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一直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從建國以后到十八大以來，我國歷經了4個反腐時期，分別是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制度反腐和體系反腐時期，每一時期都是對以往經驗的深化和概括。在長期的反腐敗斗爭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其發展歷程也給了我們重要啟發：堅持群眾路線是我黨取得反腐敗斗爭勝利的首要前提，以預防為主、懲治為輔的政治方針是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反腐敗斗爭,反腐倡廉道路,中國特色道路

　　一、引言

　　腐敗在廣義上是指整個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敗壞，在狹義上是指公職人員出于私人目的而非法濫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行為。[1]這一舉世難題是伴隨人類社會的一種痼疾，同時也是對于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命運來說“生死攸關”的重大挑戰，故而反腐敗不僅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對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的相關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現代實踐的生動闡釋，為世界范圍內反腐敗問題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參照。

　　二、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反腐倡廉道路概括而言，從建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以運動反腐為主要形式，而文革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基本以權力反腐為主，到十四大以后則主要采取制度反腐的模式，十八大以來最終形成了體系反腐。

　　1、運動反腐。

　　運動反腐來源于革命戰爭時期的“整風運動”，是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帶有強烈‘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色彩的一種反腐模式”。[2]建國以后，黨內外相當一部分人員放松了思想警惕，享樂主義思想蔓延，封建制度的遺毒尚未祛除，加上各種規章制度還不完善，貪污、浪費等現象十分嚴重，由此，運動反腐的浪潮掀起。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建國初期之所以采取以群眾力量為主的運動反腐形式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黨內主要領導集體延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工作思路，認為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離不開“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

　　其次，建國初期，我國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運動反腐之所以能在群眾中展開，是因為強有力的社會動員機制能夠做到對人民群眾的有效發動。最后，建國初期各項制度法規不健全，黨內干部受教育程度較低，反腐資源不足。運動反腐初步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重在群眾參與，充分發揮群眾、社會監督的優勢，有利于凈化社會風氣，在全社會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圍。但掩蓋在腐敗現象下的一些社會更深層的問題未得到解決，而且隨著運動反腐不斷推進，階級斗爭不斷擴大，最終引起國家的反腐系統崩潰。

　　2、權力反腐。

　　權力反腐是以權力為主導，通過施加強制性行政命令來消除和治理腐敗的反腐模式。改革開放后，干部的作風問題突出，貪污受賄現象嚴重。由于權力的異化和監督不力造成了腐敗大量滋生，此時“權力反腐”應運而生。國家公職人員掌握著公共權力，在此權力行使的過程中，公共權力在某些情況下會變成滿足個人私欲的工具，最終導致腐敗。因此，如何扼制權力、使其能夠規范使用尤為重要，推行以行政性權力為主導的監督與制約機制是一種成本相對較低且收效較快的做法。

　　例如，1982年開展打擊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這對于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對高度集中的行政調控體制所產生的巨大沖擊起到了良好的緩和作用。1993年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戰略框架，自此以來，權力更是在嚴懲腐敗過程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傮w來看，這一時期權力反腐使反腐敗工作的進行更加便捷、靈敏、高效率，但從本質上來說，“任何一種腐敗行為都是一種將權力作為資本加以運用，即加以使用、消耗、積累、增值的過程”。故而，改革開放后該反腐模式逐漸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例如領導權力的推動帶有強烈的個人意志和不穩定性，其自身的變質也會導致腐敗的產生。

　　3、制度反腐。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需求促使反腐模式要超越自上而下的人治式反腐以及時嚴時松的運動反腐等形式，將行政效率與法律制度緊密掛鉤，從而進入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約束與疏導相結合的反腐敗模式。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通過構建完善的制度體系，將權力運行機制透明化、法治化，摒除傳統社會遺留的一些畸形貪腐文化的影響，將廉潔和高效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例如，十四大以來，提出加快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治腐的戰略方針，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方式提供了創造性解決方案。

　　十六大則明確提出了反腐敗要“創新體制”等一系列重要論斷。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量關于懲治腐敗的重要法規相繼出臺，其數量快速增長，這就標志著我國進入了全面制度反腐的建設與發展時期。相較于前述的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模式而言，制度反腐適應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這對于保持國家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是頗有助益的。然而，制度反腐在推進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反腐敗制度的制定是對腐敗形態的一種預判，但在社會變遷程度逐漸加大、腐敗總體趨勢更為復雜多樣的情況下，制度建設不僅可能滯后，且因難以做到科學、系統而存在大量的漏洞。

　　4、體系反腐。

　　體系反腐是通過建立健全懲防并舉的反腐敗體系進而實現“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模式。[3]我國在進入21世紀后腐敗主體多元化和集團化、腐敗形態多樣化和廣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此情況下通過多種途徑立體化、全方位地開展反腐敗斗爭勢在必行。總體而言，這種體系反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廉政文化建設、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兩個方面。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面，近年來一系列面向全體黨員的黨內教育活動旨在從思想、信仰、知識以及行為規范等基礎性方面增強全黨的拒腐防變能力，同時也通過黨員的先鋒帶頭作用為全社會營造一種良好的廉潔文化。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全、最嚴黨紀;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兩個文件《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和《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標志著我黨在反腐倡廉和黨的建設上開始重視運用法規條例的方式進行全面整治的轉變。由此可見，體系反腐綜合了前述三種發展階段各自的優點，不僅從根本上穩固和強化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優化了國家治理的能力，而且也激發了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斗爭的熱情，反腐主體更具多元化(從普通群眾到專門機構都漸漸成為反腐主要力量)、反腐手段更具多元性(包括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監督巡視、制度建設、運用網絡自媒體揭發舉報等都成為反腐的手段)、反腐的制度體系也更加全面系統。

　　三、發展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重要啟示

　　從前述的反腐倡廉道路發展歷程來看，不同的反腐模式產生于不同的時代背景，雖有自身的社會價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歸根結底，這說明我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當今的社會現實共同決定了反腐倡廉是一種復合型、多元化的系統工程。發展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帶給我們兩點重要啟示：

　　其一，堅持群眾路線是我黨取得反腐敗斗爭勝利的根本法寶。腐敗行為的產生以公共權力的濫用為條件，說明其直接損害的是人民的公共利益，因此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必然是長效治理腐敗的內在邏輯。在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的社會轉型時期，黨和政府通過正確引導群眾參與反腐倡廉工作從而取得了顯著成效。從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發展過程來看，這一治理經驗再次證明廣泛的社會動員機制是成功奪取政權并實施長效國家治理的法寶。故而，在面對腐敗這一復雜的社會問題時，依靠人民群眾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執政合法性建設、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路徑。

　　其二，預防為主、懲治為輔是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當中，以嚴厲刑罰懲治犯罪的法家思想終究還是不及以倫理規范教化民眾的儒家思想對國家和民族的影響更加深遠，究其根本在于人性的靈活令制度的嚴防死守出現疏漏，因而我們要通過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使黨員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但最根本的解決辦法仍在于如何預防，即讓人“不想腐”。在此方面，習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為我黨近期和未來的反腐倡廉工作樹立了核心指導思想。

　　【參考文獻】

　　[1]劉占虎.制度反腐、過程防腐與文化倡廉——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與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01)192-198.

　　[2]胡楊.論中國特色反腐模式轉型的內在邏輯與發展路徑[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4)184-190.

　　[3]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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