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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格塑造和領導核心地位

時間:2018年01月27日 分類:政法論文 次數:

一個政黨在人民群眾觀心中的形象和尊嚴和這個政黨的黨格有密切的關系。這和歷史和現實也有一定的關系,中國共產黨黨格塑造也存在著相應的挑戰,在現在發展新時代,黨要以意識形態建設為先導,以深化理論學習為引領,優化體制機制為最終目標,改進社會活動方

  一個政黨在人民群眾觀心中的形象和尊嚴和這個政黨的黨格有密切的關系。這和歷史和現實也有一定的關系,中國共產黨黨格塑造也存在著相應的挑戰,在現在發展新時代,黨要以意識形態建設為先導,以深化理論學習為引領,優化體制機制為最終目標,改進社會活動方式,積極應對風險考驗,強化塑造黨格,樹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地位。

  關鍵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格塑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黨的十九大就我國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的新論斷。新時代就必然要有新氣象,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然要有新形象,黨格就顯得愈發重要。人有人格、國有國格、黨有黨格。保持人格尊嚴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保持國格尊嚴是公民的神圣職責,保持黨格尊嚴是一個政黨及其黨員的首要任務。優秀的政黨必然有卓越的黨格,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和組織風格建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在九十多年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優良的傳統和獨特的黨格。深刻領會和強化塑造黨格,是一項長期的、重要的系統性工程,既有助于統一思想、理論創新,領導中國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等的創新發展,也關系到其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領導核心地位的強化鞏固。

  中國共產黨黨格解析

  黨格,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倫理色彩,是一個政黨文化—心理體系中最穩定、最深刻、最持久和最具決定性意義部分的凝結和外溢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倫理感和美感,是政黨及其黨員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反映以及理想信念、道德修養、價值追求、立場氣節的綜合體現,由該黨內在結構所決定。就中國共產黨而言,“黨格”一詞由周恩來在1941年11月《悼張淮南先生》中首先提出:他在抗戰時期代表中共中央在重慶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既有膽又有識,既堅持原則性,又注意靈活性,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更未以勤于往還,喪及黨格”,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形象。毛澤東在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宣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

  黨格問題的提出,為黨的建設提供了一項新的政治資源和建設指標,進一步豐富了黨的組織文化、倫理道德和思想行為,也激勵著黨不斷加強先進性建設。這種黨格,既貫穿著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先進性,閃爍著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又烙上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印記,集中表現為求真務實、改革創新,心系群眾、服務人民,立足國情、深耕基層,紀律嚴明、令行禁止,艱苦奮斗、百折不撓等,在宏觀層面上主要表現為黨的理論體系和治國方略,在微觀層面上主要表現為黨員的精神風貌和人格素養。改革開放以來,黨更是一如既往地注重和加強黨格塑造,鄧小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和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兩學一做”等專題教育活動,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和“五大發展”理念、全面從嚴治黨,推動黨和國家事業開創新局面、發生歷史性變革,進一步強化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為民務實清廉、勇于責任擔當的黨格形象。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格塑造的影響因素

  1.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意識主要表現為將當官作為一種價值判斷的根本性目標和標準,以是否當官、官職高低、權力大小作為個人事業是否成功的評價標準和心理認知,并依此形成一定的利益鏈。從理論上來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社會各方面、各層面都發生了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官本位”產生的土壤從根本上被消除,但它作為一種習慣性思維、價值目標取向、社會心理意識,其影響在我們黨內一定范圍仍然存留,對黨的各級組織、廣大成員都有很強的滲透力和干擾力。

  2.存在一定的“一言堂”現象

  中國共產黨本身是在復雜兇險的歷史條件、社會生態和戰火洗禮中誕生、成長起來的,在黨內民主建設方面,存在一定的認識上的膚淺和實踐上的偏差,黨的組織架構、紀律原則和民主方式,形成了中央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3]這種體制也符合中國國情,有著比較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基礎,在民主建設方面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帆風順的,歷經了一條曲折坎坷的道路。隨著黨的成熟和發展,黨內民主得到了很大發展,民主集中制成為基本組織原則,深刻影響著黨的領導體制和中國社會歷史進程。黨內的組織形態也由此逐漸內化、演變成為黨內的文化形態,也容易導致黨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范圍內不能得到貫徹落實,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存在組織集權、個人攬權和濫用職權的“一言堂”現象。

  3.存在一定的“封閉化”心理

  1941年,毛澤東對黨內“關門主義”進行了嚴厲批評,延安整風使這一封閉思想得到系統的批判清算,但長期強調“根紅苗正”標準以及由此延伸的“出身論”“背景說”,對其他階層和群體形成了一定的排斥。1949年以來,開展了“反右”擴大化、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人民公社化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等大規模政治運動,表面上是社會性、群眾性、開放性,實際上是將非主流思想與非無產階級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加以排除在主流政治陣營之外,強化形成封閉的管理體制和權力運行模式。改革開放以來,黨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創新呈現開放、包容的趨向,但動輒爭議姓“社”姓“資”的思維方式在相當一個時期存在,數度出現關于姓“社”姓“資”的詰問和責難。

  4.存在一定的“寬松軟”問題

  隨著信息化和國際化的深入發展,社會文化心理和公眾思想認識方面呈現出一定的多元化、多樣化,對黨在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高度統一帶來沖擊,傳統黨建理論和組織實踐難以跟上時代要求。一些基層黨組織的“寬松軟”問題明顯,凝聚力、戰斗力不夠強,越是基層組織,薄弱問題越突出。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素質偏低,黨群、干群關系令人堪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主體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的發揮不突出,反而脫離群眾,甚至與群眾對立;一些地方干部存在腐敗,或者懾于反腐壓力伸手有顧慮、無利可圖,干脆不作為、慢作為,懶政怠政,傷害群眾感情和信任,影響黨的形象和威望,影響黨群和干群關系。有的人雖然在思想上、認知上懂得黨員的責任和使命,懂得實事求是、勤政為民,但在實際行動上卻不敢實事求是、堅持原則,喪失黨員應有的黨格。因此,要從嚴治黨,就必須要求黨員講“黨格”,保持應有的原則底線、人格風范。

  新時期黨格強化塑造的途徑

  上述問題并非為中國共產黨所獨有的,有著一定的政黨共性和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中國共產黨是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偉大中國政黨,在新時代,要始終傳承和更好體現優良傳統和優秀品格,就要嚴肅對待和處理黨格方面存在的問題,著力建設開放型、民主型、法治型、社會型政黨,帶領廣大人民投身到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實踐中。

  1.以意識形態建設為先導,強化塑造開放型政黨

  在當今世界,一個執政黨能不能得到社會民眾的廣泛認同,不僅取決于它的政治領導,而且還取決于它的意識形態的先進性。沒有先進意識形態所指導的政黨,就不可能實現“黨格”的重塑與提升。只有做好意識形態建設,黨格才能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是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相結合,與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相融合的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和中國語言范式。在新時代,意識形態建設要與時代接軌、與社會貼近,就需要善于運用開放型思維和語言,推進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由傳統向現代的改革創新。

  在新時代,黨的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思想,是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的成果”。中國共產黨要強化樹立理論自信,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

  2.以深化理論學習為引領,強化塑造學習型政黨

  學風關乎黨風,也關系黨格。一個政黨是否講黨格,能否堅持學習、深化學習、建設學習型政黨是一面“鏡子”。習近平同志指出,“把學習型放在首位,是因為學習是前提,學習好才能服務好,學習好才有可能進行創新。”[4]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增強學習本領,在全黨營造善于學習、勇于實踐的濃厚氛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動建設學習大國。”[5]在新時代,全黨要做好學習定位,明確學習目標和方向。始終以思想理論建設為根本,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為目標,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強大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組織全體黨員、干部深入學習和實踐,切實做到一個支部一個堡壘、一名黨員一面旗幟。

  各級黨組織要加強對學習的組織、指導和服務,建立健全學習制度,確保學習有計劃、有監督、有考評,在黨內營造好終身學習的組織環境、學習氛圍,形成普遍化和制度化的學習機制,使基層黨組織成為黨員干部相互學習、產生共鳴、共同提升政治思想覺悟的課堂。廣大黨員要本著“干什么、學什么,缺什么、學什么”的原則,明確學習重點,針對問題學,在干中學,聯系實際學,掌握核心的東西,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學。關鍵是用心去學、融會貫通,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學思踐悟,內化于心,外化于形。

  3.以優化體制機制為重點,強化塑造法治型政黨

  “黨格”的生成,離不開制度規范、體制機制的成熟和穩定。以法治為邏輯,健全完善黨的組織架構和權力運行模式,保證黨在法治化軌道上運行,這是“黨格”強化的一個基礎性要素。習近平同志強調,“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厲行法治,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不斷推進各項治國理政活動的制度化、法律化。”[6]對于新時代黨的法治化建設進行了強調。

  一要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黨章是管黨治黨的總章程,集中體現了黨的思想和行動綱領。全面從嚴治黨,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抓住黨內政治生活這個根本,既加強黨性和道德教育,固本培元,又要扎緊制度籠子,強化剛性約束。

  二要遵循既有法定范式,黨的意志按照法律程序成為國家意志,黨的一切活動必須在法律范圍內開展,黨內生活按照法律要求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決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

  三要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必須遵循法律法規和法定程序,尊重和保護人民權利,做學法、尊法、守法的榜樣,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工作,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4.以改進社會活動方式為動力,強化塑造社會型政黨

  政黨是社會化的產物,其前途命運取決于社會化程度和人心向背。社會化、人心向背也直接影響和決定該黨的“黨格”。中國共產黨始終將黨群關系作為自身建設的首要問題,和諧的黨群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征,也是領導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內在要求。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黨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決定著黨的事業的成敗。”[7]

  新時代,黨參與社會活動的重點不是管控群眾而是服務群眾、引導群眾,不斷密切黨群關系。面對一定范圍內存在的與社會脫節、封閉化的情形,我們要主動、果斷與社會和人民群眾發展合作伙伴關系,切實履行社會治理主體責任。要言出紀隨、久久為功,馳而不息地糾正“四風”問題;要堅持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持續不斷地開展反腐敗斗爭。自覺抵制和嚴肅查處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在黨內和全社會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要緊密結合黨的中心工作,改進社會活動方式與模式。在社會活動中,切實做到黨的治理與社會治理同向而行,黨員與群眾共同參與、社會資源與各方利益共同分享、法律制度共同遵守,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公眾的創造活力,不斷增強組織活力和公信力,提升執政黨的生命力與影響力。

  5.以應對風險考驗為契機,強化塑造戰斗型政黨

  隨著世情、國情和黨情的深刻變化,黨的治國理政面臨越來越多的風險考驗和嚴峻挑戰。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指出,“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勢和需要克服的障礙比大多數觀察人士意識到的都要多。”[8]習近平同志指出,“與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相比,與黨所承擔的歷史任務相比,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組織建設狀況和黨員干部素質、能力、作風都還有不小差距,特別是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面臨‘四大考驗’‘四種危險’,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代,黨要成為合格的執政黨,就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正視現實挑戰,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國際眼界,科學回答和解決好“建設什么樣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善于未雨綢繆、危中見機。

  要堅持把自身建設好、建設強,確保黨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增強群眾工作本領,創新群眾工作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團結廣大人民堅定不移跟黨走。要增強狠抓落實本領,堅持說實話、謀實事、出實招、求實效,把雷厲風行和久久為功有機結合起來。要增強駕馭風險本領,健全各方面風險防控機制,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勇于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不斷增強應對風險考驗意識和能力,經受住各種嚴峻風險考驗和挑戰。

  偉大的事業必須有堅強的黨來領導,堅強的黨必須有優秀的黨格做保障。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擔當、有理想、勇于開拓、不斷創新的偉大的黨,必然是一個具有優秀黨格的政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只要中國共產黨及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不斷強化黨格塑造,努力保持旺盛生機和活力,充分體現黨的先進性,不斷提高理論創新能力和治國理政能力,就一定能承擔起領導人民不斷奪取新的更大勝利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引領承載者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航船破浪前進,勝利駛向光輝的彼岸,領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2]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7.

  [3]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1921—2006)[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4.

  [4][6][7][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3,142,366-367,14-15.

  [5]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8.

  [8]格雷厄姆·艾利森,羅伯特·布萊克威爾.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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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建顧名思義指的是黨的建設,黨的建設即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同黨的建設實踐的統一,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的應用。黨的建設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研究黨的建設的理論科學;二是在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指導下所進行的黨的建設的實踐活動;三是作為理論原則與實際行動兩者中介的約法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