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討煤礦工人工作要求對其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并研究情緒衰竭和行事風格在不安全行為產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方法：在對煤礦企業進行調研走訪，了解生產一線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結合已有成熟量表，編制了煤礦企業井下作業不安全行為問卷，收集了294名一線煤礦工人的數據。結果：①煤礦工人工作要求對其不安全行為的產生有顯著正向影響;②情緒衰竭在工作要求對不安全行為的影響過程中發揮完全中介作用;③行事風格調節了中介過程的后半路徑，行事風格得分較低者的情緒衰竭水平對其不安全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更顯著。結論：情緒衰竭在工作要求與不安全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行事風格調節了工作要求對不安全行為的間接效應。

　　【關鍵詞】 工作要求;不安全行為;情緒衰竭;行事風格

　　盡管從2006年以來，國家頒布了一系列煤礦安全生產的相關法規，關閉、整改了大量不達標的小型煤礦，煤礦事故逐年減少，但安全生產依然是當前煤炭行業發展改革的核心任務[1]。大量研究統計顯示，煤礦事故與人的不安全行為密切相關，我國1988-2016 年發生的重大礦難事故，90%左右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為[2]。因此，關于煤礦工人不安全行為的研究一直是煤礦安全生產相關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在我國國家標準《GB6441-86企業職工傷亡事故分類標準》中對不安全行為有一個簡單的定義，即不安全行為是指能造成事故的人為錯誤。不安全行為的產生涉及多方面因素，并且各因素之間相互影響，形成了復雜的結構系統[3]。Demerouti, Bakker, Nachreiner和Schaufeli[4]在提取工作倦怠的前因因素時，提出了工作要求-資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經過近 20 年的不斷修正和拓展，工作要求-資源模型逐漸發展成完整的理論，并開發出相應的管理工具應用于各行各業的組織管理中，用以調節和干預工作要求、工作資源等要素，從而避免員工由于持續過度的投入導致的工作倦怠[5]。工作要求是指工作中那些需要持續的生理和心理(認知和情感)的努力或技能，因此與某些消耗身心成本的生理、心理、社會或組織方面的需求有關[5]，例如，高工作壓力、不利的物理環境、情感上要求與客戶的互動等。雖然工作要求不一定是消極的，但當員工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來滿足這些需求，而員工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時候，工作要求就會變成工作壓力源[6]。

　　由于煤礦行業工作環境、工作流程的特殊性，煤礦工人的工作要求需要其在生理、心理等方面持續地付出，艱苦、危險的物理環境，長時間的持續井下作業，超負荷的體力勞動等工作要求在其日常工作過程中非常普遍[7]。楊校毅和佟瑞鵬[8]將煤礦工人面對的工作要求總結為以下六個方面：工作環境惡劣、工作強度大、持續時間長、風險預期較高、安全管理壓力大、工作與家庭沖突常見。可以看到，導致煤礦工人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中有大量因素來自工作要求[9，10]。Hansez 和Chmiel[11]首次將工作要求-資源模型擴展到行為安全領域的研究中，將個人的不安全行為視為一種工作結果，并驗證了模型的適用性。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假設H1: 工作要求與煤礦工人的不安全行為正相關。研究者在構建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早期就發現了工作要求與情緒耗竭的正相關性[4，12]。

　　工作要求需要員工付出生理和心理上的努力，當面對超負荷的工作量和緊迫的時間要求時，員工的生理和心理資源不斷消耗，若得不到及時和充足的補充，就會引發員工心理狀態的變化[4]。國內的相關研究也表明，煤礦工人作業條件特殊、工期要求嚴格、手工作業多，需要更多的工作資源才能讓其安全行為符合安全知識、安全動機[13]。煤礦工人長期處在危險系數較高的工作環境中，心理易受工作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出現較大波動性，從而影響其在工作中的行為選擇[14]。人與工作之間的不匹配會使員工出現身心疲憊，導致情緒衰竭，進而導致各種結果[15]。

　　Maiti,Chatterjee和Bangdiwala[16]認為長期消極情緒和不穩定情緒是安全事故發生的重要影響因子。根據Schaufeli 和 Bakker[17]提出的工作要求-資源修訂模型中提出的健康損害過程(Health impairment pro⁃cess)，工作要求和工作資源經由兩類中介變量，通過“雙過程”的作用導致工作結果的產生。兩類中介變量分別是損耗因素和激勵因素。

　　其中，工作倦怠作為一個重要的損耗因素，通過健康損害過程，在工作要求、工作資源對員工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當工作要求較高、工作資源又較低的情況下，員工將產生工作倦怠，而工作倦怠不利于身體健康，導致抑郁、心血管疾病等消極結果。隨著關于員工工作態度和行為的實證研究的不斷發展，“工作要求-工作倦怠-消極產出”這一過程得到了進一步擴展[8，18]。工作倦怠是一種多維度的心理綜合癥，描述了個體在工作中對情緒和人際壓力源的反應[19]。Maslach 和Jackson[20]首先將個體感知到的工作倦怠劃分為情緒衰竭、人格解體和成就感降低三個維度。

　　當我們表達自己或他人經歷倦怠時，通常指的是情緒衰竭的經歷[15]。本研究選取情緒衰竭作為潛在的中介變量，一方面是因為過往文獻中的研究大多認為情緒衰竭是最能釋義工作倦怠的中心維度，相比其他兩個維度與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更強[15，21];另一方面，工作倦怠有三個維度，在驗證性因子檢驗上，穩定性較差[17]。基于以往研究成果和上述討論，我們提出假設H2: 情緒衰竭在工作要求與煤礦工人不安全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事故頻發傾向者理論認為，人格在不安全行為的發生中扮演著主導作用，某些個體存在易發生事故的穩定的人格特征[22，23]。許多研究發現，“大五”人格模型中的盡責性是影響不安全行為的重要因素[22，24-27]。

　　此外，16PF中的自律性[28]以及控制點[29]等人格特征也被證明可以有效預測個體的不安全行為。“行事風格”是中國人人格結構中獨特的維度，包括嚴謹、自制和沉穩三個小因素，反映的是個體的行事方式和態度[30]。高分者的特點是做事踏實認真、謹慎、思慮周密、行事目標明確、切合實際以及守規矩、合作;低分者的特點是做事浮躁、別出心裁、不合常規以及不切實際和難纏。嚴謹、自制和沉穩的風格使得個體做事比較謹慎，對行為有更多的抑制，從而較少出現不安全行為。李彥章等[31]以中國人人格結構為理論框架，對800位重慶各地的摩托車駕駛員進行的研究表明，在碰撞事故中，摩托車事故駕駛員的自制、沉穩得分顯著低于安全駕駛員。

　　由于中國人人格結構與西方的“大五”人格結構存在系統性差異[32]，行事風格人格維度在“大五”人格結構中并沒有完全對應的一個維度，但其與“盡責性”這一維度非常接近，行事風格中的三個小因素分別對應“盡責性”中的三個層面，即“嚴謹”、“自我控制”以及“秩序”[33]。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假設H3：行事風格人格維度在情緒衰竭與不安全行為之間起調節作用：在行事風格維度上得分較低者相對于得分較高者，情緒衰竭對不安全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更顯著。1 方 法1.1 被試本研究以電子問卷的形式，通過手機通訊工具向某大型煤礦企業的300名煤礦工人發放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294份。由于所有被試均為井下一線作業工人，受行業特殊性影響，全體樣本均為男性。被試年齡范圍從 21 歲到 51 歲，平均年齡 33.10 歲(SD=5.50)，平均工作年限4.32年(SD=4.25)。其中初中及以下學歷者 34 人，高中、中專或技校學歷 215人，本科或專科學歷44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1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工作要求

　　采用Veldhoven和Meijman[34]編制的整體工作要求量表，該量表包括 8 個項目，采用Likert 5 點評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被試感受到的工作要求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數為0.74。

　　1.2.2 情緒衰竭

　　采用 Maslach, Jackson 和 Leiter[35]修訂的 MBI-General Survey 量表，該量表測量了工作倦怠中情緒衰竭、人格解體和成就感降低這三個維度，采用Likert 5點評分，1=“從不”，5=“每天”。本研究選取李超平和時勘[36]翻譯的中文版MBI-GS量表中關于情緒衰竭維度的5個項目，分數越高表明被試情緒衰竭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數為0.89。

　　1.2.3 行事風格

　　采用王登峰和崔紅[30]編制的中國人人格量表簡版(QZPS-SF)，該量表共82個項目，測量中國人人格的七個維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風格、才干、情緒性、人際關系和處世態度。被試就每一個項目描述自己的程度做1(非常不符合) 到5(非常符合)的評定。

　　1.2.4 不安全行為

　　為了更有針對性地體現井下作業可能出現的不安全行為，我們借鑒相關煤礦企業在生產實踐中的安全管理經驗，參考企業的管理細則，編制了切實體現井下作業現場情況的42個項目來測量不安全行為，采用Likert 5點評分，要求被試評價這些不安全行為在自己工作中出現的頻率。考慮到井下作業包含多個工種，有些項目不適用于全體被試，例如與爆破作業有關的項目。

　　因此加入了“不適用”選項，用于排除工作內容不同導致的不準確作答。另外，為了更好地體現不同嚴重程度的不安全行為發生頻率的差異，我們根據《煤礦企業安全管理處罰條例》中對于不安全行為的分類，將42個項目的不安全行為按照嚴重程度分為了三個等級：A.嚴重;B.較重;C.一般。分別賦予 3 分、2 分、1 分的分值，最后將被試在三個不同嚴重等級不安全行為上的得分，按照賦值進行加權平均之后作為被試在以往工作過程中出現不安全行為的總體情況。驗證性因子分析表明煤礦企業井下作業不安全行為問卷包括三個維度，分別為嚴重不安全行為、較重不安全行為和一般不安全行為，每個維度涉及的題目分別為11、18和13，結構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標準，其中χ2/df=2.80, RMSEA=0.07, CFI=0.92, TLI=0.91, SRMR=0.04。煤礦企業井下作業不安全行為問卷總的克隆巴赫α系數為0.99。

　　1.3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本研究的數據收集均使用問卷法，因此采用 Harman 單因素法檢驗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將所有問卷的題目放在一起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共提取了18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個因子能解釋的百分比為 27.94%，小于 40%的臨界值。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7]。

　　2 結 果

　　2.1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工作要求與情緒衰竭、情緒衰竭與不安全行為、不安全行為與工作要求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不安全行為與行事風格呈顯著負相關關系。

　　2.2 情緒衰竭的中介作用

　　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38]推薦檢驗中介作用的步驟，依次進行多元回歸檢驗。方程1表明，工作要求能夠顯著預測不安全行為。方程2表明，工作要求能夠顯著預測情緒衰竭。方程3表明，將工作要求和情緒衰竭納入回歸方程后，只有情緒衰竭能夠預測不安全行為。這證明了情緒衰竭在工作要求和不安全行為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進一步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檢驗表明，情緒衰竭的中介效應顯著，間接效應值為0.15，Boot標準誤為0.03，95%置信區間為[0.09, 0.22]，中介效應占總效 應(0.20)的比例為75.19%。

　　2.3 有調節的中介作用

　　檢驗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39]推薦檢驗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步驟，依次進行多元回歸檢驗。方程1表明，工作要求能夠正向預測情緒衰竭。方程2表明，情緒衰竭能夠正向預測不安全行為，行事風格以及情緒衰竭與行事風格的交互項能夠負向預測不安全行為。上述數據結果表明：行事風格能夠調節工作要求與情緒衰竭、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

　　之后對行事風格人格維度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做簡單斜率檢驗。將行事風格人格標準分的平均分加減一個標準差后分為高行事風格人格組和低行事風格人格組。對于低行事風格人格組，情緒衰竭對不安全行為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simple=0.52, t=7.69, P<0.001;對于高行事風格人格組，情緒衰竭對不安全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減弱，βsimple=0.19, t=2.49, P=0.013。

　　3 討 論

　　本研究通過對294名煤礦工人的調查，確認了工作要求對不安全行為的預測作用，這一結果符合工作要求-資源模型[5，11]。與以往煤礦工人不安全行為的相關研究中，有關工作任務強度、工作壓力、工作環境等因素對不安全行為的作用結論一致[38，39]。但以往研究更多是從相關因素導致煤礦工人工作壓力，進而引發不安全行為的路徑展開因素分析，本研究用工作要求這一變量綜合考察了煤礦工人面臨的工作強度、時間、環境、組織方面的需求[5]，并通過實證研究的數據結果驗證了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在我國煤礦工人不安全行為研究領域的適用性。同時情緒衰竭中介作用的確認，進一步支持了Schaufeli 和 Bakker[17]所提出的健康損害過程模型。

　　在工作倦怠的三個維度中，情緒衰竭作為工作倦怠的核心維度[15]，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13，40]。但以往的研究沒有針對煤礦工人情緒衰竭情況的實證調查，也尚未有研究針對情緒衰竭的中介作用展開討論。本研究選取情緒衰竭作為中介變量，目的在于抽取工作要求-資源模型中健康損害過程的核心結構，清晰地呈現煤礦工人工作要求導致不安全行為的路徑，推進基于工作要求-資源模型的煤礦工人不安全行為研究在實證研究方向的深入發展。盡管事故頻發傾向者理論得到了眾多研究的支持[41，42]，但以往研究中缺乏基于中國人人格七因素模型討論人格特質對不安全行為影響的相關文獻，本研究對于行事風格人格維度調節作用的確認，進一步驗證了人格特質對不安全行為確實存在影響，說明了在煤礦安全生產相關研究中引入人格特質因素的必要性。

　　同時，這一結果還體現了中國人人格七因素模型這一本土化人格模型在研究中國人人格相關問題方面更有針對性的優勢，拓展了中國人人格結構理論在組織管理實踐中的應用范圍。同時我們要注意到，行事風格是中國人人格七因素結構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嚴謹、自制、沉穩的做人做事風格雖然是非常重要的品質，也是獲得成功和成就的重要基礎，但這種風格必然也會要求個體更多地壓抑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時時刻刻謹慎從事，因此行事風格既與自我效能感、主觀幸福感等顯著正相關，但同時也與心身癥狀、行為抑制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等變量顯著正相關[43，44]。這種復雜的特點提醒我們，對于在行事風格維度上得分高的個體，既要看到這一人格特點對個體和組織積極的一面，但同時也要高度關注這些個體的心理健康問題，避免長期過度的行為抑制對其心理和行為帶來的嚴重傷害。

　　參 考 文 獻

　　1 王璟. 礦工安全心理資本與不安全行為的關系研究(博士學位論文), 西安科技大學, 2016

　　2 李琰, 趙梓焱, 田水承, 等. 礦工不安全行為研究綜述. 中國安全生產科學技術, 2016, 12: 47-54

　　3 黃輝, 張雪. 煤礦員工不安全行為研究綜述. 煤炭工程,2018, 50(6): 123-127

　　4 Demerouti E, Bakker AB, Nachreiner F, et al. The jobdemands- resources model of burnout. Journal of AppliedPsychology, 2001, 86: 499-512

　　5 李潔, 黃仁輝, 申荷永, 高嵐. 護士群體工作倦怠的工作要求-資源模型探索.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14, 22(5):881-884

　　6 張姝玥, 許燕, 蔣獎. 警察的工作倦怠及與工作要求、工作資源和身心健康的關系.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6, 14(4): 65-66+78

　　7 李乃文, 王曉芳. 煤礦工人工作倦怠的工作要求-資源模型.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9, 23(7): 515-520

　　8 楊校毅, 佟瑞鵬. 基于Meta分析的礦工不安全行為JD-R模型. 中國安全科學學報, 2018, 28(12): 71-76

　　9 Patterson JM, Shappell SA. Operator error and system deficiencies: Analysis of 508 mining incidents and accidentsfrom Queensland, Australia using HFACS.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2010, 42(4): 1379-1385

　　作者：張登浩，王毅辰，鄭慶頤，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