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早期探索實踐表明，從最初倡導文藝大眾化到明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并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導下逐漸形成“人民文藝”，到最終圍繞“文藝和人民”的關系，在凸顯文藝的政治向度中，初步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因為成功處理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使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有了航標和錨定，從而夯實了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第一層主要內涵和價值訴求。這條道路保障了新文藝在新人新道德新話語和國家藝術想象中始終高揚文藝的人民性，推動文藝發展在守正與創新的價值訴求中走上文藝的正途，在創作者和接受者(消費者)互為主體的間性共在中，引導中華民族實現社會的解放、國家的富強，涵養了昂揚的民族精神，彰顯了文藝的社會功能和使命擔當。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探索的復雜性、艱巨性及其對“新”的價值追求，對今天立足新方位建構廣闊的文藝發展道路有著深刻啟示。

　　[關鍵詞]文藝大眾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歷史主義;人民文藝;新文藝發展道路;“新”的價值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奮斗征程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正在邁向強起來的偉大壯舉，文藝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中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文藝和文化工作，在掌握文化領導權的過程中，對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始終是工作重點之一。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肇端于文藝大眾化運動的開展，到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文藝社會功能的發揮，提出“兩支軍隊”的口號并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再到新時代習近平同志強調文藝和文化在黨的工作全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歷盡艱難，終于成功探索了一條中國文藝發展道路。

　　總體上說，育新人、說新話、塑造新形象、引領社會新風尚和追求文明進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重心所在，也是成功探索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成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從肇始于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到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主要圍繞文藝與人民的關系，高揚文藝的人民性，在不同的時期和發展階段凸顯不同的維度，形成了高度契合現實國情與文化傳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道路;建構了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最新成果為指導的文藝理論學術話語體系，以及偏重發揮文藝社會功能、占據文藝學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范式。

　　這條道路充滿曲折，甚至還有彎路，前期主要承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鼓吹“文藝走向大眾”的價值旨趣，通過倡導和開展文藝大眾化運動，塑造新人新話語和文藝新形態，以藝術想象新國家新社會，實現了以新文藝助力中華民族站起來、建立新中國的社會作用。反觀歷史，這條道路的早期探索以最終明確“大眾”是以“工農兵”為人民的主體力量，以《講話》指導下新文藝作品的不斷涌現為標志，以凸顯文藝的政治向度來發揮文藝的動員號角功能，從而為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鼓與呼，初步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

　　今天，立足新時代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新方位，回顧百年來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艱難曲折的探索歷程，梳理其內涵的逐漸豐富，有助于我們在眷顧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中領會“文藝何為”，在深化對文藝功能認知中建構有民族特色、時代價值的理論學術話語體系，從而使中國文藝在世界文明互鑒中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一、以文藝大眾化開啟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早期探索

　　近代中國社會的動蕩、各種社會思潮的相互激蕩、20世紀初革命的風起云涌，使一些覺醒的知識分子在“民主和科學”觀念的洗禮下，從高度重視文藝的“經世致用”到促使“育新民”“開通民智”再到“啟民眾之悶機”的“立人”思想的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新文藝走向與大眾結合的“平民文學”發展之路。1917年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高揚起新文學的旗幟，開啟了中國文學 的新時代。

　　1920年，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中認為，新文學“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的地位”，“要創造新的政治思想”〔1〕。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工運、農運的領導者，又是文藝創作的實踐家，其文藝思想有著鮮明的實踐品格，他們高度重視文藝對社會革命的促進作用，體現出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斗爭性。沈澤民指出：“我們需要革命的文學”，主張藝術家要在深入大眾生活中改造世界觀;“詩人若不是一個革命家，他絕不能憑空創造出革命的文學來。”〔2〕

　　瞿秋白斷言：“革命的文化運動的大眾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問題”，“要在大眾之中，發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的運動”〔3〕。早期中共領導人非常注重革命知識分子與民眾的結合，通過向民眾學習來創造普羅的大眾文藝，把廣大文學青年特別是工人青年廣泛組織起來去爭奪街頭文藝的陣地，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來奪取文化領導權。可以說，文藝走向大眾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新文藝發展的主導趨勢，也是早期新文藝發展道路探索的邏輯起點。

　　20世紀30年代，“左聯”曾就文藝大眾化問題展開三次較大規模的爭論。文藝大眾化的核心是文藝與大眾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文藝功能論的建構，關涉文藝與政治、文藝的內容與表現形式、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等，是新文藝發展道路早期探索所必然遭遇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集中反映。其中，何謂大眾?誰是大眾?始終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但它從根本上關乎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處于當時的歷史語境，亟需文藝發揮思想啟蒙與培育新人新道德建設新社會的鼓動作用，需要切實從根本上改變文藝日益脫離大眾的價值取向。

　　20世紀30年代初，《大眾文藝》編輯部組織了第一次討論，1930年3月發表了魯迅的《文藝的大眾化》，對作家與讀者兩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尤其強調文藝要面向普羅大眾：“不過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4〕魯迅的主張引起了“左聯”對文藝大眾化問題的高度重視，其關乎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尤其是關涉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價值立場即大眾的覺悟與民族(個人)的解放，發揮文藝的社會作用，建構新的國家。郭沫若以文藝通俗化相號召：“通俗到不成文藝都可以，你不要丟開大眾，你不要丟開無產大眾。

　　始始終終把‘大眾’兩個字刻在你的頭上。”〔5〕隨著民族危機加劇，抗日救亡成為時代的最大問題，急需發動民眾起來保家衛國，亟需發揮文藝的鼓動宣傳作用，文藝大眾化問題被提上日程。在《關于“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中，“左聯”提出必須把文藝大眾化置于首位，由此引發第二次大討論。瞿秋白在《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中指出：“必須立刻回轉臉來向著群眾，向群眾去學習，同著群眾一塊兒奮斗，才能夠勝利的進行。而沒有大眾的普洛文學是始終要枯死的，像一朵沒有根的花朵。”①文藝必須發揮鼓動大眾的作用，團結大眾參與到生死存亡的戰斗中。周揚亦指出文學大眾化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迫切的實踐問題：“文學大眾化的主要任務，自然是在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組織大眾，鼓動大眾。”〔6〕可以說，文藝大眾化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基本共識。

　　但對如何實現大眾化卻有著不同的理解，于是1934年因“文言復興運動”引發了第三次文藝大眾化討論，“不過這次討論，文藝問題已很少涉及，主要是討論了語言問題和文字問題”〔7〕。這場討論表面上看是一場白話與文言之爭，進步作家們主要反對國民黨新生活運動中的復古逆流，抨擊尊孔讀經，反對復興文言文，其實質關乎大眾化的表現形式。

　　二、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基本確立

　　反觀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早期探索，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還是立足現代性視域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實踐者，并在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中有著對新中國的藝術想象，有著對中國現代化的憧憬。中國新文藝包括革命文藝作為中華民族向往現代化的表征，始終有著對現代性矢志不渝的訴求，這種新質意味的創構實踐早在中央蘇區就已經開始探索，并顯現于當時的一系列文藝活動和政權建設。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甚至更早期的中央蘇區的武裝割據期間，就開始探索現代文明，探索人的解放與社會革命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使現代文明形態在中國基本確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預示著一種新的空氣、新的文化氛圍、新的制度開始在解放區萌生。從百年大歷史視野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所倡導的“平民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是新文學的理想形態;《講話》所確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發展道路，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現實形態。

　　同樣，作為對中國新文藝發展方向的探索之一，“平民文學”訴求的是對大眾的提高，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革命文藝訴求的是對大眾的普及，最終因大眾內涵的明晰化而形成了高揚人民性的“人民文藝”，進而奠定了主導性的社會主義文藝新形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基本確立顯現于《講話》。

　　抗戰時期，《講話》在根據地的學習和貫徹使解放區涌現出一大批新作品新人形象;《講話》精神在國統區的傳播，有力地促進了國統區文藝創作盡快走出迷茫的困境，重新振奮了困頓的精神，進一步明確了新文藝的發展方向，使文藝發展與民族命運、國家前途關聯起來。總體上看，廣大文藝家對《講話》精神的理解、認同和踐行，進一步促使文藝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創作道路，在深入生活中積極為工農兵服務，從而使文藝工作成為革命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對此，周揚指出：“文藝座談會以后，在解放區，文藝的面貌、文藝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變，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藝。”“新的主題、新的人物像潮水涌進了各種各樣的文藝創作中”，“民族、階級的斗爭與勞動成為了作品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地位”，“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適應地有許多新的創造”〔14〕。

　　周揚描述的解放區文藝是《講話》精神的產物，是在革命實踐中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指導下藝術發展道路探索的結果，它在中國大地上逐漸成為一種新文藝的主導形態，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文藝”的基礎和雛形。事實上，文藝大眾化的深入實施與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離不開政治條件的保障，它是整個社會革命或民族解放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于社會主潮之外的單純文藝問題，它訴求的是新人新道德新話語的新文藝，旨在建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國家。

　　在社會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特定歷史時期，文藝大眾化離不開政治，其核心問題是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正如魯迅曾提醒的，當時文藝完全大眾化的條件尚不成熟，“多作或一程度的大眾化的文藝，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為著現實斗爭的需要，“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越來越明確，“為人民大眾服務”和“為工農兵服務”其實在實踐中并不矛盾，現實發展使得人民的“廣泛性”逐漸演化為以“工農兵”作為人民的主體概念。

　　這意味著文藝不僅是個體的情感和審美經驗的表達，更有著訴諸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價值指向，有著對新人新道德新價值的召喚，有著對新社會的意義想象。茅盾在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上向作家們發出了“真正擺脫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而走向工農兵的立場、人民大眾的立場”和“向時代學習，向人民學習”的號召，旨在讓那些來自國統區的作家盡快轉變立場，去創作新人物、謳歌新道德，助力百廢待興的新中國。

　　三、以歷史主義審視文藝道路的早期探索

　　面對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早期探索，我們試圖以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深入文藝道路早期探索的肌理。透過紛繁復雜的文藝現象、文藝思潮和文藝運動，可以發現在中共領導文藝運動的發軔期，始終有一條或隱或顯的主線，那就是育 “新人”——以文藝啟蒙教化大眾，通過文藝大眾化使文藝與革命、文藝與工農兵相結合，逐步形成文藝的新話語新形態。基于當時的現實國情，文藝大眾化始終是一個復雜和充滿矛盾的過程，文藝家和工農兵的結合也是曲折的，有別于單純的俯視性灌輸，大眾化是一個長時期的雙向素養提升和思想改造過程，這決定了文藝發展道路早期探索鮮明的啟蒙和教化的主體間性特點。

　　首先，從創作主體來看，大眾化是指在文藝普及中推動文藝家與工農兵結合，在文藝家深入大眾生活中為其代言，著力于表現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傳播新話語(大眾的語言)。其中文藝家的個性特征和審美情趣固然會發生改變，藝術的審美感知也會受到影響，使文藝創作越來越趨向工農兵化，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五四新文藝發展方向上的糾偏。

　　其次，從接受主體視角來看，文藝大眾化過程也是接受主體自我(階級)意識的養成，大眾的文化素養不斷提升，從而逐漸超越由他人“代言”邁向能夠“自言”的過程，在表現新生活、新風貌、新道德的過程中，使工農兵話語與文藝家話語相交融，進而逐漸涌現出一批新人新作品。

　　在實踐中，所謂文藝與大眾相結合，主要是新文藝和農民、軍人(武裝起來的農民即紅軍和八路軍、新四軍等)相結合，旨在以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通過文藝活動逐步把散沙般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促使其思想覺悟發生變化，產生革命的激情和信仰，生成一種新的身份意識，從而達到某種政治訴求。一定意義上，對大眾的思想啟蒙和階級意識的教化，始終是革命軍隊的一項政治任務，毛澤東始終強調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是一個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從黨的領導視野看，“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的是靠他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工人農民，瓦解敵人軍隊，使廣大的工農群眾環繞于紅軍的周圍”〔31〕。

　　可以說在革命運動時期推動藝術與生活合一、藝術運動與革命運動融為一體是一種常態。結語以道路的確立保障對“新”的價值追求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文藝發展道路早期探索實踐表明，經由倡導文藝大眾化到明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并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逐漸形成“人民文藝”，圍繞“文藝和人民”的關系，在凸顯文藝的政治向度中，最終使中國新文藝成為“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的表征。因為成功處理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使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有了航標和錨定，夯實了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第一層主要內涵和價值訴求。

　　在新人新道德新話語和國家藝術想象中始終高揚文藝的人民性，推動中國文藝發展在守正與創新的價值訴求中走上文藝的正途，在創作者和接受者(消費者)互為主體的間性共在中，引導中華民族為社會的解放、國家的富強、民族精神的昂揚，而極大彰顯了文藝的社會功能和使命擔當，在人民文化素養的提升中促使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作為現代型政黨，始終強調創新意識，把創新放在黨的發展建設的首位，開展了一系列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體系，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功道路。其中包括對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成功探索，繼而推動了中國新文藝的繁榮發展和文藝精品的不斷涌現，在文藝教化作用的發揮中引導社會文明程度邁向新境界。

　　文藝論文投稿刊物：《大眾文藝》雜志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廳主管，河北省群眾藝術館主辦，大眾文藝編輯部編輯出版，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文藝類學術期刊，半月刊。國內統一刊號：CN13-1129/I，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7-5828，國內郵發代號：18-45，國外發行代號：M6113。

　　可以說，求新求變是現代性的重要表征，在中國文藝現代性的訴求上表現為對新人新道德新話語的推崇與人民性審美風格的強化，并作為一種現代性價值引領和規范了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探索。“新”作為一種價值追求肇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新文學革命，它由西方文明(民主與科學)的點燃和激發，卻在先進知識分子的引領下把探尋的目光轉向民間的勞苦大眾，倡導建立一種“平民文學”，使新文藝發展走向民間、走向大眾，使文藝在與大眾的雙向交流和立場轉變中發展出新文藝，建構一種新人新道德新話語，在幾經曲折中成功探索了一條文藝為人民、高揚文藝人民性的中國新文藝發展之路。

　　作者：范玉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