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09月24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本篇文章是由《現代中文學刊》發表的一篇文學論文,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學術刊物,側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學刊》鼓勵中文學科內部各專業的貫通,鼓勵中文學科與其它人文社會科學的交融,以弘揚人文精神、提倡學術創新、促進學術繁榮為宗旨。
摘要:田錫推崇自然、尊重個性的文學批評觀,為活躍宋初的古文觀念,豐富宋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宋代文學批評史上應享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田錫;宋代;文學批評
田錫,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屬四川)人,生于后晉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傳,著有《咸平集》五十卷,今傳世。在宋初,田錫是作為一位政治家出現的,然而.他的文學批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活躍宋初的古文觀念,豐富整個有宋一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宋代的文學批評格局中應該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觀念雖然是唐代古文觀念的延續,但是,在延續的過程中也顯示出自己不同的氣象。宋初的古文家們繼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論宗旨,韓愈、柳宗元幾乎毫無爭議地成為他們摹仿和學習的范本,成為他們的精神偶像。在對古文進行具體批評的過程中,宋初的古文家們提倡文道合一,為文平易,反對艱澀,其目的在于糾正晚唐五代以來的頹靡文風,引導整個宋代的文風,使之向雅正的方向發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開等人,其中,柳開的成就較為突出。柳開,初名肩愈,字紹元,后更名開,字仲鱉,意在表明他努力開辟古道的誠心。在著名的《應責》一文中,他明確指出:“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導出今古的道德仁義相同,表達道德仁義的文章也應該沒有什么差別。這本身就犯了一個邏輯錯誤。由此。他又進一步說:“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在這里,柳開落后保守的思想傾向表現得非常明顯。問題不在于他反對辭澀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種亦步亦趨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變化與通脫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學發展的實際需要。
與柳開同時的王禹傅則從另一個角度發表了對古文的態度,他說:“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為之也。”…實際上,王氏是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的古文的,他也主張為文平易,但是.他卻抓住了“傳道明心”這一核心內容.認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積,繼承了韓愈的“不平則雞,有感而發”的文學思想的精華。這種古文觀念,和柳開相比,要開通得多,也有價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學創作的本真。作為詩人、文學家的王禹傅.由于對文學的意義有比較準確的理解與把握.理論的視界比柳開開闊、通達,是自然而然的。
田錫也加入了古文討論的行列。他繼承了傳統的古文觀念,推崇傳統古文理論所強調的文章教化意義,但是,又不拘泥于傳統。從他的古文觀念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他的理論觀念的通脫。他與名重當時的柳開的觀點有很大的差異,凸顯了他古文觀念的獨特性。
在《貽陳季和書》中,田錫表達了他的古文觀:“夫人之有文,經緯大道,得其道,則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則忘返于靡漫。孟軻、茍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淵奧。厥后揚雄秉筆,乃撰《法言》;馬卿同時,徒有麗藻。”在這里,田錫慷慨陳辭,主張“人之有文,經緯大道”。他明確指出了得道與失道所產生的不同結果,顯然沿襲了傳統的古文觀念。他也提倡文學的教化作用,推許古代先賢的文章在達道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應該說,這是古代文學政治話語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問題并不這么簡單。田錫的可貴之處并不在這里。
在對唐代古文思想繼承的同時,田錫還有著自己驚人的創新。他深入發掘了文與道的關系,認為文章之“經緯大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激揚教義”;二是“艷歌不害于正理”。他說:
邇來文士,頌關箴闕,銘功贊圖,皆文之常態也。若豪氣抑揚,逸詞飛動,聲律不能拘于步驟,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為狂歌,目為古風,此所謂文之變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俠吾道,觀其樂府,得非專變于文歟!樂天有《長恨詞》、《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稱韓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詞,茍非關頌時政,則必激揚教義。故識者觀文于韓、柳,則驚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躋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賀作歌,二公嗟賞;豈非艷歌不害于正理.而專變于斯文哉!
文章有“常”與“變”兩種情形,無論是“常”還是“變”,都顯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錫認為,歌功頌美,乃文之常態;逸詞狂歌,乃“文之變也”。李白、樂天(白居易的詩歌,都是相對于常態的“文之變也”,可是,他們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沒有人非議。至于恢詭譎怪的李賀詩歌,卻受到了韓愈、柳宗元的高度贊賞,就更加說明了變態之文存在的合理性。這說明,“艷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創作狀況是存在的,這類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價值。
田錫關于艷歌的議論,在當時是石破天驚之語。
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對文學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學要反映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必須多種形式和多種內容并存。當時的大多數人都不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柳開《上王學士第三書》云:“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于德,不惡德之厚于容也。文惡詞之華于理,不惡理之患于詞也。理華于詞則有可觀。”王禹僻《五哀詩》(哀高錫)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艷冶。”一個討厭“辭華于理”,一個批評五代艷冶,對華艷的文風都不能正確對待。在這種情形下,田錫認為,只要艷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這是他經過審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種重要的文學觀念,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在一首題為《吟情》的詩中,田錫再一次表達了關于他對艷歌的態度:“風月心腸別有情。靈臺珠玉氣常清。微吟暗觸天機駭,雅道因隨物象生。春是主人饒蕩逸,酒為歡伯伴縱橫。莫嫌宮體多淫艷,到底詩狂罪亦輕。”艷歌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田錫反復為艷歌開脫,在當時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這種通脫的文學思想,對活躍整個宋初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田錫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這不僅因為他較早發表了關于古文的意見.而且還因為他的意見通脫與合理。圍繞著“激揚教義”這一傳統的文學政治話語,他闡發了一系列非常通達的見解,足以奠定他在宋代古文運動中先驅者的地位。
在《進文集表》中,田錫曾這樣向宋太宗表述:
“臣聞美盛德之形容謂之頌,抒深情于諷刺莫若詩。賦則敷布于皇風,歌亦揄揚于王化。下情上達,《周禮》所以建采詩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載賡歌之事。”這里雖然是對前代文學觀念的重復,但是,其中也確實有屬于田錫他自己的發明。文學應該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會現實生活。一方面敷布于皇風,揄揚教化;另一方面也應下情上達,上下溝通,用文學的手段來實現政治的目的。這是傳統文學政治話語的典型特征。然而,田錫說“抒深情于諷刺莫若詩”,意謂詩歌只有在諷刺之中才能表達真摯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他肯定文學的諷刺作用,也就是強調文學批判現實的功能。情感是文學“激揚教義”不可缺少的內容,沒有情感的參與,文學便不能打動人。這種在諷刺之中所表達的情感顯然是一種憤世嫉俗.發憤抒情。這其實就是屈原的“發憤以抒情”,司馬遷的“發憤著書”,也是韓退之的“窮苦之言易好”.與后來歐陽修公所言的“窮者而后工”有異衄同工之妙。這是文學創作中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心理學問題,也是我們今天應該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