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識是社會實踐的產物，知識生產方式反映并形塑著社會秩序。近代知識生產模式建立在機械自然觀的基礎之上，是對自然的分割、操縱和征服，最終造成了生態危機。二十世紀末興起的知識生產民主化，賦予自然以代理人，使自然的利益輸入到知識生產決策中，并使之占據重要地位，完成了自然觀變革。這種變革不僅是一種理論轉向，而且一方面通過對教育影響，引導人們樹立生態意識，具有生態情感，認識到生態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基礎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對公共政策知識生產和實施的影響，使公共政策目標和行為聚焦于自然利益和環境保護，落實生態文明秩序建設。因此，知識生產民主化有利于生產出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知識、形成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的責任意識，促使知識生產者從知識走向行動，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關鍵詞：知識生產民主化生態文明建設自然觀

　　生態文明論文投稿刊物：《中國生態文明》(雙月刊)，創刊于2013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主管，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中國環境出版有限責任公司主辦的綜合性期刊。

　　近代以來，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知識成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根本動力，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便利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威脅著人類生存。人們發現，知識生產過程不是絕對客觀和中立的，而是蘊含著自然觀，對社會秩序的建構和形塑產生著重要影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公眾參與科學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科學知識生產民主化，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方式。它不僅是對不斷揭示的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科學知識應用的風險性、公眾對科學日益不信任的反應，而且是認知方式的一場變革，是時代的產物，對生態文明建設將會產生重要影響。

　　一、知識生產民主化中的自然觀變革

　　知識生產成為一種獨立的職業，是近代社會形成過程中的產物，知識具有了顯見的社會功能，知識生產者開始依靠知識生產進行謀生和獲得社會地位，它反映了人們認識世界方式和社會發展觀念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近代科學建構起了真理性和客觀性的形象，先后與宗教、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發生沖突，并獲得勝利�？茖W知識成為知識的代名詞，科學知識生產方式成為知識生產的典范，它蘊含著近代以來人們所持有的自然觀。近代科學知識生產方式，使得古代社會中對普遍必然真理的追求[1]轉為對局部現象的可重復性驗證，“自然”成為知識生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自然”不再是自然界中的自然，而是實驗室中的自然，它首先是被分割的自然，是從特定的情景中分離出來、盡量避免外部干擾([2]，p.83)的自然，以便于它在實驗過程中能夠得到孤立、強化和控制。其次是被建構的自然，是為了滿足實驗條件而對真實自然現象的選擇、調整和重構，[3]成為標準化、程序化和可視化的自然，以便于在實驗過程能夠被觀測、記錄和重復。再次是被忽視的自然，自然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止于實驗過程，實驗數據得到采集之后，自然便隱退了，知識生產者根據預期目標對實驗數據進行優劣判斷和篩選，[4]以便于知識生產結果能夠得到已有的同行承認的相關知識的支持，[5]與它們形成聯盟，產生知識的集體辯護，更好地抵抗外界的質疑和介入能力。

　　在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中，“自然”是一種被操縱的工具，沒有自身的價值，它是否能夠得到尊重和維護依賴于知識在社會中運用的情境性和建構性。知識在實驗室的生產過程，是在一個具有嚴格約束條件的人工環境中的進行的，知識效用的發揮就只能在這種環境中進行。于是，知識在社會中的應用，成為“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設備從實驗室向‘外部’世界的轉移”過程，[6]即對外部世界進行重構。自然界中真實的自然在知識的應用中，也被分割、建構和忽視了。無論是在實驗室內部還是外部，“自然”都成為了人工的建構物和奴役的對象，成為滿足人類經濟利益的犧牲品。

　　知識生產和應用越廣泛，對自然的剝奪和侵害便越廣泛。二十世紀中葉起，在人類歡呼慶祝知識的偉大成就時，生態危機隨之而來。人們很快發現，春天不再是鳥語花香而變成了寂靜一片、在人跡罕至和沒有害蟲的北極阿拉斯加海岸出現了DDT殺蟲劑，[7]大自然在悄悄發生著變化，并在隨后的半個多世紀中，自然本身的秩序出現日益嚴重的紊亂，環境對人類經濟發展、身體健康的負向影響日益顯著。

　　與此同時，近代知識生產方式受到了人們的重新審視和質疑�？茖W史研究發現形而上學因素在科學革命時期發揮著重要作用，實驗室研究發現利益、權力在日�？茖W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知識生產中的網絡性、情境性、地方性得到多維度揭示，知識生產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客觀的、價值中立的行為，而是一種基于實證主義的知識壟斷行為和對地方性知識和日常經驗知識的殖民行為。知識的合法性不再基于實驗方法而轉向公眾參與，參與研究成為起源于第三世界國家并迅速擴展到歐美國家的新知識生產方式，知識民主在20世紀90年代初應運而生[8]并在全球得到持續關注和實踐。[9]

　　知識民主包括知識生產民主化、知識傳播民主化和知識應用民主化，后兩者主要涉及知識分配，但是在當代知識社會中，知識分配與知識生產是共生的，一方面，人們對未來的想象“通常受到他們專業知識的限制”，[10]知識分配的多少影響著知識生產中的視角和觀念;另一方面，知識生產通過對自然和社會中的事物的排列組合、解釋和表達方式確立著新知識的使用規則和分配方式，知識生產決定了知識分配。[11]從社會發展角度和新規則的確立角度看，知識生產民主化能夠代表知識民主中最核心和最具有革命性的內容，它對知識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論產生了重要挑戰，[12]改變著人們的認知觀念和思維方式，轉換著“自然”在知識生產中的地位。首先，知識生產民主化擴大了知識生產主體，使得“自然”具有了代理人。

　　近代科學思想來源于古希臘和中世紀哲學傳統，仍然保留了知識形式有高低之分，知識生產是有閑暇的紳士自由追求真理和認識上帝的過程，與社會應用無關。[13]但是，科學知識生產出來之后，以其社會有效性迅速進入到社會應用之中，“伽利略和雷奧納都自稱會改良大炮和筑城術，因此獲得了政府職務”，[14]科學知識在社會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到20世紀成為國家予以支持的重要事業，科學知識的公共性凸顯，科學知識生產成為一個公共空間，需要按公共領域的的規范進行知識生產活動。[15]

　　然而，知識具有高低之分的觀念，仍然被保留了下來，科學知識以超越其它知識的姿態被廣泛運用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科學知識生產方式中的優勢得以最大程度的發揮，但是其不確定性和負面性影響也突出暴露出來，引起人們對它的質疑。知識生產民主化對“誰進行生產”的問題重新考慮，([8]，pp.121-131)即重新審視知識生產主體的資格，公眾被納入進來，因此，尊重和關愛“自然”的行動者能夠參與到知識生產中，代表和維護自然的利益。其次，知識生產民主化把知識生產中科學共同體內部個人間的競爭機制，轉換為多元異質主體間的磋商機制，使得“自然”利益能夠輸入到知識生產決策中。民主的起源和發展都首先是一個實踐問題，是為了保證公共領域中人人平等。

　　知識與民主的聯姻是隨著知識成為公共決策和權力分配的基礎而發生的，知識作為一種結構性權力，能夠“成功地在社會結構中塑造新的偏好”，[16]知識生產民主化不是科學家能夠更好地說服公眾，而是認識到科學家和公眾之間只是存在認知分工和方式的差異，但是不存在認知高低上的差異，他們掌握兩種不同的知識，“科學專家掌握的是理想化、一般化和標準化的形式知識，公眾掌握的是地方性的非形式知識”;[17]不是僅僅擴大知識生產主體，而是把公眾知識輸入到決策中，[18]是知識生產中從對個體天賦和能力的強調轉移到對多元主體視角和方法的強調，突出了知識交流和磋商的過程。社會科學知識、人文知識、地方性知識、日常經驗知識都能夠進入到知識決策的磋商過程之中，“自然”在知識生產過程中不僅有了代理人，而且使得“自然”的利益能夠進入到決策當中。

　　再次，知識生產民主化把知識生產的目標從對普遍性和可重復性知識的追求，轉化為對地方性和穩健性知識的追求，突出了真實社會環境對知識生產與應用的制約和知識生產目標的人本化轉向，使得“自然”利益在知識生產決策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近代科學放棄了古典知識對普遍真理的追求，轉向對特殊現象的研究，通過高度人工化、理想化的實驗裝置，建立起特定條件下特定事件之間的相關關系，追求在嚴格約束條件下的普遍性和可重復性，它雖然“無法直接證明自己的真理性”，但是它憑借各種實驗手段和設備“有能力讓懷疑者和異議人士保持沉默，從而間接證明自己的真理性”。[19]科學知識從此建構起了價值中立性和具有自身發展邏輯的形象，成為蓄水池中可以被作為任何用途的水。

　　但是，當人們把眼光從實驗室轉移到社會時，把知識生產者還原為真實的有思想感情和文化背景的人時，知識生產中蘊含的本體論承諾便顯現了出來，知識自身發展的邏輯只是其蘊含的價值觀發展邏輯而已。知識生產以服務于經濟發展和轉化為效率更高的技術為目的，物質利益的無限追求和效率觀成為知識發展的邏輯，知識有力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現代化，但是也造成了現代性危機，資源匱乏、環境破壞、人類精神萎靡、文化衰落等問題困擾著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并沒有帶來人類幸福感的增加，知識生產的目的需要得到重新審視。知識生產民主化放棄了對普遍性真理的追求，強調知識生產的實踐性和地方性，重視知識生產的社會目標和人本性，堅持多元主體參與。潔凈的水、新鮮的空氣、宜居的環境是當代社會發展和人類幸福的根本保障，([20]，p.36)“自然”的利益在知識生產決策中的重要性日益重要，處于決策中的優先地位，生態維度成為知識生產合法性的重要維度。

　　二、知識生產民主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影響路徑

　　知識生產民主化中蘊含的自然觀變革，不僅是一種理論轉向，而且通過教育和公共政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傳播和秩序建構產生影響。教育是培養人的事業，它以知識傳遞為顯見特征，但是其背后隱藏著對受教育者認識論的規訓過程。知識生產民主化作為一種新的認知方式，通過改變受教育者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解決問題的方案和程序等，影響著他們的自然觀和生態文明建設理念。首先，知識生產民主化要求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一體化，培養人的綜合思維能力，尊重自然的規律與價值。近代科學知識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有用性，成為所有知識的典范，教育成為科學的附庸，教育的合理性依附于被教授的知識是否有助于產品生產，教育的價值被異化為經濟價值和實用價值。這種被科學包裹起來的教育，知識的有用價值凌駕于人文價值之上，只有從經濟目的和功利視角出發，才被認為是合法的教育，科學與人文的分離不可避免，科學教育成為教育的核心和支柱。

　　知識生產民主化承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地方性知識和日常經驗生活知識在解決問題、社會發展和人的幸福中的有用性和重要性，是對教育和人的再發現，教育重新回到培養人的事業，實現從知識教育到文化教育的轉變，[21]教育不僅是傳遞知識，更重要的知識的意義和價值的探討、是對綜合思維能力的培養，強調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同樣不可缺少，“自然”不再作為實驗室中被操縱的結果被認知，而是作為人類的母親被尊重和感謝，生態意識在教育中被生成和培養。其次，知識生產民主化使得教育從以“教”為中心轉向以“學”為中心，磋商成為教育的核心活動，自然的價值得以呈現和突出。

　　近代知識觀確立了科學知識的真理性和客觀性形象，認為知識是等待被發現的真理，教育成為了以課程為渠道、以科學方法為標準的自上而下的知識灌輸活動，放棄了對人的反思和追問。知識生產民主化承認知識生產中的認知方式、知識結構、經濟資源、權力網絡等社會因素在知識生產中的重要作用，認為科學實驗本身并不能單獨決定最終的知識生產結果，實驗數據和之前的信念共同決定了知識生產結果，[22]自然、文化、器具、環境等都是知識生產中的行動者，它們之間彼此轉譯，[23]共同決定著知識生產結果。“自然”與社會不再二分，“自然”不再是人所奴役和控制的對象，而是能動的行動者，其價值得到呈現和突出，知識是異質行動者之間在自然和數據的基礎上磋商形成的結果，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尊重其它行動者的基礎之上的磋商和學習，教育成為受教育者積極參與的、以“學”為中心的、尊重“自然”的培育人的過程，“自然”成為知識生產的內在維度，生態情感在教育中被養成。

　　再次，知識生產民主化引導教育走向情景化學習，“自然”在知識生產中的限制作用受到認可和遵循。近代知識觀建立在機械論基礎之上，認為世界是一座大鐘，人們“像鐘表匠拆開鐘表那樣研究自然”，[24]自然不再必然是整體，而是可以拆分為不同的零部件;知識生產不再是古典時代對整體自然的研究，而是對切割的自然的研究，并且切割日益精細，知識成為對微小零部件的操縱結果，教育成為對自然祛魅的、去情景化的、單純的對知識的分配和傳遞過程。知識生產民主化認為，在當代知識社會中，知識不同于數據和信息，后者與認知無關，是一個可以脫離情景傳遞的客體，而前者的轉移是一個在情景中發現和學習的過程。([2]，p.36)知識的每一次轉移，都是一次伴隨著情景的生成和建構，教育不是課程文本的傳遞和信息的交流，而是各種解釋和理解的交流，([25]，p.31)是一種持續和開放的對話，([25]，p.66)是在具體情景中對數據和信息的整合和建構的認知過程。情景是教育活動的基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必須與情景保持和諧一致實現教育的任務。“自然”作為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最重要情景，對具體教育活動施加著控制，生態環境的影響在教育中得到突出。

　　三、知識生產民主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知識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知識生產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受到社會發展的制約;知識自身的邏輯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二者相互碰撞，形成知識生產的模式。知識生產民主化既是知識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變革，也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革的要求，符合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將對對生態文明建設產生重要意義。

　　首先，知識生產民主化有利于生產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知識。知識是認知者對事物的一種反映，是“把紊亂不定的情景轉變成為更加在控制之下和更有意義的情景”，知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追求真理而在于控制和操作。[34]近代科學革命伴隨著資產階級誕生和工業革命同時出現和發展，知識的控制作用主要體現在增強軍事力量和促進產業發展，“知識就是力量”成為知識最具有號召力的宣傳語，知識生產得到產業界和國家的支持，知識的快速積累使知識生產者獲得更大程度認可和支持的依靠，知識生產者組成的共同體獲得了自治權，自主進行選題、研究和評價，不與外部進行交流，這反過來促進了知識生產的快速發展。[35]二十世紀下半葉，知識在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知識對社會的控制作用體現在方方面面，但是，傳統知識依靠少數人進行生產的弊端也日益呈現，生態環境破壞已經威脅到人類生存，知識生產必須為生態文明建設服務。

　　知識生產民主化認識到，知識“都是基于少數具有顯著特征的觀察結果(這些觀察結果不僅呈現著現在的特征，也反映著過去的特征)，用已有的理論進行形塑，再以書面語言進行修飾和固定得以成形的結果”，[36]不同行動者有不同的經驗、觀察和認知的方式，每一類主體都是基于自身背景對對象進行操控和得出結論，專家知識存在缺陷，公眾知識同樣不可靠，知識生產不能再由某一類人組成的共同體壟斷，需要通過民主化進行平衡和補充，形成尊重生態環境、有利于生態經濟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知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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