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哲學動態》發表的一篇關于德國哲學的論文，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的哲學專業刊物。20世紀60年代由哲學所學術秘書室主編國內哲學動態，內部交流用;1979年1月正式創刊《國內哲學動態》，限國內發行;1987年更名為《哲學動態》，國內外公開發。

　　【內容提要】 德國人曾經在哲學上演奏過第一小提琴，然而，今天的德國哲學已經失去了它的聲望，創造力、幻想和豐富的思考嚴重缺乏。將杰出人物耗費巨大精力的、復雜的思維過程用簡單而又與時俱進的語言轉化過來，就可以獲得好的成果，而這些成果的獲得通常又只需要最少的工作，這成為學術研究的規則;哲學教授們正在使用的哲學專業術語，與其說是在表達思想，不如說是通過對這些術語的使用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保守的哲學教育，學生對導師事業的繼承變成了對其思想的維持，失去了質疑和反對的能力;哲學為大學所壟斷，遠離生活，遠離民眾。德國哲學的改革勢在必行，走向生活、注重實效，也許會給危機中的德國哲學注入新的活力。

　　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著這樣一些職業，這些職業的實用性是無可爭議的。如果希望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吃一頓像樣的晚餐，我們就需要餐館的老板。如果不會自己烤面包，需要的則是面包師。如果在小餐館吃壞了肚子或者損傷了牙齒，那我們當然就需要醫生了。這些職業的不可或缺和永久性是沒有任何人懷疑的。我們的問題是，在什么時候我們需要哲學家呢?他們的職業活動除了演講和思維，以及國家提供的薪酬，還有什么是我們不清楚不明白的?現在有這樣一種感覺，哲學已經長時間遠離了它最重要的根本任務。在哲學界內部也存在著這樣一種疑問，“突然之間發現，目前哲學的基本任務是與哲學是否多余這樣一種觀念進行斗爭。”這種疑問源自古典哲學學者E.托琵西(Ernst Topitsch)①他在倫瑞克大學的同事G.福爾沫(Gerhard Vollmer)表述得更為清楚：“德國哲學已經錯過了使其成為不可或缺的機會，這里是指人們為什么需要哲學。當然從社會上來看，哲學學者作為大學教授和研究者依然受到尊敬。”

　　德國哲學已經失去了它的聲望，如果你身處其中，就會驚奇地發現，在哲學研究上最大的自負與最小的成果往往同時出現。在哲學的出版物和專業刊物上出現的是什么，多數時候是歷史的復制品。“怎么解釋德國當代哲學，與其說是機械工廠，還不如說是老古董更為合適。”慕尼黑的哲學學者L.彭特(Lorenz Puntel)在一個國際學術刊物上如此解釋②。盡管去年人們在德國加強了盎格魯撒克遜哲學的研究，然而目前依然是一片空白，也許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開始。

　　德國哲學，到其歷史中去看一看，就明白缺乏非常真實的東西。M.弗蘭克(蒂賓根大學)(Manfred Frank Tübingen)承認，在美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可以得到比在歐洲更好更深入的探討。卡爾斯魯厄的學者H.楞克(Karlsruher Hans Lenk)認為，德國沒有創造充滿活力接近實際的思想平臺。嚴格的等級制度原則禁錮了哲學創造性的發揮。哲學在德國出現不是以獨立個體的狀態，而總是以“某某門徒”的姿態出現。一般來說助教們必須等待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觀點被他的教授接受。“如果沒有人同意我的觀點，我就無法工作”這句來自某位德累斯頓大學教授的話反映了當前德國多數大學哲學界的典型現狀。當人們在美國因為觀點的不同和多樣而獲得成果的機會時，德國的學者們需要的卻是尋找同類的哲學觀點并與之契合。因為大多數研究者選擇消極的方式，完成他們的導師給與的同樣觀點的研究。這樣，德國哲學為什么不能成為有力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

　　當前德國哲學的特點是：只需要搜集相當數量的、相關的、較新的資料，讀一些相關的雜志即可完成研究。哲學的研究除了致力于快速的整理歷史知識，就是將每一個題目進行系統的解釋，并將每一個課題在歷史上的思考收集起來③。對于這種典型的書面文字形式最恰當的描述是參考文獻。當今天，德國學者大部分成為文獻追隨者，那么他們就不僅僅是缺乏想象力了，同樣還缺乏質疑哲學史上偉大人物的權威的能力。“人們建立了西方哲學偉大崇高的傳統，以至于認為每一種批判之后的研究多是狂妄自大的荒唐行為，必然會表現出愚蠢的褻瀆神明的冒險舉動”④，古典哲學學者E.托琵西這樣寫道。雖然笛卡兒和休謨也推崇自己思考，但是如果誰真的遵循了這兩位先哲的號召，就必須做好應付各種麻煩的準備——事業上必然前途坎坷。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永遠局限于對柏拉圖理論的研討和論述是典型的大學哲學特征，那么哲學自身的發展就不僅需要想象力，同時也需要準備承擔高風險……。

　　現在的規則是，將杰出人物耗費巨大精力的、復雜的思維過程用簡單而又與時俱進的語言轉化過來，就可以獲得好的成果。而這些成果的獲得通常又只需要最少的工作。這是一個規律，反正文獻上的思考，其嚴苛而晦澀的論點仍然復雜，繁瑣冗長并且表達得難以理解。進入當代的哲學論文，你會發現經常陷入雜亂和迷茫之中，人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開辟道路。今天幾乎所有的讀者都要求，作者的任務是在其文章中將思想荊棘分割成小塊并將哲學的原理融入其中。他必須清楚地表達，使讀者有能力去理解，去自己發展，并帶來良好的結果，不會因為理解或接受能力的問題而疏忽文章作者的意圖。今天正在使用的哲學專業術語，很少涉及到作者思想的表達。這當然令人質疑：與其說是在表達思想，不如說是通過對這些術語的使用證明哲學教授們的專業能力。專家學者們如此表達他們的專業：使某些已存在的外延的和素材的“元素”的“未知的、篩選出的‘分類’成為可以獲得學位的‘難以置信的命題’，稱之為美學”或者探討的獨立性和與此相關的職能的提高是建立認識論的前提，因此在布魯諾(Bruno)的最后一本著作中，“邏輯比存在論更為重要”。這種學術套話的發展，對學校的年輕人自然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學生們的論文，熟練地模仿著大學常用的專業術語，以避免給他的同學留下笑柄，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而那些看起來優秀的學生卻表示，其實他們根本不懂更多的東西。

　　實際上對于哲學專業術語來說應該允許產生不同的反應。人們可能崇尚時下最流行的時尚用語，維護這種達達主義的形式。人們也可以像法蘭克福的哲學學者E.諾德霍芬(Eckhard Nordhofen)那樣保持老的價值觀，說那些“日暮西山的詞語”。大學哲學界出現的情況，對于E.諾德霍芬來說是“新聞原則的顛倒”：“新聞媒介設想人們完全不知道，或者說，評論員們在比他們知道得更多的人面前，需要掩蓋自己的無知”。

　　從許多當代哲學著作中人們獲得這樣一種印象：這些著作沒有說什么，但是這些無話可說卻是用詳盡的、雄辯的和職業化的表述方式來表達的。在此人們會發現上百次不厭其煩地引用文獻和經典哲學家的名言，所以必須將長篇大論進行分解，否則單單是使其系統化就將讓人精疲力盡。耗費數10頁討論的思考，而實際上有用的或許只有兩句話。一個普遍的湊字數的方法，就是比較康德和黑格爾;費希特和席勒，阿多諾和維特根斯坦，盧卡奇和布洛赫(Bloch)的哲學思想的對立，提供無窮無盡、樣式各異的選擇。但是這些卻并沒有解決哲學的問題，然而出版物卻年復一年地持續增長，對此誰又可以斷言，德國當代學者是沒有生產力的呢!

　　什么是缺乏的，什么又過剩的，我們用一個最好的例子來解讀。人們只需要在一堆新出版物中任意挑選一本，例如我選擇的是毫不起眼的W.茨沫里(Walther Zimmerli)在1988年出版的《技術時代與后現代主義》。這本書收集了一些兩年前的某個會議上產生的關于“哲學的普通社會”的“狹小圈子”的文章。深入其中，可以了解到現代技術對于人類環境的威脅;社會變革中美學與實用之間產生的利益沖突;現代人感覺到的危機和對于嚴格定義的后現代主義的躲避。優秀杰出并為人所接受的思考，卻因為我們的報紙20年每日不斷對其報告而被限制。這本書里提供了什么東西，是陳詞濫調的集合，如流行的那樣完全依靠藝術和哲學的名言來提高它的質量。感興趣的讀者費力地閱讀一篇篇文章，提出自己的問題：什么才是作者要提供給我們的新東西?他想表達的是哪些新穎的想法?他可以給我們哪些新的啟發?這本書給予我們一些若隱若現的東西來提高我們的興趣，但當人們讀到結尾時，卻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之下肯定會有人有興趣問，對這些會議文章的批評會有怎樣的反應?眼淚或是冰冷的沉默?或者應之以一篇高傲的、充滿可有可無的冗言的短篇論文?然而像日常一樣，什么事也沒發生。讀者們只是從一篇相關的報道中了解，第一表示了“很高興趣并希望發言的”教授未獲準出席這個自命不凡的會議。第二是“聽眾們被諷刺嘲笑的評論般的愚蠢學識所吸引”。第三是再次報道了“在習慣的輝煌之后”。從哪里可以看到這些評論?在《哲學月刊》。那么又是誰出版這本雜志呢?“哲學的普通社會”。

　　這種體系可以慶祝了。以索引和引用方式主導和活躍了學科討論⑤。“在許多大學學科領域，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學術上的近親繁殖導致了完全不實用和毫無成果的系統，沒有競爭，沒有外部控制，但是卻有著自我運轉的明顯軌跡。學者們更愿意相互邀請參加學術會議，相互之間引用自己朋友的論點。相互借用以顯示地位的崇高并且一致對外。那些經常被引用的人無處不享有著尊重，由此可以肯定，也一定在下次的被邀請之列。”維也納學者新聞評論員E.瑟摩勞(Eugen Semrau)⑥曾經這樣在評論中寫道。

　　當哲學在德語語言環境中丟失了其多樣性和創造性，那么這不僅應歸咎于在大學環境之中的專業基本能力，同時也在于哲學的批判是否被普遍接受。檢驗大學的哲學教授們的資格的方法：書本知識幾乎全部集中在專業的歷史方面。同時他們是否可以復制這種教育，是否可以給人以風格上清晰而細微差別的感覺，而在學術的提高中卻幾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很少能出現批判能力的問題。而沒有這些問題科學進步是不可想象的。這一特點可能是導致自1800年以來德國哲學的思想之翼：創造力、幻想和豐富的思考在今天嚴重缺乏的主要原因，以至于極大地損害著學術的未來。

　　當1795年20歲的謝林發表他的論文《我的哲學體系》時，這給德國學者帶來極大的沖擊。這也直接導致他在兩年之后成為耶拿大學的教授。這種事情在今天的德國是可以想象的嗎?問題本身聽起來就已經很荒誕可笑了。現在的學生在第一個學期就已經學會，必須持怎樣的一種態度，才能夠獲得成功。那就是“嚴格的書面工作”，他的世界觀必須可以從某種哲學觀點中得以引證，因為不如此，就很可能不被認可。這種思路同樣也可以從出版物中解讀出來。博士研究的工作多數情況下也是采用引文-釋義-引文-釋義的方法來完成。會有哪一個學生已經作好準備，為了闡述他自己的哲學基礎而冒不能畢業的危險呢。一般來說，教授們只從“合格的”畢業生中尋找自己的助手，這樣可以確保他們的觀點更為接近。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況下這是一個決定因素，因為教授們可以以此確保在他退休之后，他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成果可以繼續得到保持和發揚。這一整套完整模式的運行，也同樣主導著哲學的其他方面。學生承諾對其事業的繼承，完全取代了對于熟練的質疑和反對以及聰明的陳述矛盾的要求，在很多情況下只走流線型的方式。那么這種足以令人后悔的學術停滯和“哲學危機”就是必然結果了。

　　關于這種學術停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是在前東德哲學的重建方面。1991年澳大利亞倫理學者P.辛格(Peter Singer)曾這樣寫道：“現在在前民主德國的大學建立了許多新的位置”。

　　對分析思維感興趣的哲學學者們，對于可能被分配到這些新的位置感到恐懼，這些位置可能只有一些少量的、不太好的題目，或者是一些對歷史的研究和總結。⑦而今天當可以肯定，這里可能有著巨大而完整的機會時，他們又設置著新的障礙。在關鍵位置上都是他的同事和學生為他提供保護。公平并有著較強適應能力的哲學學者如G.梅格勒(Georg Meggle)(萊比錫)或者F.費爾曼(Ferdinand Fellmann)(開姆尼茨)在東德的大學只可能是例外情況下。大多數哲學教師因為他們不斷增加的權利，因為他們的圈子滲入許多新的大學而自命不凡。教學內容片面性的問題一再被其辯解：人們必須首先教會學生“所有基礎知識”，并且告訴他們“哲學工具”。因此觀點的轉變無論如何是會失敗的，哲學完全沒有一種東西作為一般聯系的基礎概念和不同的教學觀念的總結提供給人們。所以哲學學者們更愿意在虛幻中保持統一的方法和那些準確概述的知識。當這些話的作者在德累斯頓理工大學與一位有影響的倫理哲學家交流時，他很快發現哲學的處境并不好。一位同事用更為生動形象的詞語解釋說，對于永恒真理的信仰無論如何不會熄滅，我們依靠它保衛傳統的價值觀，反對某些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倫理哲學家：“我們培養真理和誠信，理性的觀點因此而被定義。失去或者嘲笑誠信是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這非常糟糕。有科學的客觀性!這一領域沒有相對性!是的，是的，也許有可憐的科學領域，也許有可憐的愚蠢，有對誠信后現代主義的玩弄和嘲笑諷刺。這些都是存在的。我們用任何一種方法收回對誠信的沮喪，不允許它完全屬于我們。不，相反，它將被完全作上標記。它將被完全確定。”為了能夠使學術研討更加活躍并且可以得到必需的多樣的觀點，教授需要在會議中帶去他的兩個助手。但是看到的卻是：三個人的觀點總是完全相同并相互證實。同時值得關注的是：當每一個享有聲望的學者給出一個主題并就此做論述時，就會得到其他與會者一片“是的，正確!……這樣!……就是這樣!”的呼聲。這種學術力量的展示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⑧

　　當來自東德的過時的并且是壟斷的教學觀點成為焦點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改革的風格方向。這里可以舉一個柏林的哲學學者K. H.呂德林(Karl-Heinz Lüdeking)的典型例子。呂德林被認為是德語區內最好的“分析美學”的專家。1989年8月他因為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藝術的分析哲學》中論述了“時間”，而在這個專業圈子中非常有名。通常情況下呂德林可以期望在他的科學事業上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然而事實是，呂德林為他的科學研究尋找職位的努力完全徒勞無功，甚至于不得不依靠失業救濟的幫助。新聞工作者W.霍赫克裴(Willy Hochkeppel)如此準確地描述說：“呂德林對于哲學大人物坦率地不尊重并經常持有玩世不恭的態度。”這樣人最好是從大學哲學中轉向，因為他們的無法估計的改革創新潛力讓人恐懼。

　　只要“教授即是永恒的真理”和對于助理來說“教授永遠是對的”的說法存在，那么情況就幾乎不會有任何改變。盡管人們在較長時間內不可能解決哲學學科是否只依靠其光輝的過去來維持，是否可以達到現代科學的要求這樣一個問題。但是哲學的統治階層仍然拒絕改革。

　　只對傳統加以記錄是德國當代哲學平淡乏味的關鍵原因。由此得出的事實是，必須用嚴密的、科學的概念對哲學的舊的東西施以手術，遵從永恒真理和純凈理智的洞察。雖然那些經過提煉的觀點在當時是處于世俗的對立面，但今天的學者們卻依然有將其保持下去的趨勢，仿佛傳統規則在將來也是適用的，似乎認為哲學在本質方面已經沒有什么可做的了。“嚴密的科學”被當作檢驗標準來使用，用這一標準扼殺新的想法。偶爾的“漏網之魚”，多數時候也被傳統的思維模式排除，與其對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寄予過高的期望，還不如直接將它遺忘。德國的哲學因此成為其歷史的犧牲品�；�于傳統，人們對自以為是的、不切實際的想法，不斷施加壓力。今天的哲學要求些什么，是一個死循環：一方面哲學應該提供認識上的進步，另一方面哲學思維又需要沿著傳統的軌跡運行;哲學應該是符合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或者維特根斯坦的，因為人們完全不可能再用其他的東西去介紹科學的哲學。

　　為了解決存在的問題，賦予其必要的要求同時規定限制其確實能夠解決的任務。每一種哲學理論提供的思維模式，都應該將所出現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解釋清楚。能否接受這種模式取決于個人和團體的個性，取決于對這種限定的適用性事實的肯定和其必然性的引導。哲學需要是什么，是一種民主化的多元格局以及全面化的趨勢，確保新出現的觀點不會被主觀界定、保持對其緘默或者不被“不科學的東西”誹謗。P.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認為：“理論的多樣性”對科學是有益的，可以改變單調乏味并陷入停滯的批判力量。⑨“廣泛的實踐對于認識的進步是絕對必要的”⑩。奇怪的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必須強調觀點是多樣性的，因為實際中它往往是單一的。鼓勵學生們提出自己的哲學規劃，對于給有創造性的、科學的想象力創造機會是非常必要的，注意他們的作用僅僅是取代在考試和討論中其所積累的知識的釋放。如果德國理想主義的思想者像今天大學教授一樣小心翼翼，總是不斷地引用“柏拉圖認為”“亞里士多德說過”，那么就不可能在淵博的學識之上建立思維體系。

　　只有少數哲學學者具有這種遠見：認識到實際上在這一方面是相當缺乏的。H.楞克(Hans Lenk)(11)可以算做其中的一員。學者之間的距離使得盎格魯撒克遜哲學缺乏靈活性。試圖在我們的一些學術刊物諸如《哲學和公共事物》;《應用哲學國際學報》上尋找這些東西幾乎完全是徒勞的……，很遺憾，德國哲學到目前為止幾乎完全沒有接受這些東西，更別提對今天的人和深深打上技術社會烙印的現實問題在生活實踐中進行深入討論。哲學學者必須致力于加強對當前切合實際的題目和對公開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的研究。他們已經長時間疏忽這種義務，他們長時間沉溺于精神上的學術殿堂和智慧的泡沫之中，直到幾乎完全失去他們的影響和依賴。哲學必須提出一個新的、社會的和公開的承諾——新的注重實效的哲學，這需要一種哲學的新的、開放式的工作。

　　我們很少聽到像這樣的呼吁，但是在德國哲學中依然存在著特例現象。長期堅持的逆向選擇在某些地方也可以建立哲學體系，這些是值得我們去了解的，哲學必須緊緊依靠問題，沒有權威卻賦予更多的動力，U.施泰因福特(Ulrich Steinvorth)屬于此類，就像D.畢恩巴赫(Dieter Birnbacher)，G.福爾沫(Gerhard Vollmer)和E.圖亙哈特(Ernst Tugendhat)一樣。而K.-O.安培(Karl-Otto Apel)和J.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則不屬于此類：他們倆的精神創新和德國哲學的傳統強烈地混合在一起，沒有哪些成果是清楚明了。但是在專業術語時間和語言彼此緊密聯系中的哲學關系卻不能不提及。

　　然而這些例外現象現在也不再是亮點，在它之前黑暗已經很明顯的表現出來。是什么迫使德國大學的哲學陷于如此的困境之中?事實上在哲學繁榮時期這種情況就已經開始了。對哲學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大學的哲學界卻無法運用這些興趣和創造的潛力。人們只需要把他們的看法向出版社投稿，然后傳播，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就像《信息哲學》所報道的：德國通訊社在對Vittorio Klostermann、Felix Meiner、Junius、Niemeyer、J.B.Metzler和Kohlhammer這些出版社的民意調查中顯示，哲學繁榮的最后歲月已經過去了(12)。傳統的哲學出版物過于按照傳統的要求強化了他們的出版程序，以至于不能在哲學的繁榮時期分享成果�！睹麋R周刊》1996年夏評論說：盡管哲學這些年已經成為與增長無關緊要的部門，但大學調控的市場依然無法從中獲利。(13)

　　在這種情況下，哲學愛好者更常用的方法是自我幫助。在一些大城市組建了一些哲學的團體，在每周一次的晚間聚會中就彼此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探討。最著名的團體是由慕尼黑的學者貝爾格(Wolfram von Berg)發起組建的，這位哲學的民間活動倡議者依然記得四年前在巴黎第一個“哲學咖啡館”的建立。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巴黎的學者M.沙特斯(Marc Sautets)在1992年的一次廣播電臺的專訪中，提到他每個星期天的上午11點中都會與朋友到“咖啡館”討論哲學問題，這一消息吸引了很多哲學愛好者，他告訴他們確定的時間、地點，接受他們加入討論。很快參加者的人數達到了200人。M.沙特斯的方法在全法國傳播開來，今天在巴黎以及周邊地區已經有了22個這樣的咖啡館，而在法國則更多。“在固定的時間人們可以在巴黎的咖啡館之間獲得令人神往的漫步時間。每一個咖啡館都是不一樣的，但是都彌漫著同樣的精神。每個人都在傾聽，在批判或者許愿，但沒有人長篇大論或者用哲學的術語在此進行蒙騙。”(14)

　　哲學咖啡館的經營者要求限制參加者的人數并向不斷增加的聽眾散發講演稿。這是哲學實踐與商業基礎之間的矛盾。多數時候這是由精通哲學獨立個人建立，他們調整廣播的節目，提供對話并吸引更多的聽眾。自1981年G.阿赫巴赫(Gerd Achenbach)第一次在德國將哲學實踐植入生活，超過30個城市建立了這種組織。當這些言論以書面形式在這個背景下出現時，哲學咖啡館的普及，就不再是努力去爭取獲得知識在應用上的結果和關注哲學在這些對話中的主要活動過程。在大學學習和研究后的人很少將書面的東西運用于實踐。實踐可以提供什么效果，現在還沒有更多的顯著之處。如果詢問經營者，收了錢，給的是什么樣的商品，出現的答復會是如“開放思維的入門”、“獨立思考的支持”、“富于創造性力量的釋放”、“獲得心理平衡”之類。很多主辦者，以生活指導者的形式出現在人們面前，就像心理學上提供否和是。因為實踐可以另辟蹊徑，可以達到預期中的繁榮。實踐給企業管理者提供相似的成功經驗。哲學在這里表現的依然像一個新潮的小飾物，就如形而上學一樣，沒有人確切知道它有什么用。(15)

　　德國哲學在最近的兩百年間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從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到哲學的問題，有著漫長的道路，它的發展路程可能是即使目光敏銳的經典哲學家們也沒有預料到的。在今天哲學被人們認為其自身應該承擔更多的東西的時候，哲學學者的行為則拒絕了這個專業的推進動力。于是產生了很多怪誕的業余團體，證明不需要學院范圍的指導，哲學同樣可能生存。

　　注釋：

　�、貳.托琵西：《什么是哲學》中的《神話與科學之間的哲學》，蒂賓根大學，1986年。

　�、贚.彭特：《當代哲學中的哲學歷史》，1991年。

　�、跡.赫爾伯特：《哲學——一門基礎課》，漢堡，1985年。(本書的這一版是作為哲學的一個項目來規劃出版的，但是當人們想在其中查找一個關鍵詞時，得到的卻是毫不相干的東西。如果之前有過相關的知識，就完全可以抓住它在歷史上的表述。這本書可以作為施耐德·巴赫的著作《哲學在德國》的翻版，而去當作教材是不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