的明顯優勢直接推動了手工業各個不同行業和商業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農業、水利、交通、建筑等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一方面給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和實踐的沃土;另一方面也對科學技術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這是墨家崇智求真的歷史背景。其次，這是由墨家身世決定的。墨者大多是工匠加學者身份，他們與大自然關系最為密切，在平日勞動實踐中積累并總結科學規律。再者，從根本上說，墨家崇智求真精神是與他們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墨家的核心主張是“兼愛”，目標是“尚同”，即大同世界。他們希望通過總結勞動中經驗或制作生產工具，以指導和便利人民大眾的生產勞動。他們對機械和工藝制造也投入了格外多的關注，想借此來保衛和平，建立一個大同世界。

　　墨家崇智求真的價值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重政治倫理實踐輕視自然科學知識的主流意識大相徑庭，而與古希臘哲學家重視探索自然奧秘的科學精神酷似。古希臘自然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率先表達了貫穿于西方文明的科學精神，他說：“寧愿找到一個因果的說明，而不愿獲得波斯的王位。”墨家對真理采取一種與近代以來西方科學相似的態度，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文化與西方科學技術文化接軌的自然基礎。

　　二義利統一的技術功利主義

　　墨子技術功利主義是以墨子的義利觀為其理論基礎的。義利觀在墨子的思想中首先是個何為至善的問題，也就是道德價值問題。不過對于問題的回答卻與儒家有著原則的分歧。在儒家那里，義與利是對立的，主張“仁者安仁”、“何必日利”，走向了道義論。墨子既貴義又尚利，主張“義”以“利”為內容、目的和標準;而所尚之“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認為“利人”、“利天下”是仁者從事的最高目的，達到了義利統一。

　　墨子認為，凡是符合于“利天下”、“利人”的行為，就是“義”;而“虧人自利”、“害天下”的行為就是“不義”。一切善惡之名的區別也都以是否利人為標準。“若是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此事者，圣知也，仁義也，惠忠也，慈孝也。是故聚天下之善名而加之。”(《天志下》)這里所謂“三利”，實即“一利”;“利天”、“利鬼”不過是對利人的神圣化或對象化罷了。這就是說，有利于天下人的現實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標準;世間一切“善名”都須以此作為價值標準。反之，凡是有害于人的，就是惡。“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利而無所利，是謂天賊，故凡從此事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天下之惡名而加之。”(《天志下》)可見“利人”還是“害人”，“利天下”還是“害天下”，是墨子用以區別義與不義(善與惡)的標準。一切行為之或善或惡的道德價值，就在于行為本身對于他人和天下所產生的是利還是害的功效，據此，墨子提出了一條可以“法乎天下”的行為準則或行為路線——“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充分體現了墨子在回答什么是至善的問題，即道德價值觀上的功利主義的特點。

　　墨子“尚利”，視“利人”、“利天下”為“義”的內容、目的和標準;反過來，墨子又把“義”看成是達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所以又提倡“貴義”，這是墨子義利觀的又一層含義。墨子認為：“義”是天下之可貴的“良寶”，而“義”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可以利人，利天下。他說：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但不能“富國家，美人民，治刑政，安社稷”，即“不可以利人”，因此，“非天下之良寶也”。只有可以“利民”者，才是天下之“良寶”;而義可以利人，故日義天下良寶也。”(《耕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墨子提出了“天下莫貴于義”(《貴義》)的命題。這個“義”，就其具體形式而言，即指“圣王之法”的兼愛原則，當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規范。

　　墨子把義利統一觀貫徹到技術領域，提出的技術功利主義的主張。

　　墨子的技術功利主義主要體現在下述兩段話：

　　《魯問》：“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日：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日：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日：不如為車鞔之巧也，用咫長之，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日：墨子大巧，巧為鞔，拙為鳶。”

　　從上述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墨子的技術功利主義有以下三層含義：第一，從質上看，“利人”是衡量技術“巧”與“拙”的標準。即合乎民利的技術就是善的，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技術就是惡的。第二，從量上看，“利人”的多少和“利人”的久暫是衡量技術“大巧”還是大“拙”的標準。“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數”的技術是“大巧”，而“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的技術是大“拙”。第三，凡是“利人…‘利天下”的技術就是“義”，凡是不“利人”、不“利天下”的技術就是不“義”。這里我們可以從墨子的科技實踐中得到驗證。墨子及其后學的科技實踐是圍繞‘義’這一核心來進行的。其努力的趨向就是實現‘義’這一功利性的目標。墨子科學研究和實踐是他的‘義’的思想在科技領域的投射和外化。

　　墨子提出以“利”作為技術的價值標準，同時又對技術以“義”的價值規定，這在理論上具有較大的合理性。一方面，墨子雖然承認技術的功利性，但是沒有把技術的價值標準歸于個人利益的滿足，而是給了“利人”、“利天下”的目的和功效。這種價值觀，與西方技術功利主義往往把利己視為技術目的，而利人只是達此目的的手段的觀點大相異趣。另一方面，墨子在肯定技術功利的同時，并沒有否定道德原則的作用，而是充分肯定了道德原則對技術的規范作用。墨子的技術功利主義既“尚利”，又“貴義”，達到了技術上的義與利的統一，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技術功利主義，具有十分寶貴的理論意義。

　　墨子技術功利主義的片面性在于偏愛實用技術而排斥高超技術，將“不費一朝之事”而成的普通技術視為“大巧”，而將“三年而成”的高超技術視為小巧，不是從技術內在的標準即技術本身的難度來衡量，而是從技術的外在標準即眼前的功利用途來褒貶，可以說是缺乏遠大目光的技術實用主義。幸運的是，墨子的這一致命的弱點在后期墨家身上得到了克服，在《墨經》諸篇中，后期墨家揚棄了墨子的技術實用主義，“在中國科技文化史上第一次將純粹理性的科學主義價值觀與注重實用的工具主義價值觀融為一體。這種融合雖然缺乏高度自覺性而只是自發的融合，但它畢竟為中國科學文化史開辟了一個最有生命力的科技價值方向——科學主義與工具主義相結合的系統科技價值觀方向。”

　　三道技合一的科技共同體規范

　　科學共同體是從事科學認識活動的主體，是生產科學知識的集團。在科技哲學史上，庫恩較早地提出了“科學共同體”這個概念。他認為“科學共同體是由一些學有專長的實際工作者所組成。他們由他們所受教育和訓練中的共同因素綜合在一起，他們自認為也被人認為專門探索一些共同目標，也包括培養自己的接班人。這種共同體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內部交流比較充分，專業看法也比較一致。同一共同體成員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樣的文獻，引出類似的教訓”。用庫恩的上述理論來考量，基本上可以把墨家學派視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共同體的雛形。首先，在眾多的學術團體中，墨家學派最具有科學修養。墨家的成員盡管不是今天意義的科學家，卻是當時具有較高科學技術水平和素養的能工巧匠和工匠理論家。例如，墨子會做木鳶、大車，精通木工技巧，及諳熟其他各種工匠技藝。其次，墨家學派在條件異常艱苦的環境下，自發自愿地研墨家，行墨道，學墨術，擁有共同的科學“范式”，這就是《墨經》中的“科學范式”。再次，墨家學派注重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廣招門徒，施教四方。據《淮南子·要略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第四，墨家學派組織管理嚴密，科學思想的傳承暢通，使得墨家取得了可與古希臘相媲美的科技成就。這不能不說是依賴墨家科技共同體合力之功。

　　墨家作為古代技術共同體，具有哪些特征呢?朱亞宗先生認為，墨家集團成功地實現了人類社會早期難以具備的兩個結合，一是學者與工匠的結合，二是辯術與技術的結合。這大致可以看作是墨家學派的特點。所謂“學者與工匠的結合，其奧秘在于將學者在空閑的讀書與思索中發展起來的想象力與理解力用于提煉工匠積累的技術經驗，由此而創造出新的科學知識。在這種結合中，學者的有閑與工匠的實踐都是缺一不可的條件。”而“這兩方面的條件恰好在墨家學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因此，“墨家集團是實現學者與工匠相結合的理想組織”。就辯術與技術的結合而言，“實現這一結合的奧秘在于，他們找到了兩者之間可以相互作用的結合點：辯術中的類、故與技術中的法……正是在‘同異交得’、‘法’、‘類’相求的過程中，墨家學者創立了許多科學技術的理論知識。”除了上述兩個特征之外，筆者認為，墨家科技共同體還具有第三個特征，這就是墨家科技共同體實現了另外一個結合：道技合一。所謂道技合一，是說墨家學派既重道，又重術，要求門徒“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從而實現了“德行”與“道術”的結合。為了實現“道技合一”，墨家學派創設了技術規范和技術倫理。

　　技術有法可依的思想最早見于《禮記》。所謂“工依于法”(《禮記·少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技術要有規范。墨子十分重視技術的規范性和普遍性，即所謂的“法”：“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弦，正以縣，平以水。無巧工不巧工，皆以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墨子·法儀》)在墨子看來：第一，“法”(技術規范)是技術活動中所遵守的技術要求和操作程序，對于百工來說，要取得成功，都必須依“法”辦事。“巧者”之所以“巧”是因為他“中之”，即他深刻認識和把握技術規范真諦，并與技術規范融為一體。而不巧者雖然不能深刻認識和把握技術規范，但是只要能模仿“法”行事仍然超過他胡來。第二，技術規范有五種，“方以矩”、“圓以規”、“直以弦”、“正以縣”、“平以水”，也即矩尺、圓規、墨繩、懸垂和水平儀。這里墨子提出的技術規范應當屬于具有直接操作性的技術法則。而在《墨經》中，墨家的直接操作性技術規范得到了提升，明顯表現出濃厚的理論色彩：“法，意、規、員(圓)三者。俱可以為法。”(《經說上》)這里的“法”不僅僅指一種操作層次的技術規范，而是同時包括了“意”(概念)、“規”(工具)、“員”(圖案)三個不同類型，也即三個不同層次的技術規范。“這樣，就使墨子原先提出的簡單的‘法’上升為具體的復雜的‘法”’。

　　技術倫理即技術信念，是墨家學派所遵循的整個學派的信仰。技術信念是技術主體在長期的技術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以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和傳統習慣來維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墨家的技術信念主要有：(1)吃苦耐勞精神。墨家學派推崇大禹，大禹作為治水工程師，挖泥擁土，修堤筑壩，雨洗發，風梳頭，以至“腓無腹、脛無毛。”“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跛蹁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墨家要求門徒學習大禹治水吃苦耐勞櫛風沐雨的精神，毫無功名利祿之心，節儉生活，勞作不休，以吃苦為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認為“非禹之道也，不足以謂墨。”(2)團隊精神。在當今大科學、大技術時代，科技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化的集體勞動，科技術人員必須強調團結協作精神。而這種合作精神在古代墨家學派那里也可以得到體現。墨子“止楚攻宋”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在墨子得到消息之后十天十夜完成的。墨子依靠原始的通信方式，召集信徒300人，及時趕到宋國設防，其辦事效率之高，恐怕只有靠團隊的凝聚力和極度吃苦耐勞精神才可能辦到。(3)俠士精神。墨家學派提倡舍己為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們認為，在個人利益與天下之利發生沖突時，如果斷指斷腕，或死或生就是利天下，那就無需選擇，應該犧牲個人利益乃至“殺己以利天下。”這種品德就是所謂俠士(游俠)之義。司馬遷評價說：“今游俠，其行歲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多者焉。”(《史記·游俠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