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挖掘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所藏的赫森手稿與檔案，重新審視了赫森參加第二屆國際科學技術史大會之前的人生軌跡和思想脈絡，認為赫森在愛丁堡與彼得格勒學習以后已經具有以數學為主、物理學為輔的自然科學基礎;在紅色教授學院時期，便開始嘗試以歷史唯物主義之方法，探索物理學理論發展的經濟社會根源;在兩次論戰時期，通過與機械論派的斗爭，將唯物辯證法應用到對當時最新物理學成果的理論問題研究之中。因此，“赫森論題”的內容是其過往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的延續。

　　關鍵詞:赫森;赫森論題;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赫森(Б.М.Гессен)是蘇聯杰出的哲學家、理論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他在1931年倫敦第二屆國際科學技術史大會上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與經濟根源”(TheSocialandEconomicRootsofNewton’s‘Principia’)是科學編史學發展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報告以歷史唯物主義路徑，深刻分析了牛頓科學思想的社會與經濟根源，向西方首次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核心內涵，被稱為“赫森論題(Hessenthesis)”。該論題與當時主流的“內在主義”科學史研究傳統形成鮮明對比，隨后在英國“左翼”科學家的支持下，直接推動了科學史的“外在主義”轉向。

　　目前，國內外關于赫森的研究基本從其報告的思想根源、文本內容、后世影響等三重進路展開討論。〔1-8〕不過，因赫森過早離世及相關史料匱乏，致使關于赫森思想根源的研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認知“斷裂”。其中，科學史學者格雷厄姆(L.R.Graham)通過赫森的出版著作和科爾曼(Э.Я.Кольман)的回憶〔9〕大膽研判:在前往倫敦之前赫森已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倫敦的演講對他在蘇聯的職業生涯至關重要，因此他改變了以往的研究主題，拋開了現代物理學的哲學問題，轉向科學史，選擇了一個迎合大會主題的題目前往倫敦，并帶著意識形態的“證明”從那里返回。〔6〕

　　但根據俄羅斯科學院所藏檔案顯示，赫森自1924年進入紅色教授學院理論自然科學部學習時，就已經開始探索科學史研究的歷史唯物主義進路〔10〕，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都沒有中斷過自然科學史的研究。造成這種“斷裂中的斷裂(以斷裂的認知來判斷研究對象的斷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赫森的檔案資料及其未發表的手稿難以獲得。2013年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完成了所藏案卷的目錄數字化，本文利用該目錄深度挖掘赫森的手稿與檔案，重新梳理赫森參加倫敦會議之前的人生軌跡，試圖勾勒出赫森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形成路徑與發展脈絡。

　　一、從愛丁堡到彼得格勒:赫森早期的自然科學知識構成

　　赫森出生于赫爾松省的伊麗莎白格勒，在就讀古典男子中學時就已經掌握了拉丁語、德語、法語以及英語，但由于猶太家庭背景的緣故，他被迫在中學8年級畢業之后前往國外大學學習。1913年，赫森和中學同學兼密友塔姆(И.Е.Тамм，1895—1971，蘇聯物理學家，195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進入愛丁堡大學科學系的純粹科學部接受大學教育。一年學習后，他們回國度假，后因一戰的爆發，無法返回英國，無奈決定在彼得格勒繼續學習。

　　赫森被彼得格勒大學(現圣彼得堡國立大學)的物理—數學系拒之門外，只好進入彼得格勒理工學院經濟系。〔11〕1917年5月，赫森結束學業，回到家鄉開展紅色革命事業。他是伊麗莎白格勒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當彼得格勒的孟什維克領導人譴責十月革命時，赫森選擇退黨，于1919年加入布爾什維克。1919年8月赫森被調到莫斯科，從事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干部培訓工作，負責紅軍俱樂部建設事宜。

　　1921年，他被邀請到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講師和經濟系主任。1924年7月，赫森向紅色教授學院理論自然科學部提交了入學申請〔12〕，同年9月成為了該部的第一批學員。時隔七年，赫森再次回歸到自然科學的學習和研究之中。那么，赫森進入紅色教授學院之前的自然科學知識結構到底如何呢?雖然1919年在伊麗莎白格勒與格里戈里耶夫領導的叛軍斗爭時，赫森銷毀了包括他在愛丁堡大學通過課程證書在內的幾乎所有個人文件〔13〕11，但紅色教授學院的檔案里還保留了兩份赫森的個人簡歷。

　　這兩份珍貴的手稿是他申請入學時提交的材料:一份日期未詳〔13〕，另一份寫于1924年7月8日〔11〕。綜合兩份手稿內容，可窺見赫森在愛丁堡時期和彼得格勒時期的自然科學學習情況。在愛丁堡大學時，赫森用一年的時間主修了吉布(D.Gibb，1883—1946)的“分析導論”和“解析幾何”、卡爾斯(G.Carse，1880—1950)的“解析幾何”、惠特克(E.T.Whittaker，1873—1956)的“微分學”和“函數積分”、巴克拉(C.Barkla，1877—1944)的“普通物理學教程”以及沃克(J.Walker，1863—1935)的“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原理”等課程。

　　〔11，13〕回到彼得格勒，赫森為了不中斷自己的數學學業，師從丘普洛夫(А.А.Чупров，1874—1926)和馬列斯(Л.Н.Маресс，1864—1933)學習數理統計。〔11〕1914年到1917年5月，他在彼得格勒大學物理—數學系旁聽了烏斯賓斯基(Я.В.Успенский，1883—1947)和謝利瓦諾夫(Д.Ф.Селиванов，1855—1932)的“微積分”、阿達莫夫(А.А.Адамов，1878—1927)的“分析在幾何學中的應用”、索霍斯基(Ю.В.Сохоцкий，1842—1927)的“定積分”、斯捷克洛夫(В.А.Стеклов，1864—1926)的“常微分方程的積分”，了解了索霍斯基的“高等代數”和烏斯賓斯基的“復變函數論”等等。

　　〔13〕11-12除課本以外，他還閱讀了大量的數學文獻〔13〕12，“自學了數學哲學和一點數學史”〔11〕。縱觀兩個時期的所修課程，赫森早期的自然科學知識結構框架得以初現。他在這個時期“掌握了相對充足的數學知識，但缺乏對物理學的系統了解”〔14〕，開始表現出對自然科學哲學和自然科學史的興趣。對數理統計學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之后他在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旨趣。

　　二、紅色教授學院時期:赫森科學史觀的初步形成

　　在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討論傳統是圍繞列寧《唯物主義與批判經驗主義》的論戰孕育而生的，該傳統在列寧的《論戰斗唯物主義的意義》中得以確立。〔15〕77列寧認為自然科學的最新發現不能與作為自然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相矛盾，因此需要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聯合。紅色教授學院和共產主義學院是實踐列寧思想的重要平臺。在此，以德波林(А.М.Деборин，1881—1963)為首的哲學家和施密特(О.Ю.Шмидт，1891—1956)為首的自然科學家組成了強大的聯盟。

　　1924年，他們協同建立了共產主義學院的自然科學與精準科學分部①和紅色教授學院的理論自然科學部。值得注意的是，理論自然科學部的教師同時還任職于紅色教授學院的哲學部，也就是說，此時期“從事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學者，一方面是真正的哲學家，另一方面也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家”，他們不僅既在哲學系又在實驗室里工作，還能“在專業的自然科學和哲學刊物上發表論著”〔15〕78。赫森作為“黃金一代”的一員，正是在紅色教授學院就讀期間開始正式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史與自然科學哲學的。進入紅色教授學院之后，赫森根據自己的教育背景，制定了一個廣泛的自然科學自學計劃。他認為，“七年時間的課程中斷要求我不斷復習，重新將知識系統化”〔14〕。

　　在數學方面，充分地復習微分幾何學和常微分方程:丘伯(E.Czuber)的“微積分講座”和斯捷克洛夫1912-1913年所授的“常微分方程和變分法”。在物理學方面，充分地復習實驗物理學的課程:埃德瑟(E.Edser)的“物質的特性”和“熱量”;埃亨瓦利特的“電學”。理論物理學:哈斯(A.E.Haas)的“理論物理學概論:第一卷(最新版)”;亥姆霍茲(H.Helmholtz)的“離散質點動力學”。

　　在實驗室工作方面，完成實驗物理學的若干任務(一般實踐在英國已經完成很多)和電波實踐。〔14〕實際上，紅色教授學院理論自然科學部開設的研究生班是俄羅斯教育史上培養自然科學史與自然科學哲學專家的首次嘗試。該學部的任課教師每學年會對學員的報告給予評價。赫森在第一學年完成了兩次報告，分別為哲學史報告“笛卡爾的自然科學觀”和自然科學史報告“牛頓之前的新時代物理學”。〔10〕

　　任課教師尤里涅茨(В.А.Юринец，1891—1937)對后者評論道:赫森同志在補充報告中展現了希羅和阿基米德時期的希臘物理學，在自己的報告中展現了牛頓之前新時代的物理學。赫森非常詳盡、巧妙地研究了新物理學發展的所有社會根源，試圖根據社會經濟史的不同時期對物理學的發展進行時間劃分。赫森的此項研究還沒有徹底完成，但主線已經完備，且可以進一步發展。我想，赫森將來會繼續這項已經開始了的研究。赫森同志頭腦機敏，具備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修養。〔10〕

　　第二學年，盧波爾(И.К.Луппол，1896—1943)對赫森的學習成果進行了評價:赫森同志沒有來得及作報告，但是闡述了提綱、前半部分的詳細論題以及個別的修改地方(電學史的報告)。該報告構思遠大，通過展示的材料來看，有望成為電學史上與哲學史結合的首次經驗。幾乎所有他的報告，都顯示出博學和堅實的方法論。相當有能力進行進一步的科學工作。1926年6月7日〔10〕隨后兩年，赫森還完成了題為“黑格爾的本質范疇”的報告和專著《相對論的基本思想》(1928)〔16〕，得到了德波林的肯定。

　　〔10〕赫森在第四學年希望前往德國實習。因為此時他正在研究“統計力學原理和統計方法在物理學中的應用”〔17〕5，特別 是對奧地利數學家米澤斯(R.V.Mises，1883—1953)的概率學說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計劃前往柏林大學在米澤斯手下工作學習，而米澤斯剛好與赫森當時共事的曼德爾施塔姆(Л.И.Мандельштам，1879—1944)有學術往來，這有助于赫森的想法得以實現。另外，當年夏天在德國舉辦的物理學夏季課程也吸引著赫森，本次課程將由歐洲最好的物理學家講授:愛因斯坦、普朗克、埃倫費斯特(P.Ehrenfest，1880—1933)、米澤斯等。1928年3月14日，赫森正式向紅色教授學院提交出訪德國的申請。

　　4月23日，申請獲得了蘇聯中央委員會學管會主席團的準許。〔18〕最終，赫森與葉戈申(В.П.Егоршин，1898—1985)在柏林度過了四個月的學習時光。概言之，這一時期的赫森不僅將自己的物理學知識系統化，還多次嘗試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應用于自然科學哲學與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之中，上文所述的三次“嘗試”為后來倫敦會議上的報告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至于赫森對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發展的意義，應該說，赫森的研究是整個蘇聯學科環境中對物理學理論發展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化具體嘗試，但這絕非只是赫森個人的功績，而是整個蘇聯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理論導向所趨。正如，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提到，“凡是存在著有利于人才發展的社會條件的地方和時候，都會有人才出現。這就是說，現實中出現的任何人才，即成為社會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21〕49個人特點和其他偶然事件“所能改變的只是事變的個別外貌，而不是事變的總趨勢”〔21〕54，而赫森“只是這些趨勢的最好表達者”〔21〕49。

　　三、從兩次論戰到倫敦報告:赫森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發展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蘇聯自然科學哲學界發生的兩場激辯對赫森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以德波林為首的辯證法派與機械論派的斗爭中，赫森獲得了學術成長和職務晉升的雙重機會。前者的獲勝讓他迅速成為蘇聯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界的重要人物之一。1928年5月18日，共產主義學院主席團通過了關于設立哲學研究院的決議。德波林被任命為共產主義學院哲學研究院院長。1928年12月1日，赫森當選為哲學研究院的正式成員。〔22〕同年，赫森還被遴選為共產主義學院自然與精準科學分部管理委員會的委員。1930年，共產主義學院成立了物理學分部，赫森任主要負責人。〔23〕

　　在自然科學哲學領域的第一次論戰之中，機械論者和辯證論者之間的對立是由科學諸領域的最新發現而引發的。這些新的發現要求對世界圖景做出重新審視。德波林學派選擇接受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且積極參與到它們的方法論研究中。辯證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點，需要將這種方法論運用到科學理論問題之中，才可以為由于傳統思想與量子力學、相對論的沖突而陷入危機的物理學找到出路。

　　機械論者用意識形態論據否認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最新成果，批判辯證論者接受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家的最新成果和哲學觀點并將后者等同于馬克思主義。德波林派反駁道，“對機械論者來說，現代自然科學中的馬赫主義趨勢是惡意無視機械世界觀的結果”，對辯證論者來說，“這些趨勢是大量不適合機械唯物主義框架的新事實造成的，需要辯證研究。”〔24〕

　　12赫森是德波林派在物理學領域的主要代表人物。無論在《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物理科學成就》等公開刊物上①，還是在各種會議報告和辯論中，他都堅定地表明自己辯證論者的立場，批判機械論的觀點，將物理學最新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哲學問題視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務。赫森的《相對論的基本思想》一書論述了奠定相對論基礎的主要方法論前提，堅決駁斥有關相對論具有馬赫主義特征的指控，表明該理論對時空的觀點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一致。〔16〕但也正是這一論點成為了今后論戰中被人詬病的最直接證據。

　　四、結語

　　本文基于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所藏的赫森手稿與檔案，重新審視了倫敦第二屆國際科學技術史大會之前赫森人生軌跡的三個時期，勾勒出赫森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形成路徑。在愛丁堡和彼得格勒時期，赫森初步形成了以數學為主、物理學為輔的自然科學智識框架，為未來開展自然科學史與自然科學哲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在紅色教授學院時期，赫森完善了物理學知識體系，正式開始從事自然科學史與自然科學哲學的研究，多次嘗試以歷史唯物主義之方法，探索物理學理論發展的經濟社會根源。

　　科學論文投稿刊物：科學學研究由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創辦，并與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合辦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在兩次論戰時期，赫森通過與機械論派的斗爭，不僅積極將唯物辯證法應用到當時最新物理學成果———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理論問題，還著手分析資產階級物理學家理論的唯心主義哲學觀及其發生根源。雖然第二次論戰對赫森造成了沉重打擊，導致其之后的學術活動策略有所改變，但倫敦報告的內容依舊保持和延續了赫森一貫的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我們認為由于整個事件信息來源稀少，僅以赫森已刊發的關于物理哲學問題的論著為據，致使格雷厄姆等學者在解釋赫森報告的“庸俗化”原因時也犯了同樣錯誤。通過挖掘赫森的檔案、手稿、報告和未發表論著，將赫森思想及其馬克思主義科學觀形成置于史境中考察，不僅可以看出赫森報告是其以往研究的延續，而非單純政治屈服的產物，更可以借此透視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早期面貌，為理解科學史話語體系的形成與演進提供依據，也為理解我國科學史、科學哲學以及科學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趙紅州，蔣國華.格森事件與科學學起源[J].科學學研究，1988(1):16-25;114.

　　〔2〕趙紅洲，蔣國華.格森事件與科學學起源(續)[J].科學學研究，1988(2):8-18.

　　〔3〕龔育之，柳樹滋.歷史的足跡:蘇聯自然科學領域哲學爭論的歷史資料[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4〕唐文佩.科學的社會文化根源:赫森論題及其當代價值[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5〕唐文佩.馬克思主義科學史學綱領的提出及其影響[J].科學學研究，2019，37(2):212-218.

　　〔6〕GrahamLR.TheSocio-politicalRootsofBorisHessen:SovietMarxismandtheHistoryofScience[J].SocialStudiesofScience，1985，15(4):705-722.

　　作者：金俊開1，2，唐文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