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發展論壇》發表的一篇法制論文，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論文提要：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曾這樣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論自然科學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過對古希臘城邦開始，然后對其產生的兩位偉大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理論來介紹古希臘的政治哲學。

　　論文關鍵詞：古希臘;政治哲學

　　一、城邦——政治哲學的搖籃

　　城邦，一個城市連接周圍的一小片鄉村區域而成的獨立的主權國家。城邦是古希臘特有的政治共同體，正是它孕育了與眾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別具一格的政治哲學。

　　希臘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狹小和獨立，無論是在版圖還是人口，即使與現代最小的民族國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國寡民。

　　而希臘城邦的內部特征是其獨特的社會政治結構。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脫胎而出，最初實行的是貴族奴隸制，從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動后，最終確立了奴隸民主共和國。希波戰爭之后的雅典，進入了伯里克利時代，此間，奴隸制經濟高度繁榮，奴隸主民主政治臻于極盛。雅典在此期間自由而寬松的政治環境吸引了希臘世界諸多的知識分子，民主和科學的發展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學、藝術、哲學，包括政治哲學的繁榮與輝煌的成就均達到了與其人口和規模極不相稱的高峰。當斯巴達摧毀了雅典希臘霸主的地位時，希臘城邦制度也從此走向衰落，但它卻留給思想家們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與對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隨著城邦的衰落，一個政治哲學的高峰迅速到來。

　　(一)柏拉圖關于城邦國家。在描述城邦國家形成過程時，柏拉圖直接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正像我所覺得的那樣，因為無人能夠自給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幫助，于是就產上了城邦。”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著重強調的是“國家是合作的產物”。只要城邦具有統治性，且人應是城邦人，柏拉圖就不得不放棄無統治的無政府注意觀念，因此，柏拉圖認為，人類的興趣不是無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們從柏拉圖理論上的從政治與道德關系中理解城邦國家的特征時，讓我們回顧一下他的《理想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因為，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個階級的單獨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因為，我們認為在一個這樣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爭議，而在一個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義。”

　　最后，我們再來對柏拉圖關于政體的劃分進行一個簡要的說明，柏拉圖認為，存在著五種政體形式：“貴族政體、財閥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僭主政體。”

　　(二)亞里士多德關于城邦國家。對于亞里士多德的城邦國家理論，我們更多地應當看到它的現實性。在他的《政治學》中，他認為城邦的性質和作用完全是為了某種善業的社會團體，而人是不能離開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認為，“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亞里士多德在解釋國家和國家下定義時，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參數為依據的，他所說的國家，只是古希臘文化教育的結晶和希臘人結合的最高形式;國家是自然發展的產物。所以，在他的觀點上也很符合他的邏輯，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而在國家(一種政治的結合)中，人的這一政治本性則發展到了頂峰。所以，在其原則中我們可以看出包含了兩層含義：第一，在國家里，能夠實現人的本性和人類結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國家中，個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體有機體的可以發揮作用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古希臘政治生活——政治與哲學的結合

　　政治哲學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與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學則產生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臘的政治生活。

　　根據傳統觀點，雅典人蘇格拉底是政治哲學的創始人。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后者又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蘇格拉底所創立的那種政治哲學成為古典政治哲學。現代政治哲學于十六七世紀產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學一直居于統治地位。

　　(一)柏拉圖——城邦主義政治哲學。在柏拉圖《理想國》中，有兩個極其堅定的信念是與政治哲學分不開的。

　　第一，城邦國家至上。關于這點在第一段中已有說明，就不過多的敘述。

　　第二，以道釋政，道德治國。“柏拉圖是在人類學與倫理學論證的結合中探尋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對于柏拉圖來說，政治與道德不是相互分離的，而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們個人與國家一體，家庭與國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導致了思想家們道德與政治的結合，他們往往從道德的視角來思考政治問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則完全“是建立在他的倫理學之上的”，是關于國家和個人如何實現“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學說體系。國家的任務是實現德化，國家的目的在于善，統治者應該是善的化身，治國的手段應該是道德教化。

　　(二)亞里士多德——現代政治學奠基。人們常常將現代政治科學的源頭追至亞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亞里士多德開創了政治研究的新視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圖那里，無論是對“理想國”的構建，還是對“政治家”的規范，其倫理道德的因素始終占支配地位。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個人的善和國家的善，倫理學研究個人的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至善的科學。亞里士多德認為，在政治學研究中，不僅應該探討理想的政府形式，也應該研究治理和改進現實中任何種類國家的方略。并且，亞里士多德從學科分類上將政治學獨立于倫理學而自立于學科門庭之外。所以，在此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不愧為西方政治科學的創始之作。

　　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權力是國家的產物，是政治社會的標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問題。研究理想國家的問題，就是研究政治權利合理性的問題;研究政體問題，就是研究政治權利的分配和運行方式的問題”，“一個政治制度原來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權利的體系”，探討政治藝術，屬于統治術，即權術。由此看來，包括當代西方的政治學家們對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圍的確定雖各有側重，但基本未出亞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貢獻——原始契約和自然理性

　　在亞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臘各個城邦已是風雨搖擺了。亞歷山大繼位時，希臘各城已不再是獨立的國家，而是馬其頓統治下的一個行省。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希臘人作為對現實消極的逃避，政治思想家們無可奈何地對個人思考替代了對城邦國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希臘的學術研究已經由政治學轉向了倫理學，下面筆者將粗淺的對伊壁鳩魯和斯多葛兩學派進行簡單介紹。

　　(一)伊壁鳩魯——“原始契約”。對于伊壁鳩魯的觀點在對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個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鳩魯的快樂觀和幸福觀旨在告訴人們，要從毫無益處的社會公共生活中隱退下來，專注于個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學派——“自然法”。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一樣探討人生的目的，認為人生目的是“義務”和“美德”。所謂美德就是盡量減少個人的欲望，求的內心的平靜，而實現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順應自然而生活。

　　從“順應自然”的觀點出發，斯多葛學派認為國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為國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應該是局部、有限的，而應該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這里我們應該注意到，斯多葛學派認為人已經不是城邦的動物，而是天生就應該過一種世界國家的生活。

　　參考資料：

　　[1]寶成關.《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張桂琳.《西方政治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政治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2005年11月版.

　　[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6]涅爾謝相茨.《古希臘政治學說》，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