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娜·巴恩斯(DjunaBarnes)的現代主義代表作《夜林》(Nightwood)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巴黎、維也納及柏林等西方現代都市為背景，通過刻畫晦暗怪誕的城市景觀與迷茫墮落的都市人展現了現代都市廢墟景象。本文擬借助城市書寫理論，對作品中以馬戲團、喜劇院為代表的都市異質空間以及都市漫游者的生存狀態進行剖析，并指出小說中勾勒的城市景觀并非空洞的故事容器，而是狂歡的都市符碼，形成空間隱喻，與作品中精神荒蕪焦慮的都市人融為一體，共同呈現了一個精神癱瘓的城市荒原，從而揭示巴恩斯通過城市書寫傳達的現代性批判以及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憂思。

　　關鍵詞:《夜林》;城市書寫;城市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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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美國作家朱娜·巴恩斯(1892-1982)的代表作《夜林》被奉為20世紀現代主義小說中的經典之作，作品對現代人生存狀態的書寫以及創作技巧的實驗革新對后世諸多作家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奠定了巴恩斯在現代主義文學史上的地位。歐美文壇領袖T.S.艾略特(T.S.Eliot)對該作推崇備至，專門為之作序，稱贊該作具有詩性的語言、散文式的風格、音樂的韻律，是一部反映人類疾苦的具有普世意義的現代主義力作。迪倫·托馬斯(DylanThomas)也稱贊《夜林》為“女性撰寫的最偉大的三部散文詩之一”[1]ix。

　　國外對《夜林》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研究視野多元，主要集中于女性主義、敘事美學及主題研究等方面。就女性主義研究方面，許多學者認為《夜林》是對西方社會女性被邊緣化的社會地位的批判;在敘事美學方面，學者們多認為小說中大量的敘事并非僅作鋪墊，同時是“對文本的自我生產理論的一種部署”[2];同時，《夜林》被認為是一部怪異的、反映普遍人性的超自然小說。

　　國內對《夜林》的研究方興未艾，學者們對該作的研究多集中于現代性、性別研究及生存狀態等方面。如：尹星認為，《夜林》挖掘了“被現代理性鄙夷的邊緣群體的歷史和命運”[3]149，體現了巴恩斯的現代性批判;申富英認為，《夜林》中對兩性關系的探索及對第三性的刻畫體現了“超前的女性意識”[4]72，同時她認為該作也探索了“人類在‘人性’和‘獸性’之間游移的‘中間’狀態”[5]69。綜上所述，截止目前，國內外尚未有學者對《夜林》中的城市書寫進行專門研究，但是城市是該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作品中城市書寫的研究對于進一步解讀作品具有顯著意義。城市書寫屬于空間批評理論范疇。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亨利·列斐伏爾(HenryLefebvre)便開始關注城市的社會屬性，指出“城市可以從語言學的概念，如：能指、所指、指涉關系和意義層面解讀城市，因此，城市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個獨特、具有各種價值觀念、由符碼指涉關系及其意義所形成的系統”[6]114。

　　到了90年代，一批歐美學者開始關注文學文本中的城市研究，多注重文學中城市的社會文化指涉蘊涵，如英國學者邁克·克朗(MikeCrang)指出，文學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城市或都市生活的精準描述，重要的是都市的符號意義以及都市景觀的象征意義”[7]50。因此，城市書寫研究主要是對文學文本中的城市社會文化內涵進行研究，因為“小說中城市書寫不僅僅是對景觀的展現，而是社會文化符碼的記憶，是將城市理念、城市記憶、社會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構成一個有機體，在景觀選擇和組織中賦予更深的歷史文化內涵，賦予更深刻的社會意義”[8]113。

　　城市書寫是《夜林》一書的重要方面，故本文擬對作品中以馬戲團、喜劇院為代表的城市景觀以及都市漫游者的生存狀態進行剖析，挖掘小說中的城市空間意義，指出作品中城市地下世界并非空洞的容器，而是狂歡的都市符碼，與虛無迷茫的都市邊緣人融合，呈現了現代都市荒原景象，進而揭示巴恩斯通過城市書寫傳達的現代性批判以及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憂思。

　　一、城市的異質空間：狂歡的都市符碼

　　《夜林》主要的故事背景交叉設置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巴黎，勾勒的多為位于盧森堡公園及蒙帕納斯等地區的馬戲團、喜劇院、咖啡館及酒吧等文化娛樂場所。主人公們頻繁出沒于此，縱情于此處放蕩不羈、墮落頹廢的夜生活。文學文本中的城市是“一個獨特、具有各種價值觀念、由符碼指涉關系及其意義所形成的系統”[6]114，它“如同文本一樣，是一個符碼系統，文本中的每一個符碼代表城市中的街道建筑、景觀場所、河流橋梁和市政機構等等”[8]132。作品中頻繁出現的馬戲團、喜劇院等景觀場所荒誕無稽，等級模糊，匯集了都市里的三教九流，如同是精神錯亂的異質空間，它們是狂歡的都市符碼，賦予了巴黎這一城市文本豐富的意義。

　　故事中喜劇院以荒誕滑稽的歷史劇的通俗藝術形式模糊了表演與現實、尊貴與卑賤之間的界限，給予觀眾有別于現實生活的戲劇體驗，使其置身于狂歡之中。在這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頭銜與稱號，如“娜達公主、翁·廷克伯爵、布福國王、卜羅德·巴克公爵夫人”[1]13，通過換裝與表演，他們戲仿國王的加冕儀式，似乎擁有權力與地位，可他們卻又身著“華而不實、廉價劣質的服裝”，使人“眼花繚亂”，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娛樂與不安”，使他們的“公共生活變得神秘莫測而又令人費解”[1]14。這樣的場景看似荒誕不經，卻容易使游離于城市邊緣的人產生歸屬感。

　　正如故事中頻繁出入此地的猶太人菲利克斯(Felix)所體現的，“(他)執著于自己(偽造的)公爵頭銜以緩解自己在社會上的疏離感”，而“(這樣的戲劇表演)在某種程度上把他的情感與在現實中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國王和王后聯系在一起”，“感覺自己在那一瞬間成了那絢麗奪目、閃閃發光的場景中的一員”，“和其他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14。被主流社會排斥的偽貴族猶太人菲利克斯在這里獲得了歸屬感與一種虛幻的身份認同，因為在這樣的場景里，每個人都是歷史活動的參與者，都能象征性地和權力、財富等聯系起來，等級界限模糊，人與人的距離得以拉近，正如同處于巴赫金所言的狂歡的場景之中。巴赫金認為，“在狂歡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相互關系，通過具體感性的形式、半現實半游戲的形式表現出來……人的行為、姿態、語言，從在非狂歡式生活里完全左右著人們一切的種種等級地位中解放出來。”[9]

　　176人們似乎處于一種烏托邦式的狂歡之中。但也正如巴赫金所認為的，“狂歡式的所有形象都是合二為一的，它們身上結合了嬗變和危機的兩個極端”[9]176，權力的加冕本身就意味著脫冕，平等與財富的獲得本就蘊含著后來失去的意思。故而這種狂歡的場景終歸只是烏托邦，僅僅存在于喜劇院這樣的娛樂場所，人們只是暫時隨著戲劇的情節進入虛幻的世界，不受社會等級權威的約束。而沉溺于如此虛幻的場景只會讓處于狂歡中的人精神更加虛無孤獨。在主流社會受排斥的菲利克斯頻繁出入于此以尋找歸屬感與慰藉，可卻只是讓自己淪落到更邊緣的地位，成為喪失了真正猶太人品格的猶太人，這也正是居伊·德波所言的，“在景觀所造成的廣泛娛樂的迷惑之下，‘大多數’將偏離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創造性，淪為景觀控制的奴隸”[10]95。“城市空間的設造與城市環境的書寫，其根本目的是折射城市人的生活”[11]97，因此，對喜劇院這一狂歡化的空間的勾勒無疑是現代都市生活中人們無所依靠、頹廢空虛的精神狀態的揭示，也是對現代都市文明下等級與權威的諷刺。

　　與此同時，作品中頻頻出現的馬戲團也是一個怪誕晦暗、脫離常規的狂歡世界。異裝癖馬修·奧康納(MatthewO’Conner)醫生經常出入于此搜集反常故事與材料，猶太人菲利克斯流連此處以尋求慰藉，同性戀者羅賓(Robin)在這里尋求感官刺激。這里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仿佛是一個不尋常的異質空間。在這里，“男人不似野獸強壯，而女人卻強于野獸”[1]14，有“深愛著馴獸師的野獸”“謎一般神秘莫測、虛弱躁怒的馴獸師”“肌肉發達、骨架極大而又媚態十足的女性”[1]15，同時也有無法科學歸類、獨一無二的真假怪物，如：獸面孩、猿人、巨型動物等。馬戲團的黑人斗熊師尼卡(Nikka)更是匯集圣潔與墮落，美與丑，高雅與平庸，宗教與世俗等多重二元對立的矛盾體。

　　他從頭到腳布滿了象征墮落的紋身，“被玫瑰花蕾與魔鬼之作圍繞，成了一處風景”，“肚子上紋著一只天使”，“半裸的屁股上一邊紋著魔咒，一邊是詹森教義(theJansenisttheory)”[1]19，雙腿也都畫著各種植物，呈現出一派原生態景象。而被問及為何如此野蠻時，他回答的是“我愛美，要讓美遍布全身”[1]20。各種矛盾與悖論以一種含混不清的方式并置了起來，形成了一個矛盾而詭異的空間。在這一空間里，男與女、強與弱、文明與野性，常規與反常等的界限似乎混沌不堪，它們相互對立，又彼此轉化，那些日常生活里看似教條化了的、成型了的、絕對化了的東西似乎都被相對化了，從而營造了一個神秘而異常的世界，一種巴赫金所言的狂歡的“脫離了常軌的生活”①。也正因如此，此般狂歡的場景是對主流社會權威、等級制度及價值觀念的顛覆與挑戰，也是對主流權威的戲謔與諷刺。然而，這始終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狂歡，“終歸只是對主流社會的復制與強化”[3]153，因為“(《夜林》中的)馬戲團是一種以圖像出現的商品，并且為了成為主流文化而進行自身的言行規定，是邊緣的，怪誕的”[12]137。

　　奧康納醫生這樣的都市邊緣人流連于此，也不過是為了讓這樣狂歡、不尋常的城市異質空間隱沒他們自身的矛盾與怪誕，為他們提供庇護與慰藉。因此，馬戲團這種矛盾的、邊緣的越軌空間本身便是一個狂歡化的都市符碼，指涉了現代城市文明光鮮的外表下藏匿的污垢與黑暗，蘊含了不被城市主流文化認可的邊緣群體的苦痛與掙扎，也體現了巴恩斯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批判。總之，《夜林》中的喜劇院、馬戲團等景觀場所秩序不明、等級不分，矛盾怪誕，是邊緣化的異質空間，是對主流社會權威與真理的挑戰與顛覆。它們是狂歡化的都市符碼，在為作品故事提供場所的同時，也指涉了現代都市文明中的污泥暗垢，體現了不被主流文明認可的城市人空虛墮落的精神狀態，側面展現了當時的都市頹廢景象。

　　二、都市人：漫游的“他者”②

　　城市空間為城市人提供了活動空間，那么對在這一空間中活動的都市人的群像塑造也是城市書寫的重要方面。正如城市文學研究專家理查德·利罕(RichardLehan)所言，“城市經常以換喻的方式現身，比如體現為人群。我們可以通過人群看城市”[11]97，也就是說，文學中的城市可以通過城市人體現。《夜林》中塑造的都市人主要包括外來者，性別界限模糊的“第三性”，怪胎等城市邊緣人，他們是黑夜里游蕩于巴黎大街小巷的都市漫游者，③是缺乏個體身份認同的主體，是被城市主流文明排斥的“他者”。

　　三、結語

　　《夜林》中書寫的等級界限不明、怪誕混沌的馬戲團及喜劇院等城市異質空間并不是空洞的容器，而是狂歡的都市符碼，指涉了現代城市文明光鮮的外表下藏匿的污垢與黑暗。它們與精神荒蕪焦慮的都市漫游者融合，共同呈現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精神癱瘓的西方城市荒原景象，體現了巴恩斯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批判與憂思。當代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經濟、科技水平飛速發展，現代化與城市化加快，消費主義與大眾文化影響著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現代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像《夜林》中那樣的無根的都市人，以及相似的精神焦慮和身份危機。城市是由單個的個體構成，是每個獨立的都市人組成了城市文明的根基，促進了城市的進步與發展，他們精神與生存狀態值得更多的關注。這也應該是巴恩斯在該小說中傳遞的人文主義關懷。