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地區的漁民群體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狀態。 漁民的經濟活動以捕魚為主業，兼業其它。 在常規生產過程中有著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與合作，漁業活動體現著較強的家族性質。 同時在必要時候也有漁民群體之間的合作與互助。 長江上游漁民生活帶有濃厚的以水為生的特點：漁民居住以船為舍，飲食上多有嗜酒的習慣，魚是主要的菜品，水中的青苔、海菜花等水生植物是日常所食的蔬菜。 由于常年的水上作業，漁民的外表體征也有一定的特點。

　　關鍵詞：明清至民國; 區域環境; 長江上游; 漁民生活

　　生態環境與人們的生產技術相結合，產生了不同的生計方式，即不同的謀生手段。 生計方式反映了人們控制自然的尺度，也反映了生態環境為經濟發展提供的可能性，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重大作用。 長江上游有著特殊自然生態環境，孕育了豐富多樣的水生生物，其中魚類資源尤為明顯。 自古以來，人們就對其加以捕撈利用，如早期的巴人中有一支魚鳧巴人，以魚為圖騰，至今巴蜀許多地方還有“魚鳧”的地名留下。

　　生態方向評職知識：生態環境科學課題指南

　　作者：劉靜

　　相較于東南沿海、長江中下游一帶，上游地區的漁民不多。 目前學界對明清至民國時期漁民群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長江中下游地區，或側重于政治層面上研究官方對漁戶的管理及漁民的應對; 或從經濟的視角探討漁民的經濟行為、經濟效益與收入分配; 或從文化生活方面關注漁民群體的宗教信仰、漁俗、日常生活等。 ①很明顯，在研究區域上對長江上游地區的漁民群體關注還不夠。 ②本文意圖復原長江上游地區漁民這一特殊群體的分布情況，并且從生產、生活的微觀層面考察漁民社會的日常。 揭示在長江上游地區這樣一個漁業自然條件并不甚佳狀態下的漁民，他們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及生存狀況。

　　一、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地區漁民群體的分布

　　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地區的漁民群體整體來看較為分散，但在江河水域局部江段如江邊平壩、江中小島上也會集中分布一定數量的漁民; 同時環湖水域的周邊，包括滇池、邛海、嘉麗澤等都集中分布一定數量的漁民。 漁民群體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狀態。

　　(一)滇池漁民群體的分布

　　普特人是明代滇池的漁民主體。 (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記載昆陽州的風俗之一“得魚輸稅”，“州近滇池，有濱池捕魚者名普特，亦羅羅之別種。 茅茨倚岸，不避風雨，日食生螺，出入水中，得魚換米以輸稅”[1]57。 明前中期，普特人主要分布活動于昆陽、海口和呈貢等沿滇池湖畔地區。 至天啟年間，普特人集中居住地逐漸轉移至碧雞山下，“滇池旁碧雞山下其類千余，乘風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籍，而征呼徭役，多不能及，里胥恒代償之”[2]998。 清代仍有詩寫道：“終朝舉網覺心間，窄窄扁舟任往還。 魚蝦得來長街賣，人傳家傍碧雞山。 ”③

　　明代初期，漁業是普特人的重要經濟來源。 由于普特人常年在滇池湖畔捕魚，與水打交道，極善水性且體性耐寒。 《滇志》載：“普特，以漁為業，性耐寒，多無衣，以敗網蔽身。 舟不盈丈，而炊爨牲畜資生之具咸備。 又有泅水捕魚者，丹須蓬發，竟沒水中，與波俱起，口嚙手捉皆巨魚也。 ”[2]998他們仍保持著原始生活習俗，以魚網蔽身，以船為家，“日食生螺”，飲食較為粗放。

　　同時明代滇池周邊還有“撒彌”人。 “撒彌”和“普特人”之間是什么關系呢? 尤中先生所說有一定道理。 實質上，“撒彌”是今云南彝族的一支，“ 普特”又是“ 撒彌”的一部分，分布于滇池周圍[3]216。 (天啟)《滇志》載：“撒彌羅羅，滇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拙于治生，居山者耕瘠土……濱水者浮家捕魚。 ”[2]995(道光)《昆陽州志》：“撒彌，其類舟居，世業漁為生。 ”④結合(景泰)《云南圖經志書》所載“撒彌羅羅亦羅羅之別種”之說，“普特”即是“撒彌羅羅”中以漁為生的部分，近山地者則以販賣薪柴等為生。 近代昆明東郊仍有一部分彝族稱為“撒梅”，即“撒彌”[3]216。 清代尋甸州亦有撒彌分布，《尋甸州志》載：“撒彌羅羅，或因水而漁，任力供給，(黃)昏不息。 ”⑤

　　明中后期，在“移民就寬鄉”政策的實施下，明政府通過組織“民屯”，大批江南等地漢族人口遷入滇池地區，改變了滇池地區原來的人口分布結構‍‌‍‍‌‍‌‍‍‍‌‍‍‌‍‍‍‌‍‍‌‍‍‍‌‍‍‍‍‌‍‌‍‌‍‌‍‍‌‍‍‍‍‍‍‍‍‍‌‍‍‌‍‍‌‍‌‍‌‍。 經數百年的民族遷徙和融合，原居滇池湖中以漁牧而生的“普特人”逐漸與漢族融合。 (道光)《昆陽州志》：“撒彌，其類舟居，世業漁為生，習漢語而聲音仍舊，衣服婚姻與漢人近。 ”⑥羅養儒亦記載：“在光緒初年，滇池畔之碧雞山下尚有此一夷族。 ”至民國時期“今則無矣”[4]。 可見這一族群其在語言和服飾上與漢族日趨相近，但近水打魚的特征仍有保留。

　　人們視普特人這種入水徒手捕魚的本領為“奇技”。 《使滇雜記》載：“游龍王廟，觀漁人打魚，寒天入水，浮波上下，口嚙手捕，皆巨魚。 撥刺鮮鱗，即時充饌。 ”[5]“漁人”應指的就是普特人。 寒冷時節，普特人不畏嚴寒，手口并用下水捕魚。 又有清代云南竹枝詞《普特》寫到：“一葉扁舟蕩槳斜，天隨蹤跡慣浮家。 碧雞山下看奇技，手持巨魚出浪花。 ”[6]生動形象地再現了普特人入水捕魚的本領。 方孝標也描述了其在滇池上所見，《游昆明池記》載：“菰蒲、荇藻、魚罾、鮫舍遙相送迓。 ”他在滇池上與普特人有一面之緣，“旁有小艇，載一人來迎。 云其人僰種，善泅水求魚，無不獲，人呼為龍王”[7]。 直到晚清民國時期滇池依然有專以漁業為生的撒彌人，“人有撒彌，俗呼打魚子，其類舟居，世業漁為生”。 ①上文所說的“人呼為龍王”就是這一類人，推測其與當地漢族可能逐漸融合，以農耕為主，但是捕魚的習慣依然有保留。 而隨著滇池水環境的變化，現今分布于昆明東郊的撒梅人基本無有以捕魚為生者。 其從滇池沿岸遷移至今主要分布區的時段并不長，應是從嘉慶年間始，約200年左右，其生計方式的改變亦是從那時起逐漸形成[8]。

　　明清至民國時期滇池西岸分布有較多漁民。 《徐霞客游記》載：“(西山龍門)抵山麓，有村氓數十家，俱網罟為業。 村南即龍王堂，前臨水海。 ”[9]太華山下滇池西岸龍門村，又稱山邑村，村民以捕魚為業。 另外，明代滇池西岸的大小鼓浪山麓下也是漁人聚居區。 (天啟)《滇志》載：“沿滇池而南曰大鼓浪山、小鼓浪山，漁者居之。 ”[2]71(民國)《滇池紀游》載：“由羅漢山而南行十里有大鼓浪山，山麓多泊漁舟，又十里有小鼓浪山，山麓多住漁戶。 ”[10]“大小鼓浪山”位于何處? 據(正德)《云南志》中載有“滇池中有大小臥納二山”，楊慎《云南山川志》中亦記載為“大小臥納二山”[11]。 民國時期亦有“滇池中有大小臥納山等名勝”的記載[12]。 “鼓浪山”應是臥納山，二者音相近而記載有誤。 此處所說的“大、小鼓浪山”位于滇池西岸富善村附近，即今高峣至海口公路的西側，“鼓浪”曾又寫為姑郎。 ②

　　(二)烏江流域的水仡佬和冉家蠻

　　烏江流域少數民族分布眾多，漁獵經濟在其經濟生活中占有較大比重，這包括有水仡佬、冉家蠻等。 余慶、施秉等地有水仡佬，又名為擾家，是徒手捕魚的高手。 舒位《黔苗竹枝詞》記載：“擾家捕魚魚欲愁，占得煙波老未休。 只道誅茆山上住，誰知結屋水中洲。 ”[13]3537這些水仡佬寒冬亦能入水捕魚。 作者自注：“余慶、施秉等地有名擾家者，善捕魚，雖隆冬亦能入淵，故名水仡佬。 ”類似的記載還有如“捕水誰似擾家奇，水獺前身未可知。 摸得鯉魚長尺半，淺冰河里探頭時”[13]3568。 水仡佬慣習水性，入水捕魚是其與生俱來的本領。 另外還有臨水而居，以漁獵為主的冉家蠻，集中分布在沿河、印江和思南等地。 所謂“冉家蠻，在思南府之沿河司，喜漁，好打獵，得魚蝦為美食，俗與蠻人通”。 又有詩云：“沿河司下有而家，性與蠻人兩不差。 捕獵深山誠共好，美食從來尚魚蝦。 ”[14]烏江流域地勢地貌較為復雜，水資源零散分布，走向變化大，當地民眾很難照搬平原地帶規范的漁具和捕撈方式獲取水產，只能從事分散的小型漁業生產，捕獲魚類作為重要的食物來源。

　　(三)其他區域漁民群體的分布

　　在長江上游的部分湖泊周邊也都分布有一定的漁民群體。 明《蜀中廣記》卷三十四記載：建昌南部的少數民族就包括有邛海邊的“漁人”。 他們以捕魚為業，范守己的《九夷考》對其婚喪嫁娶生活習性有簡略的記載，“其人傍邛湖居住，男晝夜泛舟取魚，女負籠入市。 婚姻自相嫁娶，聘用布匹。 酒食以豬羊泡酒飲之，死葬以棺燒埋，清明日祭掃”‍‌‍‍‌‍‌‍‍‍‌‍‍‌‍‍‍‌‍‍‌‍‍‍‌‍‍‍‍‌‍‌‍‌‍‌‍‍‌‍‍‍‍‍‍‍‍‍‌‍‍‌‍‍‌‍‌‍‌‍。 ③清代邛海邊仍有大、小漁村，漁村夕照還是“建南十景”之一，“水上生涯樂，人家近海門。 相看成錦句，返照入江村。 曬網堪追影，停舩尚負喧。 待看春晚飲，帶月笑言言[15]”。 另外，馬湖湖中有山體，其上居住有漁民，“上建海龍寺，附近居民數十家以佃漁為業”[16]150。 嵩明嘉麗澤周圍以漁業為生的民眾尚有一定數量，(民國)《嵩明縣志》載：“嘉麗澤為產魚最多之地，故業漁者集中于嘉麗澤一帶。 ”④當時嘉麗澤沿村以捕撈魚蝦為生者數百人，漁船幾十只[17]140。

　　明清至民國時期文獻中對居住于長江上游地區河流沿岸的漁民記載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分散居于河流沿岸。 如(同治)《宜昌府志》記載：歸州，“近江者半為漁”[18]428，巴東地區亦是如此。 民國時期“宜昌縣屬瀕臨長江兩岸達200余里，上接秭歸下迄宜都，為鄂西唯一產魚之區，(抗戰之前)兩岸農民及專業漁人從事捕魚生計者不下500余戶，間接賴以生活者不下數千人”。 ①在萬縣亦是如此，“萬縣附郭河溪，產魚甚富。 瀕江漁戶頗不乏人”[19]57。 嘉陵江靠岸由朝天門、千廝門到臨江門一帶江面浮著約幾百家漁舟[20]41。 另外，在一些江邊平壩或江中小島上也會集中分布一定數量的漁民，②如三峽地區平善壩。 平善壩是三峽地區水流平緩之段，魚群不論是上行或下行都得在這里產卵親配，自古即是三峽中的天然漁場，所謂的“起汕”多就是前往平善壩捕魚。

　　二、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地區漁民的生計方式

　　漁民的日常經濟活動以捕魚為主，除此以外，捕撈水中的其他經濟動植物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 在捕撈過程中，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分工合作，故而女性在日常生產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受捕撈工具與技術水平所限，遇到大規模的魚汛或者是捕撈大型魚類如鱘魚時，就需要漁民群體之間的合作，這在三峽地區尤其明顯。

　　(一)以捕魚為主業

　　漁民生計來源中捕魚是一大宗，《涐江竹枝詞》：“家住瀘江江水頭，一家一個舊漁舟。 縱橫水面田千頃，收得魚苗半是秋。 ”[13]3486(道光)《寧遠府志》即說：“邛海岸上大、小漁村，皆水上生涯，捕魚為業。 傍晚漁歌互答，燈火相映，乘月捕魚，曉方泊岸。 ”而(民國)《西昌縣志·藝文志》中《詠漁戶》詩也說到：“大小漁村福自然，深潭綠水有根田。 不用犁鋤收獲早，醉飽無憂自晝眼。 ”可見邛海大、小漁村漁民專事漁業。 這在民歌中亦有反映，《邛海漁歌》：“打開前門是邛海，公公拿的青絲網，打得大魚拿去賣，全家老小靠海活。 打開后門是瀘山，媳婦拿的釣魚竿，打得小魚拿去煎，多打魚兒渡難關。 ”[21]馬湖漁民居住在湖中小島上亦是如此，“附近居民數十家以佃漁為業”[16]150。

　　漁民將捕獲的鮮魚自行售賣，正所謂“紅肥滿市腥”[22]195。 一些名貴的魚類更是成為搶手貨，如長江三鮮之一的鰣魚在宜昌東湖地區有分布，劉士璋描寫到“ 繯網銀鱗新上市，西陵五月賣鰣魚”[23]325。 也有一般魚類如鯉魚，“網里鯉魚兜，賣與客船上”[24]。 售賣方式或是就近兜售給行船的船客，此種售價相對便宜。 清末日本人山川早水坐船行至金堂、雙流，見“江上有漁舟經過，叫停住，買一尺左右之大魚數尾，價每尾不過百五—卜文，便宜得驚人”[25]。 “(新灘)此處漕口至狹，兩輪不能并駛或對過，必須相讓，視他輪開后始得上下，故常有輪在此拋錨候船。 漁舟借此機會兜售鮮鱗，價極廉，惜味欠佳，土人即以挽輸、售魚為生，多不事耕種”[26]。

　　除了沿江自行售賣外，部分漁或會被轉賣給魚販子。 亦有漁民“捕獲魚后沿街喚賣”，③尤其是一些暢銷魚類，如金線魚、細鱗魚等，為了新鮮“漁人捕得輒入城出賣之”。 ④《成都通覽》中所繪的“賣魚擔”圖反映了成都街市上漁民賣魚的情景[27]402。 其光腳、短褲的打扮乃是長期與水打交道的裝束。 另外，其肩上所擔挑的魚簍，形似甕壇，也頗為形象。 最直接顯示其身份的則是掛在擔子上的一條魚兒了。 除了游街售賣，漁民還有擺攤售賣。 民國時期滇池草海漁民捕獲魚之后，或盛以木盆而售諸市，每日數量在數百斤之多。

　　(二)兼業其他

　　捕魚雖是漁民的主業，但也有兼業其他者，“昆池為產魚最盛之區，濱湖居民十之九以漁為業”[28]。 這里所說的漁民應該包括非專業漁民。 “滇池漁業中分為專業漁民與兼業漁民。 專業漁民自備漁船，在岸上無農田，以每日所得購買食糧，兼業漁民多為農民，在岸上均有田地，閑時捕魚”[29]。 這二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專業漁民陸上并無居所，以漁船為家。 兼業漁民則在岸上有土地，居住于岸上，既打魚又種地，灘涂沙洲之地乃是田地之所在。 正如蔡馨在《舟抵河泊所傍晚登岸見昆池漁火》所描繪的：“村落二三依島嶼，桑田回繞伴沙洲‍‌‍‍‌‍‌‍‍‍‌‍‍‌‍‍‍‌‍‍‌‍‍‍‌‍‍‍‍‌‍‌‍‌‍‌‍‍‌‍‍‍‍‍‍‍‍‍‌‍‍‌‍‍‌‍‌‍‌‍。 岸頭晚醉欣乘月，指點漁燈上小樓。 ”[30]184 楊復元在《小漁村》又有載：“網收山雨過，露下稻花香。 ”[30]76 陳德齡在《東湖漁唱四景》說：“雨霽東湖柳暗煙，家家爭放打魚船。 插秧歌繼漁歌起，和出江城五月天。 ”上述幾項記載均反映了兼業漁民既從事漁業，又進行耕種的情況[30]190 。

　　除了魚兒以外，河湖中的蝦、青苔、海菜、茭筍既能成為漁婦們手下的美味，也是一筆不錯的收入。 邛海水生植物眾多，《建成竹枝詞》記載：“漁婦相邀放棹來，紅蝦撈罷又青苔。 大灣風起晚潮闊，裝得滿艙菱角回。 ”[13]3479民國時期邛海的水生經濟動植物產量有詳細的記錄，“其他水產計有菱筍360斤; 菱角480斤; 蓮藕180斤; 荇菜600斤; 西亞菜600 斤”[31]。 “菱筍”即菰，又名茭白，亦可藥用。 “荇菜”別名水葵、水鏡草，嫩莖涼拌食用，亦可入藥。 滇池內水生動植物亦較為豐富，其中以螺螄、海菜花、蝦最為有名，“滇池漁獲物尚有螺鰤、蝦蟹、海菜等。 螺鰤取獲尤多，恒見滿船載至篆塘河畔，敲去其殼取其肉洗凈而售諸市，每日入市之鮮螺肉數亦不少。 次為海菜，採取后多揉制成酢而售之，間有新鮮出售者。 蝦之獲取無多，除少數之鮮蝦外，大都暴干而售之，蟹甚小無以供食品者，僅兒童戲玩，故取尤稀”[28]。

　　除了出產可食用的水生動植物外，還有其他資源也為漁民們所利用。 如滇池中盛產的藻類用途甚多，可作為海糞，是肥料的上好選擇。 《續云南通志長編》：“除魚外，滇池中尚有水藻，經撈取后曬干成餅狀，用作肥田之用。 計每餅重五六斤，每百斤售價十元左右。 普通以個計，每百個可售價五十余元。 此項藻餅，一般農民呼為海糞。 因含氮豐富，故農民樂用。 在滇池中可自由撈取，亦有專門從事于此項海藻肥之撈取者。 ”[32]海藻的經濟產出對漁民的收入亦是一大補充。

　　(三)勞動分工與合作

　　以家庭為單位的漁戶，男女皆是勞動主力。 女性既要分擔生產勞動的任務，還要承擔家務活。 黃元吉在《漁家》載：“游人莫笑女兒家，記得生來近水涯。 海上盡教成蜃市，船頭也會弄魚叉。 放罾有暇還炊飯，補網無閑學繡花。 爺去賣驢誰做伴，且依鄰舫傍蒹葭。 ”[30]188漁船捕魚，難以獨立完成，需要夫妻合作。 漁婦撈苔，漁夫撒網打魚，《西昌竹枝詞》記載：“小漁村接大漁村，茭筍春來綠到門。 妾白撈苔郎撒網，朝朝相伴到黃昏。 ”[13]3456或是漁夫撒網，漁婆掌舵，明代詩人雷思霈寫到：“漁婦蕩尾槳，漁翁撒細網。 網得鯉魚兜，賣于客船上。 ”張鵬舉《東湖竹枝詞》亦談及：“妾弄輕橈郎理網，漁歌唱暖峽江秋。 ”[23]或是如邛海上，“其人傍邛湖居住，男晝夜泛舟取魚，女負籠入市”[33]。 漁夫晝夜捕魚，清晨漁婦則負責在魚市上售賣。 民國時期有人將此事稱之為家庭職業，“漁船當捕魚時，家人父子，一體動員，各勤其事，實一最有趣味分工之家庭職業”[34]。

　　遇到大規模的漁汛則更需要集體合作，這在三峽地區十分明顯。 每年三四月，下游的魚類逆流而上在三峽水域產卵，形成漁汛期，也是漁民捕魚的最佳時機。 明代文人劉升有在《鳴榔起汕》說：“三月春雨時至，水漲江渾，嘉魚蔽塞而下，漁舠云集舉網鳴榔，每舠日獲數十頭。 間有躍入舟中，霜刀雪落，堆積如山。 親朋置酒，高會頭汕、二汕以至三汕，殆無虛日，詩云蒸然汕汕即此。 峽口春濤涌，揚髻鼓鬣來。 躍舟翻素練，呷浪隱輕雷。 細剖銀絲膾，捄分匕首腮。 家家開夙甕，取次共啣杯。 ”[22]194“汕”是類似抄網類的漁具，漁人鳴榔即用長木敲打船舷，用聲音驅趕魚群，起汕期間漁獲頗豐。

　　(同治)《東湖志》記載：“峽江春深，桃花水漲魚隨波‍‌‍‍‌‍‌‍‍‍‌‍‍‌‍‍‍‌‍‍‌‍‍‍‌‍‍‍‍‌‍‌‍‌‍‌‍‍‌‍‍‍‍‍‍‍‍‍‌‍‍‌‍‍‌‍‌‍‌‍。 汕子萬艇，聚網取魚。 棹歌之聲，通宵不倦，亦峽洲諸景之一也。 ”清人龍為紀對此賦詩《思汕魚膾》：“煙雨橫江出畫圖，桃花水漲汕春魚。 宵傳棹里歌聲冷，曉掛船頭罾影疏。 ”[22]272又有《西陵竹枝詞》云：“西塞山前蓑笠斜，網魚不許下魚叉。 春寒得汕如家里，穩坐船中莫憶家。 ”[23]327這首詩也寫的是西陵峽的“起汕”。 三峽初春時節，起汕捕魚，漁民多是群體合作，通宵達旦，成為三峽的一道獨特景致。 豐收之后漁民們飲酒大肆慶祝。

　　三、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地區漁民的日常生活

　　漁民日常生活體現在衣、食、住以及業余愛好。 整體看來，漁民生活較為簡單，但也算悠然自得，在日常的生產生活當中形成了群體的興趣愛好并積累了一定的生產生活經驗。

　　(一)以船為舍，舟楫為宅

　　專業漁民以船為舍，舟楫為宅。 蘭茂寫道：“平生舟作屋，安兮水云鄉。 ”[35]楊慎的“主人湖上家，結舫水中居”[36]，反映了滇池漁民以船為舍的情況，所謂“依舟為屋住湖濱”。 ①滇池漁民所使用的是加幫船，也稱之為連家船。 連家船，船較大，載重較多，船中部的船舷上部加高防浪故名。 船有前后艙用于捕魚作業，中艙住人。 船上居住條件甚是簡陋，由于船體較小，睡覺時只能蜷曲而眠，所以有人把漁民侮辱性稱之為“彎犁兒”。 李士襄在《漁浦星燈》言：“處處成家舟作舍，時時酣飲網為耕。 ”[37]渠江上的漁民亦有居之水上的習俗，“船與扁子等妻室兒女團聚其中，《太平寰宇記》志達州謂有水居之民三千戶，此其遺風耶”[38]。 另有《灌口竹枝詞》云：“江為園圃艇為廬。 ”[13]3228這將以捕魚作為全部生計來源，整日在江上飄蕩的生活情境描寫得淋漓盡致。

　　除了以船為舍外，亦有漁民在湖邊修建小型的“魚舍”，“湖岸上常可見集聚之小型魚舍，為湖邊特殊聚落形態。 大致有漁船集中之處，始有此等魚舍之蹤跡，而以昆陽及河泊所湖岸所見最明顯。 ”漁民岸邊的住所極為簡陋，由茅草所蓋，稱之為“茅茨”。 因近海風大，茅草屋頂多須加用草繩勒住，以防大風將屋頂吹起。 至于墻壁，滇池漁民就地取材，利用螺螄殼筑墻，如同石頭堅硬。 蔡瓊《河泊所》載：“螺殼筑墻堅比石”，且漁家門口慣種植柳樹，所謂“水際幾家圍弱柳。 ”[30]182推測應有防風固岸之效。

　　(二)漁民的飲食

　　由于漁民終年在水上生活，難免受水中寒濕之氣的困擾，影響身體健康，俗有“魚上籃，病上身”之說。 飲酒能促進血液循環，可以起到暖身抵御寒氣之效。 漁民多有嗜酒的習慣，賣魚所得之錢用來買酒。 時功亮《昆明竹枝詞》記載打魚歸來的情景：“ 孫兒拍手忙攜去，三市街頭換酒歸。 ”[13]3618又有如彭山竹枝詞《漁》：“郎撐桂枻儂撐槳，得個魚兒對酒缸。 ”[39]128王叔承寫到：“郎今曬網桃花渡，奴把鮮魚換酒來。 ”[40]皆是描述此類情形。 喝酒與曬網是漁民生活中極為重要的內容。 因為傳統時期的網多用麻類纖維制成，浸水之后容易腐壞，為了保持其干燥性，故漁民常需曬網。 漁家的一日三餐中，魚應該是主要的菜品了，即是“漁舟宴海烹鮮食”。 ①漁家煮魚有其獨特之處即“江水煮活魚”。 《漁》：“腥風一派揚沙洲，欸乃聲從浪里流。 網得江魚江水煮，荻花深處系漁舟。 ”[39]13“1 江水煮活魚”是最淳樸的食魚方式，在河邊找石頭支鍋，尋些柴枝，魚一到手，投入沸湯，旋煮旋吃，調料無非是椒鹽之類，魚味鮮美無比。

　　水中的青苔、海菜花等水生植物則是漁民們日食的蔬菜。 《邊州聞見錄》記錄邛海漁民“以青苔為蔬”[41]。 滇池的海菜花是單子葉植物中的水鱉科，淡水水生，因其形似龍爪，故又名龍爪菜。 每年農歷6 - 8月開花，每個花蕾開花七八朵，花色黃白，花莖為線狀。 民眾把花莖連花蕾采摘后，曬干切細，再拌上紅辣子，制成咸菜，甚是可以作為商品出售，“漁婦撈取滇池中一種名為海菜之藻，腌以鹽加辣椒、米散等制為一種鹵咸菜，以之佐食，名曰海菜酢，亦有專制以出售者，每斤價二三角。 ”[32]海菜酢是滇池居民每餐必上桌的咸菜之一[42]。 新鮮海菜亦可熟食，或是做湯，味鮮美，有粘性‍‌‍‍‌‍‌‍‍‍‌‍‍‌‍‍‍‌‍‍‌‍‍‍‌‍‍‍‍‌‍‌‍‌‍‌‍‍‌‍‍‍‍‍‍‍‍‍‌‍‍‌‍‍‌‍‌‍‌‍。 明代記載其為“莼菜”，“產于州北之滇池。 上青下白，長丈余，季秋之月浮于水面，土人采而烹食之”[1]57。 此處的“莼菜”，實質即是海菜花。 道光年間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記載，滇池附近人們食用海菜“水瀕人摘其莖，食之”。 民國年間滇池仍然盛產海菜花，“海菜，綠藻類。 莖長四五尺，軟脆，粗僅如錢繩串，莖頂開花，有苞苞之，第苞出花四五朵，四瓣，色白，摘其莖腌藏，可為蔬。 縣屬滇池中最多”[43]每到六七月間，漁婦們用一根竹竿，頂端綁上一小節細竹棒，形成叉狀，在滇池水面摘取海菜，俗稱“扯海菜”。 摘海菜一人一天能摘取百多斤，也是漁民的一項收入。 滇池曾經盛產海菜花，至今因為水質原因，海菜花已不易見到。

　　(三)漁民的形象與脾性

　　由于常年在外水上作業的特點，加之日曬雨淋，漁民的外表體征也有一定特點。 民國時期美國人類學家尼利爾斯·奧斯古德描述了高峣村漁民的形象，“疍民的體質與陸地居民有一定差異，但這不是由遺傳造成的，而是由長期生活在船上日曬雨淋所致。 因為長期經受風吹雨打，疍民的皮膚一般比較黝黑。 疍民的腳趾多是張開的，不像陸地人的腳趾頭是并攏的。 這是因為滇池水面上風浪大，船經常搖擺不定，為了能站穩，他們必須赤腳，用趾頭抓住地板，故而年長日久腳趾多是分開的。 穿著上，疍民與陸地上的下等居民相同。 疍民總是給人一種衣衫襤褸的印象，隨時打著赤腳，褲子卷到小腿處，這是對水上生活的一種適應”[44]203。 由于常年腳都與水為伴，腳經水浸泡皮都變白了，“ 一雙赤足白如水，搖傍儂舟賣鱖魚”[13]3228。 身上則常年穿著蓑衣，戴著斗笠，打魚回家“日斜收網曬蓑衣”[13]3618。

　　漁民生活在江邊湖畔極識水性，老的壯的，固然不必說，就是七八歲的小孩，也能出沒波濤之中，這一般是習慣養成的技能，也有遺傳的因素。 可以說，他們過著“會走路就會游泳，會游泳就會捕魚”的生活。 除了水性好之外，漁民還要飽受嚴酷天氣的考驗。 往往洪水泛濫之際，首先遭殃的就是這些漁人。 正是因為漁民終日與水打交道，時常都有生命危險，性情上他們多是隨性、豁達之人，常有不羈行為。 《左綿陽竹枝詞》云：“朱唇粉面鞋高登，勾引漁郎好問津。 ”[39]75嘉陵江上的漁民們亦是也有此類行為，有時青年漁人們賺了錢還上岸到東水門一帶的下等妓院尋花問柳[20]。

　　漁民愛唱調子打發時間，自古如此。 滇池漁民一般唱調子大都在盛夏時節，舉凡蘆葦從中，草海水面，河溝草灘都有漁民歌聲飄出。 特別是風清月明之夜，漁船集聚之地，調子生更是此起彼伏。 不同的村子調子有些差異，故有“海菜腔”“酢草腔”等的說法。 ①蔣廷銓《漁舟晚唱》言：“滄浪一曲天初暮，又聽漁歌唱到家。 ”李從邕《東湖》亦言：“扁舟沽一醉，漫聽打魚歌。 ”[30]183反映的就是滇池漁民唱漁歌的行為。

　　漁家并不喜儲蓄，生活上多是講求及時行樂，也就更為悠然自得。 《建昌竹枝詞》載：“海濱村落半閑人，終日勲勲為惜春。 若問酒錢何處覓，無庸播種但垂綸。 ”[13]3438另外還有如“夏日炎天魚躍淵，漁人相賀得豐年。 綠波聲里呼圍網，漁婦村莊競攏船”，這首詩歌也展現了漁獲豐收之際，漁民們團聚慶祝的情景。 漁民生活樂觀，只要得了他們一天可以生活的魚量，就會收網。 他們相信打魚“不能過了分，因為這是殺生罪孽，能夠讓魚兒多活一天，自己也就可以多活一天”[20]。 漁民聚會除了豐收季節外，有的區域選擇每年農歷六月六日作為他們團結聚會的日子。 原因是六月天干水淺捕魚難，就定這天來聚會。 ②

　　四、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地區漁民的生存狀態

　　漁民以捕魚為業，稅課沉重，且由于長江上游地區灘險水急，捕魚難度大，漁民生活艱辛，所謂“魚鱉養生民鮮艱”[45]。 不僅生活困苦，漁民的社會地位也較為低下，為人所歧視。 長江上游地區的漁民生活雖然并不易，以水為居的生存環境，使得其仍然選擇了以漁業為主的生計方式。

　　(一)賦稅沉重

　　漁民稅課沉重，生活不易，這在長江上游地區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 汪元量在《竹枝歌十首》寫到：“白頭漁夫白頭妻，網得魚多夜不歸。 生怕渡官搜著稅，巴東轉柁向巴西。 ”[46]段縉《滇池歌》：“漁家輸課日茫茫，欲盡取之無遺類。 ”[30]179漁民多是日出而歸，日落而作，且由于水上漂泊，遇到惡劣天氣，常有生命危險。 除了繳納稅課外，漁戶亦常有官府差役‍‌‍‍‌‍‌‍‍‍‌‍‍‌‍‍‍‌‍‍‌‍‍‍‌‍‍‍‍‌‍‌‍‌‍‌‍‍‌‍‍‍‍‍‍‍‍‍‌‍‍‌‍‍‌‍‌‍‌‍。 文武衙門的差魚，亦由漁戶承擔。 “歷納漁糧稅課并認文武衙門差魚，各家置船捕魚之家必取妥保，方準在河捕差生活以供差務無紊”。 ③文武廟祭祀的魚亦由漁戶供奉和承擔，(道光)《貴陽府志》載：“把平漁戶供唇祭魚四十斤，千軍堡漁戶供秋祭魚四十斤。 ”[47]

　　蘭茂《風波漁叟》描寫了滇池漁民的生活：“一棹入蒼煙，江風晚更顛。 搖搖舡似葉，洶洶浪粘天。 蛟蜃能為患，魚蝦不值錢。 羨人平地上，燕作飽肥鮮。 ”[48]盡管終日忙碌，漁民生活卻艱辛無比。 滇池附近有這樣的民謠被傳唱：“養女莫嫁打魚郎，日日夜夜海中忙。 霜露鋪蓋滇池水，寒風惡浪出船艙。 披星戴月水中撈，一半粗糧合菜糠。 棕衣草席當被蓋，沒有魚蝦無口糧。 ”④

　　(二)捕魚難度大

　　不僅賦稅重，捕魚難度大也是長江上游地區漁業活動的顯著特征之一，尤以三峽地區最為典型。 三峽地區水急灘險，捕魚的難度極高，詩人徐世昌著有《捕魚行》一詩，展現了三峽漁民乘風破浪，捕魚糊口的艱險與不易：“新灘之險天下無，瞿唐以東稱畏途。 波濤壁立走雷電，下瞰疑是蛟龍都。 驟窺澒洞破心膽，坐觀笭箵成歡娛。 漁人取魚逐灘響，不勞烏鬼家家養”，捕撈如此不易，所獲也僅能“寧論鰋鯉與鰷鲿，百錢賤買充糇糧”。 ⑤歸州地區沿江有一半的居民以捕魚為業，但是“第江流太急，魚不常聚，故得魚不若東湖之易”。 巴東地區亦是如此，“漁人濱江亦有，但流急魚稀”[49]。 民國時期萬縣沿江也有一定的漁民群體分布，但由于“操術不精”，故僅能供給本地食用，尚不能大規模對外行售[19]。

　　三峽風浪急，漁民們捕魚多將漁船泊在石罅之間以避風浪。 明代詩人雷思霈《長橋》記載：“西塞郭洲腦，江漲如水磨。 漁舠藏石罅，系穩風不簸。 ”[49]民國時期外國旅行者亦發現長江邊捕魚的漁民常常以巖洞作為棲息之所。 1861 年由托馬斯·布萊基斯頓組建了“揚子江上游考察隊”，“抵達夔州之前，還要穿過一個不長的峽谷，叫做‘風箱峽’峽谷峭壁高聳，強勁江水沖擊出的巨大巖洞使得漁船能安然無恙地在其中躲避暴風和惡劣的天氣”，“在夔州時常可以見到帶著撈網的漁夫占據各個奇特之處，頭頂上石板突懸，形成天然的蔽身場所，為其遮風擋雨”[50]。

　　捕魚不僅艱辛而且有生命危險。 漁民們為了乞求平安和收獲，他們有自己的信仰。 巴蜀地區漁民的信仰就是“鎮江王爺”。 在每一雙船中，都有一個鎮江王爺的牌位或神像，平時小祭，到了每年一次王爺會的時候，那就是大大的集團開會而大祭[20]。 王爺會是長江上游地區沿江漁民及船民的民間信仰活動。 另外漁民們也有一定的禁忌和避諱。

　　(三)地位低下

　　三峽漁民是長江上游漁民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 如三峽地區平善壩居住的漁民世代以打魚為生，貧苦不堪，被人稱為“漁花子”。 由于經濟來源少，平善壩漁民想多掙點錢就要到山上砍柴。 有民謠曰：“有女不嫁小平善，不住茅屋蜷小船。 抽屜箱子全不要，只要一把快鐮刀。 ”[51]一首流行于三峽漁民中的民歌：“漁民苦，漁民苦，峽江漁民像鳊魚。 沒有房住鉆巖縫，沒有飯吃餓肚皮。 一生受壓又受欺，壓扁了身子壓彎脊”唱出了漁民生活的悲苦[52]。 漁民的社會地位很低，被人歧視，尤其是那些“慈悲善士”們總認為他們殺生較多，故有“打魚撈蝦、餓死全家”的咒罵和鄙視。 在出船捕撈時，也常遭惡霸、地痞的敲詐勒索等。 長江上游地區的漁民和其它各地的漁民一樣，由于與陸上居民生活生產習慣存在很大差異，所以多數漁民只能和漁民通婚。 漁民結婚時親朋好友鋪上草席喝酒慶賀，稱為“席子酒”。 ①正因為如此，近代隨著漁業逐漸受到重視，為了改變漁民社會地位低下的現象，故而有學者提出“且以魚類為人類必需營養，故漁民乃人類之造福者”之說。

　　五、結語

　　生存環境、資源狀況對于生計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個民族的生計方式是改造利用其所處自然環境的產物。 這也是當今人類學、民族學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 明清至民國時期長江上游水環境整體尚好。 在一些水生動植物資源較為豐富的湖泊，如滇池、邛海等水域，其周圍就分布著一定數量的漁民群體。 漁民們利用水中盛產的魚類和其它水生動植物得以維持生計‍‌‍‍‌‍‌‍‍‍‌‍‍‌‍‍‍‌‍‍‌‍‍‍‌‍‍‍‍‌‍‌‍‌‍‌‍‍‌‍‍‍‍‍‍‍‍‍‌‍‍‌‍‍‌‍‌‍‌‍。 而在江河水域，由于上游水流急、險灘多，捕撈環境較為惡劣。 只有在捕撈條件相對較好的江中小島、江邊平壩及沱灣處集中有一定漁民群體分布。 長江上游地區民眾運用他們的生存智慧，高效地利用了河流湖泊賦予他們的資源。

　　區域環境的改變會影響到區域內居民的生計方式。 最明顯的就是，水環境的改變使得魚類資源數量減少，從事傳統漁業活動難以維持日常生活，原本從事漁業的漁民則會選擇上岸，改行從事其它職業。 可以發現在滇池、邛海地區的地名錄中，許多原是漁民群體的聚居之地，現僅存其名。 伴隨著人工養殖業的發展，從事江河捕撈業的漁民選擇改為從事人工養殖業或者從事農家樂休閑觀光、釣魚等服務業。 資源的變化會引起群體生計方式的變化，這種變化又適應了群體所利用并依賴的自然資源的變化。

　　現今由于長江魚類資源衰退日益嚴重，2019年國務院頒布了長江禁漁令，規定自2020年1月1日起，長江實施長達10年的全面禁漁制度。 為此，落實10年禁漁制度利國利民，必須立場堅定，執行到底。 具體到長江上游要統一執法確實存在諸多困難，前期對長江上游的傳統漁業研究欠深入，相關的記載過于零碎和錯訛，展開類似的田野調查難度大、成本高，導致此前的認識有盲區。 這不僅是對研究者的挑戰，也是對執法部門的挑戰。 歸根到底，則需要落實到因地制宜這一要點上，要落實禁漁執法，就需明辨執法對象。 有關執法部門有必要借助現代的通訊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對有漁業經營的人員及時編造信息數據，并將這些數據落實到國家行政當局，并動員群眾廣為宣傳有關政策和法令，使相關人員有所警惕和規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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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劉文征.(天啟)滇志[M]. 古永繼，校點.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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