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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論文發表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

時間:2015年09月14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本篇文章是由《 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培訓學院學報 》發表的一篇經濟論文,是由中國農業銀行總行主管,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培訓學院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經濟金融類理論期刊。系中國期刊網、龍源期刊網、萬方數據庫、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等全文收錄期刊。 摘要

  本篇文章是由《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培訓學院學報》發表的一篇經濟論文,是由中國農業銀行總行主管,中國農業銀行武漢培訓學院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經濟金融類理論期刊。系中國期刊網、龍源期刊網、萬方數據庫、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等全文收錄期刊。

  摘要: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比例較高的不良資產問題,該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會嚴重地阻礙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步伐,削弱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力,同時也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分析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成因及其帶來的各種風險和弊端,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不良資產;現狀;成因;管理思路

  1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現狀

  我國各商業銀行多年來在不良資產處理上采取了很多措施,收益顯著,2007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額高達11149.5億元,2008減為4208.2億,2009減為3627.3億元,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余額為3400億元,不良資產率為1.59%。

  然而,雖然不良資產額下降顯著,但是問題依然嚴峻,實際上,不良資產下降的原因主要兩點,第一,財政大規模注資及1999年2004年和2005年三次大規模的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剝離。經三次剝離后,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累計從國有銀行接受的不良資產總額約3.5萬億元,也就是說經過三次剝離后,國有銀行累計減少了約3.5萬億元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大規模剝離,在極大減輕了國有銀行的歷史負擔,奇跡般提升了國有銀行資產質量的同時,也使社會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為對國有銀行不良資產進行的剝離處置,要由財政埋單,最后都將通過增加稅收或以通貨膨脹的方式由社會公眾全額承擔國有銀行的收益可用于員工的收入和福利,損失卻由社會公眾承擔,無論從法理政治或經濟層面都于理不通,是極其牽強的。因此,依賴剝離實現不良資產雙降是一種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高昂代價,不可能長期持續的模式。

  二是貸款余額快速擴張,由于不良資產率=不良資產余額/貸款余額,因此不良資產率降低有捷徑可尋,這就是通過快速擴大分母降低不良資產率。因為從技術上講,在貸款發放的初期,銀行貸款都屬于正常貸款范疇,而從正常貸款演化為不良貸款是需要時間的,可以認為,快速擴張貸款規模,對降低不良資產率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仔細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狀況,不難發現,不良資產率的迅速下降,與貸款規模的快速擴張不無關系:2005年我國銀行業的貸款規模為15.2萬億元,不良資產為13133.6億元,不良資產8.6%;2007年的數據為18.8萬億元12648.2億元和6.7%;至2010年6月為38萬億元4945.1億元和1.3%。對比以上數據,可以明顯感覺到,貸款規模擴張在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大幅降低中的特殊作用,如2007年較2005年不良資產規模減少485.4億元,減幅為3.69%,而不良資產率卻從8.6%降低至6.7%,降幅是減幅的329%;再如2010年6月較2007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規模的減幅為60.9%,不良資產率降幅為76%,降幅是減幅的125%。考慮到2009年近10萬億元的天量放貸,我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狀況可謂隱憂猶存,不良資產和不良資產率或有雙雙反彈的可能。

  2 不良資產形成原因分析

  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具有某種客觀必然性,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不良貸款狀況相差懸殊,不同國家也有各自的主要原因,但是筆者認為,對于我國來說,主要原因在于宏觀體制性因素。

  在金融體制改革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形成了“大財政,小金融”的大一統的金融模式,財政集中了國內絕大部分資金,成為資金分配的主渠道。國有企業所需資金由財政統一撥付,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技術改造、及營運過程中的固定資產、定額內的流動資金都由財政按計劃無償撥付,銀行只解決其超定額流動資金需求,企業收入相應也要上繳財政。

  財政是資金分配的主渠道,金融僅僅限于人民銀行,只是資金分配的補充渠道。在金融改革之后,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發生了變化,企業自主權擴大,減少了上繳財政的資金,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財政已難以主導資金分配,逐步退出企業資金分配的領域。同時企業打破“吃大鍋飯”,實行按勞分配,提高了職工的積極性,職工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客觀上為銀行吸收社會大量閑散資金提供了可能。資金由向財政集中改為向金融集中,企業資金供給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企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支持,財政無力繼續撥款,資金供給只能由銀行貸款提供。財政采用漸進的方式從生產和投資領域退出,銀行開始進入財政退出的領域。因國有企業的先天性缺陷——自有資金不足,加之國有企業承擔了本不應由其承擔的社會職能(醫療、養老、教育等),導致國有企業對國有銀行資金的過分依賴。在政府的積極主導下,撥改貸順理成章地成為企業資金供給渠道。建設項目基本采用“政府點菜、計委寫單、財政銀行出錢”的模式,撥改貸的行政強制色彩為不良資產的形成提供了條件。本來銀行應當遵循信貸資金的運動規律,以追求自身效益和資金回報率為目標,是有償的資金運動。但是,行政干預代替了銀行商業化經營原則,銀行的資金被用于財政性的用途,銀行資金的財政化,使銀行資金徒有貸款之名,行財政撥款之實,銀行對企業的貸款偏離了信貸資金的運動規律,使銀行的貸款喪失了回流付息本能。同時,由于政府主導,一些資金流入了經營效益差、瀕臨破產的企業,出現資源分配嚴重不合理的結果——低效益甚至無效益的企業也極有可能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成為無法歸還的負債,相應的企業的不良負債轉化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從而最終形成大量不良呆、壞賬。這種政策性貸款的資金實際上應該由財政撥付,政策性業務按保本經營,貸款按優先性和低利率性的原則運作。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中政策性貸款比例很高,據統計,僅僅由于政策性銀行劃轉、國務院根據宏觀經濟需要決定而發放的特定貸款中形成的不良貸款損失,初步計算就達數千億元。政策性不良資產具有很大的剛性、故意性和事先可知性。

  因此,國有銀行很難通過自身的努力加以控制。銀行不能自主決策,難以有效防范風險,許多貸款在接收時實際就是不良貸款。而且,政策性貸款往往未設定擔保,銀行很難通過自身努力進行清收轉化。加上政策性業務與經營性業務混同,導致政策性貸款的非政策性使用。這是我國銀行不良資產形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